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星
一
一说到湖北人,人们就会想到那句广为人知的顺口溜:“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不需多解释,“九头鸟”的怪异形象就会令人感到不安。
虽然,“惟楚有才”的说法也流传甚广,可这种说法显然比较严肃。而“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的说法更具有调侃意味,因此也更容易在民间传播。
其实,“九头鸟”的含义十分复杂。据学者考证:“‘九头鸟’的形象早就出现在《山海经》,未经丑化,保持着夷殷祖灵——太阳神鸟的重要特质。《大荒北经》有神名九凤,它‘九首,人面鸟身’。”既然是“神鸟”,为何会转成“恶鸟”?与种种迷信传说有关:“明明是太阳神鸟却强调其致旱;仅仅是‘宵飞而夜伏’……就暗示它代表病亡或导致覆亡。”[5]
而在那些传说的深处,还有北方人对“南蛮”的歧视心理作祟。宋代文学家欧阳修有《鬼车》诗一首,其中写道:“昔时周公居东周,厌闻此鸟憎若雠。夜呼命庭率其属,弯弧俾遂出九州。射之三发不能中,天遣天狗从空投。自从狗啮一头落,断头至今清血流。迩来相距三千秋,昼藏夜出如咻鹠。每逢阴黑天外过,乍见火光辄惊堕。有时余血下点污,所遭之家家必破。我闻此语惊且疑,反祝疾飞无我祸。我思天地何茫茫,百物巨细理莫详。吉凶在人不在物,一蛇两头反为祥。”可见对九头鸟的仇视,来自春秋时曾被楚人战败的周公的恐惧。中国历来有地域歧视,如“南蛮”“荆蛮”“湖南骡子”“河南侉子”“广西猴子”等等,“九头鸟”的说法亦属此类。
有趣的是,尽管由于“偏见的固执,习惯的天成,北方人还是视南方为蛮夷,至少要在语言上贬损他们是没有文化、没有门第、没有资历的‘暴发户’”,“可是,楚人呢,你贬也罢,褒也罢,夸也罢,骂也罢,一概不在乎”。不仅如此,雄才大略、武功赫赫的楚武王甚至早就自称“蛮夷”了![6]自称“蛮夷”,充分体现出楚人不信邪、不怕事、不服周的豪情冲天。一直到当代,武汉人把“九头鸟酒家”开到了北京,凸显的也是那种自称“蛮夷”的遗风。
何况,文化界还有“巫楚文化”一说。司马迁《史记》中关于西楚“俗剽轻,易发怒”[7]的说法,还有班固《汉书》中关于楚人“信巫鬼,重淫祀”[8]的说法,也都常为学界所引用。“巫风”“易怒”这些词,也是很容易给人以不快感的吧。虽然,“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说法也为人熟知;虽然,屈原作为流芳百世的楚国诗人,一直是楚人,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虽然,近代以来,“两湖地区更处在风云际会的漩涡中心。……湖南在十九世纪后半叶与二十世纪上半叶对中国社会变革发挥的巨大作用,是举世皆知的;湖北则在二十世纪初叶崛起成为仅次于上海的工商业基地,继而成为辛亥革命首义之区,大革命心脏地带,土地革命的主战场之一”[9],可这些说法,依然远不及“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的顺口溜那么普及。奈何!
因此,就很有必要去总结荆楚文化的遗产,去传播荆楚地域文化的软实力。
二
事实上,湖北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普通人一直在为复兴楚文化的精神而努力——从张之洞督鄂,使湖北成为洋务运动的重要基地,到辛亥革命一群基层革命党人打响推翻帝制的第一枪,再到董必武、陈潭秋、李先念、林彪等人在共产主义运动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为改变湖北的面貌可谓居功至伟;以熊十力、闻一多、胡风等文化人为湖北文化、学术的大放异彩而做出的巨大贡献;连同随着当代楚文化遗址的多次重大发现而产生的“楚学”的繁荣;以及随着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到来,湖北作为“九省通衢”在交通、商贸、制造业、旅游、高等教育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一切,都显示了楚魂的重新焕发,“惟楚有才”的传统再谱新篇。
三
湖北,是楚文化的故乡。说到楚文化的传统,现代学者的阐释可谓丰富多彩——鲁迅先生早就盛赞《楚辞》:“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并以“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这几句话概括了《楚辞》的文学特质及其深远影响。[10]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也高度评价了“屈骚传统”:“充满浪漫激情、保留着远古传统的南方神话——巫术的文化体系。”[11]由此拓展出进一步发掘“南方文化”特质的思路。在李泽厚、刘纲纪合著的《中国美学史》中,也突出了楚文化传统的思想意义:“屈原的思想同庄子蔑视儒家礼法,遗世独立,逍遥宇宙,追求个体人格的无限自由的思想有了某种相通之处。”[12]后来,李泽厚研究传统文化的起源,认为“巫”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起源,“巫的理性化”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特点。[13]而萧兵则将对于浪漫楚风的思考深入到了地域与民风的深层:“《离骚》尽管庄重、典丽、飘逸,但更有一重热烈,一种放浪,一阵嘶喊,那来由也不仅是个性的,而也有那个‘时代’的大胆,那个‘地方’的狂放,那个‘民风’的强悍。”[14]
是的,峻急的民风。楚人性情峻急,易冲动,众所周知。《史记》中就记载有“其俗剽轻,易发怒”的楚风。王充的《论衡》中也有楚俗“促急”之说。[15]袁宏道亦在《叙小修诗》一文中论及“劲质而多怼,峭急而多露,是之为楚风”。[16]张正明在《楚文化史》中亦特别指出:“楚人做起事来,往往迸发出炽热的情感,风风火火。”“楚人比较率真,容易激动。”[17]从楚庄王问鼎中原到屈原问天,从伍子胥复仇的狂热到申包胥哭秦廷,都充分体现出这一点来。从“天人感应”的角度看,这样的性格与楚地这片热土上气候变化迅猛显然有关;从信仰的角度看,也隐隐显示与“楚人确信自己是日神的远裔,火神的嫡嗣”有关。[18]辛亥革命、黄麻暴动,都爆发得非常突然,却比好些深谋远虑的起义取得了更出人意料的胜利,也是证明。这峻急,显然不同于“温良恭俭让”的儒者之风,也有别于“三思而后行”的谨慎做派,却是生命力健旺、雷厉风行、一往无前、快刀斩乱麻的另一种活法。这种活法,在革命的年代里大放异彩;到了改革的岁月里也是干事业不可缺少的精神元素。当然,在平平常常的日常生活中,这峻急也易于引发许多本来可以避免的争斗与冲突。
——以上,便是关于楚文学的影响力、楚文化传统的影响力的一些精彩论述。而其中关于浪漫、逍遥、热烈、狂放、峻急的概括不正好揭示了楚文化精神的源远流长,魅力常在么?中国,从来就有思想解放、个性自由的传统。这精神从屈原、庄子到“竹林七贤”、李白、苏东坡、李贽到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再到龚自珍、胡适、鲁迅……可谓薪火相传,代有传人。的确,从这个角度看,楚文化的当代意义,不言自明。
不仅如此。
郭沫若也早就高度评价了屈原的怀疑精神和不甘心精神。他在写于1942年的《屈原研究》中就指出:“《天问》这篇要算空前绝后的第一等奇文字……那种怀疑的精神,文学的手腕,简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那儿不仅是对于带着宗教色彩的神话传说表示着怀疑,对于一切历史上的记载、人事上的伦理,也一概都表示着不能信任。”另一方面,“他的不甘心也就是楚人的不甘心。由这不甘心所生出的他的悲愤的文辞也就是楚人的呼吸。楚人特别爱他的辞,特别哀他的死,更由他的辞与死而增长了民族的义愤。所谓‘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预言之所以产生,以及那个预言之卒由楚人的项梁、项籍而实现,都是这个不甘心的成果。”[19]怀疑的精神中,透出不拘一格的痴心;不甘心的精神,则来自楚人筚路蓝缕、自强不息,虽做大做强,却一直受到北方强敌歧视的屈辱记忆。虽然,在中国的北方文化中,也有怀疑的精神(如陈胜的名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以及王充的《论衡》那样的富有批判锋芒的著作),也有不甘心的精神(例如“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但像《天问》那样的汪洋恣肆的怀疑精神,如“楚虽三户,亡秦必楚”那样的坚定信念,却散发出强烈的生命热能。当代湖北学术界对于楚学研究和“长江文化”研究的重要贡献则充分揭示了楚文化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的史实。这样的结论不仅进一步推动了中华文化史的发展,修正了“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的传统说法的偏狭,也特别凸显了中华文化研究的“南方意识”。
还有神秘意识。崇巫便充分体现了楚人对神秘世界的敬畏。“楚人因信仰的奇诡、驳杂,历来被视为荒唐怪诞之尤。”楚地风物中,“辟邪的形象,神秘而古怪;镇墓兽的形象,神秘而凶险;虎座立凤的形象,神秘而壮美”,都体现出楚人的浪漫思维特色。[20]尽管,科学的发展在不断为人类认识世界提供理性的框架,可仍然有许许多多的神秘事物难以破解——从宇宙起源之谜、生命起源之谜、人类起源之谜到情感之谜、灵感之谜、直觉之谜……二十世纪是科学迅猛发展的世纪,可心理学(如弗洛伊德破解梦境的猜想、荣格关于“集体无意识”的猜想),以及物理学(如量子力学对于“波粒二象性”的发现)的新发现都使世界的神秘感有增无减。如此看来,保持对于世界神秘感的敬畏依然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人类既需要发展科学,又不能不正视科学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而人类在保护文化、保持信仰方面做出的艰苦努力,又常常与神秘文化紧密相连:从心灵的深不可测到信仰的根深蒂固,还有传说的奇幻瑰丽、想象的无边无际……就像“长阳人”“郧阳人”的化石隐藏了远古人类的起源之谜、神农架的“野人之谜”、恩施土家族的白虎图腾传说、鄂北名不见记载的古曾国考古发现之谜、与荆州有关的三国传奇故事、武当山的张三丰神奇传说、黄梅的禅宗祖庭……都弥漫着诱人的迷雾,也因此分外引人入胜一样。
就这样,热烈的浪漫情怀、刚烈峻急的民风、勇于怀疑和不甘心的精神,以及深深的崇巫之风,便构成了楚风楚魂的丰富内核。这一内核不仅一直贯穿了湖北文化的发展史,也非常鲜明地活跃在当代湖北人创造新奇迹的进程中。
一切都在历史的记忆中灼灼闪亮。
一切也都在生活的激流里常说常新。
四
其实,说到湖北的软实力,“千湖之省”“九省通衢”“鱼米之乡”这些闻名遐迩的称号就已经是了。从毛泽东“又食武昌鱼”的诗句到“精武鸭脖”“周黑鸭”“油焖大虾”等小吃走向四方,从武昌城、黄鹤楼、“文赤壁”、“武赤壁”、“荆州古城”、“襄阳古城”到武当山、神农架、清江画廊等名胜常年吸引了八方游客,都彰显了湖北饮食与文化生活的强大诱惑力。而这一诱惑力又因为湖北地处“九省通衢”的优越位置而有了得天独厚的强化。当现代化飞速发展、多元文化迅速流动的年代,人们的生活水平和消费欲望有了长足的增长时,湖北的地域区位优势也有了前所未有的凸显。这一切,应该足以消除历史上形成的“九头鸟”印象、“南蛮”的蔑称意味了吧。
另一方面,武汉的高校阵容空前强大,武汉市在校大学生数量已达118万,位居全球大城市中第一名,这也大大提高了武汉的文化影响力与竞争力。另一方面,“武汉在校大学生人数虽众,但在高端人才的教育培养、科技创新成果、毕业大学生就业能力、对经济社会发展之贡献等方面,与国际国内名城差距明显,只算得上高教大市,但并非全球高教强市”。[21]这一评估切中肯綮、发人深省。
类似的问题也普遍存在于湖北的工商界、文化界。湖北曾经产生过诸多工商业知名品牌,如“洋务运动”中的汉冶萍公司,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武钢、武重、武锅等大型企业,还有20世纪80年代闻名全国的“汉正街小商品市场”、“活力28”洗衣粉,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期非常火爆的吉庆街夜市……都曾经名重一时,却由于种种时代巨变或管理失策等原因,好些终于没有成就长久辉煌的业绩。文化方面,湖北的戏剧、杂技、通俗文学也都是全国的文艺名牌,“文坛鄂军”也名家辈出,但湖北文艺界对自己的认识常常是:“我们是文艺大省,却不是文艺强省。”这种不甘心、不知足的自我定位也实事求是、耐人寻味。
如此看来,如何在已经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掘湖北的地域优势、经济优势、文化优势,去超越制约发展的各种“中等”瓶颈,去创造新的经济奇迹、文化奇迹、生活奇迹,成为举足轻重的国际大都市,是需要有关管理部门和各方面人士共同努力、积极探索的重大课题。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高铁、地铁)突飞猛进的发展,随着武汉国际车展、中国(武汉)期刊交易博览会、武汉国际园林博览会、武汉国际赛马节、武汉网球公开赛等一系列高规格展会、赛事的频繁举办,武汉加快了走向国家中心城市和国际大都市的步伐。湖北人在创造新生活、新奇迹方面显示出的热烈、峻急的精神辐射力,已有目共睹。
五
湖北,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几度辉煌: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曾经励精图治、一飞冲天、问鼎中原。三国时期,湖北的荆州、赤壁、夷陵曾经是三国争雄的大舞台,留下一系列不朽的英雄传说。到了清代,汉口镇崛起,与河南朱仙镇、江西景德镇、广东佛山镇并称“四大名镇”,何其风光!晚清,张之洞督鄂,兴办实业,使汉阳有了“东方曼彻斯特”的美名;兴办新学,为“惟楚有才”谱写了新的篇章。而辛亥革命,更使武昌成为“恢复中华”的首义之城;大革命年代里,武汉曾是革命风暴的中心之一……一代又一代湖北人,为这片热土的富强前赴后继,可歌可泣!
对武汉文化深有研究的何祚欢曾经说过:“‘大武汉’不是随便叫的,中国也只有两个城市名前加了‘大’,一个大上海,一个大汉口。上海那是一个城,汉口才三镇之一,可见武汉之大”,“到现在,武汉的城区面积能排得上全国第二,第一名是上海”。他还介绍说,20世纪30年代,武汉出现过“黄金9年”,“大汉口”之名此时产生。1935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上海国民生产总值全国第一,达到3700万,武汉有1700万,广州和天津分别为700万和500万。[22]
后来,因为天津、广州的崛起,因为在改革开放的沿海发展战略中,湖北由于地势所限、政策倾斜不够,一度落伍。不甘居于人后的湖北人不断寻找着新的历史机遇,终于在高铁时代开始了新的腾飞之旅。在新的时代,湖北人在发挥软实力的同时,也应该克服自身存在的问题——
例如“九头鸟性格”中过于精明的问题。精明为经商的重要素质。所谓“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但过于精明,就滑向贪图小利、斤斤计较,甚至唯利是图、欲壑难填的歧途了。特别是有的贪官在管理工商业方面以权谋私、蝇营狗苟、贪得无厌,常常直接挫伤了商人的事业心,妨碍了工商业的健康发展。
还有“峻急”的另一面——浮躁。湖北商界在总结经验教训时常常提到“醒得早,起得迟”的问题——为什么湖北人打造工商业品牌,常常有好的开头却难以持之以恒地做成著名品牌?与急功近利、稍遇变故就退缩的心态恐怕很有关系。
还有“码头文化”的负面影响——嘈杂、脏乱、粗鲁、斗狠,像满嘴脏话、随地吐痰、乱扔垃圾(尤其是高空抛物)、招摇撞骗、噪声扰民、商贩缺斤少两、为鸡毛蒜皮琐事动粗,等等不文明恶习的积久难除,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良好社会心态的养成。2011年,宜昌入选第三批全国文明城市。2015年,武汉市当选第四届全国文明城市。这些来之不易的殊荣体现出湖北人克服历史的积弊、开创新的局面的努力卓有成效。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愿湖北在千帆竞发的年代里,“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原载《文艺新观察》2015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