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幽僻的书就像一颗彗星，需要时隔二十多年，它才重新回到读者们的视野中。卡内蒂的《耳证人》就是如此，它上一次在中国出版是1989年，那时作者本人还在世。像我这样的青年读者，应该是在卡内蒂自传三部曲翻译出版（2006年）之后，才认识、喜欢上了这位作家。最近，卡内蒂的主要作品译本终于结集再版，当然，2010年代也已经过半了。
在漫长的文学潮流中，如果要为它找到文类归属，那么《耳证人》也许是一部薄薄的词典（是的，我想到福楼拜的《庸见词典》），它收录了卡内蒂摹写的五十种人的性格。同时我不知道，这种文体意识以及犀利的批判，与作者青年时期崇拜的卡尔·克劳斯是否有关系；因为无独有偶，本雅明在断片式的《单行道》里特意提到克劳斯，称他为“语言之墓的看护人，坚持不懈地日夜守卫着。”遗憾的是，卡尔·克劳斯的中文译介仍然很少，他的形象仍然沉浸在雾中。
《耳证人》还像是一本素描集，作者清晰、着重地勾勒出了人物线条。这种比喻的印象也来自于同时代的画家埃贡·席勒，他们都捕捉到了肖像的阴郁、扭曲和神经质。虽然席勒很早就去世了，而卡内蒂活了很久，但维也纳同时向他们提供了世纪末气氛。
这本小书里的篇目，可能是其他长篇小说中的边角材料。在他的早期作品《迷惘》中，里面的主人公学者彼得·基恩、女管家台莱瑟、骗子费舍勒和看门人巴甫，完全可以在《耳证人》一书中获得四个新增的席位。如果我们再往前追溯，他的自传中提到自己在构思《迷惘》之初，脑海里出现了八个人物：“W是我用来称呼说真话的人，Ph是爱幻想的人……R，一名宗教狂热者，S是位收藏家。另外还有一位挥霍者和一个死亡的敌人。此外还有Sch，一个演员……最后还有一个书迷B”。那时卡内蒂称之为“疯子的人间喜剧”，可以看到，这不仅是《迷惘》的雏形，当然也是《耳证人》的雏形。
当基恩被逐出家庭、流落到街头的时候，作者称他置身的环境为“没有头脑的世界”。很多年之后，卡内蒂在晚年出版《耳证人》时，这个描述依然是准确的。世界处于已知文明史的末端，这里有无比繁复的社会分工，和一批新的无用之人。大家的性格像树枝一样分叉，向任意一个方向伸展。
“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性格如同衣服一样，也会变得岌岌或者陆离。“乐善好施者”的幸福是不断地输出信息，“名誉检验员”的追求是揭露骗子，“拖延专家”以拖延为乐，“畏光女”躲避日光和星光。在卡内蒂笔下，他们有一个共同点：永远对自己的癖好充满执念。他们不知自省为何物，当然也不会接触到虚无。
舍伍德·安德森在《小城畸人》的开端写道，“使人变成畸人的，便是真理”，“一个人一旦为自己掌握一个真理，称之为他的真理，并且努力依此真理过他的生活时，他便变成畸人，他拥抱的真理便成为虚妄。”这段话同样可以用来认识《耳证人》。与安德森相比，卡内蒂从不流露出自己对人物的怜悯。尽管在后记里他也提到，他惊异地在笔下的二十种性格里认出了自己。（这篇后记并没有收录进新版的译本中，而三联书店的旧版里留存了。）
我们能想象，卡内蒂一定曾深刻地厌恶自己，就像书中的“一无是处女”，还在《迷惘》中让基恩放火烧了书房和自己。在《耳中火炬》里专门辟出的一节，被作者看到的布莱希特是一个傲慢、功利的诗人，但同时卡内蒂又坦陈，相比于布莱希特的《回忆玛丽·A》等诗作，自己的作品只能跌落进尘埃和灰烬，于是他厌恶布莱希特的为人，却钦佩布莱希特的诗歌。这样的行文无非显示了，布莱希特可能是个怪人，但这位作者自己也不例外。包法利夫人也是卡内蒂。
他接着在后记中提到，自己所做的是将“构成一个人的某种成分彻底地赶到极端上”。仔细想想，在这五十种性格里，其实也有着那种“要么全有，要么全无”。“马厩幽暗女”只愿意与马儿待在一起，仅仅是为了独处，像卡夫卡写过的“饥饿艺术家”，他的饥饿只是因为找不到适合自己胃口的食物。只要开始思考，他们中也许就会出现新的诗人。卡内蒂坚持下来了，并超越了回忆录三部曲里所记载的个人生活。
令人感动的是，我在豆瓣评论区里读到一位书友“那里”的故事。1990年冬天，他在蒸汽机车上做一名司炉，一次到站后，他在小雪中的站牌下等公交车，这时对面路灯上有人推着三轮车在卖书。他买了包括《耳证人》在内的几本书，然后坐到车上开始阅读，借着车窗外忽明忽暗的灯影读到了收录在书中的《泪水司炉》。他的这篇文章叫做《耳证人：书里不会夹杂1990年的雪花》。我被这个故事震惊了，它记录了我们认出自己命运的时刻。
2016年3月19日凌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