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冰山上的来客
若羌。一觉睡到自然醒，甚至让人忘记了在罗布泊那几天的疲惫，以及穿越出来那一刻的欣喜。无论如何，我们做到了。
其实在出发之前，我们的罗布泊之行有很大的阻力。首先是技术方面，人们质疑我带着五吨重的拖车，不可能过得了戈壁和沙漠；其次是人员方面，我们的团队太年轻，别人不认为我们能够经受得住“魔鬼”的考验。
还是曼德拉那句话：任何事情在被完成之前，总被认为是不可能的。
罗布泊的滚滚黄尘留在了身后，我拥抱了团队里的每一个人，我们一起完成了这个不可能。这也让我的心里变得异常踏实，后面的两万千米长路，我们一定能顺利通过。
刷牙、洗澡、换袜子、补觉、加餐、添补给。在若羌我们短暂休整了一番，就赶往喀什，那是我们在国境线以内的最后一站。
车终于又跑在柏油路上了，经历了罗布泊的颠簸，奔跑在315国道上，让人感觉就像是我们在海上漂了一个多星期，终于踩着实地了。路变好了，但是依然不好走。我们赶上了风沙，黄沙滚滚而来，遮天蔽日，能见度也就两三米的样子。路边停了很多车，不敢跑了，可是我们耽搁不起，后面又是一段要与时间赛跑的路程。
除了球球和健豪，小权他们四个的签证即将到期，而我们前方还有400多千米的高原路要走。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在喀什对“大白”“小白”和拖车做一次全面的检修。
这个劳动节，我们注定没法安歇了。
我们终于穿越了风沙狂暴之路，抵达喀什。这地儿我熟，在早年勤劳致富的年纪，我没少跑喀什，在这儿做银饰生意。在这儿我们还有新队员加入，摄影师王恒。他是从北京飞过来等着我们的，还带来了一些设备和补给。
顾不上嘘寒问暖、逛街叙旧了，我们连夜把车送往修理厂。
罗布泊把“白家兄弟”折腾得不轻，磕磕碰碰，伤痕满身。因为是改装车，修理厂师傅动工的时候，我必须得在边上盯着。这次是个大工程，修理时间预计需要一天一夜。但是签证即将到期的四位队员等不了了，他们还有不到48小时。按照目前的状况，他们肯定赶不上了。
无奈之下，我做了一个决定，让他们搭车去红其拉甫口岸，先行过关，在巴基斯坦那头等我们。这确实是无奈之举，进入巴基斯坦他们就得和向导、安保部队碰头了。而安保部队在没亲身接触过之前，我始终不太放心。之前在索马里我们就被安保部队出卖过，也听过不少故事，有些个人或者团队，抵达中东后，转身就被向导卖给了地方组织。
要么脱队，要么先行前往。“相信中巴人民的牢固友谊吧，你们四个先去，在那头等我们。”我拍了拍脑袋。
从修理厂出来的“大白”“小白”，神采奕奕，又容光焕发了。它俩必须得好，我们大家才能好。
收拾妥当，准备出发去跟先头部队会合，又出岔子了，健豪的护照丢了。刚装好的行李，被拆卸下来，翻箱倒柜地找，始终不见。一边时间紧急，一边因为这种小疏忽兴师动众，我有点儿生气。健豪闷头找了半天放弃了，对我说：“老大，真找不见了，要不然你们先走吧，我从喀什坐飞机回家。”
“闭嘴，赶紧找去。”生气归生气，但是我们是一个团队，对队长来说，“不抛弃、不放弃”就是原则。更何况我们刚刚患难与共，蹚过了罗布泊。
终于从一个角落里搜罗出来了，大家重装行李，火线出发。
上了喀喇昆仑公路，我们一路往高海拔上爬，进入世界上最庞大的山地中心——帕米尔高原。
路不太好走，两边要么悬崖峭壁，要么怪石嶙峋，偶尔还能遇到一些撞毁后被丢弃在路边的汽车。道路险峻，但是路边的高原风景挺不错，缓解了一些人的紧张和压力。
光秃秃的山坡，下半段匍匐着一些憨憨的牦牛和呆萌的山羊群；而上半段则是另一番风光，皑皑白雪，孤寒绝顶。此情此景，梁红在手机上共享了一首歌应景——《冰山上的来客》。
傍晚时分，我们抵达卡拉库里湖，边上就是盛名在外的慕士塔格雪山。
古冰山的流水裹着岩石，在这高原上形成湖泊，边上一座绝美冰山守望，头顶风云交合际会。“美，太美了，不跑了，今晚咱们在这儿扎营，篝火烤全羊。”我把车开下了公路，在湖边停下了。
湖面湛蓝通透，水平如镜，明明寒风吹袭，水面却荡漾不起一丝涟漪。对岸的巍峨雪山在静静地陪伴着，注视着脚下这颗明珠。高原天冷，几乎0℃，我和梁红依偎在湖畔。我说：“美吧？值吧？”
梁红傻乐：“美，值，以后咱们跑不动了，可以来这儿养老。”
2．边境线上的亲人
依湖和雪山而眠，一夜好梦简直要上天。
路上的风景不能流连，只能记忆存储，我们还要继续赶路。终于爬到了海拔4000米以上，有点儿缺氧了，人开始困乏，新鲜的空气和怡人的风景也有点儿醉人。
强撑着眼皮到了塔什库尔干，中国最西边的县城，我们要在这里通过红其拉甫海关出境。
因为装备繁多，海关检查费了点儿时间，但还算顺利，盖戳放行。中间发生了个小插曲，边境的官员认出了我和梁红：“你们是开帆船去南极那两口子吧？”这事儿让人心情舒畅，这就是在路上的感觉和收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不过边防武警同志也给我们提了个醒：“你们是今年第一支通过这儿进入巴基斯坦的自驾团队，那边的局势并不安全，祝你们好远。”
穿越一段120千米的边境通道，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国境界碑出现在眼前，还有国门塔楼。那里等着一群人，全副武装，都端着枪，一脸大胡子。但是他们看上去都不是凶神恶煞型，甚至颇有点儿民兵的感觉。
一个面相相对憨厚的中年汉子走上前来，伸出手自我介绍，他是阿克巴（Akbar），就是我之前通过邮件联系的向导，服务我们团队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路段，剩下的那些人就是我们的安保部队。
阿克巴是普什图人，算是一位颇有经验的向导，之前为很多进入巴基斯坦的战地媒体和民间团队提供过帮助。我们通过邮件沟通了几个月，此刻算是见着真身了，他和每一个人热情地握手，然后给了我一个拥抱：“Snake，巴基斯坦欢迎你们。”Snake，是我的英文名。
说实话，有了前车之鉴，在与向导和安保深入接触，建立信任之前，对他们，我都是有些怀疑和戒备的。但是碰头后出发前，一件小事，让我心里的安全感增添了不少。
阿克巴对我说，能不能给他5分钟，他要在旁边做个礼拜。我愣了一下，点头：“Sure, Sure, please.”
他就在国境界碑边，往地上铺了条毯子，然后朝西跪下，开始虔诚地做礼拜。这是一位穆斯林，大凡真正虔诚的教徒，心眼不会很坏。我开始对这个向导，对这支安保部队有了些信任感。
阿克巴已经和小权他们碰过头了，说他们现在正在入境海关处等着我们。出中国国境，入巴基斯坦海关，我们还要沿着喀喇昆仑公路走一段。我们这代人在课本上都学习过这条公路，是中国援建巴基斯坦的，它有一个另外的称呼：连接中巴友谊的纽带。
这条路完全可以算得上是近现代工程史上的奇迹，是中国通往中东地区的唯一陆地通道。喀喇昆仑公路全长1032千米，就是北京到武汉的距离。国内路段长416千米，境外路段616千米。北起新疆喀什，南止巴基斯坦塔科特，海拔最高处红其拉甫山口4733米，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速公路。
这条路从动土到竣工，历时超过十年，中国当时投入了22000多名工程师和建筑工人，两国有超过700人在修筑过程中不幸去世。公路上大小桥梁将近100架，涵洞超过1700个……
地处高原，两旁都是崇山峻岭，雪崩、落石、塌方、山体滑坡、积雪、积冰时有可能光顾。难以想象，当年这条路的开凿，是何等的艰难。如此天堑，依然被中国人用极大的热情以及血汗给开凿出来个一马平川，以此关联起来的国际友谊，必然也是如路面般坚固和厚实。
巴基斯坦这边的达苏斯特海关到了。一栋孤零零的建筑矗立在高原寒风中，走进去乍一入眼的，却全是熟悉和温暖。墙壁上用中文和巴基斯坦语写着各种暖心的句子，挂着“中巴友谊长存”“兄弟情深，邦交万古”的横幅。每一个人都热情地走上前来打招呼：“We are brothers.”
移民局的局长接待了我们，甚至还嗔怪阿克巴，怪他没有提前告知是一个中国团队要来；否则他一定会精心准备，盛情款待我们。
在边境处，这个国家就让我们感受到了浓浓的善意和亲和感。
局长亲自督办，我们的过关手续办得很顺利。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去过世界上那么多国家，这里是唯一允许我们在海关拍摄的一个。面对我们，面对中国人，他们没有一丝戒备、一丝生疏，全是笑脸相迎，热情洋溢。
3．飞渡堰塞湖
过关，跟先头部队在异国他乡成功会师。
趁着人齐，阿克巴跟我们详细讲解了接下来在巴基斯坦境内的注意事项，以及他制定的安保措施，遇到紧急情况我们该如何应对等等。沐浴了邻邦的友谊春风，他还是把我们拉回了现实，这个国家毕竟依然处于战乱之中。
耽搁的时间太久，今儿就不篝火了，我决定连夜前往吉尔吉特。
当然，再怎么赶路，到点儿了还是要停车——阿克巴做礼拜的时间。不分路段，不分环境，他都会下车到路边，铺上毯子，虔诚向西，匍匐礼拜。
我们尊重别人的信仰，我打心眼里对这种虔诚感到敬佩。
一汪湖泊出现在前方，路被吞噬进了水里。队里的策划叶尔夏特拿着地图有点儿蒙，之前做线路规划的时候，地图上并没有这个湖。
湖泊边上有个简易的码头，有些摆渡船停在那里，我们过去打听缘由。一个名叫Ajaiz的村民，会讲一些中文，他告诉我们，这个地方叫阿塔巴德湖，之前是喀喇昆仑公路道旁一个村子的名字，但是五年前的一次暴雨，两旁山体滑坡，将这附近十多个村子都掩埋了，有20多人丧生，近50000人失去家园。同时也隔断了公路，在这儿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堰塞湖，喀喇昆仑公路有20多千米的路面沉入了水下。Ajaiz指了指湖面说：“原来我的家，就在水下30米的地方。”
这场天灾形成的阿塔巴德湖宽2300米，最深处达到60多米。正常摆渡过去需要40分钟。
这些摆渡人曾经就是阿塔巴德的村民，如今这个突然形成的湖泊，不仅夺去了他们许多人亲人的生命，也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现在他们搬到了山腰居住，而摆渡也成了他们新的谋生方式。
这里别无二路，每天来来往往也有很多车，都是通过摆渡船这种最原始，也是最危险的方式渡湖的。看了看停在湖边的那些小船，再瞅瞅“大白”“小白”和拖车这几个大家伙，我不禁有些心虚。我纠结了很久，前后测量小船的发动机转速、定风向，跟船夫商量对策。悬乎归悬乎，眼下我们根本没有别的选择了。
平时他们一辆车一艘船，在我的要求之下，把两艘船绑在一起固定，再搭上木板，然后我再把车开上去。整个码头的人都忙活开了，他们很想做成这笔生意，或者说这些巴基斯坦村民们，很想帮我们这群中国朋友这个忙。为了让我放心，一位船家还掏出手机，给我看了一段他们此前摆渡卡车过湖的视频。
梁红对此一直不放心，建议我们绕路，或者再等等看有没有大船。车坏了我们能修，可以如果沉这儿了，这荒山野岭是没有打捞条件的。这个损失是没法弥补的，如果出意外，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这次行程的终点。
这些我都很清楚，但此时左右我想法的依然是时间问题。在前面罗布泊和喀什的耽搁，让我们的行程很紧张。因为我们在后面那些国家的签证，都是在出国前就办理好的，这几次误点，就会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让很多地方因为无法过关而夭折。我还是觉得试一试。
准备妥当，我开着“小白”带着拖车，沿着临时搭建的路桥，一寸一寸地往船上挪动。这是一个特别考验技术的活儿，“小白”的轮子窄，拖车的轮子宽；“小白”沿着木板的最内侧上船，而拖车则是沿着木板的最外沿行进。哪怕出现一厘米的偏移就会悬空，五吨重的拖车就会压爆轮胎，滑下路桥，继而把“小白”拖下水去。
说实话，本来心里就不踏实，现在亲自操作，就更没底儿了。手心全是汗，感觉轮子踩不实，越挪越虚。我看了一眼边上紧张的梁红，她紧张得眼泪都要出来了，脸上尽是关切和劝阻。
我一拉手刹。太悬乎了，这事儿干不了，不能赌，得想别的招。
对忙活了半夜的船家们说了声抱歉，大哥憨厚一笑，用中文答：“中国、巴基斯坦（是）好朋友，没问题。”
摆渡失败了，心里却是一暖。
大家原地扎营休息，我带着夏特和方鹏去找路。回到路上，在湖面上方的悬崖上找到一条隧道，但是进去两千米就到尽头了，这是一条在修的隧道，尚未竣工。
“车到山前没有路啊，我们回吧。”我感慨一声，倒车。
不想在出隧道的途中遇到一辆车，下去打招呼，竟然是两个中国人，工程师模样，河南口音。他们也告知我们，这儿没路了，想过去就必须得渡堰塞湖。这条隧道就是中国路桥公司在承建的，打算在悬崖峭壁之上，另辟蹊径接通喀喇昆仑公路，但是最早也要到明年才能竣工。
听到这儿我脑海里一下就有主意了，有大工程就一定有运送物资的大船！回到码头，给梁红派下了活儿，天亮后去联系一下中国路桥公司，看有没有大船帮咱们一把。
老天给我们布下了一道坎，又让我们找到了希望。果然有大货船，他们也愿意帮我们这个忙，中国人帮中国人嘛。中国路桥公司的援建团队，答应明天来码头载我们。“豁然开朗了，车到水前，还是有路。”
见到大货船，我们一下子就乐出了声，扔堰塞湖里，这船就是一航母呀！连人带车一并上去，空间还绰绰有余。跟我们同渡的，还有七辆车，几十号人，包括一辆大卡车。
非常平稳地开上去，如履平地。一群中国同胞为我们保驾护航，沿途还能在山野湖泊中观个光。昨夜这个堰塞湖是一道天堑，现在就成了一方天池，湖水碧绿，两旁峭壁嶙峋，天上闲云悠悠，怎一个惬意了得。
船长得知我们前晚差点儿强行用摆渡船过湖，替我们捏了一把汗。他说这个湖底就是一汽车墓地，每年有上百辆车在摆渡的时候翻船了，沉进水里，而且大多都是上船的时候一个不稳，就滑进去了。
现在想想，我们也心有余悸。
在我们渡湖的时候，那些摆渡船们依然在湖面上忙碌着，其中也有载着汽车的。当时我想到的是昨晚那些想帮我们的船家们，这个湖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摆渡成了他们谋生的方式，但是明年新的隧道打通之后，他们的生活会再次改变，他们又将何去何从？
4．中国烈士陵园的守墓老人
走在喀喇昆仑公路这条“新丝路”上，我们在绝壁上发现了一条蜿蜒的小道，那就是千年前古人生生凿出来的古丝绸之路。
那一刻，真的颇有时空交汇的感觉。在通往外界、与世界联系的路上，人类从来都不惧愚公移山。2000年前他们就在崇山峻岭中，打通了汉地和西方的驿道，今天我们这帮人重走这条路，希望能见到一些东西，更能传承一些东西。
一切似乎都是天意，在新、老丝路并行的那一段，我们遇到了一个德国人。要知道“丝绸之路”这个称谓，就是188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来的。而今，我们将继续沿着丝路往西走。而这位德国旅行者，正是沿着李希霍芬走过的路从西方来，接下来将要沿着我们走过的路，去往中国。
最险峻的路段我们已经走过了，这条民族纽带的路将剩下一片坦途。
在吉尔吉特的郊外，我们经过了一个叫作丹沃尔的小村庄。孩子们看到一群中国人到来，纷纷涌到路旁，笑着挥手向我们示意。这个村子里，有一个对于中国和巴基斯坦两国都很特别的地方：中国烈士陵园。
守墓人是一位叫作阿里·艾哈迈德的巴基斯坦老人，须发皆白，一脸和蔼。他在陵园门口接待了我们。陵园不大，只有大约400平方米，但是绿树红花，幽静闲适。参天的大树，为长眠地下的烈士遮阳避雨，透过叶缝的阳光，在墓园里闪烁跳动。
阿里老人告诉我们，陵园里安葬着88位中国烈士，他们都是曾经援建巴基斯坦，修筑喀喇昆仑公路的时候牺牲的。每一块墓碑上，都有他们的名字，每个名字的后缀都是烈士。每一块墓碑上，还有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国旗，以及象征着两国的手握在一起的图案，写了“中巴友谊长存”。
还有22个空墓，是为了悼念那些在筑路工程中失踪的中国烈士。
肃穆的陵园里，我们脑海里再现了50年前，两国人民不畏艰险打通山脉，见水填川、遇壑造桥的场面。老一辈人喜欢管巴基斯坦叫巴铁，铁哥们儿。当年有多铁我们并未亲历，最近的事情我们都记得，2008年汶川地震，巴基斯坦动用了国家紧急战备物资，援助中国救灾。巴基斯坦救援队为了节省空间多放物资，拆掉了飞机上的座椅，坐在地板上赶往中国。借用当下的一句流行话，真正的铁哥们儿，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
这种深厚的国家友情，是两国的老一辈人，用极大的热情、信任以及生命建立起来的。我们这一代人没有经历过那个大时代里的热火朝天，但走在这条融合了两国人民血脉的路上，我们深知它的建成有多么的艰难，我们更应该将这种国家、民族友情传承下去。
烈士陵园纪念碑上，刻着两句话：中国、巴基斯坦两国建设者，不畏艰险，架起了中巴两国之间的友谊之路。
敬献上两个花圈，团队全体成员在纪念碑前鞠躬致敬。
上学的时候，我们也参加过祭拜烈士的活动，穿着校服，拿着小白花。那会儿年幼，懂得的东西不多，心里并没有很多的感触。而此刻在异国他乡的中国烈士陵园里，这种感觉升华到了另外一种境界，无法言说，全是敬意。
我觉得我们还应该向阿里老人鞠一个躬，他值得我们中国人最崇高的敬意。
阿里老人年轻的时候，和朋友马达德与一位中国工程师认识并成为了朋友，但是不久后那位工程师坠桥牺牲，他和马达德难过了好久。随后他们俩就参加了搜寻和埋葬烈士遗体的工作。后来喀喇昆仑公路竣工后，他们俩就向政府递交了申请书，要求来看护墓地。那一年，他22岁。到现在，他已经守护了这座墓园37年。而一起陪他守护着朋友们的马达德老人，已经在四年前去世了。阿里老人是最后一位守墓人。
这漫长的岁月里，无论刮风下雨，时局动荡，他每天都会来到这里，与长眠在这里的中国友人做伴。曾经陵园就是一片光秃秃的墓园，什么都没有；我们现在看到的古木参天、绿荫环绕，都是这些年他和家人栽下、种植的。老人说，他希望在自己去世后，政府能在他的儿子中聘用一个，让他的家庭继续来守护这座墓园。
老人的口袋里藏着一枚奖章，那是中国政府授予他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友谊奖章”。老人很自豪，说这是他的荣耀：“这让我知道自己30多年的守护没有白干，而且是十分有意义的，中国人都记着我。”
岁月有多久，友情有多深，我们可能无法详细度量。这些从幼苗生长到顶天立地的大树，这位从青年陪伴到耄耋之年的老者，十分具象地刻画出了答案。
阿里老人希望我们把这番话带回中国，老人说：“这些中国烈士的亲人们，他们曾经爱护和关心的人们，一定会担心烈士们在遥远的国外很孤单。请让烈士的亲人和后来的子嗣们放心，只要有巴基斯坦人，他们绝对不会孤独。”
梁红扭过头去抹眼泪，我的眼眶也早已湿润了。
5．午夜潜行
我从拖车里拽出了防弹衣和防弹头盔，分发下去让大伙儿装备上。此前路上的凶险，都是和大自然在对抗；而接下来的挑战，就是枪与炮。
夜出吉尔吉特，经过阿巴塔巴德，前往巴基斯坦的首都伊斯兰堡。这段630千米的路，有200千米是“巴塔”——巴基斯坦塔利班控制区域，这里时常会发生恐怖袭击。
一辆安保队的武装车开路，我和梁红驾着“大白”“小白”在中间500米左右的距离跟着，一辆车殿后。后面的三辆车要沿着峭壁公路紧紧地跟着，防止其他的车辆插车。
几天的相处下来，我们和安保队也都混熟了，他们年纪都比我大，这些天他们给我留下的感动也特别多。萨赫尔（Sahel）是一位老兵，他就在前车上担任枪手，他很平静地说：“如果出现突发情况，我们会拼死狙击对方，为你们抢出逃生的空间和时间。不要管我们六个人，跟着另外一辆车撤退。”
其他安保队员脸上，也都是一副坚毅的表情。生在这个国家，从部队退役到民间安保，这些年来他们一直做好了与塔利班交火的准备，也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而萨赫尔之前也跟我说过，我们会是他服务的最后一群朋友。阿巴塔巴德隧道修通以后，他会放下枪，告别整天与塔利班对抗的刀尖上的生活，他打算去中国批发一些货物，回巴基斯坦做买卖。
阿克巴说：“朋友，这一路上无论如何我不会让你们受一点儿伤害，如果发生交火，我会挡在你们的身前，给你们挡子弹。”
几个男人的话，让我有些哽咽了。我使劲握住了阿克巴的手：“谢谢你兄弟。”
阿克巴用他的方式为我们祈祷：“愿真主保佑我们的朋友一路平安、旅途顺利。愿真主与我们同在，保佑我们。”
路边的哨卡和检查站开始密集起来，气氛开始变得不那么活泛了。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路人看我们的样子，不再像之前遇到的巴基斯坦人一样，热情洋溢、面带微笑，他们的脸上全是冷漠。小孩子们看到我们，稚嫩的脸上也多是皱眉好奇，没有之前见着的那些天真烂漫。
一路走走停停，荷枪实弹的军警频繁地过来盘查拖车，查阅手续。虽然是为了安全考虑，但是他们脸上如临大敌的凝重，也传染给了我们，让所有人心里都开始有些紧张。当然我们也能理解，如果遇到一辆装了炸弹的自杀式袭击汽车，那些军警随时可能殉职。
这段路走得很煎熬，终于临近入城前的最后一个检查站，恰好赶上了阿克巴的礼拜时间。他拿着毯子下车了，我看了看周围，天色渐暗，这个地方的环境也有些复杂，两边是棚户区，除了军警车辆，路边来来往往的摩托车很多。当然最让人不舒服的，还是那些陌生人的眼神。我的正前方，就站着两个白袍大胡子老头，倒和本·拉登颇有几分神似，恶狠狠地盯着我们。过往的人也都停下来驻足围观，对我们指指点点。两个年轻人骑着一辆摩托车经过，他们大喊着口号，车上挂着一面宗教旗帜。
安保队全员下车警戒，包括两辆安保车的司机，也端着枪下去了。
这做礼拜的15分钟让人特别煎熬，我们就像处在一个旋涡的中心，周围是什么，我们一无所知。可能仅仅是好奇围观的人群，但也有可能藏着瞄准猎物的恐怖分子。在之前做功课的时候，我们知道塔利班已经开始针对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外国人下手了，而且明码打赏，一个美国人5万美金，其余的每人5000美金。
阿克巴回车，顺利通过安检，驶上公路，周围没有那么密集的人群了，我们也稍稍舒了一口气。我们依然跑在喀喇昆仑公路的末段上，但是这里的沿途风景就没有之前那么怡人了，仿佛被这里的恐怖气氛感染了一般，全是光秃秃的岩壁、寸草不生的洼地。
前方是巴塔控制区，我们希望借着夜色的掩护，连夜冲过去，直达伊斯兰堡。
白天我们的团队实在太过扎眼，而晚上我们依然引人注目：当地车都是白炽灯，发出黄色和白色的光，而我们的车是氙气灯，射出来的是蓝光。在这种情势之下，我们只求速达，越快离开这片区域越好。然而路况又不允许我们加速，山地公路一边绝壁一面悬崖的路段太多了，而且急弯连续不断。
停下车，我们做了一些紧急预案。如果是非人为的，比如爆胎、落石等情况，优先选择往岩壁撞，绝不能拐下山崖；如果是遭遇了武装伏击，一定冷静不可逞勇，逃脱的人再想办法营救，不要被一锅端。
关键时刻，拖车在路中央爆胎了。我惊出一头冷汗，关掉各种大灯，全员行动，用F1维修站的效率迅速换好轮胎。这事儿我得给大伙儿点个赞，罗布泊的课程，确实把大伙儿给锻炼出来了，机动性特别高。
暗夜潜行，气氛实在太压抑了，这样下去人真的随时可能会崩溃掉。通过对讲机，我开始跟梁红讲起了段子。不料梁红听着听着却鼻子一酸，煽起了情：“老张，这可能是我们分开时间最长的一次了吧？虽然你就在我的前面，那么近，可是又感觉那么远。真出事儿了，我怎么可能先跑？”
我听了也不好受，我知道自己是她的全部依靠，我不能垮。当年在马鲁姆火山上那一幕又浮现在脑海里。我在火山里，她在山口上。对讲机里梁红跟队员们交代，如果老张出事儿了，她一个人绝不回去。我安慰她：“丫头，你别傻了，我这么大块儿，人家把我绑了这得费多少口粮呀，不划算，你放心啊！”
梁红咧嘴一笑：“老张，在我心里你一直是超级偶像派。”
黎明时分，我们终于有惊无险地冲出了巴塔控制区。两个小时之后，友谊大桥终于出现在了眼前，那里也是喀喇昆仑公路的终点。终点的界碑上写着：BEIJING, 5425KM。
天堑变通途，这条凶险无比的天路，翻雪山越峻岭，穿隧道渡堰塞湖，我们一步一步，成功地蹚过来了。这里是喀喇昆仑公路的终点，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它也是起点。
6．大树下的学校
通往首都伊斯兰堡的路，是巴基斯坦境内最和平的一段。经过昨夜火线穿越的紧张，所有人都松弛了下来，休息的休息，看风景的看风景。
当然我和梁红还不能闭眼，只是放慢速度，欣赏着这个国家本来的面目，青山绿水，安居乐业，民风淳朴。它本应该全是这样，遗憾的是，战争让它只有一隅和平，而半壁江山民不聊生。
进入伊斯兰堡，安保队员们都收起了枪。这群善良的老兵，他们不愿意亮出武器，去惊扰到这片土地上享受着难得和平的同胞们。
借着晚饭后的闲暇，我们打算去伊斯兰堡市区转一转，吹吹晚风，解解旅途的困乏。阿克巴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游乐场——大概相当于国内的一个小广场。凉爽的夜晚，人们纷纷走出家门，父母们带着孩子们来到这里玩耍，老人们散步聊天，年轻人们结伴说说笑笑。
我们的出现，让人群沸腾了。不分男女老幼，都聚拢了过来，以我们几个中国人为中心，围起了一个圈。每个人都很友好，脸上带着笑容，用普什图语、乌尔都语、英语和生疏的中文，向我们问好，跟我们合影拍照。
这种感觉很好，但是却让阿克巴感到不安。他示意我们赶紧回到车上，回酒店。伊斯兰堡确实相对安全，但是这里依然存在着塔利班的眼线，他们无孔不入。人越聚集的地方，越可能发生恐怖袭击，而且损失越大。
回到酒店里打开电视，才得知就在昨晚，我们刚刚离开吉尔吉特，那里就发生了恐怖袭击事件。一架M17军用直升飞机被导弹击中后坠毁，并导致一所学校起火，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
片刻安宁后，我们又被拉回到了紧张的氛围里。这里是巴基斯坦，塔利班的阴影无处不在。
在巴基斯坦，塔利班把枪炮对准了学校。他们频繁地对学校下手，时常在学校里引爆炸弹，炸毁教室、推倒大楼，恐吓学生和家长。塔利班认为学校传递着西方式的堕落和政府的权威。同时，炸毁学校也可以让军方不能在这些建筑里建立基地。
而巴基斯坦人也知道，塔利班种下的仇恨的种子，也需要依靠孩子，依靠这个国家未来的主人来化解。塔利班的攻击，更坚定了他们让孩子接受教育的决心。很多学校的门口，甚至搭起了围墙和铁丝网，还有军方的人持枪守卫。而很多孩子，也勇敢地选择穿越恐惧和炮火，继续前往学校学习。
我们在伊斯兰堡遇到了一位老师，他叫阿尤布（Ayub Khan），是一位满头白发的老者，一脸慈祥，但时而也会露出一丝威严。他在街心花园的大树下开办了一所学校。
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大树下给十几个孩子授课。孩子们席地而坐，书本都摊在地上。这里就是他们的大树学校，课堂没有黑板，阿尤布老师就在一块大白纸上写字，年迈的他，认认真真地把每个字都写得十分工整。
孩子们也都全神贯注地听着他讲课。这里比较独特的一点是男孩和女孩坐在一起上课。要知道在巴基斯坦，女孩很少接触教育，而且男女也不可以在一起上学。这些孩子都是贫苦家庭出身，没有钱进入正规的男子或者女子学校。他们在这里上课，还有可能会被路人嘲笑。
当然，这里的学生也并不全是孩子，还有一些小年轻，还有一个看起来和阿尤布年纪差不多大的学生。
阿尤布老师年轻的时候，是军队里的文职人员。退伍后做了伊斯兰堡消防队的志愿者，平时他的工作，就是走街串巷售卖报纸和纸袋。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他经常会碰到一些在街头巷尾晃荡的孩子，他就在想，这些孩子以后怎么办？他们中有的人，将来会变成流浪者、毒贩，甚至被塔利班招募，成为他们的后备军。阿尤布当时想到，如果能让他们接受教育，是不是就能够改变他们的生活呢？
那一年阿尤布27岁，他没有空想，而是马上就行动了起来，就在街心花园的大树下成立了这所学校，自己开始来教人们知识。
最初只有10个孩子来听他上课。阿尤布开始去劝说一些家长，让他们相信“枪炮让人走向歧途，学习改变人生道路”，并且承诺这里真的是免费教育，送孩子来上课不会增加家庭负担。此外，阿尤布还一一登门拜访一些雇佣童工的店铺，让他们送孩子来上学。从最初的被粗暴赶走，到渐渐地有些店主愿意送一些孩子来了。还有一些是流浪者，阿尤布老师耐心地与他们沟通，和他们建立信任，把他们从街头带到了大树下。
在这里，只有阿尤布一个老师，他教授学生们乌尔都语、英语和数学。
30年来，这几棵大树下，有超过2000名贫苦孩子从这里毕业，有的人进入了巴基斯坦的政府机关、军队、医院和一些大企业工作。
了解到阿尤布的故事，我们对这个老者肃然起敬。我提出想对大树学校进行一些捐助，老人却摇头拒绝了。他说办这么一所学校要不了什么钱，他自己的收入足够补贴了，重要的是能够保持初心，耐心地教导孩子们，孩子们愿意来学习。他不需要捐助，需要帮助的，是这些孩子们。
说完，阿尤布老师开始骄傲地向我们介绍他的几个学生。
一个显得有些羞涩的小女孩儿，她叫海娜，从乡下来，没有身份证，不能进入正常学校上学，但是她很刻苦，很有天赋，伊斯兰堡的许多科学竞赛，她都拿到了第一名。
两个挺帅的小伙子，一个叫阿巴斯，以前是个小混混，被阿尤布老师强行带到了这里，现在他彻底告别了街头浪荡生活，还成了阿尤布老师的助手。另外一个叫阿米尔，以前是个伐木工，来到大树学校成功毕业后，一边工作养家糊口，一边回到学校给阿尤布老师做助教，辅导低年级的学生。
还有一位特别的学生，他叫阿里，今年45岁了。五年前他还是个文盲，一个字儿不认识。现在，他已经成功通过了十年级的考试。
面对镜头，他们都有些腼腆，不自觉地扭过头去。孩子们不惧怕嘲笑，不惧怕贫穷，不惧怕战乱，他们最怕的，是失去学习的机会。
知识改变命运，不需要更多的注脚。这里的每一个学生，这30年里的2000多个学生，都实实在在地改变了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人生轨迹。
“肃然起敬”这个词，不足以表达我对眼前这位老者的敬意。他是一位伟人，他的一己之力可能只是改变了2000多个人的命运，但实际上，他的付出无形中甚至改变了这个国家的进程。如果多一些阿尤布这样的老师、这样的大树学校，多一些涓滴付出，巴基斯坦的明天，一定会更好。
离开之前，我们在大树学校不远处看到一座坟墓。
那是阿尤布老师让学生们用拾捡的碎砖搭起来的，他感觉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差。阿尤布老师对学生们说：“我不可能一直活着，答应我，把这个大树学校办下去，让我能够一直看着你们。”
7．“用笔来代替武器”
告别阿尤布老师和大树学校的孩子们，我们要继续赶路，前往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边境城市白沙瓦，那里是塔利班组织的活跃地区。那里也有一群孩子在等着我们。
中途要经过阿巴塔巴德，我决定临时停一下，去看看本·拉登的老房子。
那里已经恢复了平静，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被扫射过的房子没有再被修葺，弹坑遍布。已经看不见血迹了，也找不到任何能联想到那位“恐怖大亨”的物件。
我们找到了本·拉登的邻居。这位老者说他自己以前压根不知道自己隔壁住的是谁，也从来没有见过他。那天晚上他听见了直升机盘旋的声音，然后枪声大作。身处巴基斯坦，对于这种午夜的交火，他们已经见怪不怪了。虽然广播让大家待在自己的屋子里，不要随意走动。第二天起来，他们才从电视上知道昨夜发生在自家门外的大事件。
事情已经过去几年了，也没有人再提起。至少这周边，没什么人说起他，也不像传说中的一样，有人认为他是个传奇，有人认为他是个恶魔。什么都没有，就像是一个陌生人在生活里离开了，没有掀起一丝涟漪。炮火随时回来，和平依然遥远。人们很珍惜当下难得的宁静。
抵达白沙瓦，频繁的恐怖袭击和交火冲突，把这座城市变得到处都是一副破败萧条的景象。要知道在古丝绸之路上，这里曾是繁华一时、花团锦簇的古犍陀罗国。
我们去了一所学校，白沙瓦军官子弟学校。那更像是一座军营，围墙上布满了铁丝网，门口设着哨卡，有拿着枪的军警保卫着。
这所学校，是白沙瓦人、巴基斯坦人心里的一道伤痕。两年前（2014年）的12月16日，就在中国学生准备迎接元旦假期的时候，这所学校却迎来了一场大屠杀。6个塔利班武装分子，翻越围墙闯进了学校，接下来他们发动了一场令人发指的暴行。
他们把全校145名师生聚集在一起，当着学生的面，活活烧死了10位老师；紧接着，就把枪口对准了135名孩子。这场屠杀持续了8个小时，所有师生无一幸免，整所学校被鲜血浸染。
事件发生后举世震惊，难以想象这是发生在21世纪的事情。巴基斯坦全国停课一个月，悼念无辜死难者。塔利班罄竹难书的罪恶暴行，并没有恐吓到巴基斯坦人，家长和孩子们更加坚定了要走进学校、“拿起笔、对抗枪”的信念。
我们到达学校的时候，孩子们已经放学了。其实时间才刚过正午，可能是为了防止袭击，学校下午不安排上课。校园里空荡荡的，再联想到曾经发生在这里的惨案，眼下的这份安静让人难受。
学校辟出来一片区域，作为当年那些遇难师生的露天纪念广场。一座小小的纪念碑立在校园一角，上面摆放着祭奠的花朵，背后的横幅上，写着：“国家向你们致以怀念，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们。”
四周的墙壁上，贴满了老师和孩子们生前的照片。他们都曾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他们曾是一个个不辞辛劳的园丁，耐心地抚育着下一代；他们曾是一朵朵含苞待放的花儿，希望有一个美好的将来，来建设这个千疮百孔的国家。如今，他们都已长眠地下，笑容挂在高墙上，留在亲人们的心里。
看着那些稚嫩的笑脸，我的心里憋得特别难受，而梁红早已眼眶通红。他们已经去了另外一个世界，令人欣慰的是他们的遭遇并没有吓退勇敢的巴基斯坦人。还有越来越多的人，站上了他们曾经挥洒汗水的讲台；越来越多的孩子，走进了他们曾经努力学习的教室。
墙壁一隅，写满了前来悼念的人们留下的字句：
“用笔来代替武器。”
“永远不要失去希望。”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回到学校吧，用你的愤怒，来实现你的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