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远
读了黄朴民教授《历史学研究中的四个“误区”》（《光明日报》2013年3月20日），深受启发，又觉言犹未尽，草成此文，求教于朴民教授与学界同道。
一、选择了“学术”就选择了“冷”
时下确实有两个极端的现象。
一方面，历史成为大众读物乃至大众娱乐的重要内容。充斥银幕的热播剧、摆满书摊的畅销书，许多都是以历史为题材。从炎黄到三代，从唐宗宋祖到洪武康熙，乃至凭空编造的还珠、甄嬛，等等；从“走下神坛”“走下圣坛”的伟人，到“亮剑”“我的兄弟叫某某”之类的传奇，乃至荒诞不经的“飞鹰”“枪花”等等，无不受部分大众的热捧。
另一方面，学者皓首穷经的研究成果，则很少有人问津，甚至被无知者用“历史是任人涂抹的小姑娘”之类的“名言”进行嘲弄。
但冷静一想，这种现象又不仅仅发生在中国大陆，即便在今日之美国、日本，在中国的台湾、香港，也无不如此。在台湾的民众中，是钱穆、傅斯年，还是吴宗宪、张惠妹知名度高？在世界的华人社会里，是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还是金庸的《鹿鼎记》发行量大？
同是“三国”，读《三国志》的有几人，《三国演义》却是家喻户晓。同是《三国演义》，电视进入每个家庭之后，有多少人读小说，又有多少人看电视？即以“二司马”为例。司马迁尽管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抱负，但在世的时候，有几个人关注他在写《史记》？司马光尽管有政府的经费支持，但生前也没有看到《资治通鉴》的辉煌。即便今日，《史记》《资治通鉴》名声虽大，又有多少人真正读过？否则，怎么可能发生二十年前柏杨的“白话本”《资治通鉴》在大陆火爆的事情。其实，即便这个白话本的《资治通鉴》，买了的人也未必读。所以人们常常如此看待当下的书市：真正的读书人一般不买畅销书，买畅销书的一般是不怎么读书的。
但是，不能因此而否定小说《三国演义》《鹿鼎记》及电视《三国演义》《鹿鼎记》对培养小孩历史兴趣的功能。回想我们这一代人，有多少人是因为读《三国演义》《水浒传》而喜欢上历史乃至走上历史研究道路的，又有多少人一开始就是捧读《史记》《通鉴》的？显然是前者。所以，千万不要鄙视大众读物，不要轻视大众读物乃至影视对于唤起人们对历史、对历史学产生兴趣的作用。即以《明朝那些事儿》为例，作为明代史研究者，我倒觉得作者的态度是比较认真的，完全可以成为大众普及明代历史的读物。
这其实是作品的功能问题，并非是因为史学研究出现了误区。因为，学术著作本来就是“藏之名山”，让人“吸收营养”的；文学艺术作品则是直接提供给大众（包括学者在内）消遣的。受众群体的不一样，决定的作品的“热度”不一样。同时又是一个作品的表现形态和传播方式问题，越是采用现代传媒手段，其辐射面和影响力也就越大。
或者正是因为忽略了这个基本事实，使不少朋友产生了历史学“受冷落、被边缘”的感慨。其实，除了个别疯狂的时代，历史学从来就没有受过热捧，从来没有进入中心地带，这是学科特点所造成的，而非学者本身的原因所致。可以说，选择了学术就选择了“冷”，选择了历史研究、哲学研究，就选择了“特冷”。所谓“板凳要坐十年冷”，即便坐了十年，板凳也未必就一定会热。但没有办法，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完全不必理会社会对我们是冷还是热。
毋庸讳言的是，时下确实有一些学者被人瞧不起。但究其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在做“冷门”学术。恰恰相反，如果真正是在做“冷门”学术，并且做出了一定成就，是会受到社会和大众尊重的。被人瞧不起的学者，真正的原因是放下了学术的尊严，欲望太多，汲汲于寻求“买家”。或者是寻求政治上的买家，是为“权欲”；或者是寻求经济上的买家，是为“财欲”。任何时候，任何国度，做学术是需要有一些献身精神、需要安贫乐道的。其实，现在中国大陆的学者，只要有所成就，还不需要太大的成就，如果不和官场、不和商场作攀比，应该说并不是太穷。尽管如此，仍然希望国家（因为当前的社会资源主要还是由国家掌控）对于那些正在“上穷碧落下黄泉”，正在“坐冷板凳”而且没有赶上“福利分房”的青年学者给予高度的关心和爱护，否则，诸多的“绝学”将后继无人。不要以为这些学术无关“GDP”无关“政绩”，一觉醒来，可能会发现某些“绝学”的研究关乎民族尊严、国家利益，有可能发现洋人（包括东洋和西洋）竟然在研究甚至抢夺我们的文化资源。到那个时候指责国内学术界为何没有人研究或者研究得不如洋人，就毫无道理了。
二、“宏大叙事”需要“细节”支持
朴民教授在文章中列举了四个历史研究的“误区”：追求虚幻的绝对“真实”、排斥合理的宏大叙事、陷入思想方法论上的片面性泥淖、执迷于所谓的“科学”规范。这些问题确实存在，有些还比较严重。
比如一些学者时时采用洋文表述方式，其实大可不必。各种语言的不同表述，是民族语言长期形成的习惯。同一种方式，用英文表述极其自然顺畅，但照搬到中文，就拗口而费解；反之亦然。当然，也许是因为并没有真正理解老外在说什么，所以找不到合理的汉文表述方式，只好“硬译”。更有甚者，明明在中国是尽人皆知的道理，却要说“正如”某洋人所说。有的则无视国内已有的很好的研究成果，却拎出洋人并不准确的表述来为自己壮胆，似乎一扯老外的大旗，就可以抬高自己的学术分量。
再比如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既对文献记载起了很好的补充作用，也形成了一定的挑战。尽管如此，却不可轻易用考古发现否定文献记载。因为，虽然文化遗存自有规律，考古发现却多有偶然，考古发现可以证明此处有、此处是，却无法断定他处无、他处非。
此外，随着历史学科的“社会科学”化，一定的“科学”规范确实需要，但过于拘泥于社会科学的“科学规范”，抹杀历史学科的“人文”本质，却是很大的问题。正如朴民教授所说，势必损害中国历史学几千年来形成的强大生命力。
但在指出这些问题的同时，也需要对不同类型学者的研究有更多的尊重。
虽然历史不可能重复，历史研究也不可能“复原”历史，但决不能因此而否认“求真”“求实”的理念，否则，历史研究将失去最基本的功能。任何时候，求真、求实都应该是历史研究的起点，也是它的终点，尽管这种求真、求实只能是相对而不可能绝对。“虚幻”的“绝对真实”概念的提出，极易引导出历史研究无真实可言的极端结论，从而为各种各样的“戏说”提供口实。
“史料即史学”的提法虽然不免偏颇，但决不能因此而否定这一理念在历史研究中的实践意义。“史料即史学”的本意是一切从史料出发，是言必有据，而不能曲解为“史学即史料”。同样，强调历史研究需要有正确的理论和合理的方法，也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史料的发掘和正确的解读。“史料即史学”的提出，是针对空泛的理论说教；“以论带史”的提出，则是针对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它们都是在特定历史时期、特别学术背景下提出的带有“矫枉过正”的批评，并不意味着“非此即彼”。
朴民教授指出，一些学者的研究过于琐细，琐细到“一叶障目”，甚至用这种琐细的研究排斥“宏大叙事”。朴民教授的这一说法，似乎言之过重。
学术的细分化，是当代一切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发展趋势。合理的、细致入微的“个案研究”，应该是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和“宏大叙事”应该是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学者的个人性格、学术背景、学术机遇，决定着他们的学术路径，或者沉湎于“个案研究”，或者热衷于“宏大叙事”，这也是学术研究的“宏观”与“微观”路径，还有的学者选择了“中观”。所有这些研究，都是学者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自我选择并形成的学术习惯，理应相互尊重、相互推动，而不应该相互排斥、相互歧视。
如朴民教授所说，也确实有“个案”研究的学者对“宏大叙事”表现出排斥与“不屑”，但完全可以视为这些学者因社会阅历和学术素养的欠缺而表现的“不懂事”，不必过于计较。相信当他们的研究达到一定境界的时候，会加入到“宏大叙事”的行列。但是，如果因为有“个案研究”的学者排斥“宏大叙事”，我们于是也排斥“个案研究”，岂不犯同样的错误？而就我的目力所及，好像还没有发现哪一位“个案研究”或社会史研究真正卓有成果并且进入到一定境界的学者排斥真正意义上的“宏大叙事”。
如果说历史研究有被社会“边缘化”的趋势、历史学的价值发生了“严重失落”，其影响“更趋式微”，我倒认为这并不是“个案研究”者的责任，因为他们选择了“琐细”的路子。责任恰恰在于选择了“宏大叙事”的学者，也包括我在内。因为我们虽然选择了“宏大叙事”，但没有做好，没有对前人的研究产生明显的超越，乃至有些研究还在重复前人的成果，所以没有能够产生出强大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
究其原因，既是因为我们在理论上和方法上没有大的创新和突破，也是因为我们没有认真从个案研究、“琐细”研究中吸收营养。“宏大叙事”不仅是重要的，而且就我看，应该是历史研究的“主战场”“主阵地”，是历史学科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唯一途径。但是，要在“宏大叙事”中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就必须要有理论和方法的创新。任何好的理论、好的方法，都需要与时俱进。与此同时，必须关注个案研究，包括具体的村庄研究、城镇研究、家族研究、疾病研究乃至“男人的胡子”“女人的小脚”的研究，用个案研究的成果，丰富宏大叙事的内容。也就是说，“宏大叙事”需要有“细节”支持，否则，只能是不断“重复过去的故事”，那注定是没有生命力和新鲜感的，且不说不可能产生重大的社会影响和学术影响，连来自“个案”乃至“琐细”研究学者的挑战也无法回应。
客观地说，正是因为有了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才使得当代中国大陆的学者有了更加宽广的视野，更加关注历史的细节，更加关心当代的社会问题。最近读一位青年学者的博士后出站报告，报告提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观点：“荒唐事件的冷静善后，是衡量一个民族政治上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准。”学术研究其实也一样，看上去不合理的现象，往往包含着十分合理的诉求。
三、学术需要“生态”和“生态链”
从本质上看，科学起源于大众对自然、社会、人类自身的认识。而各门学科的建立过程，则是一个逐渐脱离大众、逐渐由专门人员掌握的过程。由于这一过程的本身是有阶段性的，因此，虽然科学越是专门化，离大众的距离也就越远，但其阶段性过程中所形成的知识和专业人员的层级，却使科学永远和大众密切相连：一方面，人类的新认识、新发现通过各条渠道、各个层次，逐渐专门化；另一方面，专门化的知识也通过各渠道、各层次全方位影响大众。各个学科最前沿的成果，反映了人类对这一领域的最新和最有价值的认识，但又离大众最为遥远，甚至最难以为大众所了解、所认识、所接受。这就需要有一条与大众联系的纽带，或者说要有一个向大众进行传播的渠道，这条纽带或渠道便是学科知识和专业人员的层级分布。作为专业研究人员，应该根据自己的条件和才情，为自己选择合适的位置和层级。
这就是学术的“生态链”。犹如石油的开采和运用：需要有人研究地质地貌的构成，提出地下蕴藏的可能性；需要有人根据这些理论和前人积累的经验，进行勘测，寻找油田所在，并且进行钻探、开采；需要有人对开采出来的原油进行加工，炼成汽油、柴油、机油等等；需要有人建立起供油系统，把成品油输入到千家万户。
历史学也一样。首先，需要有人甘于寂寞，“上穷碧落下黄泉”式地搜集资料，不断开拓新的学术领域、推进学术进步，这是历史学得以强大，得以和其他学科并存的基本前提和条件。其次，需要有人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提炼与综合，不断推陈出新，充实到宏大叙事中，创造出具有重大影响的学术作品。再次，需要有人运用民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向大众进行传播，这也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科学普及工作；甚至需要有人将这些成果用文学的方式、艺术的方式，小说、戏剧、电视剧的方式，进行演绎，使其中的一些人物、一些事件家喻户晓。
在这个“生态链”上的所有学者，都应该具有责任感，需要相互之间的充分尊重，而不应该相互歧视或诋毁。这无论对一个学科还是这个学科的研究人员来说，都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
学科的发展需要有学术生态链，也需要有良好的学术生态。学术成果从品质上来说，确实有高下之分，这很正常，如同自然界有菌类、藻类等微不足道的生物，也有草丛、灌木等不十分起眼的生物，而在莽莽林海之中，不但有用材林，还有杂树林、原始林，等等。正是因为有多种多样的植物，才构成植物世界的丰富多彩。
历史学的著作本来就有不同的类型，古代有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史论体、目录体、语录体，等等，各有各的贡献和存在价值，章学诚更提出“六经皆史”。今日学者对于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文化问题、人物问题等，研究方法和表述方式是可以不一样的，既应该有学者进行理性的表述，强调科学性和实证性，也应该有学者进行感性的描述，加强史学著作的可读性和感染力；既应该有学者采用《史记》《左传》的手法，也应该有学者采取《春秋》的手法；《史记》未必就是尽善尽美，《春秋》也未必就是“断烂朝报”。这才是“百花齐放”的态度。
正是因为有众多的学者在不同的层面、用不同的方式共同努力，才形成今日中国大陆史学的繁荣。学者之间也应该建立起相互之间足够的尊重，光秃的山冈、贫瘠的荒原，是难以长出参天大树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研究无误区，但理念上的偏颇应该尽量避免；史学研究也无“定法”，所以也很难说有方法上的“错谬”。因为每个学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才性，根据自己的条件和喜好，选择自己愿意研究的对象，采用适合自己的研究方法。只要是努力工作、踏实研究，都是在为历史研究的发展做贡献。即便是一时走错了，也可以给自己或他人提供教训；一旦返回正道，可能比没有经过弯路的学者有更多的自觉性。
谁也不能否定，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大陆历史学取得了革命性的进步，而真正好的历史作品，社会也是不会排斥的。对于一个历史学者来说，研究什么很重要，用什么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也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拿出了什么样的作品，服务社会、服务大众，并对本学科的推进做出贡献，这才是最为重要的，因为学者最终是以成果说话的。
如果说史学研究有误区，误区应该是学术的不端，反反复复地炒现饭，以及近年来一些学者热衷的对历史伟人包括当代伟人的数典忘祖式的“揭老底”。
至于种种的“戏说”和“穿越”，并不属于史学研究的范畴，而是大众的娱乐，所以也谈不上是误区。
（原载《光明日报》2015年5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