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英
我觉得莫言对当代文学最大的贡献在于，他达到了一个作家打通各种感官并夸张呈现感觉的文字极限。但一旦想要建立某种超越性的宏大理性的时候，就是他捉襟见肘、气虚神散的时候。
作为价值观念的生产者和传播者，为理念贫困时代提供理念是人们对人文领域，尤其是文学的一种理想主义期待。而莫言的民间性“复魅”，无疑已将自己的剩余价值榨取最大化了，它们最终所可能达到的极限也已到了它的时限。只是可怜了中国民间经验被如此低价值地在世界范围里大大超出本国人想象的可悲塑形。
一
一次突发奇想的火车旅行让我家一本有两块砖头厚的《莫言全集》派上了用场。我用来体味四个小时和四十个小时的旅程在时间长度上的哪些不同。当家人兴致勃勃拿回来这两块砖头厚的全集时，我不失时机地表达了某种程度的对跟风的鄙视：人没得奖时你咋不买。四个小时的旅程可能没有欲望看不进去的，在四十个小时的旅程中成了不错的消遣，并且也有了想说说莫言小说的欲望。
我觉得莫言对当代文学最大的贡献在于，他达到了一个作家打通各种感官并夸张呈现感觉的文字极限。仅就这一部分而言，莫言的表现也不是没有问题的。美国作家厄普代克在《纽约时报》上发文说，“中国小说或许由于缺乏维多利亚全盛期的熏陶，没有学会端庄得体。因此，苏童和莫言兴高采烈地自由表现生理细节，其中往往伴随着性、出生、疾病及暴死”。话又说回来了，莫言要是学会端庄得体，就没有莫言了。有时候，一个作家仅凭这种天才的能力就有可能立于某种特定文学场域中的不败之地。莫言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从《丰乳肥臀》开始，莫言的思想或理性有什么过人之处呢？他一旦想要建立某种超越性的宏大理性的时候，就是他捉襟见肘、气虚神散的时候。种的退化？生命强力？渎神并张扬自我意识？女性崇拜？如果说，《红高粱》系列站在西方现代生命哲学和“民间性”的价值立场上，对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被“文学现代化”思维控制，难以突破某种政治观念和儒学观念的现状是具有革命性的创新发动，之后的莫言小说的思想路径也无非是如鲁迅《在酒楼上》“轮回的悲哀”般隐喻了民族历史的“巨大的轮回”。即使是莫言小说的核心理念：生命强力，也是当时不少作家如张炜《九月寓言》的价值立场。“文学生命热”历经30年，其理念光芒早已褪色。民间故事型结构的传奇或寓言，用作思想的载体几乎无一例外地显得过于粗陋。“在我的心中，没有什么历史，只有传奇。”当一个又一个合目的论的传奇故事被炮制出来的时候，莫言反要怪评论家没把他当正宗的现实主义看。他的人物为着传奇的好看与刺激，不死就疯，死也一定要死得够野蛮够变态。这些极度夸张的修辞格以及大面积泛滥的感官感觉就是莫言小说的实质。他还真没有办法取得现实主义在描述刻画现实上的可信度——极度夸张的修辞格自我取消了这一功能。带有极强烈的主观随意性的状物描写：狗也有红、绿、蓝，太阳也可以是绿的，血也可以是金黄的、蓝色的……也许在某种特定意识时刻里，狗、血、太阳都可以变成莫言描绘的颜色，但当这些本来常态化的事物被经常性地极端夸张地处理了，常态反而不见了，与夸张对立的对比面不见了。当夸张成了常态，现实就消失了。这是为什么莫言就算有很深刻的思想，表现出来的时候也像秃子头上的虱子那么一目了然了无理趣。
二
韦勒克认为：“叙述性小说的两个主要模式在英语中分别称为‘传奇’和‘小说’。……小说是现实主义的；传奇则是诗的或史诗的”。这句话放在中国的文化语境里也算斯言诚哉。莫言不管这一套。他一再强调自己的小说是现实主义的，好像现实主义是块金字腰牌，谁拿着谁就可以自由出入皇宫大院。当代文学的一个可悲景观就是，反智主义倾向成了某种对抗的替代品或泻药。谁敢于搞出当代中国的拉伯雷式狂欢，粗俗粗鄙粗糙粗硬的推土机大胆蛮横地往前推他的叙事，谁在思想上就高人一筹，谁就有思想。扪心自问，一百年来，不，几千年来，底层老百姓活得还不够水深火热，还不够悲惨凄凉，我们需要的也许不是对自我苦难的狂欢化的消费，也不是通过极度夸张的修辞格来讽刺挖苦让人灭绝希望的，更不是连自我同情的能力都丧失的永恒的蒙昧，我们希望在我们视为有光的人那里不仅仅看到一个“本然”的世界，更应看到一种“应然”的可能。用清明的理性精神、用爱、用一切崇高的理念照亮我们混沌愚昧的民间，照亮我们的心灵，这是我们渴望看到的，也是伟大文学的力量所在。
莫言小说中举不胜举的非理性情节设置真的令人目瞪口呆。“水质偏酸，酒生涩难以下咽，撒上一泡健康的童子尿，变成一坛香气馥郁的，饮后有蜂蜜一样的甘饴回味的高级名酒‘十八里红’，没有任何的荒谬，童子尿是地球上最神圣最神秘的液体，里面含有不少宝贝元素，鬼都搞不清楚，日本首相为了身体健康、精神愉快，每天早晨都要喝一杯尿，我们酒国市委蒋书记用童便熬莲子粥吃，治愈了多年的失眠症，尿神着哩，尿是人类最美好的象征。”“那个兵嗓子里哼了一声就把头扎到毛驴背上，如果四老妈要撒尿恰好滋着他的脸，温柔的碱性丰富的尿液恰好冲洗掉他满脸的黑血和白脑浆，冲刷掉他那颗金牙上的血丝……他就一头栽在驴肚皮下去了。假如这不是匹母驴而是匹公驴，假如公驴正好撒尿，那么黏稠的、泡沫丰富的驴尿恰好冲击着他痉直的脖颈，这种冲击能起到热敷和按摩的作用，你偏偏逢着一匹母驴，你这个倒霉蛋！”“每当四老爷跟我讲起野外拉屎时的种种美妙感受时，我就联想到印度的瑜伽功和中国高僧们的静坐参禅，只要心有灵犀，俱是一点即通。什么都是神圣的，什么都是庄严的，什么活动都可以超出外在的形式，达到宗教的、哲学的、佛的高度。”至于《欢乐》中对母体生殖的露骨描写，《球状闪电》中对披着肮脏羽翅的疯子的大段赘述，《檀香刑》中对“凌迟”“阎王栓”的以强烈感官刺激为目的的叙写……你很难相信他在亵渎谁。这些作家的文字写出来要是他自己不愿意再三修改锤炼，出版之后到读者手中的就是目今看到的这副尊容。于是，任性随意的倾泻被当作了先锋，凌空蹈虚的嫁接被炫耀成珍品。
莫言早期的奇异化叙述，某种程度上达到了奇异化效果，但中后期硬性追求奇异化的结果是带来叙事的不可信。一百年的启蒙白启了，中国民间社会的混沌蒙昧藏污纳垢似乎百年不变铁板一块。莫言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他硬性返回历史的民间性视角，成功地令民间从从前的沉默的无言的底层变成了沸腾的狂欢的生命主体。可这个生命主体大多数时候接近动物本能，接近各种器官。莫言似乎有着很强的女性崇拜意识，可是看完他的小说，作为女性，大概很少有人会领他这份情。他笔下的女性似乎只有器官和生殖欲望，是作为男性的对立面而被强化出来的男性的陪衬。她们的存在只是更增加了莫言小说文本的传奇性和刺激性，如巴赫金所说：“猥亵以女人及其出现为对象，哪怕是想象的对象，它试图让女人来进行性刺激。……猥亵的对象的名称常常是些幻象、呈象的替代物。猥亵披上俏皮话的外衣，就更隐蔽了自己的意图，使它更能为文化意识所接受。”莫言的小说有时披上俏皮话的外衣，为的是更为文化意识接受，绝大多数时候，他对此是完全无所顾忌的。他笔下的女性无脑或脑残级地受尽人间的苦难和折磨最终被神化为乡间的某个动物神，引起人们对她邪恶力量的敬畏和膜拜。儒家文化的庙堂里怎么会允许女性神的存在，连观音都能编成受尽人间磨难的凡女最后死去成仙作为人们对她的一种补偿心理和奖掖。《丰乳肥臀》里上官家的女儿们，老大老三都是性欲没满足就成了花痴。上官金童青春期性想象也成为过一段花痴。原来成为花痴可以传染成一种惯性。原来在民间花痴的比例是如此之高。
作者书中对乳房连篇累牍不厌其烦的物质主义描写，每个女人出场的第一笔必是她的乳房，生命结束最后一笔也必是乳房。这些夸张的疯狂文字除了将小说拖向彻底的无聊和恋物癖想象（这一点倒也许能使小说大卖有望）之外，于小说的整体有何必要意义？把女人降到动物器官层面于男人又有什么好处？他要是动用如此多的篇幅也不厌其烦地写写男性的生殖器官，不知男人们会不会觉得冒犯了他们？不知葛浩文是怎么翻译莫言小说中那些让女性主义者看来太有亵渎女性嫌疑的章节细节的，据说西方自女性主义发轫以来就有着严格的关于对女性描写的禁忌审查。我为老外可怜，他们根本无缘看到莫言小说中毫无禁忌为所欲为的污名化女性的那些精彩表现。
三
大概从《丰乳肥臀》开始，甚至更早，莫言对“身体”的关照就变得肆无忌惮起来，成为一种有意为之的叙述意图。如果说在《檀香刑》里，莫言有意识地将暴力与身体捆绑来了一次人类极限的感官刺激体验，到《四十一炮》，莫言直接动用对“肉”的想象力，又进行了一次在“概念的统治”下的极性发挥，罗小通对“肉”的渴望，将村长兰老大、父亲、母亲之间围绕着“肉”而产生的恩怨关系演变成了一部动物性全面大胜人性的形而下饥饿史。
莫言非常善于用他一支打通各种感官的笔，将语言的可视性发挥到极致。譬如《民间音乐》中对于盲人乐师新奏乐曲的大段视觉化感受的文字，以及在后面的《丰乳肥臀》以及《生死疲劳》等中，此一技巧的使用已成惯例。“矛盾在于作者独特的心理关联域组成的语码系统与时代规范基本的语言系统之间的冲突。后者毕竟是阅读接受的基础。特别是恐怕很少有人可能阅读他的全部作品。这就使单篇作品的破译接受会遇到作品语码的障碍。譬如《欢乐》《红蝗》这样的作品若不是放在特殊的心理关联域的语码系统中，极容易产生恨世的歧义。此外，过分地夸张感觉，特别是不加节制地追求视觉化的效果会导致艺术的浮华？”终不免“七宝楼台炫人眼目，拆开了不成片断的形式主义弊端”（季红真）。
可视性的语言风格成为当代文学的技术指数及辉煌景观？文化史学家赫伊津哈在《中世纪的衰落》中说，衰败的中世纪心性的最基本特征之一是，视觉感受的突出，这一突出与思想的萎缩密切相关，思想带上了视觉图像的形式，真正赋予思想一个概念就要首先有一个可见的形状。“当代文化的感官性或生活意义的感官主义、视觉主义和身体经验的多重感官刺激，成为几个世纪之后此一衰败的轮回？幻想的激情宣泄、‘多重感官崇拜’（波德莱尔）在当代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变形？”
莫言的小说也经常令人感到细节可能具有的意义被湮没在细节的海洋里。如果不是故事的传奇性要求情节持续地推高下去，细节会永久沉溺于细节而见不到整体。越写到后来的《生死疲劳》，放纵语言的快感，显摆冥想的奢侈与华丽，描述性语言的过剩，都令这部长篇臃肿饶舌。炫技式的被浪费的语言和修辞，与所描述对象的浅显、事物存在本身的简朴构成反讽。
本来，给予意义是叙述的动机。但莫言的小说却令人深刻体会了观念创造历史的终结。作为价值观念的生产者和传播者，为理念贫困时代提供理念是人们对人文领域，尤其是文学的一种理想主义期待。莫言的小说给我们提供了哪些有价值的理念呢？“当一个几乎是陌生的人获得诺贝尔奖后，我们需要为他贴上标签。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最近一次访问西班牙时，他的标签是中国的‘新卡夫卡’（西班牙《消息报》）。格里高尔变甲虫之后仍然想的是如何克服爬得慢去公司上班、为父亲还债。这是卡夫卡为世界贡献的关于荒诞、关于‘异化’的理念。《生死疲劳》在西门闹生硬地变成驴、猪、猴什么的之后，并没有为读者创造出一个像‘异化’这样最终震撼全世界心灵的理念，动物们不过是在‘概念的统治’下又一次狂欢地讲了一些各种力量相互抵消的故事。”
四
莫言的小说似乎讽刺了中国人生存的动物式景观，预言了历史理性的虚无：《生死疲劳》里生出来的没肛门的世纪婴儿、《檀香刑》里最残酷的刑罚与最狂欢的猫腔表演同时达到高潮；他用狂欢体来抒写民间苦难，造成一种哭笑不得的阅读心理，小说的张力达到撑破的边缘，但也因此模糊了自己的价值召唤。从莫言的小说中完全看不到更高层面的人类社会应建立在某种希冀之上的召唤，只是低层次低循环地返身民间性寻求一种价值。有时候基于其农民身份及视野，甚至还召唤出对某种拥有生命强力的个人人格的迷信和膜拜。社会理念人格化是早就应该破产的价值理性。道德或社会正义的化身在现代社会应更多地体现为制度理性，而非某个神格化的人。韦伯说：那种非理性的先知灵气，是人类狂热、偏执和集体倒退的根源。我们这个爱听故事爱讲故事的古老民族的历史宿命，似乎就是生产一轮又一轮的神格化理念，而现代社会呼唤建立在理性之上的公约精神，希求的是一种能把内心的伤害，创伤性的经验变成一种理性反映的能力，一种指向更高层面的诘难的能力。也许莫言也曾想激起读者的激动人心的道德情感反映，但民间故事本来具有的嬉戏性倾向，总是能毫不费劲地将痛苦变成了喜剧，意义不足感当然是最后的结局了。读者期待的更新的人文思想遁形了，人文精神也最终瓦解了。
也许文学正在日益变成游戏。资本世界中无足轻重的知识或情感的游戏。关心存在问题，生死和灵魂的拯救问题变得不可能。道德关切都时尚地转向了审美趣味。人们在书中进行的模拟是一种游戏，是精神、思想与观念的游戏，而非精神和思想本身。但人不能放弃以观念塑造现实的意图及努力。理性已经成为人类自觉的历史命运，而文学艺术在塑造感知方式、思想风格和情感形式方面，在成为改革社会的理想主义策源地，成为美好生活的社会学理念的源泉，成为社会伦理学的生动表达上将永不泯灭它的生命力。它那作为乌托邦的批判力量正是它的生命力所在，文学应该是一种启蒙的力量与形式。是对人的理解力和感受力的无限启蒙，培养我们的敏感性，对观念细致入微的辨析力，对他者经验的感同身受的想象力和同情感，最重要的是，把混沌不清的经验体验为意义的形式的能力。（耿占春）
而莫言的民间性“复魅”，无疑已将自己的剩余价值榨取最大化了，它们最终所可能达到的极限也已到了它的时限：全面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将使野蛮蒙昧的民间性经验成为古老的传说从而不再具有现实生命力。而民间性的美学价值转变成市场价值也将自然终结，不再有更多读者能欣赏这锈迹斑斑被莫言变质变形的古董是其一，而其贩卖中国民间生活经验的奇观化书写也将成为不能为继的游戏，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会看透这套游戏背后的那点动因及其一贯的操作手法，只是可怜了中国民间经验被如此低价值地在世界范围里大大超出本国人想象的可悲塑形。
（原载《文学报》2015年2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