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学的时候，郭明英把李爱国堵在校道上说，李爱国，你为什么不去？他说，去哪里？明知故问。她气得直顿脚。他说，我有别的任务。郭明英想说什么，却又不说，哼地一声，转身走人，脚步像给他们上民兵训练课的解放军班长一样有力。仿佛要把她的气全放到脚板上，出在大地上。灰尘从她的脚边扑起，一团团地跟着她远去。李爱国看着那一团团灰白的灰尘不知怎么就想起什么小说里的赤脚大仙。她的脚有那么大吗？他笑了一下。郭明英其实并不那么令人讨厌，只是不大讨人喜欢。论长相，她不在刘贞之下，怎么就不让人喜欢呢？他想不出所以然。那时人们没有女人味这个概念，更不用说一个中学生了。
那个时候，所有“女人味”都被列入“风骚风流”，而成了“地主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专利品。与革命无缘。一个女人要是有什么动作引人注目，人们便指责她，搔首弄姿，卖弄风情。
有天中午，李爱国吃过饭，悄悄地跑到陶老师的宿舍。刚吃过饭还不到午休时间。陶老师总是在这个时候给他“开小炉”，为的是进一步培养他对文学的兴趣。他问陶老师，郁达夫有没有写过相思树的诗。陶老师不假思索地说，有啊，接着便摇头摆脑地朗诵起来，“其一，吐雾含烟作意娇，好将疏影拂春潮。为谁栽此相思树，远似愁眉近似腰。其二，江水悠悠日夜流，江干明月照人愁。临行栽取三株树，春色明年绿上楼。其三，我去蓬莱觅枣瓜，君留古渡散天花。他年倘向瑶池见，记取杨枝舞影斜。”如何？陶老师看着李爱国说，李爱国摇头表示不懂。陶老师说，郁达夫是现代作家中古诗词写得最好的。比鲁迅还好吗？陶老师笑而不答。李爱国不敢再问。陶老师转而说，郁达夫不但是“创造社”的翘楚，与鲁迅的关系好也很好。顿了一下，又加重语气说，他是被日本宪兵暗杀的，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追认郁达夫为革命烈士。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
李爱国脸红了一下，在刘贞同学家里看到的，挂在墙上。李爱国对陶老师无所不谈，“文学”把他们连成一体。陶老师沉吟片刻，下意识地看了一下窗外。其实这个时候，窗外不可能有什么人站在那里偷听。李爱国也习惯性地跟着陶老师看了一下窗外。陶老师自嘲地笑了笑，说，刘贞的父亲刘辉，三十年代在杭州，是一个文学青年，可能与郁达夫有过接触。后来，抗日军兴，他参加国民党军队，奔赴抗日前线。作战勇敢，一路升迁，抗战胜利时，已经是上校团长了。解放战争，他在淮海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可惜了，晚节不保。李爱国第一次听说刘贞父亲的情况，有点意外又有点惊喜，他弄不清楚这惊喜从何而来。陶老师笑了笑，这件事情不能对外人说。特别是“可惜了”这几个字，反革命就是反革命，没什么可惜不可惜，懂吗？李爱国郑重地点点头。他与陶老师的所有谈话，都是他心中的秘密，就是陶老师不特别交代，他也不会说。他说，陶老师，刘贞家在一片很大的相思树林里。哦，陶一夫说，我知道这一片相思树林，这片树木在本地地方史上很有名气，明末，曾有一批在官场失意的本地文人结社相思林，“相思诗社”名扬海内。为首的姓刘名显，字云轩，怕是刘辉的祖先了。
陶老师一时来了兴致，说，你知相思树的来历吗？李爱国摇了摇头。陶一夫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你看看卷十一的韩凭妻，回去慢慢看。恩格斯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列宁和毛主席都引用过这句名言。一千多年前，康王的压迫和韩凭夫妻特殊形式的反抗，成就了一段惨烈而凄美的爱情，也为我们留下说不完道不尽的树种——相思树。
这是《搜神记》，中华书局出版的直排本书。回到家里，李爱国找到卷十一，找到“韩凭妻”：宋康王舍人韩凭娶妻何氏，美，康王夺之。凭怨，王囚之，论为城旦……俄而凭乃自杀。其妻乃阴腐其衣，王与之登台，妻遂自投台，左右揽之，衣不中手而死……有大梓木，生于二冢之端，旬日而大盈抱，屈体相就，根交于下，枝错于上……
李爱国按陶老师的教诲，慢慢地读，读了三遍，终于读明白了，读明白了的李爱国慢慢地有些心酸起来。立即自我检讨，多愁善感，小资产阶级情感在作怪。陶老师说过，哦，不，是恩格思列宁和毛主席说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古代封建社会残酷的阶级斗争的一个表现。可是，在他强迫自己往古代阶级斗争想的时候，脑子里却又无端地冒出云洞岩那对相抱而死的当代风流传说。没出息，他对自己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