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源濂比范旭东年长七岁。兄弟二人幼年丧父，家境贫寒，其母亲含辛茹苦将他们抚养大。范源濂聪明好学，在13岁那年就考中了秀才。白天，他在长沙岳麓书院攻读，晚上回来，不但要帮妈妈料理家务，而且要教弟弟识字念书。夜里兄弟俩同床而卧，到了寒冷的冬天，破屋漏风，被子单薄，哥哥便紧紧地把弟弟搂在怀里，用自己的身体温暖着弟弟，共同熬过漫漫的长夜。艰苦的磨炼，使得范家兄弟从小就养成了坚毅顽强、不屈不挠的性格。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源濂考上了维新派办的时务学堂，在倡导变法维新的梁启超的指导下学习文学和时政，寻求救国的真理。范旭东也经常接触到哥哥从学堂里带回来的讲义和笔记，以及宣传变法维新的《湘报》、《湘学报》等报刊，有时还跟着哥哥一起去听讲演，贴传单，参加革命活动。可是，1898年爆发的戊戌变法运动，很快就被清政府镇压下去了。维新派人士纷纷被捕，范源濂也成了清政府的追捕对象，只好逃往日本避难。范旭东也不得不离开母亲，到长沙北乡去投奔哥哥的好友吴镜蓉，在吴先生的指导下读书学画。两年以后，又一次革命风潮来临，范源濂得到消息，迫不及待地从日本回国，参加这一革命义举。可是，由于汉口的一个秘密组织被清政府破获，清政府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搜捕革命党人。这年8月，范源濂只得再一次逃往日本，并且把弟弟也带往日本东京求学。他先是就读于东京大同学校，后转学到日本东南亚商业学校，复肄业于神户弘文学院高等速成师范科和日本法政大学。在哥哥的影响和鼓舞下，范旭东也于1900年入日本和歌山中学读书，1908年，升入东京帝国大学，攻读应用化学。在日本期间，兄弟二人受到新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与蔡锷、陈天华、黄兴等革命人士为友，立志以自己所学为挽救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1904年，范源濂回国出任北京京师大学堂正监督（即校长），后升任清廷学部参事。1909年，他组织“尚志学会”，开办“尚志法政讲习所”，次年正式开办“尚志法政专门学校”，设立“尚志医院”，并翻译数十种国外法制名著出版发行。其后，范源濂任清华大学校长。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范源濂在教育总长的位置上数度起起落落，但始终不改“教育救国”的初衷，首任民国政府教育总长，与蔡元培一道推行新学校体系，因不满袁世凯卖国求荣，愤然辞职；护国战争后，又任段褀瑞内阁教育总长，兼任黎元洪内务总长，制定、颁布大学章程，整顿民政礼俗，但囿于弊政无法开展，任职数月即辞职；1920年出任靳云鹏内阁教育总长，着手汉文字改革，公布国语注音字母，并于1922年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1924年，首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年代，范源濂始终为我国教育事业默默耕耘，他曾书勉同仁：“国运如此，如能人人以振兴中华为己任，勇往直前，只要一息尚存，矢志不移，中国必有复兴之日，凡我同志勉乎哉！”1927年12月，范源濂猝发急病，英年早逝。
搭档
范旭东是企业的经营者，侯德榜是企业的技术领袖。范旭东比侯德榜大7岁，从1921年到1945年，共事24年，这两个人在事业上的合作向来被认为是珠联璧合。他分析说，两个人合作成功首先是因为两人大目标一致：振兴中国民族化学工业。侯德榜和范旭东都是留洋学生，在那个混乱的年代，他们对于技术的推崇、爱国心和抱负是一致的。
二人之间的感情交流是很淳朴的。范旭东非常佩服侯德榜的技术水平，侯德榜也曾经将自己在海外科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送给范旭东作礼物。范旭东鼓励侯德榜写一本制碱的学术著作，打破制碱工艺讳莫如深的保守局面。1933年，侯德榜的《纯碱制造》一书出版，轰动了全世界。他们之间很少有那种世俗的往还，很少互送东西。有一次，在武汉码头上船前往重庆的时候，张定国的父亲不小心把两皮箱的日记、资料遗失到江中，范旭东的第一反应是要跳进江中打捞，是侯德榜死命拉住了他。1939年，范旭东的两个女儿去美国留学，一路上就是侯德榜护送的。这两个人都没有太大的物欲，范旭东除了喜欢每天喝老母鸡汤和牛奶，生活并不奢侈。侯德榜在生活方面更是叫人放心。据他的秘书回忆，他在上海工作的时候常常午餐就是一碗阳春面。他去美国纽约购买仪器的时候，为了给公司省钱，连公共汽车都不坐，每天步行，回来的时候，张张票据都非常清楚。
范旭东和侯德榜虽然合作好、交情好，但是性格却截然不同。侯德榜完全是一个朴实的知识分子形象：“他那个时候已经很苍老，个子不太高、内向、不太爱说话，一到工厂马上就换工作服，像个老工人一样。”相比之下，范旭东的脾气非常直率、相对火爆，容易发脾气、容易得罪人，也容易交朋友。范果恒曾经回忆说，有朋友来家里坐，如果抽烟的话，范旭东会径直站起来把窗户打开，也不管客人作何感想。文革时候，侯德榜是靠边站的，侯德榜几次要求不拿工资，免费出来搞科研，但是“四人帮”不同意。他最后是郁郁不得志而死。如果换了范旭东，他恐怕忍不下来。范旭东除了事业，没有任何业余爱好，侯德榜则喜欢听听音乐。另外，范旭东衣冠楚楚，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还习惯喷一点进口香水，这样讲究的生活习惯也是侯德榜所没有的。
有一件事情非常能够说明两人之间的差异。当侯德榜的制碱法处于研发阶段的时候，英商卜内门公司的驻华代表李特立来找范旭东，要求合作。这个公司掌握了世界上大部分的碱销售市场，看到永利公司在发展中所表现出的能量，也很担心自己在中国的处境。对于李特立的要求，侯德榜和范旭东反应不一样。范旭东当场就骂走了李特立，而侯德榜则委婉地说，不妨跟他们接触一下。
范旭东在1945年10月4日下午三点去世。资料中记载，他的事业伙伴侯德榜的反应是“悲恸三日，足不出户”。范旭东去世的消息，也是侯德榜打电话通知范果恒的。所以范果恒对侯德榜的感情一直比较深，新中国成立以后，她还常和丈夫去北京探望侯德榜。侯德榜和范家也是不通信的，只不过有时侯德榜来上海出差，顺便看看范夫人。
范旭东追悼会之后，永利首席协理、天津和南京两处分厂厂长侯德榜恳辞总经理的职位，后因为民心所向履职。1948年，永利公司董事会决定，将永利公司的所有资产平均分作11份，其中一份的五分之一赠送给范氏遗孀作为抚恤金，这些股息能够保障范氏后人生活无忧。
师友
在湖南，由进步青年组成的“南学会”举办了“时务学堂”，鼓吹变法维新。当时范旭东的哥哥范源濂投考入学，恰巧执教老师为梁启超。梁启超在讲学中，广泛介绍西学，极力鼓吹新政，对封建王朝予以揭露和抨击，从而把学堂办成了当时极负盛名的一所学校。范源濂在学堂半工半读，以节余下的钱供范旭东求学，并时常带回进步书刊供范旭东阅读。受哥哥影响，少年范旭东也成为“梁粉”。“敌无日不可来，国无日不可亡。数年之后，乡井不知为谁氏之藩，眷属不知为谁氏之奴，魂魄不知为谁氏之鬼？”梁先生的这些话语，深深打动范旭东的心，对他的思想产生很大影响，为他日后图强报国奠定了思想基础。1898年戊戌变法在慈禧的疯狂镇压下失败了。积极参与戊戌变法的梁启超逃往日本，祸及范源濂，范源濂为躲追捕，被迫东渡日本留学。1900年范源濂潜回长沙进行革命活动，再次遭到追捕，无奈他再次逃往日本。这次范源濂带走了弟弟范旭东。他害怕弟弟受到牵连。在日本，范旭东与梁启超接触的机会更多了，受他进步思想的影响更大了。范旭东到日本先考入和歌山中学，后又考入京都帝国大学化学系。他在求学之余，编译了一些爱国小说，如《经国美谈》、《佳人奇遇》等，刊载于梁启超在横滨主编出版的《清议报》上。
在日本主编《清议报》、《新民丛报》的梁启超，对这位来自湖南的年轻朋友自然是爱护备至，除在思想上、写作上不断帮助他提高，生活上也经常给以关照。范旭东常说：“梁先生以写稿所得润资，来接济我学费。”
回国后范旭东也要搞实业救国。他把自己的志向对哥哥说：“我要办化学工业，救国！”已经做了民国政府教育次长的范源濂非常清楚弟弟的心，他认真思索，认为时机尚欠成熟，劝范旭东道：“还是等待时机吧！”
1912年10月，范旭东心中仰慕的戊戌变法的英雄梁启超从日本回国了，范旭东迫不及待地又将心声向这位年长自己10岁的师长道出：“我要办化学工业，救国！”此后，在天津意租界梁启超的住所，经常能看到范旭东的身影。他每次来这里，都是穿着笔挺的西装，手里拿着一个黑色提包。当他轻轻叩开大门后，主人礼貌地将他请入。在室内，这对忘年之交的朋友便毫不拘束地畅谈起来。他们谈政治、谈时局、更多的则是谈论“工业救国”的梦想。
梁启超对范旭东抱有极大的热情，范旭东也给予梁启超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其中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发生在1915年，梁启超为反对袁世凯称帝，所著震惊中外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檄文，就是由范旭东冒着风险从直隶省送到上海发表的。
当范旭东孑然一身来到荒凉的塘沽海边，立下以创办精盐厂为开端、兴办中国化学工业的决心。他得到了他的师友梁启超的大力支持。梁启超带了头，张謇、蔡锷等名流也纷纷集资，共计5万银元，于1914年创立了久大精盐公司，掀开了中国制盐工业史上新的一页。梁启超虽然已担当国民政府司法总长要职，公务繁忙，但对办精盐厂还是倾注了很多心血。每次见到范旭东到来，梁启超都显得非常兴奋。40岁的人了，一面听范旭东汇报，一面扳起手指计算集股金额，算不过来了，就拿纸拿笔算。
久大精盐厂一举获得成功，1916年第一批白花花的国产精盐运往天津销售，受到市民欢迎。这宣告中国人以粗盐为食的时代行讲结束，但是在销售上却遭到了旧盐商的阻挠。这一关头，又是梁启超出面支持了范旭东。1917年梁启超出任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和盐务署督办，在他的支持下，久大精盐公司的盐除被允许在扬子江一带五个口岸出售外，还将销售区域扩大到淮南。
之后，范旭东又陆续创办了塘沽永利碱厂、“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和南京硫酸錏厂等，成为我国化学工业的先驱。1945年范旭东病逝于重庆时，毛泽东主席亲自为其题写了“工业先导，功在中华”的挽幛。人们怀念这位工业斗士，也自然会想到他的启蒙老师梁启超先生。
轶事
在日本时，范旭东看到外国列强是靠着坚船利炮杀进中国的，于是他也企图掌握军火制造技术，就偷偷地独居千叶海滨某处，秘密学造炸药。不料事情被当时他所在的冈山高等学堂校长发现了，那校长轻蔑的跟他说：“俟君学成，中国早亡矣！”这一事情强烈地刺激了范旭东的救国心。
1913年，从日本留学回国的范旭东，在塘沽兴办久大精盐公司。而当时的黎元洪任中华民国的副总统。他的家乡北塘渔村离塘沽仅20余里地。当时范旭东建久大需要招股集资时，黎元洪、梁启超、冯玉祥等人纷纷入股，成为久大的股东。使范旭东很快筹到了5万银元，于1916年生产出了第一批国产精盐在天津销售。随着生产精盐的成功，久大又生产出碳酸镁、牙粉等副产品，黎元洪用了久大生产的牙粉后，当即挥毫题写“齿颊甘凉”四个大字。范旭东将这四个大字制成牌匾，在工业展览会上连同产品一起展出，成为展览会的一大亮点。黎元洪还到久大参观访问，对久大的经营和工人的福利大加赞许。在参观工人食堂时，他高兴地说：“工人吃的馒头很白，和我吃的一样。”
1925年，奉系军阀驻天津司令李景林以筹军饷为名绑架范旭东，强索20万银元。范旭东当即严词拒绝，说自己不是财神，不能应命。就这样一个非借不可，一个硬不买账，相持不下。李景林恼羞成怒，竟下令扣留范旭东。此刻，已经下野的黎元洪闻之后当即找李景林算账。范旭东后来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说：“黎元洪听到我被绑架的消息后，大发雷霆，亲自去看我，当众把他们狠狠教训了一顿。他们面面相觑，只好放我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