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雪瑛
一
1923年，《新青年》的代表人物之一胡适在写给高一涵、陶孟和等人的信中指出：“25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
的确，创刊于1915年的《新青年》打开了一个时代的大门，陈独秀在篇首《敬告青年》一文中就向国人疾呼：“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新青年》以“科学”与“民主”的大旗，明确了现代性的核心内涵，指明了建构中国现代文化的基本走向，形成一种社会意识和价值观念，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推动了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百年前的中国正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辛亥革命失败，西方列强入侵，袁世凯复辟帝制，黑夜茫茫、贫困衰弱，满目疮痍，中华民族向何处去？民族复兴的伟力在哪里？用什么思想来唤醒青年，冲破束缚与压抑，奔向自由和光明？
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以《新青年》为思想库，开始了他们伟大的人生实践，引发了那场改变中国文化基本走向的“新文化运动”。他们在苍茫的灰暗中，在血色的晨光里，在历史的棋盘间，以思想落子，以行动对弈，以生命开局。
他们在《新青年》杂志上发动“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他们提倡“以白话代文言”，介绍各种世界性的“新思潮”，内容包括西方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各个国家、各种体裁，体现了兼容并蓄的精神。他们以社会不断发展、文明不断演进的进步观念，引领青年人，打破黑暗、封闭、专制，开创光明、开放、民主的明天。
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凝神回眸《新青年》，从其字里行间，仍能感受到他们生命的温度，思想的力度；他们塑造青年、改造国民、影响社会之时不我待的进步理念和责任意识，我们真切地感受到那场“文化革命”所散发的思想热能。今天我们重新梳理新文化运动，不是“知识考古”，不是文化怀旧，不是为了忘却的纪念，而是复盘已经尘埃落定的历史棋局，回溯他们的心路历程，体会和思索他们的选择与理念，从中汲取思想资源和精神资源。
百年的斗转星移，科技在进步，人文在发展，世界风起云涌，中国沧桑巨变，时代大浪淘沙，中国人的生命理念与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互联网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用全球化时代、多媒体时代、全媒体时代、自媒体时代、微时代等来描述和命名我们的时代特征和生活新貌，在这样一个科技进步，资本的快速输出和流动，跨国市场体系形成全球化的时代，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对于我们的人生到底还有什么意义？我们能从新文化运动中汲取什么精神的滋养？新文化运动给我们留下了怎样的精神财富？80后、90后的年轻人还会对新文化运动感兴趣吗？他们如何获得与新文化运动中的大师对话的能力？
因为只有心灵的相通，精神的对话，才能接受和继承新文化运动的精神财富。而心灵的相通，精神的对话，应该从对他们作为个体的人的了解开始，了解他们重要的思想脉络，了解他们共同的理想追求，了解他们不同的主张与分歧，了解他们的个性与情怀。
二
《新青年》的根本立意没有偏离过“立人”的主题，是要塑造新的“青年”。对此，主编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中立意鲜明地指出新文化运动是人的运动。《新青年》倾心打造的“新青年”究竟是怎样的青年人呢？李大钊在《青春》一文中，从个体人生的角度，倡导青年“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
陈独秀撰写了与杂志同名的《新青年》，与李大钊的《青春》表达了同样“青年强则中国强”的理念。陈独秀在文中要求自命“新青年”者要与“旧青年”诀别，而李大钊的《青春》则号召“新青年”以“今日青春之我”去“扑杀昨日青春之我”。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那里，“青春”、“青年”是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他们推崇进化论的理想，他们期待以青春鲜活的生命开创未来，他们相信进步将更替保守，光明会战胜黑暗，历史、现实、未来是一条向着曙光的延长线。
《新青年》的基本导向没有偏离过建立多元并存的思想生态，陈独秀在论述从一元到多元的理由时就强调：“我向来有两种信念：一是相信进化无穷期，古往今来只有在一时代是补偏救弊的贤哲，时间上没有‘万世师表’的圣人，也没有‘推诸万世而皆准’的制度；一是相信在复杂的人类社会，只有一方面的真理，对于社会各有一种救济的学说，空间上没有包医百病的良方。”李大钊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所说的“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实为世界进步之二大机轴，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表明了他们对不同学说、不同文化持开放的立场，努力打破传统社会“独尊儒学”的一元独尊，引导中国文化从一元走向多元的文化生态。百家争鸣、多元并存是“新青年派”的导师们共同的理想和追求。
如果说他们共同拥有的多元并存的开放心态，“科学”与“民主”的核心理念，塑造新青年的基本诉求，凝聚成一种富有生命力的文化合力，积极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全面展开，那么他们各自意见与主张的不同和差异，通过一场场论争，不断地推进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也给我们今天的重新审视提供了更多课题与材料。
史学家郑大华认为，新文化运动中的进步观念，有渐进论与激进论、改良论与革命论两种类型。运动初期，陈独秀、胡适都从进化论出发，批评旧道德、旧文学，但从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从文章的标题就可见“改良”与“革命”的不同。胡适受导师杜威实验主义的影响，他明确主张渐进论，他在《新思潮的意义》中指出“进化不是一晚上笼统进化的”，“再造文明的进行，是这个那个问题的解决，不要自以为能找到包治百病的‘根本解决’。”
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以唯物史观来分析历史变革，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中强调应该承认“遇着时机，因着情形，或须取一个根本解决的办法”，“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李大钊还以《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对进化史观与唯物史观进行了比较，他指出“以历史进展的动因为准则，唯物史观更胜一筹，因为它把历史进化的动因归于‘物质’，归于‘社会的生产方式’”（《新青年》8卷4号）。
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思想冲浪运动，古今中外的各种思想在运动中交汇碰撞，从运动诞生的那一刻，就充满着争论：文言文与白话文之争、传统与反传统之争、问题与主义之争……正是一场又一场的争论推动着新文化运动全面而深入地展开，成为有多个阶层参加、多种思潮交汇、多种诉求并发的社会运动，为我们留下了一幅思想大河浪潮奔涌的壮丽画卷。
三
历经百年的历史烟云，我们从壮阔的历史画卷中，不但感受到了思想浪潮激越的力量，还感受到了那一批“新青年派”的导师们内心的波澜，人生的壮阔，他们的彷徨与呐喊，他们的探索与坚守，他们的分歧与论争，他们的独立与相助，他们的胸襟与气度。
1917年1月，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提出“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他锐意革新旧制，扫除陈腐校风，广为延揽有真才实学的学者，陆续聘请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刘半农、周作人等一批具有新思想、提倡新文化的新派人物执教北大。一时北大人文荟萃，风流云集，《新青年》编辑部也由上海迁到北京，以《新青年》为核心的新文化阵营，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向全国辐射着思想的光芒和能量，新文化运动迅猛发展。
鲁迅是《新青年》的核心作者，1918年5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狂人日记》时首次使用“鲁迅”这个笔名，随后一发而不可收，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大量杂文随感和白话小说，《孔乙己》《药》《风波》《故乡》这些石破天惊的作品，让文学革命拥有了颗粒饱满的果实，而不是随风漂移的浮萍，使《新青年》成为“议论”和“创作”并重的杂志，有一种理论和创作相得益彰的生命力，有力地推动着新文学运动的全面展开。
鲁迅先生目光犀利地“睁了眼看”，反对瞒和骗，他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他“的的确确时时刻刻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无情地解剖自己。”他“抉心自食，欲知本味”，他提出，中国人“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他又说，无论社会结构如何变，最重要的还是“改革国民性”。他的《拿来主义》，比喻生动，化繁为简，结论有力，“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鲁迅以千字文辨析了新文化运动中的重大问题：东方与西方，继承与革新，传统与现代的问题，人和文艺如何创新，获得生命力的问题。
鲁迅以文学的方式，以小说塑造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以自己丰富的人生经验，对社会的深刻认识，真诚地启发青年，改造国民性，探寻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重要命题。
胡适是另一位《新青年》的主要作者，他的为人与为文与鲁迅全然不同。他在鲁迅之外树立了另一种坐标。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将“五四”的根本精神归结为一种“新态度”，他把这种新态度称作“评判的态度”。“评判的态度，简单说来，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别一个好与不好。”他还说，“做学问要在没有疑处有疑，做人要在有疑处不疑。”
他的日记细致地记录了平时的思考和当时的各种话题，以备后人查考。鲁迅生前对他有过苛评和戒备，而胡适看到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出版后，报以热情的推崇，“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构甚精，断制也甚严，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精力”。鲁迅辞世后，当后人问及胡适对鲁迅的评价时，胡适的回答是不能抹杀周氏兄弟在近代文化史上的独特贡献，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研究上的独到之处，应该受到尊重。而且他对别人在鲁迅身后的无端指责，都严词批评。
胡适一生坚持自由主义，他以一种理性的目光审视着动荡的社会，以从容的态度批评着那个时代。他深受导师杜威的影响，喜欢研究问题，先假设一个观念，然后再求证。而陈独秀的思想理路与他不同，是先设定一个目标，为之不懈奋斗。他们因为理念和主义的不同而分道扬镳。陈独秀曾几次入狱，胡适都出力组织营救。陈独秀离世后，胡适还写文章对他晚年的反思表示赞赏。
胡适与李大钊思想上也没有共同之处，胡适的名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就是与李大钊论争的，但胡适敬重李大钊的人格，与他保持了多年的友谊。胡适不仅学术视野十分开阔，他为人处世的宽广和豁达，他对同道友人的宽厚和热诚更显现着新文化运动中知识分子的人格魅力。
胡适、李大钊、陈独秀、鲁迅，他们个性不同，政见不同，主张不近，文风不近，但他们都有兼容并蓄的胸怀，他们都致力于建立多元并存的思想生态，他们不仅以著书立说影响着世道人心，更以自己的现实人生践行着新文化运动的理念，他们发动、推动、建构着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发展和深入；新文化运动也影响着他们的人生之旅、胸襟气度、思想理念，塑造着他们的生命情怀、人格品质，焕发出他们身上现代知识分子、文化人的人格魅力：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他们是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他们构成了上个世纪初中国知识界文化界的梁柱。新文化运动的生命力鲜活地体现在他们身上，他们之间的思想理念、学术方向、审美趣味、个人性情、心路历程的差异不同，构成了新文化运动可供探讨的丰厚内涵和巨大张力。
四
站在21世纪的地平线上，回望他们百年前留下的棋局，回想他们的探寻与求索，他们的考验与承担，他们的问题和答案，现代与传统、东方与西方、拯救与启蒙、继承与革新、革命与改良、封闭与开放、一元与多元，这些问题在他们的脑海中盘旋，在他们的笔下展开，在社会的层面上激荡，又被时代的大潮冲刷，在历史的深海中漂流、沉淀，现在又以新的面目浮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今天仍处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延长线上，我们要探索民族未来的道路，依然面临着这些问题的挑战，我们站在新的时代峰峦上重新审视，探究这些命题，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个人、全球化与本土、继承与创新、资本与市场、大众与精英、学术与政治、大众传媒与意识形态，我们在思索中回望历史，在理解中认识价值，在分析中取用资源，我们在应对新的社会文化实践的挑战中，进行着与新文化运动理论内涵与思想价值的对话，我们汲取中华文化的丰富养料，完成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
我们只有在进行当下中国的文化社会实践的过程中，才能深入认识他们曾经面临和思考过的问题，才能深入认识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意义和正面价值。在此实践和探讨的过程中，他们发动的新文化运动不再是与我们的人生无关的历史事件，而是和我们的生命和思想息息相关的真实经验，他们的人生实践会成为我们人生实践和选择的真实参照，他们的思想探索，才会成为塑造我们心灵空间的坚实材料，建立我们精神谱系的重要资源。只有心灵的对话，精神的相通，我们才能开始接受和继承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遗产。
中国现代思想史专家周策纵在《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一书中指出：“在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中，五四运动无疑是一次最为壮丽的精神日出。以前的一切，似乎都汇集于此，彼此激荡奔腾；以后的一切，似乎都由此生发，造成了种种历史的巨变。”
站在21世纪的地平线上，我们仰望那一轮精神的太阳，胸怀他们留下的思想大潮冲击而成的画卷，我们不必遭受血雨腥风、军阀混战、贫穷落后，但我们还面临着环境污染、信任危机、贫富差异、社会矛盾，我们依然面临着现代化进程中新的问题和困惑。我们在全球化的新常态中，应该保持我们独立思考的先锋性，反思全面否定传统的文化激进主义，摆脱工具理性的偏激，我们应该有着更加从容的心态，以价值理性的视野，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中华美学精神在全球化语境中的意义，从人性的丰富和完善，从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的需要，从文化自身的内在价值，来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和现代意义，来完成现代商业社会中的价值重建。
我们并不孤单，我们看见了他们坚毅的背影，坚实的足迹，我们沐浴着那精神的日出。
（原载《名作与欣赏》2015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