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这本书是为了准确反映生活在我们周围的神经官能症患者（neurotic）[1]，展现实际推动他们产生某种行为的冲突、自身焦虑、与别人交往及个人生活中的痛苦与障碍。本书并没有考虑任何特例或特殊类型的神经官能症，而是集中讨论了我们这个时代以不同形式出现在几乎所有神经官能症患者身上的性格结构。
实际存在的冲突以及神经官能症患者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做出的尝试，个人现有的焦虑和为了对抗焦虑所建立的防御机制，这些内容是本书介绍的重点。从根本上说，神经官能症的发展来源于早期的经历，对实际问题的强调并不意味着我放弃了这一观点，但和很多精神分析学家不同，我并不认为应该将注意力以某种片面迷恋的方式放在童年经历上，强调后期的行为在本质上是对早期的重复。我想要说明，童年经历与后者冲突之间存在着更错综复杂的关系，而不像那些精神分析学家所主张的存在单一的因果关系。童年的经历尽管对神经官能症起着决定性作用，但绝不是造成后期心理障碍的唯一原因。
当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临床心理障碍上时，便会发现神经机能病不仅是由偶然性的个人经历引起的，还与我们所生活的特殊文化环境相关。事实上，文化环境不仅赋予个人经历质感和色彩，且归根结底决定其特殊形式。举例来说，拥有一个专断跋扈或者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母亲是一个人的命运，但是只有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下，我们才能注意到母亲的专断跋扈或者“自我牺牲精神”，同时，也是因为存在着这样的环境，才能使这一经历对接下来的生活造成影响。
当我们意识到文化环境对神经机能病的重要影响后，弗洛伊德所认为的神经官能症的根源是生理与心理因素的说法便会不堪一击。这些后天因素所带来的影响应该是在已有的证据基础上结论的。
这种思维定向使许多有关神经机能症的基本问题有了新的解释。尽管这些解释涉及完全不同的问题，如受虐狂问题、对感情变态性渴望的原因、病态性内疚的含义等，但这些都强调了神精性的人格倾向是在焦虑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引发的。
由于我的很多解释偏离了弗洛伊德的相关理论，很多读者可能会问：这还是精神分析的问题吗？答案取决于个人对精神分析本质的认知。如果一个人认为精神分析完完全全就是弗洛伊德一系列理论的加总，那么在这里所呈现的就不算是精神分析；如果一个人认为精神分析的本质在于某些基本的明确的思维倾向，用于讨论无意识过程的作用并发现其表达的方式，以治疗的形式将这一过程转变为意识，那么我刚才所阐述的观点就属于精神分析。我认为，严格拘泥于弗洛伊德的全部理论学说容易使人在精神分析中陷入弗洛伊德预设的诱导、暗示中去。这是一种停滞不前的危险。对弗洛伊德伟大成就的敬仰应建立在巩固他的理论根基上，并且通过这种方式去实现精神分析在未来的使命，让它成为一项理论、一种治疗方法，这是我的看法。
这些看法同样回答了其他可能出现的问题，即我的理论是不是阿德勒式理论。我的某些理论确实和阿德勒所强调的某些观点具有相似性，但是从根本上来说，阿德勒的理论还是建立在弗洛伊德学说的基础上的。事实上，阿德勒的理论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即如果在没有弗洛伊德的基本理论做基础的情况下片面地去追求和探索，再具有创造性的心理学发现都会变得枯燥无味。
由于本书的重点并不是想要界定我在哪些方面认同或不认同其他心理分析学家的观点，所以我把本书争论的要点限定在与弗洛伊德有重大差异的方面。
本书所讲述的内容是我在对神经官能症长期的心理学研究中获得的体会。为了提供我的学说所依据的理论，书中本应包括详尽的案例资料，但是这对于一本旨在概括性介绍神经官能症问题的书来说又显得过于冗长。另外，即使没有这些资料做理论支持，专家甚至外行人仍能检验本书所述结论的有效性。如果他是一个细心的观察者，那么他可以将我的假设与他自己的观察及经验做比较，并在此基础上选择拒绝或接受、修正或支持我的结论。
本书语言平实，为了清楚起见，我尽可能避免过多地讨论细枝末节的问题。同样，专业术语也尽可能地避免了，因为过多的专业术语总会有替代清晰思考的可能性。因此对于很多读者，尤其是外行人来说，神经官能症的人格的问题不难理解，但这可能是一个错误甚至危险的结论。我们不得不承认，所有的心理学问题都是极其复杂和微妙的。如果有人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事实，那他最好不要读这本书，以免因不能找到现有的理论模型而陷入困惑和失望中。
这本书写给那些感兴趣的外行人，以及要职业性地和神经官能症患者打交道而对所涉及问题非常熟悉的那类人。这些人中不仅有精神病学家，还有工人、教师以及那些认为精神因素在不同文化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最后，我希望本书对神经官能症患者本身也有某种意义。如果一个人在原则上并没有驳斥心理学思想是一种个人侵犯和强加物，那么与那些健康的同胞相比，依据以前所遭受的痛苦，人会对心理学的错综复杂有更加深刻及透彻的理解。不幸的是，了解人自身的处境并不会治愈其心理问题。所读的书会使人更轻易地了解别人，而不是自己。
我想借此机会特别感谢本书的编辑伊丽莎白·托德（Elizabeth Todd）女士，对于那些需要表达感激之情的作家，我也会在书中有所提及。我要向弗洛伊德致以最大的谢意，因为他为我们如今的工作奠定了理论基础，提供了研究工具。同样还要感谢我的患者们，因为我现在对他们的所有了解都离不开双方的共同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