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秦的耕战政策，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
评论秦始皇，须从商鞅变法说起。秦始皇的事业是商鞅变法的继续和发展。
商鞅变法，开始于公元前359年，在公元前350年又有一些补充。他比吴起在楚国的变法晚了二十几年；比起李悝在魏国的变法，晚了七八十年。但商鞅所变的法，在秦能长期坚持下去，并且做得比较彻底，这跟楚魏的情况是不同的。
商鞅变法，最重要的是抓住了政治上最根本的东西，这就是作为他变法核心的耕战政策。他在推动新的经济基础上下功夫。他的耕战政策促进封建经济前进，取得挫败敌人的不断增长的力量。
《商君书·徕民篇》说：“意民之情，其所欲者，田宅也，晋之无有也信，秦之有余也必。若此而民不西者，秦士戚而民苦也。今利其田宅而复之三世，此必与其所欲，而不使行其所恶也。然则山东之民无不西者矣。”
同篇又说：“夫秦之所患者，兴兵而伐，则国家贫；安居而农，则敌得休息。此王所不能两成也。故三世战胜，而天下不服。今以故秦（原来的秦民）事敌，而使新民作本，兵虽百宿于外，竟内不失须臾之时，此富强两成之效也。臣之所谓兵者，非谓悉兴尽起也。论竟内所能给军卒车骑，令故秦兵（叫原来的秦民当兵），新民给刍食。天下有不服之国，则王以此春围其农，夏食其食，秋取其刈，冬陈其宝……十年之内，诸侯将无异民，而王何为爱爵而重复乎？……今以草茅之地徕三晋之民，而使之事本，此其损敌也，与战胜同实，而秦得之以为粟。”
吸引三晋的人到秦来，给他们田宅，免去他们三代人的徭役，使得专力耕田，同时就可把大量的亲人投入战斗，不受农时的限制而继续进行战争。这是商鞅耕战政策的基本内容。杜佑说这个政策的效果是“数年之间，国富民强，天下无敌”（《通典》卷一）。这个政策之所以有效以及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就因为它在当时能促进新的封建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使封建经济进一步代替奴隶制经济。
商鞅的变法令中说：
①“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这就是以法令迫使成丁的男子各立门户，从而促进封建的一夫一妻组成的一家一户的个体经济的发展。
②“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这就是通过对军功的奖赏，去扶植新兴地主阶级，以新兴地主的政治地位代替过去奴隶主的政治地位，从而促使旧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进一步变化。
③“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这是奖励以男耕女织为内容的个体经济，打击离开农业生产的商人和游民，从而加强了自然经济的统治，把直接生产者束缚在土地上，以保证地主获得劳动力。
④“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这是按有无军功及军功的大小来规定新兴地主和旧贵族之间的升降及地主阶级的内部等级。对于新兴地主阶级是一种扶植，对旧日的贵族阶级是一种打击。即使旧贵族仍有可以保持政治地位的，但他们的身份已经不是简单的贵族了。
商鞅通过这些重大措施，在秦发展了男耕女织的个体经济，发展了以军功获得社会地位的新兴地主阶级。这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形势并且有助于这种形势进一步发展。
公元前350年，商鞅下达了第二次变法令。其中有一条说：“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这改变秦地过去一家之中两性关系的混乱现象，而促进一夫一妻制个体家庭的发展，使其有利于男耕女织的个体经济的发展。还有一条说：“为田开阡陌封疆”，这是对旧贵族土地所有制的打击，在发展耕地的情况下使旧日贵族占有的土地疆界受到破坏。
《史记》称，在第一次变法令实行后，“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这话说得未免夸大，但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商鞅变法对发展农业的个体经济，扶植地主阶级，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是卓有成效的。
《吕氏春秋·上农》说：“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其处而无二虑。”“民舍本而事末，则其产约。其产约，则轻迁徙。轻迁徒则国家有患，皆有远志，无有居心。”“苟非同姓，农不出御，女不外嫁，以安农也。”又《爱类》：“士有当年而不耕者，则天下或受其饥矣。女有当年而不织者，则天下或受其寒矣。”吕不韦和秦始皇之间，是有斗争的，但这里的记录却反映了对男耕女织的个体经济、自然经济的统治和直接生产者被束缚于土地，这些都是在社会生产上作为支配的形式出现的。《吕氏春秋》约成书于公元前239年，秦始皇已经在位8年，距商鞅变法约120年了。
秦始皇亲自掌握政权，是在公元前238年。他在已经发展起来的封建经济的基础上继续推行耕战政策。公元前221年灭六国以后，战争结束了，他继续按照耕战政策的精神，推进有利于封建经济的措施。有关的整套法令没有见到，但秦始皇在各地的刻石上表现了当时的施政的方向。
公元前219年，《泰山刻石》记秦始皇的教诲：“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这说的是发展新的阶级关系和封建等级制，并规定了男女有别的措施以巩固个体家庭。
同年，《琅琊刻石》说：“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这是始皇以发展农业作为自己的功劳。“本事”就是农事。“上农除末”，就是重农抑商，是维护自然经济的统治，将直接生产者束缚于土地的办法。
公元前215年，《碣石刻石》：“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公元前210年，《会稽刻石》：“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这里提出来当时鼓励的经济是男耕女织的个体经济，秦始皇自颂这是有利于生产和人民生活的经济措施。这里提出的“男女絜诚”和女贞男义，也是为了巩固作为个体经济单位的家庭组织。对妇女贞节特别强调，要求有儿子的妇女在丈夫死了以后，仍能为地主国家保持这一生产单位。当时为了经济原因对妇女进行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压迫，在此后的长期封建社会中越来越成为妇女的枷锁。但比起奴隶制下处于奴隶地位的妇女和“父子兄弟同室内息”状态下的妇女，地位是有所改善的。
《史记》记秦始皇赐甘罗以田宅，王翦请美田宅园池甚众，“为子孙业”，李斯狱中上书称“官斗士，尊功臣，盛其爵禄”，这都是秦始皇扶植新兴地主的事例，在时间上包括了灭六国以前和以后。而开凿的郑国渠，能灌溉咸卤之地4万多亩，亩收6斛4斗，“关中由是益富饶”，这也是秦始皇在发展农业上的重大措施。
秦以落后地区的身份奋起西方，经过长时期的努力，终于在10年之间（公元前230—前221年）先后灭了六国，其原因不是一方面的，但适应历史的发展，使上层建筑能够不断推动经济基础前进，符合历史要求，是最后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汉书·沟洫志》说秦修郑国渠，“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这把秦灭六国简单地同郑国渠联系起来，未免太肤浅了，但这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秦灭六国同它发展封建经济的关系。
变法是自上而下的变革。但当时如无一定的经济基础，变法是不能成功的。应该说，商鞅和秦始皇起了促进历史发展的作用。他们的历史功绩是应该肯定的。但真正创造历史的仍然是人民群众。没有奴隶们的暴力斗争，没有奴隶的大量逃亡以致造成奴隶制下劳动力缺乏，生产力不会得到相应的转变，封建的生产关系即不会形成，封建经济是不能实现、不可能前进的。
历来的孔门的信徒们，其中包含一些政治家和历史家，一向反对秦的变法，他们把封建社会的“富者田连阡陌而贫者无立锥之地”，归咎于秦的耕战政策“灭先王之道”，责备秦以地主所有制代替奴隶主所有制。我们说，秦的耕战政策不能使地主所有制代替奴隶主土地所有制，但能促进这种代替。这种促进在历史上是起进步作用的。他们“灭先王之道”，是灭得好的。当然，封建制度出现了，同时就出现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对立。这个问题，在整个封建时代，包括秦始皇时期在内，是不能解决的。
2.秦始皇灭六国，立郡县，实现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
秦始皇灭六国，让分割局面结束了，实现了中国很大地区的统一，是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煊赫事业。
秦始皇的统一事业，有它长期的历史背景，是我国历史长期发展的产物。相传，禹时，涂山之会，执玉帛者万国。汤时，有国三千。武王时，有1800国。这些数字不可尽信，但可反映当时的国，即部落，数目众多。春秋时，见于记载的，有140余国。其中有较多记载的，《史记》概括为12诸侯。战国时，主要只有7个大国。当时，国之由多到少，由分散到相对集中，表明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从而有政治军事力量的增长。七国扩大活动地域，除了灭掉一些国外，还发展了一些落后地区。今云南、贵州和四川西南一带，总称为西南夷，在战国时已分别属于秦楚统治的地区。分布在今东南地区的，也有不少地域为楚所控制。燕赵也向北方和东北方有所发展。秦国在西方有所发展。秦的统一，基本上是在战国时期这种发展规模上的统一，而在一些边远地方，又有一些发展。中国的统一，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秦始皇还不能使整个中国统一起来，但他做到的统一的规模是空前的。
历史的发展必然反映到思想上来。春秋战国时期已出现了要求全国统一的思想。儒家把西周理想化，把周王和诸侯之间的关系，说成是等级严明的，其思想的本质在于恢复所谓“周礼”，但也反映了当时要求统一的思想。《禹贡》和《周礼》这两部书，大概是战国人的作品，也反映了这种要求统一的思想。《春秋》大一统之义，是后来公羊家吹起来的，这是为了适应汉的政治形势。但《春秋》尊王的思想，是显著的。战国时合纵、连横的斗争，实际上也是统一和反统一的斗争。
自春秋到战国，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各国之间已形成不能并立的局面。不只秦与六国间的战争不能停止，六国之间也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矛盾。连横之所以能够占上风，而合纵搞不起来，就因为山东六国有解不开的死结。以统一的战争来结束割据的战争，这就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秦始皇利用秦国多年积累的力量，发挥了他个人的作用，实现了空前的统一事业。
秦能灭六国，其重要原因，首先是政治上比六国搞得好些，搞得比较有办法。上文所说的耕战政策，是最重要的。此外，吏治也是有办法的。荀子在秦始皇即王位前的一二十年，曾到过秦国。他称道秦的官府“百吏肃然”，秦的朝廷“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荀子说“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秦类之矣。”（《强国篇》）这是其他六国难以做到的。
秦灭六国后，办了几件大事。一件是“器械一量，同书文字”。
这是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都是便于统治阶级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统治的工具。统一度量衡，便于官方税收等执行。统一文字，便于官方行文。这在民间是做不到，也不必要的。许慎《说文解字·后叙》：“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率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时……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趋约易。”所谓“同书文字”，当指小篆，而隶书后来的流行，不一定在“同书文字”范围之内。
还有一件是修驰道。《汉书·贾山传》说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这是对付六国残余势力，预防地方势力再起的军事措施。《史记·蒙恬传》，“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烟谷，千八百里。”这是北防匈奴的军事措施。像这样的全国性通道，有利于军事交通，也方便皇帝的巡游。普通老百姓是否也可以利用这种路，还没有见到记载。
第三件是移民。公元前221年，徙天下豪富12万户于咸阳，从而削弱地方势力，加强中央对他们的控制。公元前219年，徙民3万户于琅琊台下，“复十二岁”。公元前213年，迁3万家于丽邑，五万家于云阳，“皆复不事，十岁”。公元前212年，迁于河北榆中3万家。这都是移民实边。
第四件是修长城。把战国时期秦、赵、燕原来在北方修筑的长城连接起来，建成一防止匈奴南下的军事防御工程。
第五件是“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堕坏城郭”，有军事上的意义，同时也可以说明以都市为据点的商业在经济地位上下降了。“决通川防，夷去险阻”，是有利于人民生产、生活和交通的。
以上这几件事，都是有利于加强统一的措施。但最重要的措施还是废除分封制度，建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
耕战政策，是用封建制经济代替奴隶制经济，其特征是新兴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统治。郡县制度，在政治上以地主阶级专政代替奴隶主贵族阶级专政，以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代替王侯世卿的世袭分封。秦的封建经济是以个体经济为出发点，秦的封建政治也是以统治个体农民为出发点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正是以政治的强制手段，把处于分散状态的农民编制起来，作为粮源兵源的保证，从而为封建国家服务，也就是为地主阶级专政服务。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之后，“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分司行政、军事和监察，犹如朝廷之设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郡之下有县，县有令（万户以上），长（万户以下），有丞、尉。丞是县令长的副手。县下有乡，乡设三老“掌教化”；设游徼，“禁盗贼”；设啬夫，掌诉讼，收赋税。小乡只有啬夫，“主知民善恶，为役先后；知民贫富，为赋多少。”乡之下，按商鞅的法令，还要“令民为什伍，而相司连坐。”郡县制这一整套系统，从朝廷直到一宗一户，专制到一家一户的“为役先后”“为赋多少”。这种制度是以农村为出发点的统治，和奴隶主贵族的分封制之以血缘关系为出发点的统治，有很大的不同。前者是全国统筹的，强化了全国政治上的统一；后者是政权分割的，不只是诸侯王之间的分割，而且是王国、侯国内部的分割。前者的守、令等官是可以随时撤换的，后者的掌权者是世袭的。前者，中央政府下的地方权力只有服从中央；后者，贵族的割据势力经常互相争夺。在促成全国统一、利于人民生产上，郡县制显然是比分封制进步的政治制度。当然，郡县制普遍建立以后，也并不能使“兵不复起”。但这并不是郡县制本身造成的后果，而是阶级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必然引起的后果。
郡县制度不始于秦始皇。顾炎武举出春秋时有县的记载11条，战国时有郡的记载7条，战国时有郡守、县令的记载11条（《日知录》卷22）。而实际上，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灭六国以前，已置有南郡、河东郡、太原郡、上党郡、三川郡、东郡、颍川郡、会稽郡等。秦之36郡中，沿袭燕、赵、魏已置之郡，又有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云中、雁门、代郡、西河、上郡等。可见郡县的设置至少已有400多年发展的历史。而秦始皇在灭六国后，把郡县制度作为一个统一的政治制度，是一个创始人。春秋时虽有县的产生，但又有“兴灭国继绝世”的存在。郡的设立，也多开始在边远地区。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春秋战国时期尚不能在经济上、政治上具备充分吸收灭国及克服国内旧势力的力量。秦始皇普遍设置郡县，表明当时秦国力的强大。
自汉以后，孔门的信徒们，特别反对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荡灭前圣之苗裔，靡有孑遗”。这以班固的《汉书·地理志》为代表。又一是把分封于弟、功臣和朝廷的关系，说成是枝干的相辅，把分封制的废除说成是王朝寿命不能长久的原因。这实际是想复活地方割据的政治体制。
3.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新圣”代替“先王”
在意识形态上，秦始皇进行了“焚书坑儒”的措施。“焚书坑儒”，在思想根源上是来自法家的社会变革的思想，这也可从商鞅谈起，而“焚书”，在商鞅时是已经做过了的。
商鞅变法时提出的口号是：“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当时保守派甘龙反对他说：“圣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
商鞅说：“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
保守派杜挚又出来反对：“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
商鞅说：“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
这场辩论是法古同变革的斗争，是循礼同变法的斗争，是维护奴隶制还是促进封建制的斗争，这是当时秦在思想上、政治上两条路线的斗争。只有变革才有历史的前途，这是商鞅的指导思想。这跟儒家把所谓“先王之道”说成万古不易的绝对真理，是尖锐对立的。《韩非子·和氏》：“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燔诗书，而明法令。塞私门之请而遂公家之劳。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商鞅已经开始以“焚书”来打击当时有反动影响的思想议论，并且是跟“塞私门”“显耕战之士”并提的，是跟“明法令”作为对立的矛盾提出来的。这已是秦始皇“焚书”以前一百三四十年的事了。
韩非子发展了商鞅的变革思想。《五蠹》把历史的变化分成上古、中古、近古和当今，各有各的时代特点。他说：“今有美尧、舜、禹、汤、武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他抬出“新圣”来，把儒家所称道的尧、舜、禹、汤、武这许多“古圣先王”，都一概否定了。从历史的基本观点上说，这是唯心论的英雄史观。但把历史看成是有阶段性发展的，在当时是进步的。他提出“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这就是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点，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事业。时代需要的事业不同了，就必须有变革的准备。
《韩非子·五蠹》又说：“今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不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者寡则国贫。此世之所以乱也。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这里已经明白地提出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这是以“新圣”代替“先王”的具体化。这里没有说“坑儒”，却也已明白说出当时文学言谈无益于用，“必轨于法”了。
韩非著书在灭六国之前。秦始皇见到了《孤愤》《五蠹》之书，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可见韩非的议论深深打动了秦始皇。后来秦始皇焚书坑儒，可以说是与韩非的论述有联系的。
秦始皇“焚书”，是经历了关于郡县制度的两度争论后所采取的严厉措施。
公元前221年，丞相王绾主张在燕、齐、楚地置王，理由是：“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群臣都同意这个说法，只有李斯反对。李斯的理由是：周封子弟同姓很多，但后来互相攻击，像仇人一样。诸侯之间互相征伐，周天子并不能禁止。现在全国统一，都成为郡县了。诸子功臣，用赋税重重地赏赐他们，也就够了。这是使国家安宁的办法。重新设置诸侯是很不方便的。秦始皇同意了他的意见。此后，就做出废除分封制的决定。这是斗争的第一个回合。
公元前213年，郡县制已经实行了8年，博士齐人淳于越又把恢复分封制提出来，说：“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淳于越公然把复古的旗帜打出来了。李斯坚决地回击他，并指出当时复古思想的不可容忍。李斯说：“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于是李斯紧接着就提出了他所拟定的禁令，得到秦始皇的批准而施行。
秦始皇批准了李斯拟定的禁令，以法令代替诗书，以吏代替儒生，是以法令维护并巩固以“新圣”代替“先王”的思想阵线，是社会制度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在上层建筑方面的具体体现。秦始皇批准这一禁令，是企图以政治的强制力量促进其转化。
焚书的第二年，因卢生等对秦始皇的诽谤以及一些儒生方士宣扬一些复旧的议论，秦始皇使御史案问他们。“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秦始皇的这件事，也同“焚书”一样，受到一些人的抨击。但这种用暴力对待反对派的办法，也并不是从秦始皇开始的。公元前496年，少正卯以有进步的言论而为孔子所杀。公元前381年，吴起因变法受到楚贵族的仇恨，为贵族们射死。公元前338年，商鞅也因变法受到秦贵族的仇恨，被车裂而死，还被杀了全家。“焚书坑儒”是春秋以来儒法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新旧社会制度、新旧阶级专政的斗争，是哪一个阶级占领政治思想阵地的斗争。当然，以暴力解决思想问题的办法，想得太简单了，是不会有多大效果的。
我们评价秦始皇，肯定他的历史作用，是给他“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