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义天来到自觉文化传播公司，已经是元宵节过后的第三天了。
还是在去年九月，一看到《南江作家》创刊号他就跟李想通电话，首先是吹毛求疵地说了一大通废话，什么一个内部刊物能办成这样，简直不可思议，尤其是栏目设置和作品质量，比以前的《南江文学》不知胜出多少筹，难怪他们一班吃皇粮的人，连一个享受财政拨款的刊物也办不下去，只能拱手贱买给人家广电集团做娱乐性杂志等等。李想心里对这一类靠灭他人威风来长自己志气的话非常反感。事实也并非如此，内情很复杂，怎么能归罪于某一班人呢？那可个个都是很讲职业操守的名编辑，亏你还在政府经调室当过主任，一口一声“改革”，百喊不烦！事实上也根本就不像你向义天说的那样，《南江作家》到了我李想手里就如何如何办得好，以刊养刊最好又能好到哪里去呢？顶多也只能说是有人将这把文学的薪火延续下来了。
“义天兄我们不扯这个，你还有什么正事直说就是。”李想开门见山。因为他在安华老家任县报总编辑那会儿，向义天在县广播电台当台长，后来又调县政府办经调室当主任并号称是县长的大秘，那时他俩人关系确如兄弟，在很多事上相帮过李想。尤其是他老婆小邹和李想的老婆菊儿，又同在城关镇民政办共事，算是有着双层关系，所以在李想面前他是完全可以乱说一气的，根本用不着拐弯抹角。
“还真的有事找你帮忙。”对方的口气看似随便，实则犹抱琵琶欲言又止。李想这才记起这伙计听说早已经出事了，至于是什么事，有多严重，他当初并没在意，也没多问。因为李想根本就不相信向义天能出多大的事。
“是这样的李总，”绕了半天圈子，义天兄终于说正事了，“我的事你也应该听说了，如今待岗在家，已经闲了大半年，想出来找点事做，不然一个家会撑不下去了。”他老婆是城关镇民政办的职工编，也就一千多元月薪，女儿正面临高考，难处是显而易见的。
“那好啊，人挪活，树挪长，换个环境说不定又是一片新天地。”李想毫不犹豫就答应了他，“你过来吧，我这里是改革实验基地，随时都可以安排的。”三分期待七分鼓励，李想深知义天兄的个性，满脑子逆向思维，当初是因为他遇上了一个思想开放，又能倾听不同意见的开明县长，可后来人事一变，他就被发配到文化局当副局长去了，再后来发生的事李想也确实所知不多。但他向义天为人却一方面牛皮烘烘讲究摆谱，一方面又鸡蛋里挑骨头很是自负，是一个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求人的人。只是不知这些年他去了文化局，又分管图书音像、娱乐市场稽查这一块，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人确实是容易变的，尤其是性格刚毅的人，一旦理想和激情缺失，就有可能会一落千丈。但不管怎么说，向义天这个忙他是绝对会帮的，只是没想到他后来电话通了好几次，人却迟迟未见来，真是皇帝不急太监急，硬是拖到了新世纪的第一个春天，而且还按照老传统过了元宵，并挑了个正月十八的什么黄道吉日才到位。
这一天向义天居然连短信也没有发一个，就搭乘一朋友的车来到南江，而且在下班的时候直接就上了省委统战部家属区李想家的六楼。早几年刚搬家时他就来过，也算是轻车熟路。李想和菊儿正准备吃晚饭，向义天进来了。“来来，添客不添菜。”李想并没有感到太惊讶。就凭向义天说来未来优柔寡断和来也不事先通报一声的莽撞行为，他虽然脸上没挂相，心里却是蛮不舒服的。倒是义天兄一口一个菊姐的李夫人表现出了极大热情，一面问他老婆小邹还好吗，一面又是倒酒又是下面条，忙得不亦乐乎。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去年九月望十月，十月望十一月，到现在元宵节都过好几天了。”李想把话停下来，举杯碰了过去说，“要是等着你来办什么急事，黄花菜早就凉了。”语气中多少有几分不快。
“看哪里，去年是因为有些遗留问题处理，再说也快过春节了。”义天是个一根筋的人，也懒得管李总高兴不高兴，把杯子碰了一下说，“借你老总的吉言，换个环境说不定又是一片新天地。我还特意翻了一下万年历，说今天宜出门，宜做生意呢。”
难怪有种说法，人越背时倒霉就越信神越信鬼，命运也就越捉弄人，因为机遇稍纵即逝，在你疑神疑鬼时人家早就把机遇抓住了。李想的自觉文化传播公司和《南江作家》也一样，所有人员去年底就已全部安排到位了。
“那你就先莫搞错了，我们是做文化可不是做生意啊！”李想说。
“文化产业的市场前景大得很。”这下可说到他的专业上了，一顿夸夸其谈，什么可以享受政府扶植力度的优越性，什么资源的整合与配置，全是计划经济的那一套。
“没睡着吧你？尽讲些梦话。我们这里可是硬碰硬，一分一厘都得靠自己去开拓市场的。我们最大的优越性是体制的优越性，考虑成熟了的事立马就去做的；我们最大的资源就是人才的资源，就是人的创造性思维和主观能动性。”李想毫不客气地打断了向义天的话，其实也是想给他在思想上先加点压力，虽然还没想好到底给他安排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但现在公司和杂志社这十多号人，除了他李想本人外，压根儿就没有一个是从体制内来的，所以他在前几日春节后的首次会议上，就曾自豪而煽情地说过，好在大家都没有受机关不良风气的影响，没有一遇事就相互推诿，一进办公室就一杯茶一张报，一上班就惦记着下班时间快点到的坏毛病。我们是连星期天有时候都忘记了的一个新团队，我们的心中只有事业，我们的眼中只有任务，我们的手中只有工作。我们还要摸索出一条工作纪律和分配制度是由民主制定的，财务是透明公开的新路子来。也就是说，我们所获得的利益是公共的利益，我们所取得的成果是每一个人都有份的成果。但李想没有跟向义天谈这些，在他看来，向义天肯定会认为这是乌托邦，是说起来好听，做起来根本就行不通的事。
“来来来，再干一杯，吃完了我们找一个地方去喝喝茶。我还很少见识这南江省府城市的夜生活哩！”向义天满嘴酒气地说。
“还是先吃饱饭再说吧。”李想没有正面回答他，但心里却在嘀咕，这该不是这家伙近几年当文化局副局养成的习惯吧？一些专靠做违规生意发点小财的文化个体老板，成天像苍蝇一样围着他转，今天请他去喝酒，明天请他去喝茶打牌，或洗脚按摩，或歌厅舞厅，于是才牵着他鼻子越走越远的。
“你们这么多年没在一起了，饭后去对面蓝天酒店茶吧聊一聊也要得。”过来收拾碗筷的菊儿，生怕丈夫不给向义天面子，毕竟以前在安华时是很铁的朋友。
“呃，还是菊姐了解我向义天。”
“那就去坐一会儿吧。”李想看了一眼壁上的挂钟，九点还未到。
“我是……”向义天起身指着简单的行旅说，意思是今晚睡哪里。
“今晚就睡我家里，李琴、李瞻在他们外婆家没回来，明天再搬到卿怀才和白石他们那里去住，反正一人一间房互不影响。”李想说着也起身了。
下得六楼，刚一出楼口，一股寒风就刮过来，李想挺了挺身子，迎风大步流星地朝前走去，向义天缩紧脖子跟在后面，路灯的光影里人影叠合着，时而长了，又时而短了。
俩人其实也没有谈太多什么，就回忆了在安华时的一些鸡毛蒜皮的旧事。李想隐隐地感觉自己对义天这位以前的兄弟越来越不摸底，尤其是去蓝天酒店茶吧途中，俩人经过一家小按摩店时，向义天一双眼珠子直往里睃，给人的感觉一点也不好。茶吧本来是一个交流思想，畅所欲言的第二客厅，甚至一些连家里不便说的话也可以在这样的场合说的。可有好几次李想特意聊及他这几年的工作和生活时，向义天总是避而不谈，或闪烁其词，使人更觉得讳莫如深，越久坐越尴尬，双方都有些不自在了。
正好这时李想的手机响了，是省委办公厅一处打来的，说阳书记找他有要事。时间是明天上午九点半，地点是阳书记办公室二一八号。还要他带一套创刊以来的《南江作家》。李想心里咯噔一下，是什么要事还得劳驾省委书记亲自找我这个内部刊物的社长兼执行主编呢？八竿子都打不着啊！他曾听作协党组曹书记叫过苦，说一个换届报告两年了还没放到阳书记的案头上去。李想的脑海里像有个风火轮在飞转着，好事不出名，坏事传千里，该不是杂志惹出什么祸了吧？他想来想去，也只有《南江作家》在去年省委经济工作会议时，打着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戴德交办的幌子将杂志送进了会场，以及后来的人大、政协两会。陈策和梁爽等拿着李总搞来的蓝色工作证，进了代表、委员下榻的宾馆，并巧言说服了服务员，硬是把《南江作家》塞进了代表和委员的每一个房间，算是最出格的事。
“你还有事吧？”向义天见李想心神不宁的样子，就主动说，“那我们撤哩！”
李想正好顺着台阶下，放了六十块钱在茶几上，手一招喊了声埋单。这里是李想与陈策、卿怀才、黎吉祥等弟兄们常来集思广益的场所，和服务员早混得很熟了。李想没有把电话是哪来的跟向义天透半点口风，并且立马就装出一副很释然的样子。向义天也没有问，他或许以为是哪位红粉知己倾诉心音的暧昧电话也未可知呢。
“今晚就到此为止吧，下次弟兄们再一块儿来。”李想率先起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