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分头开展土地改革
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长期以来，土地问题一直是社会经济问题的核心，在农民少地、缺地的情况下，社会就会发生动乱。中国历史上多次农民起义，从陈胜吴广一直到清末的太平军，其发生原因无不与此有关。所以孙中山发起革命的时候，就明确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但是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却没有做到这一点。
而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是深刻了解中国社会根本问题的，他们知道农民的愿望就是需要有自己的土地。所以当不识字的农民听到“打土豪、分田地”这样很简单的口号的时候，他们就被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所吸引，纷纷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后也非常重视让农民拥有自己的耕地。
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并在全国推行，规定把地主占有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这样全国就有近一半的土地将分给农民。由于刚刚解放，1950年底又开始了“抗美援朝”战争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国大陆各地的土改就显得比较激进，很多地方都发生了杀害“地主富农”的事件。
与此同时，台湾当局也开始了土改，其特点则是和平推进，农民得地，地主获利。当时的台湾国民政府允许地主保留一定比例的土地，比例之外则有偿卖给农民。农民没有钱可以接受政府贷款，这样地主和农民之间没有直接交往，土地所有权的转换由政府居间办理。所以台湾土改是以温和的方式渐进推行的，最后也和平顺利地完成了。
两岸以不同的方式完成了土改，为两岸的工业化创造了基础，提供了条件。
“土地证”在农村引发不同反响
在安徽凤阳县姚湾乡，贫雇农听到发证都欢天喜地。有的说：“土地证什么时候到手？这下可有了宝贝了！”有的说：“分了土地，县长盖了章，子孙万代不会磨牙吵嘴，我们的土地会永远传下去了。”
很多中农因佃田改成自田，自耕自种，对发放土地证表示高兴。也有的因为原田不动，认为发证迟早没关系，抱着可有可无的无所谓态度。
就算是富农，也希望“早点定规”。富农万子邦的发言代表了很多富农的心声，他说：“以前人家盖房子盖到我家门口我也不敢说，现在界线分明，大家有产权就好。”
地主因土改中打得狠，害怕农民再换田，算旧账，所以表现得比较规矩。他们也认为自己接受劳动改造是应当的。“解放后，三七分租，收到的也有限，现在政府宽大，分给一份土地，发个证，劳动改造是应当的。”
发证以村为单位召开村民会，地主不参加。土地证是合法的契约。举行发证仪式，宣布旧契作废。在发放土地证的时候，群众情绪高昂。姚湾乡世子坟村干部捧出土地证时，农民鼓掌达10分钟。十里铺农民领证时向毛主席像鞠躬，他们都说：“大红契到手，土地到家，真翻了身！”
台湾土改的稳定作用
蒋介石在台湾也积极采取一系列稳定局势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推行土地改革计划。
陈诚一上任，就在蒋介石的授命下，主持了这场改革。事实上，早在1949年2月4日陈诚就任省主席后一个月，他就开始实行“减少地租”的制度。从台湾当时的现实出发，此举也是非常必要的。按台湾传统的做法，佃农要把所产粮食的50％作为租金交给地主。在有些地方，地租甚至高达70％。不管天气和收成好坏，地租要照交不误。
在实行土地改革制度期间，国民党政府得到了中美农村建设联合委员会的技术资助。
1951年5月25日，台湾立法院把地租的最高限度规定为37.5％，其目的是为了响应孙中山的“土地归人民所有”的号召。5月30日，台湾行政院颁布了《公用土地出卖条例》，迫使地主将其土地卖给国家，然后国家再把土地卖给佃农。佃农可以在十年内分期付款，或者将每年粮食总收入的25％交给国家作为抵押。
条例准许地主拥有不超过2公顷的水浇地或4公顷的旱地。补偿可用现金，也可用土地债券或公有企业的股票形式来结算。因此，许多地主都变成了工业资本家。到1953年为止，土地改革计划已经执行完毕，将近80％的耕地都归其耕种者所有。
毫无疑问，陈诚的土地改革计划给台湾的经济带来了极大的繁荣。
划分农村阶级成分
1950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大陆根据土地改革法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土地改革运动。3年后，大约有3亿多农民分到了7亿多亩的土地，全国47%的土地所有权发生了变动。这是自太平天国之后中国最全面、最深刻的一次土地所有权的变动。
当时，中共领袖毛泽东所提倡的是阶级斗争理论，自上世纪20年代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来，这个理论也已经成为中共理论的核心。因此，中共在大陆开展土改运动的开始，也同时开始划分农村的阶级成分。
1950年的8月，政务院就公布了相关规定，在农村全面开始划分阶级成分。按照占有土地的比例，共分成地主、富农、富裕中农、中农、下中农和贫农六个阶层。其中地主和富农被定性为反动阶级，也就是敌对阶级，实际上是一种政治上的贱民。加上反革命分子、坏分子，1957年又加上了右派分子，在中国的社会阶层中就出现了“地富反坏右”这样一个“反动分子”阶层，成为阶级斗争的对象、专政的对象。
土地革命之后，整个中国的土地所有权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民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在农村建立了基层的政权。正如黄仁宇所分析，辛亥革命之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在中国的城镇建立了高层政权，这是一种比较现代化的政权体制；而50年代初期，中共领导的革命则在中国的农村基层也建立了一种具有现代意义的政权形式，所以国共双方可以说从不同层面都完成了中国政权的改造。
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
1950年8月20日，政务院公布《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全国农村人口全部开始划分阶级成分。按照政策规定，凡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而靠剥削为生的人的阶级成分为地主。凡占有（收取地租）或租人土地、有比较优良的生产工具及资本，参加小部分劳动但主要以剥削雇佣劳动为生的人的阶级成分为富农。占有或租人土地、有部分工具、直接从事劳动并以此为生的人是中农。租他人土地来实行耕作、有少量工具、受地主和富农剥削的人是贫农。完全没有土地和工具、主要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人是工人（含雇农）。
《决定》规定：18岁以下的少年和在校青年学生，一般不划分阶级成分，只划分家庭出身；地主、富农在土改后服从法令，努力生产，连续5年没有反动行为上者，可按有关程序改划成分。
上海复兴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一解放所面临的形势就非常严峻。
首先是来自外部的威胁，从1949年10月到1950年2月，上海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经受了十几次来自台湾国民党方面的空袭。其中最严重的是1950年2月6日，台湾方面派出了十几架轰炸机对上海进行狂轰滥炸，炸毁了发电厂和很多民房，导致1500多平民伤亡，史称“二六大轰炸”。后来北京向莫斯科紧急求援，苏联派出空军和高炮部队驻守在上海周边地区，半年之后基本控制了上海的制空，台湾国民党方面再也不敢到上海空袭了。
另一方面，上海的经济也一度出现困难。上海解放之后，证券交易所成为投机倒把的中心，整个上海囤积居奇、通货膨胀的情况都很严重。中央为了稳定上海，由陈云亲自坐镇，从各地调派了大量物资运到上海，供应上海的300万市民。
1950年，上海的经济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困难，由于银根紧缩，物资短缺，通货膨胀的情况又出现了。当时很多私营企业都相继关闭了，资本家纷纷逃往香港，上海市面一度非常萧条。
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市市长陈毅连续给中央发去6封电报汇报上海的情况，请求中央帮助。
毛泽东和周恩来都非常重视，他们一方面向上海提供紧急物资援助；另一方面也接受了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长黄炎培的建议。黄炎培认为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也就是说，要充分重视私营企业的作用，毛泽东接受了他的建议。
经过这样一系列的措施，上海的私营企业稳定下来，国营企业也迅速开始运转。到了1951年，上海的市面物资供应逐渐丰富，物价下跌，上海开始了一次新的复兴。
在“二六大轰炸”下诞生的第一支航空兵
蒋介石虽然退守台湾一隅，但时刻不忘“反攻大陆”。由于国民党拥有海军和空军的优势，而新中国的空军力量相对薄弱，因此，利用空军远程轰炸中国的沿海城市，就成了蒋介石“骚扰”新中国的一种手段。
1950年2月6日，“国民党空军从台湾出动了各种飞机17架，其中B-24型12架、B-25型2架、P-51型2架、P-38型1架，分四个批次轮番轰炸了上海电力公司、沪南及闸北水电公司等地，共投弹60余枚，炸死炸伤居民1500余人，炸毁房屋2000余间，发电厂遭受严重破坏，发电量由15万千瓦降至4000千瓦，工厂大部分停产。”
这一惨案举国震惊。然而上海上空的飞机轰鸣声还没有消失，广州等地的防空警报又已拉响。3月3日，国民党空军再次出动大批轰炸机，对广州、武汉等重要城市同时展开轰炸，造成了大量平民的伤亡。
国民党之所以敢于明目张胆地派飞机轰炸新中国的重要城市，是因为当时新中国还没有自己的空军，只能望空兴叹，积极防御了。然而这样的被动显然只能助长台湾方面的嚣张气焰，必须改变被动挨打的局面。
为此，新中国领导人都作出了重要的批示。毛泽东在访问苏联归来后，即刻指示当时的空军司令刘亚楼：必须迅速增强我们的空军力量，国土防空和解放台湾都迫切需要有自己的空军。周恩来则对创办航空学校作了具体指示，要求越快越好，哪怕是提早一个月。朱德也对学员提出殷切希望：人民都盼望我们很快学会飞行，学会了就打。
经中央军委批准，1950年至1951年，陆军部队先后调给空军师部12个、团部49个，以及其他部队和单位。1950年4月11日，各航校速成班的空、地勤学员即将毕业，空军领导向中央军委建议：成立空军第一支航空兵部队，包括1个轰炸机团、2个歼击机团，后来又增加了1个强击机团。
1950年6月19日，空军第4混成旅在南京成立，聂凤智亲任旅长，团长、政委全是清一色的师旅级干部。这是新中国空军组建的第一支航空兵部队。其后，第4混成旅移驻上海，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经过3个月的努力，完成了换装训练。
“银元之战”与“粮棉之战”
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国民党政府手里接手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农业歉收，工厂困顿，交通瘫痪，物资奇缺，物价飞涨，失业众多。随着蒋介石的退守台湾，无数的物资和美元也流向了台湾。
1949年的特大洪水，让情况变得越发的糟糕。同历史上最高生产水平相比，1949年的工业总产值下降了一半，农业总产值大约下降25％。能否尽快渡过经济难关，是新生政权面临的“大考”。社会各界对共产党管理经济能力的怀疑，有增无减。有的人甚至说：“共产党在军事上得了满分，在政治上是80分，在经济上恐怕要得零分。”
面对这种严峻的经济形势，1949年7月，以陈云为主任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迅速投入平抑物价和统一财经工作的战斗。在平抑物价方面，委员会遇到的最大阻碍是投机资本这只“拦路虎”，为此委员会打了两大战役，首先是“银元之战”，其次是“粮棉之战”。
针对当时非常猖獗的银元投机，各地政府明令严禁金条、银元、外币在市场上自由流通，一律使用人民币。以上海为例，有的投机商人甚至扬言：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陈云意识到，平抑物价的关键在于稳住上海，只有稳住上海，才能稳住全国。1949年6月10日，200多个投机商被逮捕，取得了“银元之战”的胜利。
“银元之战”以后，利欲熏心的投机商又转而囤积粮食、棉纱和煤炭，这就是“两白一黑”，哄抬价格，扰乱市场，希望大发“民难财”。人民政府当即决定以上海为主战场打一场“粮棉战役”，将全国范围内的粮食、棉纱和煤炭都集中到了上海。12月10日，“粮棉之战”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投机的商人大多自食恶果，纷纷破产。
6月的银元风潮，政府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11月份的囤积物资，政府仅用经济力量就能压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想不到的。自此以后，再也没有资本家敢兴风作浪了。
建国初的吃和穿
今天的中国人吃的、穿的和建国初期相比，真是天差地别。现在走进中国大陆任何一个超级市场，我们都可以看到琳琅满目的食品和商品。穿着方面，至少在城市里人们的衣着打扮和发达国家相比毫不逊色，但是在建国初期情况并不是这样的。
1950年2月，供给制从华北推行到了全国。在吃的方面，干部们都采用分灶的方法，按级别分成四级：一般干部吃大灶，中层干部吃中灶，高级干部吃小灶，最顶层的中央首长吃特灶。虽然有着严格的等级差别，但以今天的标准来看，无论哪一种灶吃的都不是很丰富。
另外，为了消除旧社会剥削阶级的淫奢之风，北京市从1950年7月开始实行征宴会税，宴会税的起点非常低，旧币7000元也就是1956年货币改革之后的7毛钱以上的宴会就要收税，这样一来，饭店的生意大受影响，很多餐厅都萧条了，于是人们在吃的方面就逐渐变得非常简朴。
穿着方面，当时全国统一规定，干部穿灰色制服，工商企业员工穿蓝色制服。在样式上男的就穿中山装，女的穿列宁装，学生就穿学生装。所以最后这种以蓝、灰色为主调，非常单调而又非常统一的颜色，支配了中国将近30年，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有所改变。在此之前，外国人对中国人的印象就是一片蓝色和灰色。
建国初期外交部的伙食
与今天的“吃喝风”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建国初期由于物资匮乏，政府推行了供给制。享受供给制待遇的人员，吃穿住行都由国家供给，此外每人每个月仅发少量的零花钱。1950年—1954年，约有10%的公务员实行供给制，他们的子女可以每个月领取一定的保育费。从1953年11月起，供给制就改成了薪给制。
其实，在建国初的困难时期，所有国家公务员都不领工资，日常生活用品，都是按照配给额度和干部级别加以派发的。就拿外交部来说，当时的生活条件是异常艰苦的。
“杨冠群当时一个月就3块钱的零用费，用于购买发的东西之外的东西，因为皮鞋不给发，他就买了一双，花了3块钱，可是皮鞋质量很差的，穿了大概不到一个月就开裂了。
“没有工资，只有‘包干零用金’的日子前后持续了将近4年的光景。外交部办公大楼的地下室，当时就是外交部的员工食堂。从当年的伙食也能得见在五十多年之前国家公务员的生活标准——‘那时就是高粱米饭、高粱米稀饭就咸菜疙瘩，按现在标准讲是没法吃了，但是那时候算很好的伙食……到了1953年开始才有工资，食堂里面才开始有炒菜，4毛钱一碗炖鸡汤就是最高营养，那时就不舍得吃这个炖鸡汤，正好那时美国军用黄油很便宜，高粱米饭拌黄油，馒头上也拌黄油，到现在我都不喜欢吃黄油，吃伤了。’这种记忆深深地烙进了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官荣植的脑海中。”[1]
粤港往来不再自由
现在香港仍然实行出入境管理制度，内地游客还不能想来就来，但是在历史上，中国人民是可以自由往来粤港之间的，这个情况到50年代初才有所改观。
清朝末期，港九地区被英国占领，但当时清朝政府和港英有协定，中国人可以自由往来于粤港之间，没有任何限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仍然是这样，后来港英方面首先提出要对边界实行管制，因为那时候开始有大量的内地人口涌入香港，港英方面就向中国政府提出，希望实行管制。
于是从1950年5月1日开始，内地公民到香港来必须先领到内地公安局发出的旅行证明书。5月15日，港英政府自己也作了一个规定，凡是从中国内地进入香港除了凭旅行证明书，还要得到香港政府的批准。1951年2月，广东省公安厅又作出规定，广东的民众要到香港去，需要向广东省公安厅申请领取通行证，这个制度一直实行到现在。
实际上情况还是不断会有变化，特别是60年代饥荒时期，大批民众从内地偷渡到香港，客观上使香港增加了一大批劳动力，这些偷渡者当中后来还出现了不少工商业巨子。
回顾粤港之间从自由往来到限制通行，再到现在部分的自由行，可以看得出香港和内地关系的变化。
穗港“关卡”的变迁
两百多年前，香港还是一个小渔村，随后香港经历了自由港到现代大城市的变迁。解放战争时，避乱的人再次涌向香港，其中以广东人为主。在1950年达到顶峰，两边出入境的差额达339689人。为缓解由于人口激增带来的压力，港英政府接连出台了很多政策。
政策甫一出台，正处于快速上升期的香港经济，就因劳工短缺而受到重创，港英政府也因此受到了工商界的联合指责。经过磋商，中国政府同意如下举措：1951年2月15日起，广东公安局向前往香港的内地居民签发“通行证”；港澳居民返回内地也需持证入境，以确保边境管理的正规有序。
1955年3月5日，由于偷渡人数的增加，港英政府又出台了“平衡出入法”，要求进港人数必须与离港人数相等。这项规定，让入港人数剧减。
70年代后期，申请赴港的内地人开始增加。为了满足家人团聚的需求，又不给港英政府带来过大的人口压力，根据中英双方的协议，内地每天可批准150人赴港居留。此后人数又有起伏。
1979年4月4日，穗港直通火车恢复通车，这已经是中断了30年之后。1981年，粤港直通巴士开始服务，文锦渡正式开放。1983年“香港游”向民众开放，打破了直系亲属才能访港的禁锢。
1997年5月，香港回归前夕，公安部公布审批单程证计分制度，通用于内地所有签发单程证的机关。2003年1月27日，皇岗口岸实行24小时通关。2003年7月28日，广东省广州、中山、东莞、江门、佛山开办常住居民赴港澳个人访问业务，不再必须跟随旅行社赴港。2007年，广东居民赴港澳通行证签证有效期，由3个月延长至1年。
中苏订立新约
1950年2月，毛泽东和斯大林分别代表中国和苏联在莫斯科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该条约的签署标志着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也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世界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结成了同盟，这对于世界地缘政治有非常大的影响，引起了美国和西方的强烈关注。
1949年的12月16日，毛泽东乘坐火车前往苏联，他在莫斯科停留了两个多月。这期间毛泽东和斯大林可以说是在互相打量对方，实际上他们两个人互相都不喜欢对方。斯大林根本就看不起毛泽东和中共，他认为毛泽东所代表的是所谓“山沟里的共产主义”，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山寨共产主义”，与苏联那种工业化的发达国家所建立的共产主义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而且斯大林更习惯跟王明或张闻天这些懂俄语的中共领导人打交道，对于毛泽东这样的“土包子”更是不放在眼里。毛泽东对于斯大林那种大国沙文主义、霸权主义也相当不服气。但是两国的共同利益毕竟大于个人恩怨，最后斯大林也向毛泽东作了检讨，他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
而毛泽东是想尽可能利用同盟的形式，使中国可以得到一些确定的利益，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一个可靠的大后方。中苏友好条约签署之后，中苏正式成为同盟，苏联决定向中国提供3亿美元的贷款，同时还签署了两个相关协定，包括长春铁路、旅顺口以及大连如何归还给中国。
实际上中苏同盟的蜜月期是非常短的，到了50年代末，中苏同盟条约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了。苏联逼迫中国提前还债，中苏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也越来越大。
中苏同盟的建立对于后来中国的影响非常大，中国几乎全盘采用了苏联制度，包括中央计划经济的体制，党国一致的体制，外交上更是“一面倒”向苏联。
毛泽东第一次访苏
和很多中共领导人留学归国不同，毛泽东一生仅出国两次，去的还都是同一个国家——苏联，而且都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1949年11月5日，联共中央驻中共中央代表科瓦廖夫转告毛泽东，斯大林十分欢迎他访问苏联。当年的12月21日是斯大林的70寿诞，毛泽东准备在12月访苏，以便能亲自向斯大林庆祝生日。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人的第一次正式出访。时为毛泽东卫士的李家骥回忆道，周恩来和罗瑞卿都建议毛泽东穿黑色西装出访，这符合国际一贯的礼节。由于毛泽东喜欢灰色，就定做了一套黑色的和一套灰色的。
为斯大林庆祝70寿辰，毛泽东专门准备了很多礼品。礼品由毛泽东亲自选定，有山东胶东和济南产的白菜，莱阳大葱，河北鸭梨、雪梨，山东萝卜，北京绿皮圆形红心萝卜，江西小金橘等。此外无书不欢的毛泽东还带了整整两箱书，是他平时手不释卷的《资治通鉴》、《史记》、《鲁迅全集》，还有托尔斯泰、高尔基等人的作品，以打发火车上的漫长时光。
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登上开往莫斯科的列车，随行的有陈伯达、叶子龙、汪东兴，以及随行翻译师哲。专列于12月16日中午12点抵达莫斯科雅罗斯拉夫车站。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与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一起到车站迎接。当天晚上6点，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接待了毛泽东，接待规格之高让在场的苏联人都颇感惊讶。
礼节性寒暄过后，中苏两国最高领导人开始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会谈的重点是中苏条约问题，由于双方都谨守自己的立场，会谈因此陷入僵局。直到12月21日，毛泽东才重新见到斯大林，那已是斯大林70寿辰大会上。
12月下旬，斯大林寿辰庆祝活动结束，各国代表团纷纷回国。因为中苏新条约问题苏方一直避而不谈，毛泽东选择留了下来。1950年元旦，毛泽东向罗申、维辛斯基提出希望和斯大林讨论“实质性问题”。
1950年1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同斯大林举行第三次会谈。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仪式在克里姆林宫隆重举行。2月16日，斯大林特意在克里姆林宫为毛泽东举行饯行宴会。2月17日，毛泽东乘专列回国，并于3月4日抵京。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它使中苏两国的战略同盟关系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标志着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的“中苏蜜月”阶段正式开启。
金日成的求救信
1950年10月1日，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一周年之际，毛泽东收到一封来自平壤的信。这是金日成用毛笔写的一封信，他是向中国求援的。
1950年6月25日，金日成下令朝鲜人民军大举南进，很快就打到了汉城。金日成想用武力实现朝鲜半岛的统一。我们知道，金日成所率领的朝鲜人民军的主力实际上都是原来四野的朝鲜族官兵。金日成挥兵南进之前并没有和北京商量，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中央领导人忙于国内事务，也没有太多关注朝鲜半岛。但是朝鲜战争的爆发却对两岸关系以及此后的中国外交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美国方面迅速作出反应，操纵联合国在苏联缺席的情况下通过一项决议，让联合国授权美国干预朝鲜半岛的局势，美国同时还宣布出兵台湾海峡，把台湾海峡控制起来。这样一来，在台湾的蒋介石小朝廷非常的高兴，因为他们可以说是绝处逢生。本来以为美国已经放弃台湾，而解放军解放台湾的部署实际上也已经完成，但是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这一切都被无限期地推迟了。
金日成一方面向中国求助，一方面也向莫斯科请求援助，但是斯大林的考虑非常现实，他担心如果在朝鲜战场出兵会跟美国直接交战，所以他一方面援助朝鲜武器，同时又极力地推动中国出兵。
1950年10月初，中央领导人个个夜不能寐，毛泽东几天几夜都睡不好，最后才下定决心。当时大部分中央领导人都反对出兵朝鲜，但是最后毛泽东说服了大家。10月19日，第一支中国军队通过鸭绿江进入朝鲜，拉开了抗美援朝的序幕。
出兵朝鲜的决议
1948年，与美国亲近的李承晚和与苏联过往甚密的金日成，使得朝鲜半岛实际形成了两个国家。双方在边界的摩擦不断升级，战争一触即发。
1949年夏天，美军撤退后，三八线附近不断发生军事摩擦。5月份，金日成曾经来到北京，专门和毛泽东商谈朝鲜半岛的统一问题，希望能够得到中共的支援。直到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毛泽东对金日成的军事计划其实并不知情。
战争伊始，朝鲜人民军从北纬38度线一直打到北纬35度线，占有了南朝鲜大部分土地。然而当美军登陆成功，直插汉城之后，一下就把朝鲜人民军给切断了。40万人给包围在南朝鲜，损失惨重。
10月1日，南朝鲜的一个师越过了三八线。在这种情况下，金日成不得不向苏联和中国求援。10月1日凌晨，金日成写信向斯大林请求军事援助。而斯大林干脆就把出兵援助朝鲜的责任推给了中国。
考虑到当时的世界政治格局以及朝鲜和中国接壤的地理关系，对此请求中国无法拒绝。毛泽东曾经说过，三驾马车，有两匹硬要往前拉，第三匹马也没有办法。显而易见，朝鲜战争的爆发，是苏联、中国和金日成领导的北朝鲜共同决定的。
这时，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委、内务相朴一禹，携带金日成、朴宪永联合签名的求援信来到北京，亲手交给毛泽东。毛泽东紧急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进行讨论。会议一直开到天亮，形成了两种意见。林彪不同意出兵，周恩来认为“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支持毛泽东的出兵决定。
10月3日，金日成再次请求中国出兵援助。在第二天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彭德怀最后也同意出兵，想和美国军队较量一下。对此毛泽东感到非常高兴：“有你去，我们就放心了。”
19日晚，中国志愿军渡过鸭绿江。斯大林听到消息后非常感动，连声夸奖中国的义举：“还是中国同志好，还是中国同志好。”由此，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大为改观，苏联加大了援助中国的力度。在抗美援朝过程中，苏联向中国一共提供了64个陆军师、22个空军师的武器装备。
中美介入朝鲜战争
将朝鲜半岛分成南北两部分的三八线本身是冷战早期的结果。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朝鲜人民军大举南进，很快就取得了胜利。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在联合国的授权下，开始调集驻日美军以及本土军队在朝鲜半岛的南部参与战争。1950年9月，麦克阿瑟统率的美军在仁川登陆，一举扭转了战局。朝鲜人民军又节节败退，连平壤也被联合国军占领，最后一直被迫退到了中朝边界。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就不能坐视不理了。朝鲜本来就和中国有非常深厚的渊源，金日成当年还是东北抗日民主联军的一名指挥官。毛泽东毅然决定出兵朝鲜抗美援朝。中国的这一举措对于50年代一直到现在的远东局势、东北亚局势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首先，中美两个大国在朝鲜半岛直接交战了，在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当中包括苏联都没有正面跟美国作战过。可是新中国刚刚成立，就在朝鲜半岛跟美国打仗，后来不久还在印度支那半岛和美国交战，当时两国的国力根本就无法相提并论。即便如此，志愿军入朝之后，第一次战役就重创了联合国军，使麦克阿瑟感到中国军队是一支不可思议的军队。虽然武器装备各方面远远不如美国，但是中国军队英勇善战，当然也付出了极大的伤亡。
朝鲜战争使新中国在国际上树立了一个不畏强暴的形象。但非常可惜的是，这场战争也使中国延误了解放台湾的机会。如今朝鲜半岛仍然分裂成南北两个国家，中国人民志愿军早就撤离了朝鲜，但美军至今还留驻在韩国。
中朝战场首次大捷
1950年12月29日黄昏，中国志愿军的三个炮兵师进入了阵地。30日，所有的重炮完成了伪装。志愿军向汉城进攻的各战斗梯队都已各就各位，只等指挥员一声令下。31日黎明，所有的战士都已经隐蔽好，所有的军事设施都没有暴露，对方完全蒙在鼓里。
31日下午17时，志愿军100多门火炮齐鸣，一束束火光，一阵阵轰鸣，成群的炮弹集中飞向“联合国军”的阵地，顿时成了一片火海……这是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第一次大规模使用炮兵。紧接着3颗信号弹升起，志愿军将士从战壕中跃出，英勇地杀向敌阵。这次战役史称“新年攻势”，是中朝两国军队第一次联合作战，也是志愿军进入朝鲜以来第一次对敌发起进攻，更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取得的首次大捷。
四野的精锐39军116师，承担着突破临津江防线的重任。116师师长汪洋和政委石瑛结合地形，将突破点选在临津江对岸易守难攻的地段，理由是地形对我不利，敌方防范必然疏忽，可以攻其不备。不仅如此，116师还提前一天将7500人和70门火炮潜伏在距敌阵地前沿仅150—300米的地段。之所以如此大胆布阵，是因为指挥部相信：不出奇兵，难以制胜！
果然，战斗一打响，担任此处防守任务的南朝鲜1师就被打了个措手不及。7500名将士仅用5分钟就渡过临津江，将南朝鲜部队打了个落花流水。突破临津江后，116师继续向南突进100多公里，一直打到了三七线附近的水原，是朝鲜战争中志愿军往南攻得最远的一个师。
在39军突破临津江的同时，38军仅用10分钟就在汉川滩上架起了一座浮桥，一举攻克了号称“固若金汤”的敌阵地。打了胜仗的志愿军将士打扫战场时才发现，原来对阵的是美国士兵。
在38、39军两侧的40军、50军也全线突破临津江，42军、66军同样进展顺利……200公里长的战线上，20万志愿军将士冒着弹雨奋勇向前，与“联合国军”展开了激励的搏杀。首战告捷，得益于战役企图的隐蔽性和志愿军出色的伪装技能。美国陆军四星上将李奇微只能哀叹：“真没想到中国军人在这片毫无生机的荒原上发起了元旦攻势。”
新中国外交初始
1950年1月，新中国政府在美国、英国等国的领事馆外面贴了布告，要求他们马上离开中国，因为这些国家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时还关闭了这些国家在北京的兵营，这是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以来的第一次。
新中国成立之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马上承认了新中国。另外也有一些大国，像亚洲的印度、北欧的瑞士也都很快承认了新中国。但是新中国和英国、美国、法国等西方大国的关系却面临着很多困难。美国一方面认为，新中国和南斯拉夫的铁托政府一样，民主主义多于共产主义，不会做苏联的应声虫，但是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还是举棋不定。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发挥了它一贯的务实灵活态度，在与中国建交的问题上，英国希望能够与美国保持同步。在没有得到美国同意的情况下，英国在1954年与中国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虽然只是一种比较低级的外交关系，但这毕竟是中国首次和一个重要的西方大国之间建立直接的外交联系，这对于新中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英国和中国的外交关系一直到了1972年才提升为大使级的全面的外交关系。
从中可以看出，新中国的外交从成立以来，它的特色就是“一面倒”——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也是当时的客观形势造成的，特别是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中国不得不“一面倒”，倒向了苏联。
这种外交政策对于新中国内政和外交等多方面的发展都产生了负面影响，新中国不得不面对来自苏联的种种干涉和压力。
新中国的“大使训练班”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周恩来被任命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新中国第一份外交文书，随即送达各国在北京、南京的大使馆或公使馆。
北京东单外交部街33号曾经是是段祺瑞北洋政府外交部的所在地，1949年11月8日，这里正式挂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牌子。
苏联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并与之建交的国家。经过双方协商后，苏联任命尼古拉·瓦西里维奇·罗申为首任驻华大使，新中国任命外交部副部长王稼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驻苏联大使。
1949年年底，苏联、朝鲜、蒙古、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都与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向这些国家派驻大使成为燃眉之急。随即，一批声名赫赫、屡建战功的将军和地方干部，经过逐级选拔，从全国四面八方云集到了北京。外交部办公厅订下了位于北京前门外的新华饭店、解放饭店，让这些日后的大使们连同家眷一起集中住下，大使训练班就此开始了。
训练班设在位于外交部街33号的中国外交部所在地，一楼的老礼堂就是他们的临时课堂。在这里，从穿西服打领带到吃西餐、跳交际舞以及各种外交礼节，这些未来的大使都要逐步熟悉掌握。
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负责学习班的具体组织工作，他请来各界专家和学者，给训练班的未来大使们讲述国际法、外交史、领事条约、外交文书、《联合国宪章》、外交特权与豁免……还请专家教大使和大使夫人们跳交谊舞。为了让大家学会跳舞，外交部东楼小礼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每个周末都举行舞会。
训练班的成员们为了学习西餐就餐礼仪，还专门去北京饭店观摩服务员是如何摆台、上菜、斟酒的，跟着他们学习如何使用刀叉，如何喝汤、让酒、布菜，如何尊重女士等等。王幼平回忆说：“授课老师要求我们，吃西餐时如果吃着骨头了也不能往外吐，吐出来就不雅观，所以吃西餐时千万别把骨头吃到嘴里，我们都把骨头当地雷一样看待，特别小心。我们那时吃西餐用刀叉，双手总是不听使唤。”
抗法援越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就在北方和南方两个边界卷入了与外国势力的斗争。北方是朝鲜战争，南方则是抗法援越。
1950年1月，当时的越共领袖胡志明长途跋涉18天，从印度支那半岛秘密进入中国，后来到了北京，向中国领导人求援。当时越南军队在与法国占领军的斗争中处于弱势，越南急需中国的援助。胡志明与毛泽东、周恩来的私交都非常好，毛泽东又考虑到中共和越共两党的关系，以及历史上中国和越南之间的关系，就答应了胡志明的要求，并派出军事顾问帮助越南指挥作战。
1950年8月，时任解放军西南军区副司令的陈赓将军到达中越边界的指挥所，当时韦国清也已经到了那里，以陈赓和韦国清为首的中国军事顾问团就开始协助越南研究如何来打法国。越军的意思是先打高平，高平是邻近中国的一个省会城市，但是那里驻守的法军也比较多，火力比较强。陈赓根据自己丰富的作战经验，劝说越军先不要打高平，而是打法军实力比较弱的东溪。当时越南的军队将领不同意，陈赓给他们讲了整整4个小时，终于把越军说服了。
按照陈赓的部署，越军一举攻克了东溪，结果整个越法之战的战局就活了。此后中国一直源源不断地为越南人民军提供军事装备，在陈赓和韦国清的协助指挥下，越军取得了一系列胜利，直到1954年“奠边府大捷”越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越共之所以能够击败法国殖民主义的军队，巩固政权，和中国在军事、政治各方面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奠边府大捷
1946年，法国发动侵越战争，企图恢复自己在越南的殖民统治，遭到了越南人民的坚决抵抗。1953年11月，法国派出大量伞兵部队，侵占了奠边府，在那里集结了21个营和10多个连的兵力，构筑大量碉堡，使奠边府成为一个“山林中的航空母舰”。
越南的奠边府是块南北长约18公里、东西宽约6—8公里的盆地平原。侵越法军据点群就设在这块小平原上，共有49个据点，分为8个据点群，3个防御分区。法军每个据点群有多层火力配系，挖有纵横交错的交通壕，据点周围设有40至200米障碍区，区内设有多层铁丝网、电网和埋有稠密的地雷。
1953年12月，越南人民军队发动攻势解放了莱州，并包围了奠边府。
中国军事顾问团建议越方采取近迫作业和堑壕接敌的办法，组织部队大挖交通壕，利用交通壕分割、包围、迫近敌人据点，然后发动突袭，以减少伤亡，增强必胜把握。为了说服人民军干部，中国军事顾问团亲自向他们讲解近迫作业的作用和方法。人民军前指采纳了这个建议，并拟定了构筑整个阵地的工程计划，各师顾问组帮助部队组织实施，并结合当面敌情，介绍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坚作战的实战经验，解决具体战术问题。
1954年初，以胡志明为首的越共党中央，决定发起奠边府战役。1954年3月13日，越南人民军对奠边府发动进攻，经过55天的激战，到5月7日解放了奠边府，取得了一场决定性的胜利。
“奠边府战役战果辉煌。共歼敌三个主力兵团的17个步兵、伞兵营、3个炮兵营，连同工兵、装甲、运输部队及少量非正规部队，共1.62万人，其中俘虏1.0903万人，驻守奠边府的法军指挥官及三个主力兵团指挥官、空军、炮兵指挥官皆被俘虏或击毙。计俘敌少将1名、上校3名、中校10名、少校27名、尉官和军士1749名。击落击毁各型飞机62架，击毁坦克4辆，缴获重炮30门、坦克6辆、降落伞3万多具及大量其他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在这次战役中，人民军伤亡、失踪共1.3957万人，其中伤9124人，60％为轻伤。”[2]
蒋介石台湾复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特别是1949年上半年，大批国民政府的军政官员、士兵以及民众逃往台湾，在台湾形成了一个中华民国的小朝廷。
蒋介石本人是在1949年10月从成都坐飞机赴台北的，而另一个重要人物李宗仁则于1949年底从他的故乡南宁逃走，但是他没有去台湾，而是经香港去了纽约，此后就定居在美国。当时他还担任代总统一职，这样一来，台湾的小朝廷就出现了一个法律上群龙无首的局面。
蒋介石对此非常不满，为了使自己在台湾的最高统治权合法化，1949年12月，他邀请了一些流亡到台湾的国大代表，授意他们通过了一个决议，就是要求蒋介石复职。当时也经过了一系列程序化的操作，比如先由非常中央委员会、国大还有立法院等分别致电在美国的李宗仁，但是李宗仁不为所动，他很清楚，一旦回到台湾，等待他的就是死路一条，是自投罗网。
最后，台北方面向李宗仁发出了最后通牒，让他三天之内来台北，否则就以自动放弃代“总统”一职论处，李宗仁还是没有回来。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就于1950年3月1日重新复职，成为台湾“中华民国”的“总统”。
成为这个小朝廷至高无上的领导人之后，他一方面大肆整肃异己，比如对孙立人和一些“老人”的排斥，同时也大开杀戒，杀害了很多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另一方面，他也采取了一些措施稳定经济，为后来台湾的发展和安定打下基础。
蒋介石复职视事
蒋介石仓皇离开大陆，退守台湾。到1950年年底，蒋介石心情仍然极为恶劣。蒋经国回忆说：“民国三十八年，父亲所处的地位环境，乃是空前未有的恶劣和复杂。国运正如黑夜孤舟，在汪洋大海的狂风暴雨和惊涛骇浪中飘摇、震荡；存继沦亡，决于俄顷。真令人动魄惊心，不寒而栗了。”
“反攻大陆”是痴人说梦，美国盟友也是不可靠的，关键是李宗仁“不听话了”。当时蒋介石让权给李宗仁就只是权宜之计，现在夺回“总统”的名分就是重中之重了。
恰恰这时李宗仁赴美看病，术后很快康复。李宗仁并不想放弃职权。但是，在他赴美期间，发生了很多事情，甚至白崇禧也劝他引退。不过，李宗仁决心和蒋介石斗一斗。
1950年1月20日，蒋介石授意台湾“监察院”督促李宗仁返台。李宗仁以“代总统”的名义连复两电称：“病体尚需休养，未能即返。”“赴美就医未废政务，接洽美援，仍可遥领国事。”不仅如此，在美国的李宗仁想要以“元首”身份会晤美国总统杜鲁门。
在此情况下，蒋介石决定不再等待，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北“总统府”宣布复职视事。第二天，蒋介石以“总统”身份，偕夫人宋美龄于中山堂举行茶会，招待在台的“立、监委员”、“国大代表”、台省参议员及国民党、民社党、青年党等中央委员共千余人，在此会上蒋介石宣布了“复职视事”后的四项方针政策：
军事上，先以巩固台湾为基地，进图“光复大陆”；
国际上，必须先要尽其在我，自力更生，并联合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共同反共；
经济上，以劳动为第一要义，提倡节俭，奖励生产；
政治上，必须尊重民意，厉行法治。
就在蒋介石踌躇满志登上“总统”宝座之时，“代总统”李宗仁在大洋彼岸的纽约发表声明：“蒋氏会宣布他自己为中国总统，实令人惊异而难置信，蒋氏自1949年1月辞去总统职务后，已成为一介平民，现在竟不经选举，而自命为总统，实令人惊异。”
这让蒋介石感到芒刺在背，他意识到李宗仁实乃他复职视事的一大障碍，必欲除之而后快。1950年5月5日，他指使
“国大代表”胡钟吾等711人联名提出罢免李宗仁的“副总统”职务，由于众多“国大”代表反对，此提案暂予搁置。
1952年1月，“监察委员”金维系等92人受蒋指使，提出“为副总统李宗仁违法失职提请弹劾”一案。此后蒋介石一手操纵“一届二次国民大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国大”代表所签署“副总统”李宗仁“违宪背誓”罢免案与“监察院”所提“副总统”李宗仁“违法失职”的弹劾案。
至此，蒋介石终于如愿剥夺了李宗仁的所有职权。
注释
[1]引自《档案解密：新中国外交十年风云》。
[2]引自中国军事顾问团历史编写组：《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斗争史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