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班固
【导读】
本文选自《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
陆贾与贾谊暗示君主专制可以引入儒家传统的典范，但是，要使儒家传统与君主专制互相调和，尚有待于董仲舒的努力。
鲁国是周公姬旦家族的封地，是周初的首席诸侯，向来与周王室最为亲近。姬旦家族受封后，周王室将祝、史等王室官员赐予鲁。因此鲁国受周礼熏陶最深，春秋之际就流传有“周礼尽在鲁”的说法。鲁国史官编撰的历史《春秋》，是以周代正统政治观念写作的政治史。故此《春秋》之褒贬也被视为蕴涵周代政治理想的典范之作。秦兼并六国后，发布挟书令，禁止民间收藏、传习《春秋》等典籍，因为其中保存的政治理想与秦代奉行的君主专制政治大相径庭。
汉王朝至汉武帝时，朝廷已经镇压了反叛的诸侯，斥退了汉初的勋旧大臣。汉武帝的政治愈来愈使人联想到被斥为暴政的秦代政治。因此皇帝企图试探钟情于古代传统的儒家学者，是否会认同自己的地位。皇帝与董仲舒的问答就是当时的君主专制政体与古代传统的一次对话。这次对话以记载着古代历史的《春秋》为起点。《春秋》原是一部世俗的政治史，儒家早期的学者在研习《春秋》时，发挥见解，形成了称为“春秋三传”的注释本：《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左传》征用史料，对《春秋》简略之处进行补充，而《春秋公羊传》则强调其中的政治蕴涵。董仲舒发扬了《春秋公羊传》的传统，对《春秋》进行了学理性的梳理，将其纳入一种形而上学的体系，完成了对《春秋》的学理改造。
在董仲舒的体系里，《春秋》不仅是一部世俗的政治史，更是一种形而上的意志在世俗政治上的映照。因此， 《春秋》封建政治的理想并不与汉王朝的君主政治原则冲突，相反，二者都服从一个更高的自然法则。如果《春秋》的时代要比汉王朝更令人向往，那是因为那个时代的人们更好地遵循了那自然的法则，而这恰恰是今世的君主应该效法的。董仲舒的体系以一种学理性的语言重新描述了儒家钟情的古代传统，从而提供了一个新的典范，古代儒家的政治理想则被镶嵌在其中。
严格的批评者认为董仲舒对君主专制让步太多，因而丧失了儒家的传统。而在韩非、李斯等君主专制主义者看来，董仲舒为君主专制的辩护却是有害的。因为这一辩护其实暗示君主专制是需要被授权，也是需要述职的。虽然这两种批评都不无根据，却无意中提到了董仲舒的贡献。至此，在君主专制政治与儒家的古代传统之间，终于达成了某种妥协。严格的君主专制政体会是残暴的，而严格的儒家传统却是过于理想化的。而根据董仲舒的意见，既估计到君主专制对和平的贡献，也保存了古代传统的理想与文明。政治与思想之间残酷斗争的危险，从此大大降低了。
董仲舒，广川人也［广川：在今河北枣强县。］。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久次：以在董仲舒门下的年限长短为序。］，或莫见其面。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
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
制曰：朕获承至尊休德［休德：美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宁［不皇：无暇。皇，通“遑”。］，永惟万事之统［永惟：久思。］，犹惧有阙。故广延四方之豪俊，郡国诸侯公选贤良修絜博习之士，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今子大夫然为举首［然：原意为衣冠楚楚的样子，引申为俨然。］，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听而问焉。
盖闻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当虞氏之乐莫盛于《韶》，于周莫盛于《勺》［《韶》：古代乐曲名，孔子曾闻韶，见《史记·孔子世家》。《勺》：《诗经》篇名。］。圣王已没，钟鼓管弦之声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纣之行［陵夷：渐渐衰败。］，王道大坏矣。夫五百年之间，守文之君，当涂之士，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然犹不能反，日以仆灭，至后王而后止， 岂其所持操或悖缪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可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乌乎！凡所为屑屑，夙兴夜寐，务法上古者， 又将无补与？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未烛厥理：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 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
…………
仲舒对曰：
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求天命与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 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 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还至而有效者也。《诗》曰“夙夜匪解［夙夜匪解：见《诗经·大雅》篇。解，通“懈”。意谓朝夕不敢懈怠。］”，《书》云“茂哉茂哉［茂哉茂哉：意谓努力啊。茂，勉励。］！”皆强勉之谓也。
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乐之时，乃用先五之乐宜于世者，而以深入教化于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颂之乐不成，故王者功成作乐，乐其德也。乐者， 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其变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声发于和而本于情，接于肌肤，臧于骨髓［臧：此处意为深入。］。故王道虽微缺，而管弦之声未衰也。夫虞氏之不为政久矣，然而乐颂遗风犹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齐而闻《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然而政乱国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 是以政日以仆灭也。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弊，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诗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为生贤佐［为生贤佐：指宣王有仲山甫等贤相。］，后世称诵，至今不绝。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 其所操持悖谬失其统也。
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 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乌［“白鱼入于王舟”至此：亦见《史记·周本纪》。］”， 此盖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复哉复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皆积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贱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盭而娇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
臣闻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生，故不齐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故尧舜行德则民仁寿，桀纣行暴则民鄙夭。未上之化下， 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钧：造陶用的器皿。］，唯甄者之所为，犹金之在镕，唯冶者之所铸。“绥之斯俫，动之斯和［绥之斯俫，动之斯和：见《论语·子张篇》。绥，安抚。俫， 通“来”。］”，此之谓也。
…………
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先是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长陵：汉高祖陵墓。］，仲舒居家推说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见，嫉之，窃其书而奏焉。上召视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
【延伸阅读】
“汤武受命”的争议
辕固生，西汉时齐地人，是西汉博士，后为清河王太傅。辕固生治今文《诗》，传《齐诗》，是西汉《诗》四派之一。齐地以《诗》而显贵者，都出自辕固生门下。辕固生濒临的窘境，与董仲舒因推论“灾异之变”获罪一事十分近似。这暗示着在古典传统与现实政治的夹缝之中， 儒家的命运很可能相当坎坷：
清河王太傅辕固生者，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与黄生争论景帝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辕固生曰： “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 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于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