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关于史学史的论述，出现得相当早。孟子说：“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章炳麟解释说：“王迹者，《小疋》《大疋》。疋记中朝大事，谓之王迹。周逮厉王之末，《小雅》尽废，四夷交侵，而中国微。《六月》篇义箸之，是为王者迹息。有变无正，日诗亡。是时，《春秋》始作，则当宣王之年。故太史年表始共和，先共和即无历谱可次。”章炳麟的解释，不一定完全符合历史的事实，但他所说诗和《春秋》的消长关系，是大致可信的。孟子的这两句话，可以说是跟史学史沾了一点边儿的。至于具体的关于史学史的论述，恐怕还是从司马迁开始。
1.司马迁的论述
司马迁的《史记》有多处谈到有关史学史的问题。《五帝本纪》说：
“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
这是说远古传说，《尚书》所记和百家所言不同。《五帝德》和《帝系姓》，在儒家内部传播的情况也不一样。民间对于这些帝王的传说，更是说得活现。司马迁注意到这些传说在地域上的分布和在不同时代的演变。传说不同于历史，但反映了古人对历史的看法。司马迁的话，又反映了他对这些看法的态度。
司马迁在《十二诸侯年表·序》说：
“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汉相张苍历谱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
司马迁这段话，把《春秋》的指导思想，它的传播，它对于后来的史学著作和其他学术著作的影响，都说到了，并一直说到张苍和董仲舒的著作。司马迁以这样的话，开始了关于史学史的论述，应该说是相当精彩的。紧接着，司马迁评论说：
“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辞，不务综其终始。历人取其年月，数家隆于神运，谱牒独记世谥，其辞略，欲一观诸要，难。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讫孔子，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著于篇，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焉。”
司马迁在这里评论了一些历史撰述在内容上的缺点，并提出了改变这些缺点的办法，这是他肯定了史学发展的继续性和向前发展的必要性及可能性。
《太史公自序》：
“维我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统业。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
这是司马迁对《史记》的自我评价。他自认为这是继《春秋》以后，在新的时代下，依靠史料集中的新情况，承担着新的时代任务，写下的一部可以传世的著作。他的这种评价，是把《史记》摆在史学进程中来看的，这是跟上文所引他对《春秋》以来各种史书的评价密切联系的。
司马迁关于史学史的论述，总起来说，是从历史观点、历史资料和政治形势的影响来说的，并且还说出了这几个方面在不同时代的变化。他这些论点，因为还处在起步阶段，不能很好地展开。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他对自己提出了“成一家之言”的要求，实际上也是对一个史学家提出了自觉精神的要求。这应该看作是关于史学史论述之有开拓性的重要贡献。
2.班彪的论述
大约在东汉初年，班彪为司马迁书作后传数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说：
“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暨于诸侯，国自有史。故孟子曰：‘楚之《祷杌》，晋之《乘》，鲁之《春秋》。其事一也。’定哀之间，鲁君子左丘明论集其文，作《左氏传》三十篇，又撰异同，号曰《国语》，二十一篇。由是《乘》《祷杌》之事遂暗，而《左氏》《国语》独章。又有记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号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并诸侯，则有《战国策》三十三篇。汉兴，定天下，太中大夫陆贾记录时功，作《楚汉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马迁采《左氏》《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国时事，上自黄帝，下讫获麟，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至于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论议浅而不笃。……然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诚令迁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意亦庶几矣。夫百家之书犹可法也。若《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书》，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由观前，圣人之耳目也。司马迁序帝王则曰《本纪》，公侯传国则曰《世家》，卿士特起则曰《列传》，又进项羽、陈涉，而黜淮南、衡山，细意委曲，条例不经。若迁之著作，采获古今，贯穿经传，至广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烦，故其书刊落不尽，尚有盈辞，多不齐一。若序司马相如，举郡县，著其字，至萧、曹、陈平之属，及董仲舒并时之人，不记其字，或县而不郡者，盖不暇也。今此后篇，慎核其事，整齐其文，不为世家，唯纪、传而已。传曰：‘杀史见极，平易正直’，《春秋》之义也。”
这所说唐虞以来，以至司马迁书，依其年代，先后相次，颇有系统。在说到《史记》的时候，说到它记载的内容、历史的观点、创始的体例、叙事的才华，以及治史的态度，同时也评论了《史记》在一些方面的缺点。后来，班固在所著《汉书·司马迁传》中，大段地袭用了上述班彪的论述，并另外加两句相当有见识的话，这就是说：“唐虞以前，虽有遗文，其语不经。故言黄帝、颛顼之事，未可明也。”
班彪父子以前，当西汉晚叶，刘向、刘歆校理皇家藏书，著有《别录》《七略》，班固据此作《汉书·艺文志》。《艺文志》列史书于六艺的《春秋》类中，并没有说到《春秋》写作前后的史书情况。刘氏原书久已亡失，现存佚文中有《战国策》叙录，说明《战国策》各种写本、写作的历史背景和书内的主要内容。叙录并没有涉及史学史的内容，但它为后世的史书提要，提供了一个古老的范本。
3.《文心雕龙》的《史传》篇
南北朝时，文学评论家刘勰在他的名著《文心雕龙》中有《史传》一篇，从传说中的仓颉沮诵一直说到司马彪、华峤的书。最后，文章说：
“文非泛论，按实而书。岁远则同异难密，事积则起讫易疏，斯固总会之为难也。”
“或有同归一事，而数人分功。两记则失于复重，偏举则病于不周，此又诠配之未易也。”
“若夫追述远代，代远多伪。公羊高云：‘传闻异辞。’荀况称：‘录远略近。’盖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然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即异，穿凿傍说，旧史所无，我书则传。此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
“至于记编同时，时同多诡，虽定，哀微辞，而世情利害。勋荣之家，虽庸夫而尽饰；迍败之士，虽令德而常嗤，（理欲）吹霜煦露，寒暑笔端，此又同时之枉，可为叹息者也。”
这说的是写史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四个问题。一个是处理复杂材料的困难；一个是组织安排上的困难；一个是处理年代久远时的史事的困难；一个是处理当代史事的困难。刘勰提出的这四个问题，是他从史学发展过程中概括出来的。这远比司马迁、班彪所论要深了一步。
4.《晋书》卷82和《经籍志》的史部叙录
唐太宗时，敕修《晋书》和《五代史志》。《晋书》卷82，为陈寿、王长文、虞溥、司马彪、王隐、虞预、孙盛、干宝、邓粲、谢沈、习凿齿、徐广等12人作传，除了王长文未记有史书撰述外，都记载了各人的事迹和所著史书，并于这些史书，或讲明其体例，或陈述其要旨。卷末有史臣评论说：
“古之王者，咸建史臣。昭法立训，莫近于此。若夫原始要终，纪情括性，其言微而显，其义皎而明，然后可以茵蔼缇油，作程遐世者也。丘明既没，班、马迭兴，奋鸿笔于西京，骋直词于东观。自斯已降，分明竞爽，可以继明先典者，陈寿得之乎！江汉英灵，信有之矣。允源（虞溥）将率之子，笃志典坟；绍统（班彪）戚藩之胤，研机载籍：咸能综缉遗文，垂诸不朽，岂必克传门业，方擅箕裘者哉！处叔（王隐）区区，励精著述，混淆芜舛，良不足观。叔宁（虞预）寡闻，穿窬王氏，虽勒成一家，未足多尚。令升（干宝）、安国（孙盛）有良史之才，而所著之书惜非正典。悠悠晋室，斯文将坠。邓粲、谢沈，祖述前史，葺宇重轩之下，施床连榻之上，奇词异义，罕见称焉。习氏（习凿齿）、徐公（徐广）俱云笔削，彰善瘅恶，以为惩劝。夫蹈忠履正，贞士之心；背义图荣，君子不取。而彦威（习凿齿）迹沦寇壤，逡巡于伪国；野民（徐广）运遭革命，流连于旧朝。行不违言，广（徐广）得之矣。”
《晋书》的这一卷，具载有晋一代的史家并加以评论，可以说是一篇晋代史学史简编，也是中国史学史最早的形式之一。在内容上，比《史记》以至《文心雕龙》的论述要具体些。
《五代史志》因附《隋书》行世，有《隋书》十志之称。其中《经籍》一志，习惯上，人们称之为《隋书·经籍志》。此志分各种典籍为经、史、子、集四部，于史部中又分为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记、谱系、簿录等13类，每类有叙录。正史类叙录说：
“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国史，以纪言行。后世多务，其道弥繁。夏、殷已上，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周则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分掌其事。而诸侯之国，亦置史官。又《春秋》《国语》引周志、郑书之说，推寻事迹，似当时记事，各有职司，后又合而撰之，总成书记。其后陵夷衰乱，史官放绝。秦灭先王之典，遗制莫存。至汉武帝时，始置太史公。命司马谈为之，以掌其职。时天下计书，皆先上太史，副上丞相，遗文古事，靡不毕臻。谈乃据《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谈卒，其子迁又为太史令，嗣成其志。上自黄帝，讫于炎汉，合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谓之《史记》。迁卒以后，好事者亦颇著述，然多鄙浅，不足相继。至后汉扶风班彪，缀后传数十篇，并讥正前失。彪卒，明帝命其子固，续成其志。以为：唐、虞、三代，世有典籍，史迁所记，乃以汉氏继于百王之末，非其义也。故断自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为十二纪、八表、十志、六十九传。潜心积思，二十余年。建初中，始奏表及纪传，其十志竟不能就。固卒后，始命曹大家续成之。先是明帝召固为兰台令史，与诸先辈陈宗、尹敏、孟冀等，共成《光武本纪》。擢固为郎，典校秘书。固撰后汉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其后刘珍、刘毅、刘陶、伏无忌等，相次著述东观，谓之《汉纪》。及三国鼎峙，魏氏及吴，并有史官。晋时，巴西陈寿删集三国之事，唯魏帝为纪，其功臣及吴、蜀之主，并皆为传，仍各依其国，部类相从，谓之《三国志》。寿卒后，梁州大中正范颖表奏其事，帝诏河南尹、洛阳令就寿家写之。自是，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作者尤广，一代之史，至数十家。唯《史记》《汉书》，师法相传，并有解释。《三国志》及范晔《后汉》，虽有音注，既近世之作，并读之可知。梁时，明《汉书》有刘显、韦棱，陈时有姚察，隋代有包恺、萧该，并为名家。《史记》传者甚微。今依其世代，聚而编之，以备正史。”
这篇叙录，在史部各类书序录中是比较详细的。它申述了纪传体史书的发展过程，提出了史学家中的代表人物和他们著史的意向。又地理记的叙录说：
“昔者先王之化民也，以五方土地风气所生，刚柔轻重，饮食衣服，各有其性，不可迁变。是故疆理天下，物其土宜，知其利害，达其志而通其欲，齐其政而修其教。故曰：广谷大川异制，人居其间异俗。《书》录禹别九州，定其山川，分其圻界，条其物产，辨其贡赋，斯之谓也。周则夏官司险，掌建九州之图，周知山林川泽之阻，达其道路。地官诵训掌方志，以诏观事，以知地俗。春官保章，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之域，以观妖祥。夏官职方，掌天下之图地，辨四夷、八蛮、九貉、五戎、六狄之入，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周知利害。辨九州之国，使同其贯。司徒掌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教，以佐王扰邦国。周知九州之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及土会之法。然则其事分在众职，而冢宰掌建邦之六典，实总其事。太史以典逆冢宰之治，其书盖亦总为史官之职。汉初，萧何得秦图书，故知天下要害。后又得《山海经》，相传以为夏禹所记。武帝时，计书既上太史。郡国地志，固亦在焉。而史迁所记，但述河渠而已。其后刘向略言地域，丞相张禹使属朱贡条记风俗，班固因之作《地理志》。其州国郡县山川夷险时俗之异，经星之分，风气所生，区域之广，户口之数，各有攸叙，与古《禹贡》《周官》所记相埒。是后载笔之士，管窥末学，不能及远，但记州郡之名而已。晋世，挚虞依《禹贡》《周官》，作《畿服经》，其州郡及县分野封略事业，国邑山陵水泉，乡亭城道里土田，民物风俗，先贤旧好，靡不具悉，凡一百七十卷，今亡。而学者因其经历，并有记载，然不能成一家之体。齐时，陆澄聚一百六十家之说，依其前后远近，编而为部，谓之《地理书》。任昉又增陆澄之书八十四家，谓之《地记》。陈时，顾野王抄撰众家之言，作《舆地志》。隋大业中，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故隋代有《诸郡物产土俗记》一百五十一卷，《区宇图志》一百二十九卷，《诸州图经集》一百卷。其余记注甚众。今任、陆二家所记之内而又别行者，各录在其书之上，自余次之于下，以备地理之记焉。”
这篇叙录，跟上引的那篇叙录，写法不同。它虽也写史书的情况，但重点在于阐述地理知识跟政治的密切关系。把13篇叙录同史部总叙合起来看，可以说是一部按史书类别写出来的史学简史，上起上古，下至隋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