1.百年奋斗，十年“初并天下”
公元前221年，秦灭齐后，占了七国原有的土地。后来又有所扩展。它把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珠江流域，基本上置于一个政权之下，形成了自商周以来最大规模的统一局面。战国时期，七国都对局部地区的统一有所贡献。秦又在七国局部统一的基础上大大地前进了。这不只是秦武力征服的结果，更重要的是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以及政治组织能力不断上升的结果。
秦原本是西方的小国，经过几代人前赴后继，与戎狄奋战，逐渐强大。
西周孝王，曾封予养马人非子一块土地，地名秦（今甘肃清水县），在戎狄间。宣王封非子曾孙秦仲做大夫后，他攻西戎而亡，子孙都戮力攻戎，国势进取渐盛。秦仲孙秦襄公因为救幽王有功，又护送平王东迁洛邑，因此平王封襄公做诸侯，逐而拥有了西周故地，成为西方强国。
秦当时仍旧承续戎狄法律及文化，虽成大国，却被东方华夏诸侯所轻视，使它不能参与盟会。
秦君之主，多有作为。秦文公设史官，定法律。德公建雍，秦穆公更为远见卓识，招揽了天下的贤士，起用谋臣百里奚，战胜晋国，扩地到黄河边上。接着又灭诸戎，开疆千里，成为春秋之霸主。秦孝公任用商鞅为相，两次变法。他奖军功，禁私斗；鼓励个体小家庭的生产，发展了封建经济；普遍推行郡县制；推行统一度量衡等一系列重措。变法，使秦国增强了军事实力，促进了社会的转型，加快了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向统一的封建国家演变的进程。
经过惠王、武王的艰苦经营，到了昭王时期，秦国的实力，已经大大超过了东方六国，成为战国七雄之最。这一切，为嬴政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秦王政，“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发动了吞并六国的决战。从秦王政十七年（公元前230年）灭韩，至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灭齐，前后只用了十年，已“初并天下”，统一了六国。秦的统一，是秦皇朝建立的前提，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重大转折点。
十年之快，可谓神速，但也曲折。秦伐楚时，秦始皇问李信需用多少兵力，回答不过20万；又问王翦，回答非60万不可。秦始皇错误地判断王翦人老胆怯，李信年青勇猛。于是便命李信、蒙恬率20万众伐楚。初始时，李信、蒙恬两路并进，节节胜利。但不久，却被楚军打败，秦军伤亡惨重，仅都尉就阵亡7人。
秦始皇后悔轻信李信，便亲自到频阳向王翦谢罪说：“寡人以不用将军计，李信果辱秦军。今闻荆兵日进而西，将军虽病，独忍弃寡人乎？”秦始皇几经谢罪，而王翦却毫不让步，无奈之余说：如果一定要用臣，“非六十万人不可”。秦始皇闻后，不但答应了王翦的要求，出发时还亲临灞上，为王翦送行。王翦带60万兵，“坚壁乘隙”，趁楚军撤离将楚军打败。此例，可见秦始皇立业用人之浩荡，十年不灭六国，实在难矣。
灭齐可谓不战而下，但还是有人想用齐的兵力，利用三晋及楚的流亡贵族，抵抗秦兵，并袭取三晋、楚的故地。秦灭六国，就是在最后的时刻，也并非一帆风顺。
自周平王东迁洛邑以后，社会逐渐陷入了长期分裂、混战的局面。“是后，或力政，强乘弱，兴师不请天子”，“政由五伯，诸侯恣行”。战国年间，更是“并大兼小，暴政经岁”，“力功争强，胜者为右”。秦王政，承秦孝、昭王以来，向外拓展，结束了过去“兵革不休”“流血满野”的混战，一改长期以来的“国异政教，各自独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的局面，这一切既适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向，也迎合了大众的心愿。秦之《泰山刻石》中，道：“廿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宾服。……训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志。”
《之罘刻石》中，也道：“六国回辟，贪戾无厌，虐杀不已。皇帝哀众，遂发讨师，奋扬武德。义诛信行，威燀旁达，莫不宾服。”
当时，即使还达不到“莫不宾服”，为数众多的百姓也当是归服的。正如西汉著名政论家贾谊在《新书·过秦》中所说：“秦灭周祀，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四海养。天下之士，斐然向风。”
又见《史记·平津侯主父传》，秦灭六国之后，西汉中期的严安也说：“元元黎民得免于战国，逢明天子，人人自以为更生。”
这些都异口同声地道出了秦“初并天下”以后的大好形势。
2.强化皇权，巩固统治
秦王嬴政面对这个空前的局面，要求有一个相应的尊贵的称号。他决定自己的称号是始皇帝，他的子孙继承帝位的称二世皇帝、三世皇帝。他认为，这样传下去，可以万世无穷。他还规定了皇帝的命令及皇帝自称的专门用语，不准别人使用。
秦皇朝建立以后，为了强化统治和维护封建国家多民族的统一局面，秦始皇进一步采取了一系列强化统治的重要措施。
在秦代以前，统治者最高的称号为“王”，商、周的君主均称为王。战国年间，王室衰落，七雄并立，于是包括秦国在内的一些诸侯国君也都自称为王，其实称“王”已达百余年之久。秦王政灭六国后，面对如此巨大的胜利，继续使用“王”号，已远远不能显示他的威严。他在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颁布了“议帝号”令。其中，秦王政先概述了他兼并六国的经过，紧接着便着重指出：“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
这是秦王政下的第一道重要诏令，这标志着他建立秦皇权的开始。从此，“皇帝”便为秦王政的称号，由“始皇”开端，随后被历代最高封建统治者所沿用。秦始皇如此做法，显然不单单是为了更改称号，更重要的是为他自己建立至高无上、主宰天下一切的权力——皇权。
为了建立和强化皇权，秦始皇在议帝号之后，紧接着还规定了皇帝专用的称谓，规定了玉玺的制度，废除谥号。秦始皇采纳王绾、李斯等的建议，规定皇帝的命为“制”，令为“诏”，自己称“朕”。过去人们均可称“朕”，“上下共称之，贵贱不嫌”。自从秦始皇有了这一规定，“朕”便成了皇帝的专用称词，除皇帝之外，决不许任何人再用。而玉玺，则是“天子独以印称玺，又独以玉，群臣莫敢用”。
自西周中叶以来，开始有谥法。当时，王及诸侯国的君臣等死了以后，后人便依据其生前行为与表现，给予相应的谥号。由于行迹有是非之分，所以谥号也有善恶褒贬之别。这种后议其先、下议其上的做法，与秦始皇加强专制集权的意愿是相抵触的。他明确宣布：“自今以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秦始皇希望除谥法之后，能够“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当然这是秦始皇的个人意愿。
秦始皇推行很多加强和神化皇权的措施，如严格避讳制度，制作皇帝专用的冠服乘舆，修宫室以象“天极”，等等。看来，秦始皇为了树立至高无上的皇权，真是煞费心机。
3.《秦律》与“三公”、诸卿
秦始皇建立了从朝廷到地方的一整套专制的政治体制。朝廷上设丞相，是皇帝的助手，处理全国政务；设太尉，管军事；设御史大夫，管监察。
地方上，把统治地区分为36个郡，后来增加到40多个郡。郡设郡守、郡尉、监御史。郡的下级行政区划是县，县设县令、县尉、县丞。郡县的这三种官吏的职责，是跟朝廷的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的职责相一致的。县以下的基层单位是乡，乡设三老，管教化；设啬夫，管司法和税收；设游徼，管治安。乡以下，还有以十户编成的什和以五户编成的伍。户是指男耕女织的个体家庭。这一套政治体制好像一座宝塔。朝廷坐在塔尖上，把统治权力一直贯彻到什伍。什伍是封建朝廷进行统治和剥削的基层，是劳动力的编制单位，是粮源和兵源的组织细胞。秦始皇很重视男耕女织的个体家庭生产对封建国家的重要性，因而他把“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作为自我颂扬的重要政绩。
秦始皇根据维护统治的实际需要，又将商鞅以来的律令加以补充、修订，形成了统一的、内容更为缜密的《秦律》，并颁于全国执行。
《秦律》保护封建土地所有制，严禁对封建国有土地和地主私有土地的侵犯。当时的田地是有地界的，并作为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的标志，得到国家的承认和保护。如果有人私自移动田界，都被认定是侵犯所有权，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判以“赎耐”，强制其出钱以抵耐罪（古代剃去头发的刑罚）。在秦简中有关于征收田租的《田律》和《仓律》的记录，也有关于征发徭役和兵役的《徭律》《傅律》《敦表律》和《戍律》的记载。
《秦律》的制定，主要是为了防止和镇压反秦势力，稳定封建统治的秩序。
秦始皇倚仗至高无上的权威，一揽朝政，“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无论如何，总不能事事躬亲，包揽一切。因此，在他议帝号、立皇权时，相应地建立了以他为首的封建朝廷，并由“三公”和诸卿组成。“三公”，即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诸卿，“三公”之下，有分掌朝廷和国家各项行政事务的“诸卿”（或称“九卿”，实际并非九位）。其中，秦丞相多设左右二员。秦朝建立之初，首任丞相为隗状、王绾两人。此后，则有右丞相冯去疾和左丞相李斯。丞相既为文官之长，又居三公之首。秦始皇独揽一切，丞相职掌范围内的一切政务也要听皇上的，决不能自理，也无决策权。太尉，最早见于《吕氏春秋》。当时秦作战都是以丞相、将军、庶长、大良造、五大夫或客卿等领兵，并无太尉。战毕这些人当即解除兵权，仍归原职。秦皇朝建立后，一些重要活动也只有丞相、御史大夫，不见太尉。这自然与秦传统的君主专制体制相关，特别是与秦始皇强化皇权，意欲直接掌管军事、控制兵权的实意是一致的。御史大夫，由秦始皇始置。御史本出自周代，当时只是低职下官。到秦初，为了抑制相权，加强监察，于是改置御史大夫，擢为尊官。御史大夫，一为承转皇帝诏令制书，并兼掌图籍文书及记事之任；二为监察百官，“举劾按章”，主治重大案件。御史大夫为丞相之副，辅佐丞相，协理国政，仅次于相位。但他实际上又取得了皇帝的信赖，常充当皇帝的耳目，与皇帝的关系极为密切。以“三公”、诸卿为主组成的封建朝廷，是秦始皇专制体制的核心，是绝对受制于皇帝并代行皇帝政务的最高权力机关，遍布全国各地，成为秦始皇一统天下的庞大强权的国家机器。
4.实行郡县制，稳定秦皇朝
秦始皇推行的郡县制，是春秋战国以来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政治体制。郡县制跟西周封国制不同，一般说来，第一，封国的君位和贵族职位都是世袭的，而郡县的首长可以随时由朝廷任免；第二，郡县必须直接接受朝廷的命令和监督，而封国对王朝却不一定。秦推行郡县制，是适应封建专制政体要求而采取的行动。这对封建社会的政治体制有长久的影响，但秦始皇究竟把郡县制推行到什么程度，记载不详。例如在西周初年建立的卫国，在秦始皇推行郡县制以后12年才被废，这就说明郡县制不会于短时期内在各地都施行。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召集公卿大臣们进行商议，以全国范围内建立什么样的地方行政机构、采取什么样的地方统治形式为议题。
当时，以丞相王绾等为代表的群臣认为：“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镇）之”，建议承袭西周以来的分封制度，“请立诸子”，以建封国。秦始皇下议于群臣，都以为秦始皇有20余子，理应效法周制，封邦建国，以藩皇室，大都赞同王绾的建议。然而，当时只有廷尉李斯不同意，一定坚持“废分封，置郡县”。在他的表述中，既回顾、总结了历史，又具对现实政状的思考；既安置“诸子功臣”，又协调了统治集团内部关系的筹谋与措施。早在商鞅变法时就曾普遍推行县制，后又增加了郡县，到秦始皇13岁继位时，已经每占领一个地区，就要设郡。事实上，当时秦已累计置郡十多个。因此，对于李斯所议，秦始皇大加肯定，道：“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当时李斯为廷尉官位）议是。”
秦始皇首建封建朝廷，实行郡县制，这就建构了从中央到地方，从“三公”、诸卿到乡里什伍的一整套的统治机构，这表明了秦皇朝的完全建立。
5.实践法家的思想
李斯，秦始皇的丞相，原是楚国上蔡（今属河南省）人，是一个属于法家的人物。他很受秦始皇的信任和重视，是在秦封建皇朝建立过程中起到决策作用的人物。
李斯，约生于公元前284年，秦始皇病逝后，于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七月被害而死，终年约73岁。李斯从政的一生，基本上实践着法家的思想，以卓越的才能和远见，辅助秦王完成了统一六国的大业。
《史记·李斯列传》中载，李斯年轻时，为郡里掌管文书的小吏，职位低下。他决不甘心，时刻想着升迁。一天，他看到厕所里的老鼠在吃脏东西，每当有人或狗走过时，就受惊而逃。后来，他走进粮仓，看到那里的老鼠吃的是粟米，住着大屋，没有人或狗的惊扰。李斯感叹道：“一个人有没有出息，就如同老鼠一样，是由自己所处的环境决定的。”于是，他就来到齐国的兰陵（今山东苍山兰陵镇），拜思想家荀子为师，学习君王如何治理天下的学问。当时，韩非、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李斯学成之后，便从政，为推行以法治国的政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公元前247年，战国末，李斯由楚西行入秦。那是秦庄襄王去世之时，他便请求当了秦相国文信侯吕不韦的舍人。由于吕不韦与李斯同来自社会下层，吕不韦就很容易地接纳了他，并赏识他，任命他为郎官。
公元前238年，秦王政亲理国事，免去了吕不韦的相职，而重用了李斯等人。李斯从此有了接触秦王的机会，他对秦王说：“平庸的人往往失去时机，而成功业的人就在于他能利用机会，能下狠心完成一番大事业。如今诸侯服从秦国就如同郡县服从朝廷一样。以秦国的强大，王的英明，能像扫除灶上的灰尘一样扫平诸侯，成就帝业，使天下统一，这是万世难逢的良机。”李斯又见秦王时，“献利用时机，灭诸侯以成帝业之策”。秦王听了李斯离间各国君臣的计策，便“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秦王不久就任命李斯为长史，采用了他的计谋，暗中派遣谋士带着金玉珍宝去各国游说，对各国显要人物进行物质收买；不被收买的，就用利剑将他们杀死。同时，秦王还派了良将随后攻打不从之国。秦王接连得手，又任命李斯为客卿。李斯那时献策的实际情况不详，但这些计策对加速六国灭亡，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公元前237年，韩国人郑国以修渠为名，来秦从事间谍活动。当郑国的计谋被发现后，秦宗室大臣乘机攻击客卿，并说：“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当然外来的李斯也在驱逐之列。此时，李斯上书申述逐客的不当，此为著名的《谏逐客书》。他认为客卿对秦国强盛的贡献重大，并回顾了秦穆公招揽贤才，从西戎找到由余；从东边楚国的宛地得到了百里奚；从宋国迎来了蹇叔；从晋国招来了丕豹、公孙支。这五人并非生于秦，而被秦穆公重用，成功地吞并了20多个国家，并在西戎称霸。再秦孝公采用商鞅变法，因此国富民强，百姓愿意为秦效力，其他国家也就归顺，击败了楚国、魏国的军队，攻取了千里土地，至今安定强盛。又秦惠王用张仪的计策，收复了三川地区，向西又吞并了巴、蜀，向北占领了上郡，向南攻占了汉中，囊括九夷，控制鄢、郢，在东面占据了险要的成皋，割取了肥沃的土地，并进一步瓦解了六国的合纵联盟，使他们面向西方，奉事秦国，功业一直延续至今。又秦昭王得范雎，废黜穰侯，驱逐华阳君，使公室强大，杜绝了私门权贵的势力，如蚕食桑叶一般，吞并了诸侯的土地，为秦国奠定了统一天下的基础。上例四位君王，都是依靠了来自他国的客卿的力量。难道这些客卿辜负了秦国吗？李斯又对各国的物产和文化逐一追述，强调了对于秦国经济文化发展的诸多贡献，从而得出结论：“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雠，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秦王听取了李斯的上书，取消了逐客令，并恢复了李斯的官职，不久他官升廷尉。秦王又听从了李斯的计谋，对六国采取各个击破策略，从而秦20余年后并天下。
李斯，废分封，置郡县，是秦代政治体制上重大的变革者。
公元前213年，在一次宫廷宴会上，有人称道封国制的优点。丞相李斯认为，这些读过古书的人对皇帝的决定持不同意见，有损人主的威信。他建议：史官所藏不属于秦国所记的历史材料，都要烧掉；《诗》《书》、百家语都要交地方官烧掉；有敢谈论《诗》《书》的，处死；以过去的事例非议当前政治的，杀全族；焚书令到达30天以后，不依令烧书的，处四年徒刑。秦始皇同意了李斯这种实行思想文化专制的建议。但这并不能根绝人们的议论。焚书的第二年，秦始皇发现有人议论他。他认为这是诽谤，派人严加追问，把有牵连的儒生活埋了460多人。
秦始皇“焚书”，是经历了关于郡县制度的两度争论后采取的严厉措施。在这两次的争斗中，李斯立场鲜明，舌战群儒，并提出了拟定的禁令，得到秦始皇的批准而实施。
李斯的禁令：
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四年徒刑）；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从私藏《诗》《书》、百家语，到偶语《诗》《书》，再到以古非今，分别处以“黥为城旦”，以至弃市和族的重刑，可见这一系列禁令的严厉，也可见当时争斗的激烈。孔门的信徒们最不满的，是烧《诗》《书》。李斯所定禁令中的“学法令，以吏为师”是同过去的“学诗书，以儒为师”相对立的，同时也与后来的转化相顺应。《诗》（《诗》中的部分民歌除外）以及同《诗》《书》有同样重要地位的《礼》《乐》，原来是奴隶主贵族的经典，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他们的法典。这些东西也是作为官学，而由官府掌握的。经过东周以后的动乱，这些东西才散失出来，成为儒家称颂“先王”“周礼”的依据，成为诸子百家论议的资料，也越来越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东西了。秦始皇批准了李斯拟定的禁令，以法令代替诗书，以吏代替儒生，是以法令维护巩固秦的统治，以“新圣”代替“先王”。
“坑儒”也同“焚书”一样，受到一些人的强烈抨击。“焚书坑儒”是春秋以来儒法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新旧社会制度、势力以及政治思想阵地的争斗。当然，以暴力解决的办法，过于简单，而又不可取。这些主张除了破坏、阻碍了当时文化的发展，并没有其他什么好处，也未达到预期的效果。
唐代诗人章碣的《焚书坑》写道：“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书焚了，秦的事业衰落了，秦始皇也死了，不久刘邦项羽这些原来不读书的人，却起兵把秦打垮了。然而“秦焚书，带来了自己的衰落与灭亡”，这种说法是生拉硬扯，是错误的。焚《诗》《书》，跟秦末农民起义，是不相干的两件事。农民起义并非突然发生，这是农民与秦始皇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矛盾的上升与激化的结果，这是秦二世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自商鞅变法到秦灭六国，已是一个半世纪了。伴随变法后封建关系的发展，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间的矛盾必然存在，但暂时还不是主要矛盾。灭六国以后，这种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但秦始皇及李斯是决然看不到这一点的。他们在灭六国之后，幻想销毁各地的兵器就可能预防反秦的活动。他们根本看不见人民群众在他们取得胜利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也看不到人民群众对他们的帝业可能起到的摧毁作用。秦始皇晚年使用的过度的劳役，大量地践踏了人民的生产力和生命。这就激起了人民的反抗。秦始皇刚死不久，反抗奴役的农民起义的大风暴就起来了，秦皇朝像座纸糊的庞大房子，一下子就被反抗之火燃烧而倒塌。
李斯在秦统一六国的过程中，在秦皇朝大统一之后，为秦始皇出谋划策，在巩固统一、政权建设上，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比如建立帝号，设置官制、实行郡县，制定秦律，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等。对李斯的这些作为，应予以充分肯定。即使李斯在他生平的后期，将法家的思想推向了极端化，但归根到底还是一个法家思想的完全执行者。
李斯对于汉字书法的发展起了先驱作用。鲁迅推崇李斯在文字改革方面的贡献，他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于文字，则有殊勋。六国之时，文字异形。斯乃立意，罢其不与秦文同者，画一书体，作《仓颉篇》七章，与故颇不同，后称秦篆。”
秦统一后，由于过去各诸侯国长期分裂割据，语言、文字有很大差异，这对于国家的统一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极不相称。李斯便对秦始皇提出了统一文字的建议，并亲自主持这一工作。当时，他亲自用小篆书写了一部《仓颉篇》，作为范本，曾推行全国。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伟大功绩。
李斯写的《谏逐客书》，不仅是具有重要价值的历史文献，而且也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优秀文章。鲁迅先生曾说：“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
元代陈仁锡在《陈评史记》卷八七中道：“先秦文章当以李斯为第一，太史公作传，载其书五篇，绝工之文也。”
李斯可称秦之文学家也。
李斯同时也是秦著名的书法家，是中国书法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个创新者。他主持整理出了小篆。《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琅琊刻石》《会稽刻石》即为李斯所书。历代都有极高的评价。小篆的出现是汉字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令人遗憾的是，“斯手书已汛大多散失”。现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还收藏有李斯亲书的《琅琊刻石》，山东泰山岱庙现存有李斯篆书的秦二世诏书刻石的残片，这些刻石虽已严重残损，但它们是我国已发现的最早文字刻石，实为稀世珍宝。
李斯传世书迹有《泰山刻石》《琅琊刻石》等。《泰山刻石》，又称《封泰山碑》，秦小篆碑刻，传李斯书，为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所刻。内容是颂扬秦始皇的功德。此刻石为四面环刻，三面为始皇诏，一面为二世诏，刻于公元前209年。南向二世诏文7行，满行12字。传宋拓本为223字，后不知何时被毁坏。元拓本存50余字，明末残存29字。清乾隆五年（1740年），毁于祠火。嘉庆二十年（1815年）复为蒋因培访得残石2块，仅存10字，1901年罗正均作亭护之，时已仅存9字。残石今存山东泰安岱庙东庑。现传世的拓本以明安国藏北宋拓本为最，存165字，现在日本，其余大多是29字本。《泰山刻石》为典型秦小篆，在书法史上，上接《石鼓文》之遗绪，下开汉篆之先河，是中国古文字的最后阶段。观其书法，用笔似锥画沙，劲如屈铁，体态狭长，结构上紧下松，平稳端严，疏密匀停，雍容渊雅，有庙堂之概。唐张怀瓘则称颂李斯的小篆是：“画如铁石，字若飞动”，“骨气丰匀，方圆妙绝”，并非过誉。李斯《泰山刻石》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它是秦篆保留至今的唯一真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称帝后曾五次出巡，先后留下泰山、峄山、琅琊、之罘、碣石、会稽六处七篇刻石，皆为李斯所书。《泰山刻石》堪称李斯小篆唯一的传世真迹了。李斯《泰山刻石》还是中国碑刻制度演变的重要见证。
李斯下场悲惨，并非同于“少正卯以有进步的言论而被杀；吴起因变法而被射死；商鞅也因变法被车裂而死”。秦始皇死后，李斯因为个人得失，上了赵高的圈套，制造宫廷政变，促使秦皇朝走向衰亡，而他本人为赵高所害，历史的教训更为沉痛。不过，后来赵高也并没有什么好下场。子婴即位之后，担心赵高再作乱，就杀了赵高，同样也诛其三族。
李斯对秦的功绩是很大的。司马迁为李斯立传，说秦王撤回逐客令后，“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二十余年竟并天下”。又说他“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书，治离宫别馆”，以及“巡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
为了有利于统治，秦始皇命令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前者便于官方的行文，后者便于官方征收粮帛、物资及土木工程等的计算，而它们也为文化、生产和交易的发展提供了方便条件。
秦始皇采取各种措施以镇压反抗和防止可能发生反抗的力量。他把各地的兵器收集起来，加以销毁。他消除了可资军用的险阻，甚至连一些城郭也破坏了。他迁徙各地豪富12万户于咸阳，因而削弱了地方上的旧有势力，也加强了朝廷对他们的控制。他还多次出巡，以到齐楚两国旧土的次数为多。他的出巡，带有很大的示威的性质。
战国时期，在秦、赵、燕等国的北方有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名叫匈奴。三国跟匈奴不断有军事上的冲突，因而各修了一条长城。秦始皇把这几处的长城连接起来，使之成为西起临洮、东止辽东的更大规模的长城。长城修好后，也并不能阻挡匈奴的南下，但长城本身作为伟大的建筑工程遗留后世，成为古时候劳动人民富于智慧和独创性的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