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路易、乔治、克蕾儿
献给宝玲
每一个故事都有三种版本：
你的、我的，
还有真实的版本。
大家都没有说谎。
——罗伯特·埃文斯
一件物品如果被摔成了两半，还有没有可能被黏合？如果两个人都感觉到痛苦，那么他们在一起的时候，痛苦是会抵消还是会加倍？
1 艾琳—卢比
伦敦，二〇一六年十月
我叫艾琳—卢比·多诺万。
看见我的名字，大家应该就能猜到点什么了。我的父母都是披头士的粉丝：《艾琳—卢比》（Eleanor Rigby）正是保罗·麦卡特尼写过的一首歌曲。
当我试图提醒我的父亲，他的青春已然属于二十世纪的时候，他似乎还很惊讶。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摇滚乐爱好者俨然分为两大阵营：滚石粉和披头士粉。出于某个不可描述的原因，任何人都不可以同时对这两支乐队表达欣赏。
我父母间的第一次暧昧出现在他们十七岁的时候，地点是伦敦艾比路附近的一家酒吧。当时整个酒吧里的人都在唱《你需要的只是爱》（All You Need Is Love），看着电视里实况转播的披头士演唱会。全球有七亿电视观众与他们一同分享了这场演唱会所带来的悸动。这也是我父母的故事的开端。但是，几年之后，他们彼此就失去了音信。生活总是充满意外，他们直到快三十岁的时候才再次重逢。所以，我就在他们初见的十三年后出生了。不得不说，我的父母真是沉得住气的人。
我的父亲有着很好的幽默感，而且这种幽默感有着极广泛的应用范围。据说正是这一点吸引了我的母亲。当他去为我办理出生证明的时候，就情不自禁地幽默了一把：他为我选择了艾琳—卢比这个名字。
“在我们制造你的时候，就是这首歌在旁边单曲循环。”后来，他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我对此事的细节一点都不感兴趣，也并不想去幻想这一场面。当然，我也可以向大家哭诉我有一个悲惨的童年：这当然是个谎话，还是个很大的谎话，而我本人并不擅长说谎。
像所有其他家庭一样，我们家的风格也是颇有点跳脱的。在我们家内部也分为两个帮派：赞同家庭决议的和假装赞同的。是的，所有的家人都是跳脱的，但却是欢快的，甚至有的时候还会过分欢快。无论你想严肃地探讨些什么事情，最后的结局都是会受到家人的讽刺。或者说，在我家，大家总是有轻松地对待所有事情的倾向，哪怕是那些可能会带来严重后果的事情。我的父母身上带着疯狂的基因，并把它遗传给了我、我的哥哥米歇尔（他比我早出生二十分钟）和我的妹妹玛吉。饭桌上、谈话中、聚会上，还有我们的童年里，这种疯狂的因子无处不在。
玛吉的名字来自披头士《顺其自然》（Let it Be）专辑A面的第七首歌。她有一颗饱经考验的强大心脏，一副极其强悍的性格，但在日常生活中她是一个极其自私的人。这两点之间并不矛盾，如果你真的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她还是会陪伴在你身边的。凌晨四点的时候，如果你不愿坐上两个大醉的朋友的车，就可以打电话给玛吉。她会穿着睡衣，开着爸爸那辆破旧的奥斯汀来到城市的另一头，载你那两个宿醉的朋友回家，顺便还能帮他们冲个凉。但是，早餐的时候，要是你敢从她的盘子里偷一片吐司，你的手臂肯定一辈子都会记得这种疼痛感；也不要幻想她会在冰箱里给你留下哪怕一滴牛奶。我的父母一直都把她当作家里的小公主，我也不懂他们为何要如此宝贝玛吉。妈妈对她有一种近乎病态的爱，认为自己的小女儿一定能成就一番大事业：玛吉一定能成为医生或律师，甚至是医生兼律师，她会拯救寡妇和孤儿于水火，彻底让饥饿在地球上消失……总之，她就是全家人的掌上明珠，所有人都要为她提供支持，以便让她成就自己伟大的命运。
我的双胞胎哥哥叫作米歇尔，名字来源于《橡胶灵魂》（Rubber Soul）A面的第七首歌……其实，那首歌叫作《蜜雪儿》（Michelle），显然是个女孩的名字。妈妈怀我们的时候去产检，可妇产科医生没能看见米歇尔的小鸡鸡：我们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抱得太紧了，倒也怪不得医生。生产的时候，那可真是个惊喜。不过名字已经选定了，没法儿再改了。爸爸就省去了“蜜雪儿”词尾的l和e，把它变成了一个男孩的名字。而米歇尔在三岁之前，都住在一个粉红色的房间里，墙上画着跟在兔子后面开心奔跑的爱丽丝。你们看，妇产科医生的一点小错误可能会导致不可预料的后果。
那些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可能会用一种略微尴尬的语气，告诉你米歇尔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偏见往往是那些自认为无所不知的人的特权。的确，米歇尔生活在一个没有暴力、没有欺骗、没有虚伪、没有不公，也没有恶意的世界里。对他的心理医生来说，米歇尔的世界是混乱的，但在米歇尔看来，这个世界却很整齐，每个人、每件事物都有属于自己的位置，它是如此的真诚、如此的自然，自然到让我有时都会怀疑是我们不正常，而并非米歇尔有问题。心理医生直到最后也没搞明白，米歇尔到底是有埃斯博格综合征，还是他只是与我们有些许不同。不得不说，米歇尔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人，他总是温柔地对待所有人，依照一种严谨的逻辑行事，为我们提供着无尽的笑料。四岁的时候，他终于开口说了第一句话：他跑过去问超市结账队伍里的一位坐轮椅的太太，问她是在哪里买到她的马车的。妈妈当时震惊了，惊叹于米歇尔终于说出了一个语法正确的完整句子，她的第一反应是紧紧地抱住米歇尔亲了一口，然后才意识到这是一件多么值得脸红的事情。然而这只不过是个开始……
自那个重逢的夜晚之后，我的父母就深深地爱上了对方。和所有的夫妻一样，他们的关系也经历过凛冽的寒冬，但每次争吵都是以和好而告终，他们学会了尊重对方、欣赏对方。之前有一次，在我被一个我曾深爱过的男人甩掉之后，我去问父母他们是如何做到相爱一生的，爸爸回答道：“一段爱情故事，就是两个愿意付出的灵魂的集合。”
去年，妈妈去世了。当时她正和爸爸在一家餐厅吃饭，侍应生为她端来了朗姆酒蛋糕，这可是她最喜欢的甜点，她却突然一头栽在了那些尚蒂伊鲜奶油上。急救人员也没能让她醒过来。
爸爸一直没有跟我们强调过他的痛苦，因为他知道，虽然痛苦的方式不同，但每个人都很伤心。米歇尔还坚持每天早上给妈妈打电话，不过总是爸爸会在另一头说，妈妈没法儿过来接电话了。
妈妈的葬礼两天之后，爸爸让我们坐在了家里饭桌的周围，正式禁止我们总是摆着一副丧礼的神色。妈妈是走了，可这并不能妨碍我们去享受她为我们所带来的一切，她工作那么努力，就是为了让我们可以有现在的好日子：我们的家庭，永远都要是一个团结、开心的整体。第二天，我们在冰箱门上看到了一张字条：亲爱的孩子们，你们的父母总有一天会死，之后，你们也会经历同样的命运。所以祝你们今天愉快。爸爸。多有逻辑的话啊，米歇尔肯定会这么说。人生如此短暂，我们不能把时间浪费在伤心上。不过如果你的妈妈把头埋进了朗姆酒蛋糕里，恐怕你也还是得要伤心一阵子的。
每当别人问我是从事什么职业的时候，我的答案总是能让他们嫉妒到脸发白。我是《国家地理》杂志的记者。我的报酬不高，可至少能公费出游，用相机记录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奇怪的是，在我游览过整个星球之后，才发现文明多元化的魅力其实就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我们只要随便推开一座建筑的门，观察一下别人的生活，就会明白这一点。
但是，当你真的是在飞机上度过绝大部分的时光，一年有三百天要睡在舒服或不舒服的宾馆里（一般都不太舒服，因为预算有限），还要在摇摇晃晃的长途大巴上改稿子，只要能洗个干净的热水澡就幸福到眩晕的时候，一旦回了家，你就只有一个愿望：瘫在一张软软的沙发上，把脚跷在面前的茶几上，顺便再看一看家人。
我的感情生活几乎一片空白，其中只点缀着几个微不可见的火星。永无休止的旅行只会让我过着永无休止的单身生活。我曾经和一名《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保持过两年的恋爱关系，并且全身心地忠于这段关系。不过那只是一种幻想：我们不停地互发邮件，想营造对方离自己很近的错觉，但是从没能成功地待在一起三天。从头到尾，我们至多也就在一起生活过两个月罢了。每次我们见面的时候，心总是怦怦跳个不停，分开的时候也一样。最后，为了防止心律不齐，我们还是分开了。
与大多数朋友相比，我的生活远算不上平庸，不过有一天早晨，在收到一封信之后，它就突然特别不一般了。
那天，我从哥斯达黎加返程，爸爸专门来机场接我。大家都跟我说，三十五岁了，是该断奶的时候了。我通常是很独立的，可是一回到英国，一看到接机的人群中爸爸那张寻寻觅觅的脸，我就一瞬间回到了童年，完全无法抵御这种温柔情感的侵袭。
妈妈去世后，爸爸苍老了一些，发色浅了一些，肚子也鼓了一些。但他仍然还是那位出色的男士，优雅、精致且独特。他把我抱了起来，我的头埋进了他的颈窝里：我从来没有闻到过能让我如此有安全感的气味。爸爸，都是因为你，我才永远无法舍弃所谓的俄狄浦斯情结，永远不要离我们而去，或者说，越晚越好。这次的中美洲之行几乎让我筋疲力尽。回程的航班上，我被夹在两个呼呼大睡的旅客中间，飞机每次一颠簸他们的头就会重重地落在我的肩上，好像我的肩膀就是他们的安全气枕。回到家之后，看到镜子中那张因愤怒扭曲的脸，我努力地为他们寻找借口。米歇尔到爸爸家来吃晚餐，吃到一半的时候，玛吉也出现了。我的心里却是一半喜悦，一半忧愁：我当然很开心可以看到他们，但是天知道我是多想一个人回到那间我一个人住到二十岁，且至今也常常占据的房间。我自己其实在伦敦西边的老布朗普顿路附近租了一套单身公寓，不过那套公寓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作用，因为我从来都不在那里睡觉。每次只要回家，我都宁愿住在克里登，待在父母的房子里。
回国的第二天，我去了趟自己的公寓。在一堆发票和广告传单里，我发现了一封手写的信。信封上的字迹极其美观，饱满圆润，就像我们之前在学校学到的那样。
我展开了信，信里的内容说的是我的妈妈有一个不为人知的过去。写信人告诉我，一旦我去翻阅她的遗物，就会发现很多未见天日的信息，让我知道妈妈曾经是个什么样的人。而且这个写信的“乌鸦”还并未言尽于此。如果他所说的都是真的，妈妈在三十五年前像是完成了一项大事业。不过他倒没有披露任何细节。
这封信可以说是包含了很多信息。三十五年前，那不就是我出生的年份吗？很难想象妈妈怀着双胞胎，还完成了一项大事业，尤其是如果你们了解过我妈妈是个什么样的人的话……写信的人还告诉我，如果我想要知道更多的话，需要去地球的另一端进行一场旅行。信的末尾，他要求我销毁这封信，不要跟任何人谈起这件事，不管是玛吉还是我的父亲。
这个人怎么会知道我家人的名字？这一点让我陷入了深深的惶恐。
玛吉才不会给我开这种无聊的玩笑，米歇尔根本没有编出这样的故事的能力。我把自己的通讯录从头看到尾，也没想到谁会给我开这种无聊的玩笑。
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办？或许会和我犯同样的错误。
2 萨莉—安
一九八〇年十月，巴尔的摩
要想离开这座跃层公寓，就必须从那个很高的台阶上走下来。台阶很陡，只有二十级，中间有三个楼梯平台，平台的两端有着暗暗的光线。从上面走下来几乎要冒着生命危险，爬上去则是一个强度极大的体力活动。萨莉—安每天早晚都要走上两遍这个楼梯。
门口的伸缩门都已经锈住了，花了很长的时间才缓缓开启，萨莉—安等了很久，才看到门慢慢地缩进了两侧的墙里。
萨莉—安来到了街上，码头上的强光让她短暂性地失去了视觉。街道两边都是红砖砌的货物存储仓库。防波堤的尽头，无数吊车正在忙忙碌碌，把集装箱装入那些清晨时分靠岸的货船。这里并没有多少高尚人群，还远不是什么中产阶级街区。在那个时候，只有为数不多的、事业刚刚起步的艺术家——音乐家或者是画家，贫穷的年轻人和富家子弟混在一起，派对动物们夜夜笙歌，丝毫不考虑法律设予的限制，常常把这里空置的房子当成聚会场所。最近的杂货店也要开摩托车走上十分钟。
萨莉—安有一辆凯旋博纳维尔。如果你想疯狂一把的话，只需要加上6.5升油，这辆摩托车就能带你每小时驶出一百公里。蓝白相间的油箱外壳已经瘪了：刚学会骑车的时候，萨莉—安还不能完全驯服这头野兽，所以在某次事故中摔得很惨。
几天前，萨莉—安的父母建议她离开这座城市，去外面看看世界。母亲用保养得宜的手指填写了一张支票，小心地将其从支票本上撕下，然后递给了自己的女儿。对她来说，这是摆脱萨莉—安的一种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