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下午我和阿唐喝完了茶，一齐去开工，他摆摊，我画画；到五点半钟，总有一位大佬来“收规”，阿唐占的地方大，每天三毫，我只是立足之地，所以只缴一毫。每次有个风吹草动的，收规钱的大佬都会先来知呼一声。满以为从此不再会有什么冬瓜豆腐，其实不然，真正执法如山的时候，可就不是两三毫的规钱可以解决问题的了。一九四九年旧历三月初七（刚好是我生日），下午五点二十七分，一辆差馆的猪笼车一阵风似的开来停在东方戏院门口，我因为有过一次作战经验，所以把墙上的“样板”一摘，假装站在一旁看热闹。但是阿唐可是措手不及了，叫他们老鹰捉小鸡一样地拖到车上，画报也装在纸盒中带走。旁边一位用龟壳算金钱卦的四川佬也被拉走了，那位洋帮办字正腔圆的广东话还说得很有礼貌：“×你老母，你的金钱卦好灵咩？点解你算不出我今天来拉你！冚家铲，上车了，契弟！”阿唐临上车时向我求助的眼神，我永生难忘！
我向收规钱的那位打听到阿唐的下落，知道他当天晚上被拉到湾仔第二差馆。天一亮等他过完堂，替他缴了五十元罚款（因为他以前被拉过一次，所以罚款加重），然后用身上余下的三十元，叫了四菜一汤和一瓶陈年茅台，和他到海景楼，开怀畅饮一番，算是为我二十四岁的生日“补寿”。酒过三巡，又啃了几个天津狗不理的包子，一杯在手，不要说狗不理，什么都不理，今朝有酒今朝醉。看着包子，想起北方的一句至理名言：“包子有肉不在褶上。”对，只要咱肚子里有料就行了（四菜一汤都吃得差不多了，当然有料），何必穿西装！再说穿着一身笔挺西装站在街头卖人像也不像样。
喝得七荤八素，站也站不稳的时候，我和阿唐一步三摇地在海边对面的骑楼底下看“大姑娘”（阻街女郎是人家叫的，我们两个阻街男郎不好叫）。看她们在旅馆门口，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搔首弄姿，丑态百出，乳波臀浪，神情冶荡，听她们满口粗言秽语地打情骂俏，看她们满脸庸脂俗粉地强颜欢笑，一阵恶心，差点没把肚子里的“狗不理”吐了出来。
顺着电车路走向石塘咀的坚尼地城，两个人脚底下直“绊蒜”，于是把肩膀搭起来，你揽着我我揽着你地前进。人家说二人齐心黄土变金，两人倚靠着走一定稳当些，谁知更糟糕，正在百思不得其解的时随，忽然看见阿唐一瘸一点的左腿，这才恍然大悟，不禁一阵仰天长啸，若不是对面走过来两位穿着制服的山东老乡，酒还醒不了那么快！
半夜了，我把存在阿唐床下的被褥，抱到他的天台上，在靠围墙处，铺好褥子枕头，看了看满天星斗，放心地拉被蒙头大睡。
老天爷还真对得起我，知道我没有冲凉，半夜来了一阵倾盆大雨，替我洗得干干净净。我身旁紧紧靠着下水道，水在褥子旁边，分由两路流向沟里，我这个黑大个儿，一时变成李白诗中的白鹭洲：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
不过李白登的是凤凰台，我李黑登的是天台而已。马上由被窝爬起，抱着铺盖往下跑，谁知一推天台门，方知由里面下了锁。只好再放下被褥，把隔壁天台木屋檐前，用油布蒙着的八块旧门板，暂时借用一下，一块块地搬过来，斜倚在围墙上。那时还没有《风从哪里来》那首歌，不过我深切了解，雨可是不打一处来，上边遮住了，下边渗过来，脚底挡住了，头上流下来，我想不仅刘阮到过天台，李白也一定睡过天台，不然怎么写得出“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名诗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