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运动
1951年初，电影《武训传》在全国放映，这部影片起初广受好评，不久却引发了新中国第一场思想文化战线的大批判。
《武训传》是在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的倡导下拍摄的。武训实有其人，他是清朝末年山东聊城堂邑县人。武训小时候目不识丁，吃尽了苦，所以他立志要为农家子弟提供受教育的机会。没有钱，他就讨饭，用行乞得来的钱办学，就这样成为一位很有名的贫民教育家。
电影拍好以后，曾于1951年2月在中南海放映，当时周恩来、朱德看了之后都认为这个电影拍得不错。后来江青把它推荐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却眉头紧皱，不停地抽烟。看完之后，他要求再放一遍。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这部电影非常不满。不久，毛泽东就发起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1951年5月，《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就叫做“要重视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这篇社论本来是胡乔木写的，毛泽东看了之后并不满意，就亲自改写了这篇社论，对《武训传》这部电影所表现出来的错误意识形态提出了严厉批评。
我们知道，在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关于中国革命和农民起义，他对于武训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种改良主义，那种对统治者奴颜婢膝的精神非常不满。此外，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局势也相当严峻，国内要镇压反革命，国外的朝鲜战争还处于相持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出于他的政治敏感，是不可能喜欢《武训传》这部电影的。另一方面，江青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她后来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充当“旗手”埋下了先兆。
武训其人
武训是山东堂邑县柳林镇西武家庄人，生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幼时家贫，以帮佣和行乞为生。他没有正式名字，因在族中排行第七，大家都叫他武七。光绪十四年，杨树坊等乡绅替他向朝廷请求表彰时，才帮他想出了武训这个名字，以对应他兴办义学的壮举。
孩提时代，武训就渴望读书，年长后因没有文化被人骗了工钱，此后即发下宏愿，欲穷毕生之力，兴办义学。
武训筹办义学的方式相当笨拙，全凭一己之力“边乞边佣”。其行乞足迹以山东为核心，遍及河北、河南、江苏等周边省份。讨得好的衣食，总是设法换成钱，自己如苦行僧般只吃最粗劣的食物。有时候也充当江湖艺人，表演锥刺身、刀破头、扛大鼎的节目。他白天行乞，晚上则纺线绩麻，农忙时也帮人做些短工，还做过媒人、信使……为了筹办义学，不论报酬多少，什么事情他都愿意做。
乞、佣之外，武训还靠存款放息和置办田产来筹集资金。1860年，武训首次购置了40亩义学田。他希望义塾能够在自己死后，依靠这些义学田的收入继续运营下去。到他49岁那年，已经总共购置了田产230亩，集资3800余吊。1888年，武训在堂邑县柳林镇东门外建起了第一所义学，取名“崇贤义塾”。
义塾建成后，他又亲自跑到寿张县去跪请名儒崔隼来作教师，五十多名学生被分成了经、蒙两班，又立下了严肃的学规。1890年，第二所义学在馆陶县杨二庄成立。1896年，第三所义学在临清县御史巷办起。同年6月，武训在临清去世。出殡当日，堂邑、馆陶、临清三县官绅全体执绋送殡，参加葬礼的乡民达万人以上。
民国时期弘扬武训精神有两次高潮。
第一次和山东省教育厅长何思源关系密切。1935年，何思源等人发起组织了纪念武训诞辰97周年活动，蒋介石亲笔题写《武训先生传赞》。
第二次高潮与平民教育家陶行知关系密切。陶行知不仅宣传武训精神，还身体力行，成为武训精神的忠实实践者。1945年在重庆发起的纪念武训诞辰107周年大会，到会的有一千多人，郭沫若、陶行知、邓初民、柳亚子、罗叔章等都参加并做了演讲。
江青与《武训传》
我们知道，批判电影《武训传》的社论是由毛泽东亲自撰写的，从而揭开了新中国第一次思想文化大批判的序幕。但是如果没有江青的话，毛泽东则未必会发起对《武训传》的批判。毛泽东日理万机，本来没有注意到《武训传》，是江青先向他作了反映。江青对毛泽东的思想和性格非常了解，她的这一举动也不免有挟私报复之嫌。30年代她在上海还是一个二流明星的时候，曾经和陶行知有过节。江青善于公报私仇，这一点后来在“文革”当中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
江青当时挂名文化部文艺处副处长，实际上是个不管事的闲职，但江青是个不甘寂寞的人，她希望在自己熟悉的领域有一番作为，以便获得更大的政治上的权力。江青向毛泽东推荐了《武训传》之后，毛泽东果然很不满意，还写了社论进行批判。7月，江青化名为李进，率《人民日报》和文化部的12名干部，到武训的故乡山东堂邑县做了长时间的调查，然后在《人民日报》上连续6天连载了4万多字的《武训历史调查记》。这个调查其实是很不严谨的，报告当中把武训描绘成一个“大地主”、“大流氓”。之后全国掀起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高潮。导演孙瑜、演员赵丹以及相关数十人都为这部电影写了自我批评的文章。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实际上开创了一个模式，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政治批判取代正常的文艺批判、学术批判。此后我们可以看到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一直到“文革”前对京剧《海瑞罢官》的批判，实际上都是这个模式。可以说江青是这个模式的重要发明者，这种意识形态上展开的严厉批判从此在新中国开展起来。
毛泽东为什么要批《武训传》？
《武训传》的审查过程中一直没有遇到问题，也顺利在全国放映，怎么到了毛泽东那里，却被当做“反动宣传”展开了批判？
夏衍作为当事人，曾在其回忆文章中解释道：“《武训传》事件之所以会惊动党中央和毛泽东，这和江青的插手有关。孙瑜、郑君里、赵丹这些人30年代都在上海电影、戏剧界工作，知道江青在那一段时期的历史，这是江青的一种难以摆脱的心病。加上赵丹、郑君里等人都是自由主义者，讲话随便，容易泄露她过去的秘密，所以《武训传》就成了打击这些老伙伴的一个机会。这一次事件，孙瑜、赵丹由于周恩来的保护而没有被‘整垮’，但是江青对他们是不会甘心的。‘文革’开始、上海首当其冲的是电影界，就是郑君里和赵丹。这些具体情况在1981年特别法庭审判江青时，黄晨（郑君里夫人）揭露得很详细。”
这样的解释听起来难免牵强，显然不能服众。另外一个当事人影片导演孙瑜说，毛泽东早在1951年2月底之前就看过《武训传》，距离5月20日社论的发表有近三个月的时间。要说反对，当时就可以禁止影片的上映，怎么要等到影片公映之后才提出？从观看电影到发表意见，时间间隔如此之长，这充分说明毛泽东对批判《武训传》是深思熟虑的，不可能是受到江青影响的心血来潮之举。
王善中写了《武训、电影〈武训传〉及建国初期开展的批判》一文，对毛泽东为何要发起批判《武训传》，提供了一种更为可信的解释。王善中写道：“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历史上的武训和当时的农民起义并没有什么直接联系。如果电影不把农民起义作为背景去表现武训，只把其作为当时中国人民文化上的一个启蒙运动去表现，影片的问题并不是很大。然而电影剧本对武训的宣传却有意或无意地脱离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即不仅仅是凭空造出了一个要参加农民起义军的周大来作为武训的反衬，而且把清政府对武训的表彰同当时的农民战争也联系在一起了……这样一来，本来还属正常的清政府对武训的表彰，突出地成为了清政府为了镇压农民起义而采取的特别措施了。”
王善中接着总结说：“电影《武训传》的最大缺陷就是把本来与农民战争关系不大的武训办学，人为地把它们联系在一起了。”
袁晞在《武训传批判纪事》中写了一个细节，毛泽东看完影片之后，曾对江青和工作人员说：“这个电影是改良主义的，要批判。”在毛泽东看来，武训办学是改良主义的，和革命主义是对着来的。毛泽东本人是坚信革命主义的正确性的。所以，毛泽东决心狠批《武训传》的改良主义，和其他人没有任何关系。
上海滩大亨的《自白书》
1951年5月，上海滩的著名大亨黄金荣[1]在《文汇报》、《新闻报》上同时发表了一份《自白书》，主要内容是说，现在正值镇压“反革命”的时候，我和我的门徒，只要犯下了罪行，都要向政府当局坦白自首。
1950年7月，政务院和最高法院联合颁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1951年2月，政务院又正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声势浩大的“镇反”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黄金荣写出了他的坦白自首书。
黄金荣在这篇坦白书中间还谈到过杜月笙，当时的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看了第一稿之后，觉得不妥。杜月笙当时在香港，但是他一直没有答应蒋介石的要求，没有到台湾去。潘汉年出于统战的考虑，便把杜月笙的名字删掉了。当然黄金荣和杜月笙都是特殊人物，更多的反革命分子还是在声势浩大的镇反运动当中被镇压了。
解放初期有三大政治运动：一是抗美援朝，那是对外针对美帝国主义，还有两个国内的就是土改运动和镇反运动。镇反运动在当时有它的必要性，我们知道，凡是革命之后一定会有反革命，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也都有过严厉的镇压反革命活动。新中国成立之后，各地都有一些对中共政权不满意的人员，所以在全国范围内镇压反革命，对于新政府维护自己的政治权威，同时稳定社会治安，都有着非常必要的作用。当然任何镇压运动也不可避免会有扩大化和打击过宽的情况。
黄金荣的自白书
1951年年初，镇反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上海大亨黄金荣迫于压力，让龚天健执笔，写了一份自白书，于1951年5月20日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全文如下：
我小时候，在私塾读书，17岁到城隍庙姊夫开的裱画店里学生意，20岁满师，在南门城内一家裱画店做生意，5年后考进前法租界巡捕房做包打听。那时候，觉得做裱画司务没出息，做包打听有出息。现在想来，做包打听，成为我罪恶生活的开始。
我被派到大自鸣钟巡捕房做事，那年我26岁，后升探长，到50岁时升督察长，60岁退休，这长长的34年，我是一直在执行法帝国主义的命令，成为法帝国主义的工具，来统治压迫人民。譬如说卖烟土，开设赌台，危害了多少人民，而我不去设法阻止，反而从中取利，实在真不应该。
蒋介石是虞洽卿介绍给我认识的。国民党北伐军到了上海。有一天，张啸林来看我，他们发起组织共进会，因为我是法租界捕房的督察长，叫我参加，我也就参加了。就此犯了一桩历史上的大罪恶，说起来，真有无限的悔恨！后来法租界巡捕房的头脑费沃利，命令禁止共进会在法租界活动，一方面张啸林要借共进会名义，发展他们的帮会势力，所以对我不满意，我因为职务上的关系，就和他们闹意见，从此与张啸林避不见面。不久，我就辞去法巡捕房职务，退休在漕河泾了。我在法巡捕房许多年，当然有些势力，有许多人拜我做先生，我也收了很多门徒，门徒又收门徒，人多品杂，就发生了在社会上横行霸道，欺压善良的行为。
我年纪大了，照顾不到，但无论如何，我是应该负放纵之责的，因而对于人民我是有罪的。
解放以后，我看到共产党样样都好，人民政府是真正为人民的政府。几十年来，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国民党反动派盘踞下的上海，整个变了样子。政府里根绝了贪污，社会上也没有敲竹杠、仗势欺人的事情。我今年84岁，已经二十多年不问世事了。但经过了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看了伟大的人民力量，再检讨自己60岁以前的一切行为，感到非常痛苦。一方面我对于人民政府对我的宽大，表示深切的惭愧和感谢，另一方面我愿向人民坦白悔过，恳切检讨我的历史错误，请求允许我立功赎罪。
我坚决拥护人民政府和共产党，对于政府的一切政策法令，我一定切实遵行。现在，正是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时候，凡是我所能知道的门徒，或和我有关系的人，过去曾经参加反革命活动或做过坏事的，都应当立即向政府自首坦白，痛切承认自己的错误，请求政府和人民的饶恕；凡是我的门徒或和我有关系的人，发现你们亲友中有反革命分子要立即向政府检举，切勿徇情。从今以后，我们应当站在人民政府一边，也就是站在人民一边，洗清各人自己历史上的污点，重新做人，各务正业，从事生产，不要再过以前游手好闲，拉台子，吃讲茶乃至鱼肉人民的罪恶生活，这样，政府可能不咎既往，给我们宽大，否则我们自绝于人民，与人民为敌，那受到最严厉的惩罚，也是应该的了。
现在，幸蒙共产党的宽大为怀，使我有重新做人的机会。在毛主席旗帜下，学习革命思想，彻底铲除帝国主义的封建思想意识，誓再不被反动派利用，决心学习自我批评及自我检讨，从今以后，愿为人民服务。
最后，我敢向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上海人民立誓，我因为年纪大了（今年84岁），有许多事，已经记忆不清，话也许说得不适当，但是我的懊悔惭愧与感激的心，是真诚的！是绝不虚伪的。
黄金荣 公元1951年5月
合作化道路始末
“三农”问题一直是中国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重心，从建国之初就是这样。1951年9月9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全国第一届农村互助合作会议，会议通过了一个《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
毛泽东还是很重视农民自己的想法的，为此他希望那些农村出身的作家能够向他反映情况。当时很有名的“山药蛋派”[2]代表作家赵树理就来到太行山区一个小山村蹲点，准备了解实际情况。根据赵树理的观察，农民当时还没有强烈的互助合作的积极性，更多还是希望自己种地。为了照顾这些情况，中央有关会议希望不要过急地把农民推向合作化，还是要支持农民个体经营的积极性，同时积极推动农民的互助合作。
中国一直是小农经济传统，“土改”之后，农民都有了自己的土地，他们一方面有了翻身的感觉，另一方面一些小农经济的弊端也开始暴露出来。所以在中央的政策鼓励和推动下，一些地方的农民自己也开始产生互助合作的要求。到了1952年年底，全国已经有了八百三十多万个农村互助组，这种小型的互助组仅由几户人家组成，同时也成立了几万个初级合作社。
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工商业、手工业改造一起被称为“三大改造”，对当时的经济改革产生了很大影响，可以说是后来农业合作化高潮的一个序曲。
一方面不伤害农民个体经营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又保护和支持农村当中已经出现的合作化愿望和要求，当时中央政府对农村问题的处理还是比较妥善的。
办社第一年
陈永贵出身贫农，1948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陈永贵担任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的支部书记期间，在环境非常恶劣的自然条件下，他带领农民艰苦创业，从山下用扁担挑土上山造田，大大改善了当地人民的生活。他的事迹被中央政府肯定，毛泽东号召全国要“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陈永贵因此成为全国的榜样。
1952年年底，在太原参加丰产劳模会期间，陈永贵的眼界变得更开阔了，创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念头鼓舞着他。开完会后，陈永贵抱着“要干一番事业”的雄心回到大寨。
回到大寨后，陈永贵立即加紧筹办合作社。不过他遇到了一个小麻烦，陈永贵所在的互助组有49户，但是县里只批准他办一个30户的合作社，他必须动员十几户退出去单干。可是尝到合作甜头的农民不肯退出去。陈永贵灵机一动，他想做两本账，明账写上30户，谁爱查谁查，暗账写上49户，谁来也不给看，不就皆大欢喜了吗。
1953年2月18日，大寨的“新胜农业生产合作社”宣告成立了。在大寨村，有陈永贵领导的合作社，也有其他三个互助组，还有几个单干户。这几方势力大家都憋着劲，要把对方比下去。
初级合作社与互助组最大的差别在于：互助组各家地还是各家管，但是在合作社，土地的使用权由各家各户转到农业社手里，春种秋收夏管冬藏全凭陈永贵一个人张罗。另外分配也成了难题，分多分少大家都会有意见。
办社初期农业社的管理相当混乱。大家的积极性也难以维持下去，开头的热乎劲凉下去之后，不按时出工，出工不出力的现象开始增加。社员们对陈永贵的不满也多起来，有说他“不民主”的，有说他“主观主义的包办”的，有说他
“营生混乱”的。
为此，陈永贵专门召集了一个社员大会，并向大家推荐了一份其他农业社实行包工制的材料。大家都觉得这个办法好。这样一来，社员的积极性又上来了。农业社很快又红火起来了。陈永贵描绘道：“过去光嫌休息的时间少，现在害怕休息时间多，做活少。这时社员说，这样不但能多做营生而且精神愉快高兴。”
西藏和谈几经波折
1949年12月，毛泽东主席在前往莫斯科的专列上就给其他中央领导人写信，强调了进军西藏的重要性。毛泽东说，进军西藏越早越好，越早越有利，否则夜长梦多。
作为新中国的领袖，毛泽东饱读史书，他非常了解西藏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当时西藏的情况相当危险。1949年8月，拉萨的一些宗教领袖和贵族们就发动了一次小型叛乱，把当时拉萨的中华民国政府的官员，还有很多汉人全部赶走了，实际上是“藏独”的一种尝试。
毛泽东非常关注西藏的局势，中央人民政府决定让解放军第18军做好进军西藏的准备。当时18军的军长张国华在青海等地找了一些藏族的高僧、活佛等人，先后分4次派劝和的代表团到拉萨去，试图跟年幼的达赖喇嘛[3]以及实际管理西藏的高层谈判，但是这些努力最后都失败了。
于是毛泽东决定先进军昌都地区，经过18天的战斗，解放军占领了昌都地区。当时昌都府的地方行政长官阿沛·阿旺晋美[4]经过和中共方面的深入接触，也下决心要让西藏和平解放。之后他就写信给达赖喇嘛，把各方面的情况作了通报。当时年幼的达赖喇嘛在那些管理西藏的高层的裹挟下准备出逃印度，但是这个图谋并没有实现，印度方面也并不准备接受达赖喇嘛。在这种情况下，达赖喇嘛改变了态度，他上书北京，准备和中央政府展开解决西藏问题的谈判。
1956年前的十四世达赖喇嘛
1935年7月6日，十四世达赖·丹增嘉措生于青海湟中县祁家川村一个藏族农民家里，属于藏族聚居的安多地区。5岁时被选为达赖十三世的转世灵童，6岁开始接受教育。
丹增嘉措的父亲名祁却才仁，母亲名德吉才仁。在村子大约20户农民家庭中，他们属于中等富裕。他们种植一些大麦、荞麦、马铃薯等农作物。丹增嘉措是9个孩子中的第5个，最大的孩子是他的姐姐泽仁多玛，比达赖喇嘛大18岁。他的长兄名土登居美诺布，已被认定为高级喇嘛塔泽仁波切，他的二哥嘉乐顿珠、三哥罗桑三旦，均为“活佛”。
丹增嘉措的乳名叫做拉木登珠，后来才改名为吉尊降白阿旺洛桑益喜丹增嘉措师松旺觉聪巴密白德青布。丹增嘉措6岁开始接受教育。在1959年，25岁的他被授予佛教哲学博士学位。
1950年昌都战役后，达扎摄政遭到反对，布达拉宫下出现了要求达扎下台的揭帖。10月下旬罗布林卡的官员大会上也为此事发生争吵，后来通过采取降神、占卜决定大事的办法，达扎体面地辞去了摄政职务，由未满18岁的达赖亲政，但实际权力掌控在曹鲁康娃和洛桑扎西手中。
伪“人民会议”事件后，曹鲁康娃和洛桑扎西辞职，达赖在噶厦和经师的协助下管理具体事务。1954年中印协定签订后，在执行中印协定的过程中，有许多内容需要西藏地方政府的配合。达赖·丹增嘉措当时表示拥护中央和印度的谈判，还命噶厦执行协定。
1955年川藏公路初通，外交部和民委（民族事务委员会）曾组织十几位西方记者访藏团，其中有当时因报导朝鲜战争出名的英国记者威灵顿，美国记者爱泼斯坦，还有塔斯社、德新社、法新社等社和报纸的记者。这些记者在访问达赖时，提出了他们所关心的问题：西藏地方对执行和平解放西藏协议办法的态度和情况，西藏人民生活情况以及西藏内部的制度、宗教和社会状况等。达赖的回答，显然是经过噶厦、经师们草拟的。之后达赖宴请了这些外国记者。
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时，以陈毅副总理为首的代表团来藏祝贺，欢迎仪式还是经达赖亲自定下的。那样一种欢迎仪式，既遵从了西藏的习俗，又表现了对中央政府的尊重。
西藏和平解放
人民解放军占领昌都之后，西藏和谈就出现了新的局面。达赖喇嘛改变了立场，委派昌都府的行政长官阿沛·阿旺晋美作为首席谈判代表赴北京和谈。阿沛·阿旺晋美一行经过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才到达北京。
中央人民政府方面以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5]作为首席代表，北京和拉萨方面展开了二十多天的谈判，谈判一共进行了6轮。开始达赖喇嘛还试图阻止解放军进入西藏，同时也不想让中央政府真正在西藏行使主权。但是中央人民政府的态度很坚决，最后阿沛·阿旺晋美代表西藏地方政府和中央人民政府达成了协议。1951年5月23日，双方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史称“十七条协议”。
这个“十七条协议”首先明确规定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西藏地方政府要欢迎解放军入藏，同时也保证西藏实施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现行的制度保持不变，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在宗教和政治上的地位不变。达赖喇嘛于1951年10月24日通电北京，表示拥护这个协议。
1951年年底，解放军部队进驻拉萨，西藏的局势就此平定下来了。整个中国大陆实现了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所没有过的大陆疆域的统一，这对试图染指西藏的英美势力也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
进藏见闻
1951年昌都战役后，西藏地方政府代表与中央人民政府代表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中央人民政府即派代表张经武先由印度进入亚东，与十四世达赖喇嘛会晤，接着由昌都的18军组成先遣队前往拉萨。18军军长张国华率领正式入藏干部和部分部队进军西藏。
由于自四川进藏，不但路途遥远，全是横断山脉，有金沙江、怒江等大江隔绝，沿途雪山阻隔，高原气候特殊，居民甚少，进入藏区后沿途治安并不安宁，加之语言不通、汉藏两族风俗习惯不同，多年来的隔阂还存在。这给入藏队伍造成了巨大的困难。
从甘孜海子山开始已经没有公路，入藏队伍只能雇佣藏族牦牛驮运行李用具，步行向昌都前进，他们走了二十多天才到昌都。那时在藏族旅行有句谚语，叫做“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得哭，七八九正好走，十冬腊学狗爬”，入藏队伍不得不赶在“学狗爬”之前赶到拉萨。
入藏队伍沿途经过丁青、巴达松多、雅岸多、索宗、下曲卡、那曲（黑河）、穷多，行程近2000公里，耗时两个多月，于1951年11月27日到达了拉萨。经过长途跋涉，他们都已经是蓬首垢面、衣衫褴褛、形容憔悴，每人拿一根手杖，选择僻静小道前往西藏工委为他们安排的住处。
在入藏队伍进藏途中，发现贵族的庄园和藏民住的情况有天壤之别。每到一处庄园，贵族的住地是藏族式的堡垒，院内还有藏獒。而每个碉堡附近，尽是低矮简陋、草棚短墙的农奴住屋。这些藏民过着牛马一般的生活，每天除了要派人为贵族背水、砍柴、打扫，还要派出牲口为主人服役。
入藏队伍雇佣的牦牛，虽然是属于普通藏民所有，但所支付的费用一大半流入了贵族的腰包。他们还发现，凡是持有“马牌”[6]的过路官员和藏兵，吃喝玩乐都是无偿的。藏民除了供应运输工具（没有牲口即用人驮）外，还要供应他们的酒食、马料、住宿房屋及卧具，并要有妇女陪玩。
牧奴及农奴所遭受的无情待遇和残酷剥削由此可见一斑。
战争史上最艰难的停战谈判
1951年上半年，朝鲜战争进入僵持阶段，中朝军队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谁也没有办法吃掉对方。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想通过谈判达成停火协议。这个时候苏联出面了。其实苏联一直都站在中朝后面，但是只向他们提供军火，并不直接卷入战争。
1951年5月22日，苏联驻联合国大使马立克发表声明，建议朝鲜战场的双方坐下来谈判，这个建议当然事先和中朝及美国双方沟通过，双方都表示同意，但是如何开始谈判，以及在什么地方谈判还存在一些争议。当时美国方面建议在一艘丹麦的医疗船上进行谈判，但是中朝方面则提出在三八线附近的板门店，后来美方也同意了。
1951年7月10日，谈判开始了，中朝方面的首席代表是南日大将，他曾经先后在中国东北和苏联读过大学，能够说流利的中文和俄语，当时只有37岁。中国志愿军的代表是邓华将军。美方的首席代表是远东海军少将乔伊，还有一位韩国少将，共有4位代表。
这个停火谈判应该是世界战争史上谈判时间最长、最艰难、也最富有戏剧性的谈判，谈判整整延续了两年时间。期间双方明争暗斗不断，各自沿着三八线构筑了非常强大的工事。在这两年中间虽然没有打过大仗，但是小仗从来没有停止过，联合国军还利用空军优势不断向朝鲜北部发动所谓的“空中绞杀战”，以此打击中朝的军事力量。
这场谈判持续了两年时间，直到了1953年7月才最终签订停火协议。
停战协定
1953年，旷日持久的战争终于使交战双方产生了疲倦感。经过数次紧张的磋商，双方约定，7月27日正式签署停战协定。7月24日，双方谈判代表最后一次确定了朝鲜战场的军事分界线。由于金城大捷和其他地段的胜利，中朝方比6月17日线又向南推进了192平方公里。
7月27日上午9点，寂静的板门店突然活跃起来。共有两百多名记者从世界各地聚集到此处，为的是见证和报道这一历史性时刻。签字大厅是在短短7天内建成的，这是一座具有朝鲜民族风格的飞檐斗拱的大厅，既宽敞明亮，又庄重典雅。
大厅中央并列两张长方形的会议桌，这是双方首席代表签字桌。西边桌子上立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旗，东边桌子上立着联合国旗。会议桌中间是一张方桌，摆放着双方18份签字文本。
9点半，双方各有8名臂佩袖章的警卫以正步进入大厅。接着，双方签字人员分由东西两门鱼贯而入。10时整，在一片寂静中，朝中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大将和“联合国军”代表团首席代表乔伊并肩从南门进入大厅，然后各自就座。10分钟内，双方签好了18份停战协定。然后，南日和乔伊各自带回对方的9份协定交由本方司令官签字。
此时金城战场仍在进行激烈的战斗。停战协定要在12个小时之后（当日夜22点）才能生效，在此之前，双方还处于战争状态。
“联合国军”司令官克拉克于汶山在9份文本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后来，克拉克在回忆录中沉痛地写道：“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痛苦”。而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元帅于平壤首相府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
7月27日22点，在停火到达前1刻钟，双方阵地上对空射击的枪声、炮声此起彼伏，照明弹照得阵地如同白昼一般。当手表上的时针指向22点时，战争就在这一刹那间变成了历史。
7月28日上午9点30分，彭德怀在志愿军会议室，用毛笔在停战协定上端端正正地写下了“彭德怀”三个大字。
历时3年多的朝鲜战争落下了帷幕。在这场残酷的战争中，共有36.6万名中国志愿军将士伤亡，其中战场牺牲11.4万人，重伤不治2.1万人，病死者1.3万人，另有2.1万人在战俘营受尽折磨，失踪4000人……以此为代价，志愿军共歼敌70余万。
美军方面承认，1950年至1953年在朝鲜战场上，有3.4万多名美军丧生，10万多名美军受伤，至今还有约8000名美军下落不明，被列为“失踪”。
上甘岭战役揭秘
上甘岭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地方，朝鲜战争最惨烈的战斗就发生在这里。对美军来说，这场战斗原计划一天就解决问题，没料到越打越大，以至于后来成为一个世界著名的战例。
上甘岭位于朝鲜五圣山南麓，是五圣山的门户。那里的地形非常狭窄，只有3.7平方公里。1952年10月8日，联合国军单方面宣布停战谈判无限期休会。10月14日凌晨3点，联合国军向上甘岭的志愿军阵地发起进攻，试图改变其防御态势，对志愿军构成军事压力，以争取在谈判席上的有利地位。
美军方面计划使用7万兵力，一天之内攻下上甘岭，五天之内攻下五圣山。当时五圣山方向并不是志愿军15军的重点防御地区，那里只留了一个并不算主力部队的45师，上甘岭上只有两个连的守军。战斗一开始，美军不了解中国的防御态势，志愿军也搞不清美军的进攻方向。结果双方就为了争一口气不断扩大战斗规模，最后演变成一场绞肉机式的血战。
1952年10月14日第一天开战，美军就投下航空炸弹600枚，发射炮弹30万发，炮兵的火力密度高达每秒落弹6发，已经超过了二次大战的水平。上甘岭的主峰被整整削低了两米，寸草不剩。双方激战了一天，顽强的志愿军在血与火的硝烟中击退敌人进攻十余次，傍晚阵地易手了，但是到了深夜，志愿军队又反击夺回了阵地。此后战斗打成了胶着状态，白天美韩所谓的联合国军发动猛攻，志愿军顽强抵抗，最后伤亡惨重退守坑道，夜里志愿军再发动反攻，经过一夜苦战夺回阵地。
上甘岭已经不是战斗实力的较量，而是双方意志的较量。志愿军在后续部队和强大的火力支援下逐渐占据优势，并在10月30日发动了全面反攻，收回了全部失地，联合国军反攻失败。1952年11月25日，联合国军无力再进攻，历时43天的上甘岭战役结束，这一战加速了谈判的进程，朝鲜战局从此稳定在了三八线上。
上甘岭战役之后，中方的战报上说歼敌25000余人，15军伤亡11529人；美方的战报则说自己损失9000余人，中国军队死伤19000余人。尽管双方都多报了对方的损失，但是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这座小山头尸骨成山，鲜血浸透。
上甘岭战役中的英雄儿女
上甘岭是朝鲜中部一个山村，位于金化以北五圣山南麓。五圣山，位于朝鲜中部，平康东南约19公里，金化以北约5公里处，海拔1061.7米。五圣山南面山脚下，有五个高地，犹如张开的五指，在上甘岭战役中双方殊死争夺的597.9和537.7高地就是其中的拇指和食指。五圣山西侧，便是斗流峰和西方山，三山如唇齿相依，形成天然防线。如果斗流峰、西方山失守，五圣山就会陷入三面受敌的险境，如果五圣山失守，那斗流峰、西方山也会失去依托，整个中部战线便有全线崩溃的危险。其战略地位不言而喻。
1952年10月14日，上甘岭战役打响了。在随后43天的激烈争夺中，“联合国军”方面先后投入7万多兵力，出动飞机3000多架次，使用105毫米口径以上大炮300多门，向我志愿军防守的不足4平方公里的两个高地上投掷炸弹5000余枚，发射炮弹190多万发。
此次战役，我军前23天的作战任务由秦基伟为军长的第15军担负，后20天的作战任务由李德生副军长指挥下的第12军部队接替。在战斗的关键时刻，涌现出很多英雄人物。
电话班副班长牛保才，冒着枪林弹雨去排查线路，随身携带的整整一大卷电话线用完了，却还有一截线路没接上。已经多处负伤的牛保才用自己的身体接通了线路，用生命换来了三分钟的通话时间，营指挥部在这宝贵的三分钟里向坑道部队下达了作战命令。
在最前沿的8号阵地，三个伤员被敌人的机枪火力压制在离坑道口十余米处。孙子明昏迷在附近，被枪声惊醒后，他拉响三颗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他是上甘岭战役中与敌人同归于尽的38个勇士中的第一人！
苗族战士龙世昌带着爆破筒冲向地堡，被一发炮弹炸断了左腿，但他仍顽强地爬到了地堡前，将爆破筒从射击孔中插进去。地堡中的美军想将爆破筒推出来，但被龙世昌用胸脯死死顶住。爆破筒爆炸了，地堡与他一起在火光中消失了，我军乘势收复9号阵地。
黄继光和战友吴三羊、肖登良一起向地堡冲去，很快炸掉了两个子堡，但吴三羊牺牲、肖登良重伤，只剩黄继光一人了。他继续向主堡跃进，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主堡的射击孔。
注释
[1]黄金荣（1867-1953），祖籍余姚，生于江苏苏州，字锦镛，小名和尚，绰号麻皮金荣。早年在上海当学徒。1900年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当巡捕。后勾结帝国主义、官僚政客发展封建帮会势力，成为上海青帮最大的头目，门徒达一千余人，操纵贩卖鸦片、赌博等罪恶勾当。1927年组织中华共进会，参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同年辞去法租界巡捕房督察长职务。1928年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政府少将参议、行政院参议。
[2]山药蛋派是中国现代小说流派之一，形成于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指以赵树理为代表的一个当代的文学流派。主要作家还有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等，人称“西李马胡孙”，他们都是山西农村土生土长的作家，有比较深厚的农村生活基础。代表作有《三里湾》、《登记》、《锻炼锻炼》、《饲养员赵大叔》、《三年早知道》等。
[3]十四世达赖·丹增嘉措（1934- ），出生于青海省湟中县的藏族农民家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十四世达赖曾派代表团到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代表举行谈判，签订了《十七条协议》，西藏和平解放。1959年，西藏一部分农奴主为了抗拒民主改革，发动了武装叛乱，十四世达赖出走印度。
[4]阿沛·阿旺晋美（1910-2009），藏族，西藏拉萨人。曾先后担任西藏地方政府昌都粮官、民事法官，1945年被提升为孜本（审计官）。解放后曾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会长等。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5]李维汉（1896-1984），原名厚儒，字和笙，又名罗迈，湖南长沙县人。1916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与毛泽东、蔡和森等是校友。1919年赴法国留学，后参与中国共产党欧洲支部的筹建工作，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解放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6]为地方政府和土司所发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