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所有历史学家都是世界史学家，”C.A.贝利[1]不无激越地如是说，不过，他又补充道，“只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尚未意识到这一点。”[2]诚如斯言，目前全球史/世界史的确正在蓬勃发展。在美国以及英语世界的其他国家，全球史一连数十年都是历史学科里发展最快的领域。欧洲和东亚的某些国家也呈现出类似趋势，全球史蒸蒸日上，日渐为更年轻一代的历史学者所青睐。相关期刊和学术会议如雨后春笋，在很多情况下，“全球维度”几乎成为成功的项目提案的必备特色。但是，这种飙升的人气真的就意味着每个历史学家都是全球史学家吗？全球史的哪些特质使其备受推崇呢？这种现象为何出现在当下？
众多原因使然。其中最要者，在于人们在冷战结束和2001年“9·11事件”后对全球进程的密切关注。鉴于人们普遍视“全球化”为理解当下的关键，那么，回眸往昔以探究这一进程的历史起源，似乎就很有必要了。在很多地区，尤其是那些移民社会中，全球史既是对某些社会挑战的回应，也是对某种更包容、更宽泛的民族国家史观的吁求。美国的课程设置将西方文明史调整为全球史，就是此类社会压力下的典型结果。而在学界内部，这种趋向反映了历史学从业者在社会构成、文化构成和种族构成等方面的变化。另外，知识社会学的变革，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如下这种长盛不衰且无处不在的趋向的不满：将国别史看作众多彼此离散、自给自足的空间的历史。[3]
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通信革命，也深刻地影响了我们对过去的阐释。历史学家——以及他们的读者——前所未有地在更为广阔的世界中遨游，这种日渐增强的流动性进而得到了互联网的提升，促成了网络体系的诞生，使得历史学家参与全球论坛成为可能——尽管不容否认的是，先前被殖民国家的声音往往鲜为人知。因此，今天的历史学家面对着百花齐放的叙事，而他们恰恰在这些多元叙事中看到了获得新知的潜能。最后，计算机技术激发的网络逻辑也影响了历史学家的思维，他们逐渐用网络和节点这类术语取代旧式的领域逻辑。21世纪的历史书写已今非昔比。
全球史如何脱颖而出？超越内在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
全球史萌生自这样一种信念，即历史学家用于分析过去的既有工具已经显得捉襟见肘。全球化从根本上冲击了社会科学以及关于社会变化的主流叙事。现今时代以“缠结”（entanglement）和“网络”（network）为标志，而这个时代自身就是互动体系和交流体系的产物。但是，从许多方面来看，面对网络化、全球化的世界现状，社会科学已无力提出恰切的问题，也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现代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两个“先天缺陷”，妨碍我们对跨越世界范围的进程做出系统认知。这两个缺陷都可以追溯到现代学科在19世纪欧洲的形成过程。首先，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创立与民族国家绑缚在一起。历史学、社会学和哲学等领域，在研究主旨、议题，乃至社会功能方面依然受制于某个国家自身的社会。此外，各个学科中的“方法论民族主义”（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在理论上将民族国家预设为基本的研究单位，并视其为一个领土实体，该实体充当着某个社会的“容器”。历史学比它的一些相邻学科更加直白地委身于这些具有领土界限的容器。由此一来，与世界有关的知识就经由话语和制度，以某种方式预先构建出来，以致遮蔽了交互关系（exchange relationship）在其中的作用。大多数地区的历史学都拘泥于国别史之中。[4]
其次，现代学科具有浓重的欧洲中心论色彩。这些学科将欧洲的进展置于显要位置，并把欧洲视为世界历史的核心推动力。更为甚者，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所使用的一系列最基本的概念工具，都从欧洲历史中提取出一套具有普适性的发展模式。诸如“国家”、“革命”、“社会”和“进步”等一些貌似分析术语的词汇，将欧洲的具体经验转换成一种（普遍适用的）理论语言，而这种语言很可能为世界各地所采用。于是，从方法论层面来讲，现代学科将欧洲特有的范畴强加在他人的历史之上，并借此把所有其他社会渲染为欧洲的殖民地。[5]
全球史试图直面上述观察结果所带来的挑战，并祛除现代学科那两块令人不快的胎记。因此，对于历史学家久已关注的诸如移民、殖民主义和贸易等议题而言，全球史是一种修正方法，纵使这种方法仰赖于诸多前人的研究。学界早已对跨界现象产生兴趣，但现如今已不可同日而语。全球史意欲改变历史学家所考量的领域，因此它具有易于引发论战的一面，对基于民族国家容器的多种范式（其中主要是国别史）构成威胁。一如我们将于第四章详述的那样，全球史是对力图从内部路径来解释历史变迁的内在主义或系谱式历史思维方式的一种矫正。
除了诸多方法问题，全球史还力图让知识的组织和固有秩序有所改观。在很多国家，那种长久以来被称作“历史学”的东西实际上等同于各国自身的国别史：意大利的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在研究意大利，而他们的韩国同行大都在研究韩国；一代代的学生经由讲述民族国家过往的读物接触历史，世界各地概莫能外。在这一背景下，全球史呼应了对包容性和更宽广的视野的吁求。他人的历史，也是历史。
即便在那些人员齐备、有能力覆盖较广区域的历史学院系中，课程设置也往往孤立地呈现各个国家和文明的历史。比如，中国的世界史教材就径直将中国排除在外，而中国史则由另一个系进行讲授。这种将历史事实分门别类，划为国别史和世界史、历史学与区域研究的做法，意味着“平行”（parallel）和“缠结”很难受到重视。如此一来，全球史也呼应了克服此类碎片化现象的吁求，有助于更加透彻地理解那些塑造了现代世界的互动（interaction）和关联（connection）。
当然，全球史并非解决上述问题的唯一路径，也绝非天生就有优势。它只是众多方法中的一种，比较适于处理某些议题，却不适于处理其他议题。全球史的核心关怀在于流动（mobility）和交换（exchange），以及超越国界与各种边界的进程（process）。其出发点是互联的世界（interconnected world），其主要议题则是物质、人口、观念、制度的流动和交换。
初步而言，广义上的全球史就是一种将现象、事件和进程置于全球脉络（global context）之中的历史分析。不过，对于如何最好地达成这一目标，学界观点不一。从比较史、跨国史，到世界史、大历史，再到后殖民研究和全球化史，都在各抒己见。它们也像全球史那样致力于探究历史中的关联性。
这些范式各有侧重，我们将在第三章中择其要者加以阐释。不过，它们也有诸多共性和交叠，我们不应夸大它们之间的差异。其实，我们也难以明确指出全球史的独特之处。结合目前对全球史这一术语的使用情况，我们便可知道完成上述任务绝非易事。只需随便扫一眼现有文献，就立即可知该术语被用于，甚至被劫持到五花八门的场合，而且时常与其他术语相互替换。人们对“全球史”的广泛使用，彰显出这个概念的吸引力，但也透露出它的隐晦性，而非方法论上的专一性。[6]
三类全球史
面对这种折中主义和理论困惑，试探性地区分“全球”冲击所造成的不同反应，或许会有所助益。抛开某些细枝末节，这些反应大抵都可以划归到如下三类阵营中的某一类：作为万物历史的全球史；作为联系史的全球史；以整合（integration）概念为基础的历史。对于那些旨在真正（而非象征性地）追求关联性（connectivity）的全球史学者而言，第三类取径最具有前景。对此，后续章节将清晰地呈现出来。接下来，我们将逐一探究这三类全球史。[7]
首先，全球史的一种取径就是将其视为世间万物的历史。“严格说来，全球史就是世界范围内所发生的事情的历史，”菲利普·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8]和本杰明·萨克斯[9]写道，“如同从宇宙的瞭望台上观察整个地球，世间万物，尽收眼底。”从如此广博的视野出发，地球上发生过的一切皆可成为全球史的合理内容。[10]
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此类全球史有多种书写模式，它们差异迥然。第一种模式，我们可以称之为“全景式全球史”（all-in version of global history）。这种模式下最常见的成果，就是那些试图捕捉某个特定时段内的全球境况的大规模综合研究。比如，有不少卓越的历史学家专事19世纪史，有的历史学家则专门研究某个特定年份的全球事件。还有一些历史学家延展范围，他们的研究对象即便不是“全人类的历史”，至少也是长达几千年的历史进程。说及大历史，其研究时段则更加久远，覆盖了从宇宙大爆炸迄今的时间。尽管这些历史学家的研究时段长短不一，但他们持有同一种书写模式：他们笔下的“全球”意指包罗万象的星球。[11]
如同选择不同的时段一样，历史学家也会选择某个穿越亘古、横贯全球的观念或历史形态作为研究对象。此类研究中尤为典型的例证便是对帝国全球史的研究，这一研究分支追踪古罗马（或帖木儿）迄今的帝国构造及族群管理策略。[12]不过，从原则上来讲，任何主题都可以从全球层面进行研究。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全球史例证已不胜枚举：王权的全球史、艺伎的全球史、茶叶与咖啡的全球史、糖与棉花的全球史、玻璃与黄金的全球史、移民与贸易的全球史、自然与宗教的全球史、战争与和平的全球史。
尽管“全球史”这一术语或许会让人联想到世界范畴，但事实上并不尽然。原则上而言，任何主题都能成为全球史学者的合理研究对象——全球史如同汇编选集。这也就意味着，诸如威特沃特斯兰德的南非矿工、夏威夷国王卡拉卡瓦的加冕典礼，抑或13世纪法国南部的某个村落等有着天壤之别的主题，皆可对全球史研究有所裨益。一旦“全球史就是一切的历史”这一说法能够成立，那么一切皆可写入全球史。这看似荒诞不经，但在国别史大行其道之时，情形与此大致相仿。那时，即便某个成果的研究范围并未真正扩及全国，人们依旧认为它已经进行了全国性的研究。比如，无论是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传记，还是对底特律汽车工业的深入研究，都有助于美国史的推进。对此，无人提出异议。国别史的整体框架一经确立，这个容器内的一切似乎都像是它的天然成分。
对于“全景式全球史”而言，这种推论同样成立。研究布宜诺斯艾利斯、达喀尔或利沃诺的工人阶级，也有助于推进劳工全球史的研究，即便这些研究并未将研究范围扩及全球。如果历史学家考虑到对类似现象的研究，或受到这些研究的启发，情况就更是如此了。迪佩什·查克拉巴蒂[13]对孟加拉黄麻工人的研究，以及弗雷德里克·库珀[14]对蒙巴萨码头工人的研究，均是此类例证。[15]只要历史学家在从事自己的研究时还想着类似的研究对象，把全球其他地方相关主题的书籍列入参考书目，全球史的各个组成部分自然也会有所升华。
第二类全球史的关注点是交换和联系。这是近年来的全球史研究实践中最常见的研究取径。连接此类研究的共同纽带，是这样一种普遍看法，即任何社会、国家或文明都无法孤立地存在。自远古以来，人类在地球上的生活就以流动和互动为特点。因此，如若把全球史从根本上理解为缠结的历史，那么人类的生活就是全球史的用武之地。在以往那种简约的研究框架中，一旦遇到民族国家、帝国或文明的边界，思索的脚步就停了下来。全球史所推崇的连通性，补充进而匡正了这种研究框架。
在第二类全球史视角下，可研究的主题可谓数不胜数。从人口的流动，到观念的传播以及长途贸易的开展，皆可纳入其中。历史学家关注的时段长短不一，同样，各种网络与关系所辐射的范围也可以大小不等，不见得一定要覆盖整个地球。一切视研究主旨和问题意识而定。比如在地中海贸易、跨印度洋的麦加朝圣活动、中国与新加坡之间的连锁式移民（chain migration），抑或前往梵蒂冈的外交使团等诸多选题中，世界的互联性（interconnectedness）是全球史研究的出发点，而这种互联性可以上溯数个世纪。[16]
从原则上来讲，上述两类全球史适用于所有地点、所有时代。第三类全球史取径则有所不同，它的研究范畴相对有限。这种取径假定存在着某种将全球整合起来的方式，并进行了实质性的研究。其核心是交流模式（pattern of exchange），这种交流模式规律且持久，因而能够深刻地形塑各个社会。跨界交流司空见惯，但它们的运作及其产生的影响，却取决于全球范围内系统整合的程度。
第三类全球史（将在第四、第五两章详加阐述）是近年来大多数更加纯熟的全球史研究所沿袭的路径，也是本书将要深入探讨的内容。以克里斯托弗·希尔[17]对19世纪晚期法国、美国和日本三国近代历史书写的研究为例，希尔在书中并未像传统的研究套路那样关注传统历史书写与近代民族叙事之间的关系，也没有将研究焦点放在三个对象之间的关联上，而是将三个国家都置于国内变革与全球转型的脉络之中。这三个国家都面临着内部动荡：美国正在弥合内战之伤，法国正在扭转因普法战争败局造成的窘境，日本则在经历明治维新之后的政体改造。与此同时，三个国家都面临着由资本主义引发的世界秩序的彻底重组，陷于帝国主义国家体系之中。处在这个关头的历史书写成为一种工具，各国借此将各自在这个更大的等级秩序中的不同定位概念化，并将各自民族国家的生成视为理所当然的现象。于是，希尔将分析重点放在全球局势之上，正是这种局势使得三个国家产生了历史叙事，并形塑了它们的历史叙事。[18]
其他历史学家也如出一辙，明确地将某些特定个案置于它们所处的全球脉络之中。他们力图解释“处于某些结构之内的人类活动中的偶发事件和底层进程，而这些结构既是人类活动的结果，同时又是人类活动的条件”。[19]按照这种理解，对过去的任何理解都可以置于“全球”这个终极坐标系之中。从原则上来讲，这种“脉络化”（contextualization）的做法并不限定在刚刚过去的事件，它也可以用于更早的时段，只是那时的全球整合程度相对较弱。随着世界日渐发展成单一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实体，全球层面的因果链也逐渐增强。由于这些因果链的扩散和固化，地方性事件越发受到全球脉络的影响，而这些脉络是结构性的，甚至是系统性的。
过程与视角
全球史既是一个研究对象，又是一种审视历史的独特方式。也就是说，它既是过程，又是视角；既是研究主题，又是方法论。它如同历史学中的其他研究领域/研究路径，诸如社会史、性别史一样，都是一体两面。在研究实践中，这两个方面通常密不可分。不过，为了更好地探究它们，我们需要将二者分离开来。由此我们能将全球史区分为作为历史学家的研究视角（perspective）的全球史和作为历史进程（process）本身的全球史。[20]
全球史是众多视角中的一种，在这种探索方法的启发之下，历史学家能够提出新问题，给出新答案，而这些问题和答案不同于在其他研究路径下所生成的问题和答案。大西洋世界的奴隶制度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历史学家探讨过奴隶的社会史，涉及他们的工作环境以及建立社群的方式。他们还利用性别史方法，讲述他们的家庭、童年、性事以及男性气概等诸多新故事。经济史视角下的奴隶制研究成果尤为丰富，其研究主题包括生产率，奴隶相对于其他工人和契约奴的生活水平，以及奴隶制度对种植园经济的宏观影响。不过，奴隶制度和奴隶贸易的历史也可以置于全球脉络之中。这将生发出一整套不同的议题：“黑色大西洋”（Black Atlantic）中跨大西洋空间的生成；奴隶贸易对西非社会造成的影响；大西洋奴隶贸易与跨撒哈拉沙漠、跨印度洋奴隶贸易之间的关联；奴隶制度与其他奴役制度的比较；等等。作为视角的全球史强调奴隶制度中的特定方面，但也有可能忽略了其他方面。
将全球史如同性别史、经济史那样视为一种视角，将带来一个重要的结果，即研究范围不见得一定要囊括全球。这个告诫非常重要。从修辞学角度而言，“全球”或许意味着漫无边际的覆盖范围。但很多研究题目都在更小的框架中得以完美呈现。同时，这也意味着大多数全球史取径并未试图以所谓“世界”这个抽象的整体，取代行之有年的国别史范式。其目标不是书写一部关于整个星球的通史，更多情况下是书写某些限定（亦即非“全球”）空间的历史，却须抱持着对全球关联与结构性情势（structural condition）的体察。在全球史领域里，近期一些被视作标杆的研究成果所涉及的地点都不超过三个。因此，全球史并非宏观史（macro-history）的同义词。最有趣味的问题，往往浮现于全球进程与这些进程在地方上的展现相互交汇之处。
不过，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全球史又不单是一种视角。全球史取径不能随意套用，它在不同时段、地点和进程中的适用程度不尽相同。任何试图从全球脉络出发的研究，都需要考量其研究范围内事件缠结的程度和质量。与1929年和2008年的经济危机相比，1873年维也纳股市崩盘事件中所体现出的全球脉络就不如前者，这是因为19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与传媒相互整合的程度，尚未达到20世纪的普遍水准。如此看来，作为视角的全球史往往若隐若现地与跨界结构（crossborder structure）对事件和社会的冲击力联系起来。我们将在后续章节继续探讨进程与视角之间的紧张关系。[21]
视角与进程之间的辩证关系尤为复杂。一方面，以全球视角审视18世纪60年代的茶叶贸易，比审视中世纪的茶叶贸易更具有全球意蕴，因为中世纪全球推动力的影响尚很微弱；另一方面，我们所处的全球化当下的全球关联，似乎比几十年前的历史学家所感受的情形更加凸显。更令人困惑的是，当今全球化带来的全球视角，也让18世纪显得似乎比以往更具全球色彩了。因此，全球视角与全球整合的进程是密不可分的。[22]
不过，从增进了解的角度来看，将视角与进程分离开来还是有所裨益的。全球史取径毕竟比全球史进程更为新近。作为研究范式的全球史是近期的产物，而它所研究的历史进程却要久远得多。鉴于二者的发展年表无法完全吻合，那么分而治之就会有所启发。更有甚者，全球史依然是一个尚处于成长期的研究领域。因此，那些试图沿用全球取径的历史学家需要做到方法论上的自觉。本书将在随后章节重点论述这一问题。即便我们觉得全球进程分明就摆在某个地方，我们也要思索从方法论层面揭示这一进程时所遭遇的挑战，以及我们的选择所蕴含的旨趣，这一点尤为重要。
前景与限度
全球史趋势在短期内似乎没有放缓的迹象，而且它已经给历史学带来了一些显著变化。其中一个明证便是越来越多的主流历史学刊物，诸如《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和《过去与现在》（Past Present）等，都开始发表这个新领域的研究成果。全球史不再只是一个小众领域或次级学科，而是已经成为显学，扩展到研究与教学两个领域。专业刊物、系列书籍以及学术会议，都为学者们交流思想、切磋心得提供了平台。这些平台并不排斥历史学的其他领域，它们也不是什么新奇之物。几十年前，全球史还是“世界史”，那时主要是一些德高望重、年事已高的历史学家在从事相关研究。而今就连学位论文也能涉足全球史议题。全球史取径还影响了教学领域，这体现在专门的研讨会，乃至整个学位课程的编排上。有趣的是，围绕全球史取径的论争，也让它打入多个领域。从事社会史、文化史、环境史和经济史研究的历史学家都对全球史脉络怀有兴致。事实上，历史学的每个方向皆可采用全球视角。
考虑到当今世界的互联性，我们很难想象这股潮流将会倒行逆施。不过，全球史领域依然存在很多有待克服的障碍。从制度层面而言，为这种新取径创造空间的过程将充满艰辛。即便在西欧和美国，也是国别史大行其道，历史学界绝不会理所当然地敞开心扉，以全球史视野从事研究。即便在那些普遍支持全球视野的学术机构内，全球史也得与其他研究领域争夺资金和教职。新聘一个全球史学者，或许意味着中世纪史或其他某个与国别史相关的、历史悠久的研究分支就要牺牲一个职位。可见，发展全球史是要付出代价的。[23]
全球视角的跃升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进展，它有助于我们规避对现实的偏见。随着人们对领土边界的适用性的质疑，历史变得愈发复杂。回想一下，传统的某些研究，如今在我们看来就像是一场足球赛转播，我们只能看到对峙双方中的一支球队，却看不到另一支球队，更看不到观众、天气情况和联赛排名等其他信息。相比之下，全球史为我们全方位地审视一些历史进程提供了可能，这些进程在以往要么长期被学术知识体系忽略，要么被看作无关紧要的东西。
如此看来，全球视角的发展不仅来得恰到好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谓革命性的突破。但俗语说得好，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全球史取径既非灵丹妙药，也非免费通票。不是每一项研究计划都需要全球视角，全球脉络也不总是研究议题的核心所在。并非每件事都会与其他任何事情有所关联或互有瓜葛。当然，无论从全球史的史学视野来看，还是从它所探究的缠结现象的范围与密度来看，视全球史为唯一可行路径的做法都是错误的。每个情形之中都有诸多力量在发挥作用，跨越边界的进程并不必然就是最重要的那股力量，更别说全球进程了。很多现象仍然要在具体的、明确的脉络中开展研究。我们同样不能因为某些历史角色未被整合到宽泛的网络之中而忽略它们，免得它们沦为当下对流动性的痴迷的牺牲品。不过话又说回来，全球转向（global turn）所产生的洞见将难以逆转，也难以割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