祠堂以宗族意志和情感为结构，并以其煌煌气派镇守着人心。
是的，祠堂就是宗族精神的象征，就是族人的精神围屋。请看，流坑董氏族谱以寥寥数字，入木三分地道破了祠堂的意义，那就是，将子孙后代“萃于一堂，联之一心”，而一族的首领则“立堂以居之，割田百亩以赡之，使世继不迁焉”。
董氏远祖可上溯至西汉大儒董仲舒，历代先人如何千里辗转到得流坑，似无确切的说法，想必他们颠沛流离的命运早已成为宗族刻骨铭心的集体记忆。所以，流坑的董氏大宗祠曾以宫殿般的煌煌气派，镇守着宗族的人心，凝聚着安居乐业的祈望。
坐落在流坑村北陌兰洲的大宗祠，早已是一片遗址。残存的五根花岗岩石柱，傲指蓝天，笑看风云流散；幸存的一对红石巨狮，相视无语，听任背着书包的孩子们把自己骑在胯下嬉笑打闹，仿佛早就没了脾气。是的，在我眼里，这片残垣断壁的表情是矛盾的，它依然天庭饱满，却黯然无神；依然地角方圆，却满目疮痍。几分依稀尚在的威势，竟浸透了苍凉之感。
猛然间，人们会很自然地联想到圆明园，除了相似的命运遭际外，激发人们想象的正是那肃立的残柱。所遗石柱，为大宗祠第二进“敦睦堂”中柱，高达八米，柱体以半圆形的花岗岩石块对拼，错缝垒叠，外以白色灰浆涂抹，再髹以黑色生漆。柱础为双层，也是花岗岩质。凭着这座建筑的残骸，不难领略它曾经的宏伟，曾经的堂皇。族谱中对此有着概括的描述：“标坊坦道，重门翼庑，幽室崇堂，叠库层楼，肃斋净庐，绕垣绳巷，诸无弗称。”十分的壮观。这样的建筑自然令人仰慕称羡，这样的宗族自然叫人肃然起敬。
两百年间，大宗祠曾两次重建，最终还是毁于兵燹，人们只能沿着族谱上的文字和构图进入其中。这是前带院落的三进式重檐建筑，庭院前方及两侧均辟有石构坊式门，东曰“累朝师保”坊，西称“文武状元”坊。入正中辕门跨墨池达主体建筑的正门“德厚流光”门，两侧置石狮，穿庭而入，第一二进分别为“贤育楼”和“敦睦堂”，均属三开间重檐式，第三进则是更为高大的五开间重檐式，中间有“孝敬堂”祭祀近祖，两侧分别是“彰义堂”、“报功堂”、“宗原堂”、“道原堂”，祭祀远祖、乡贤、地仙等。也就是说，这座宗祠除主祀开基祖董合等列祖列宗外，还将族中官宦、乡贤等附祀其中，但凡膺朝廷一命之荣者皆可安坐于此，享受族人的叩拜。辟报功堂为铭记和报答堪舆先生杨救贫及其弟子，董氏居然把堪舆先生的成我之恩视同生我者了；设彰义堂特以表彰和激励有助族之举的义士，居官分俸者、居家助银修神龛祭器者、出力修祠出钱供祭者均在彰表之列；道原堂祀奉远祖西汉大儒董仲舒以溯其道学之源；宗原堂祀奉的流坑董氏开基祖董合之曾祖父。
大宗祠作为建筑组群，在主体建筑左边是桂林祠，祀董氏十六世祖；其右还有幸存下来的桂紘祠，即文馆，祀孔子。它不仅集宗祠、文馆于一处，而且，主体建筑后进五堂并立，其上复置敕书阁，祭祖、祀孔，兼祀名宦、乡贤，旁及民间杂神。一个也不能少，一个也不得罪，如此大肚能容，该视作大姓望族的大家风范呢，还是浸润在骨子里的中庸之道？
流坑董氏自始建大宗祠起，直至清末，建祠、修祠不断。至清道光年间，村中宗祠及大小房祠达八十三座，还有二三十座书院、宅第为纪念先人被改为祠堂，现存有屯田祠、校书祠、双桂祠、环中祠、蓉山亦山祠、益宇祠、振卿祠等五十多座祠堂。不少祠堂的上层楼房，都被设置为敕书阁用以藏书，仿佛，书也是供奉祖先的佳果，也是绵延不断的香火。
有着庞大祠堂群的于都上宝村，曾是赣南最大的土围之一。以祠堂外土围遗址为界，面积约两万平方米。该村于明末开始修屋建祠，清咸丰年间在村子周边建筑围墙和碉楼。土围用鹅卵石砌筑，墙上曾设有六个碉堡，围墙外有护围河环绕。从建屋到筑围，前后经过四百年的扩展变迁。
护卫着村子的那森严壁垒的土围，仿佛是一种象征。祠堂应是人们精神的围护。在上宝祠堂群中，其钟氏总祠规模最大，名世德堂。族谱中对“世德”二字解释道：
人惟德植于一世，则其墓厚。德植于世世，则根之深者而枝愈繁。盖人世必有五伦，凡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皆根于性，而发于外则为达德。传曰：仁者仁此，知者知此，勇者强此，而后五伦蔼然其有亲，厘然其有辨，毅然其有序。故曰，世德也。
钟氏家族教育子孙应有后乐先忧、仁者爱人的美德，族谱中便记载了许多济困纾民、相安和睦的德行，族人世代传承着“提倡敬宗尊祖、醮祖及时、同族和睦、耕读为本，反对不孝不悌、闲游赌博、诱人邪教、砍伐后龙”等朴素家规和客家文化理念，一时成为风气清明的礼义族群。时至如今，每年清明，钟氏家族仍要举行“宝溪钟氏春祭扫墓日”活动。春祭当日，全族人来到宗祠举行隆重的祭祀拜祖仪式。仪式一般由德高望重的长者主持，主持人头戴礼帽，身着长袍，表情肃穆，率众向祖宗灵位行跪拜礼并诵敬文。之后，全族人一起在祠堂前聚餐。春祭成为此地人的重要节日，也是客家人敬祀祖先、缅怀前贤、励志子孙的盛大礼仪。
祠堂的落成，是宗族落地生根的标志。为了召唤族人，它请来了祖先的神灵；为了荣耀族人，它不惜高堂华构；为了激励族人，它总是极尽标榜。
渼陂古村梁氏总祠永慕堂门前也有一对狮子。仔细对比，或许神态、表情并不尽似，然而，它们只要镇守在宗祠门前，便是一样的威风凛凛，一样的得意洋洋。
渼陂梁氏开基于南宋初年，在开基不久，就构建了总祠永慕堂，元末毁于兵燹，明正德年间又重建，后经多次扩建重修。这座祠堂为上、中、下堂带两大天井的三进式建筑，占地一千二百多平方米。三开间的门廊，上有高耸的牌楼，如意斗拱承托起飞檐翘角，顶覆琉璃瓦。中堂檐步有四角亭式抱厦伸入天井间，上堂也有高耸的牌楼。祠堂中梁枋均用材粗硕，且无论砖、石、木构件，均施以重工装饰。蹲狮、抱鼓、门簪、柱础皆为红石，立体雕、浮雕、线雕等技法，无所不用其极，斗拱、雀替、斜撑等处为精美的木雕，藻井、檐头则遍饰彩绘。走进富丽堂皇的宗祠，这巍峨壮观的建筑，这琳琅满目的装饰，该叫族人心旌摇荡、热血沸腾了吧？
是的，镌刻在永慕堂内三十七根红色石柱上的对联，有不少抒写的正是人们聚族而居的幸福感受，如“宗风永丕振景仰前哲千乘侯谟烈远贻庆泽孔长绵万世，祖德慕无穷裕垂后昆数百户和亲相乐生齿虽繁总一家”、“永建乃家念先人聚族于斯食德服畴千百年咸懔高曾矩矱，慕非在外愿后嗣顺亲有道乐絮宜室亿万载恒庇葛藠本根”之类便是。相传，从前族长为考评族中子弟的才学，每到过年时便令各家推举一名子弟到祠堂里来写对联，优胜者的作品可雕刻于祠堂内的石柱上，从而流芳百世。
渼陂梁氏奉“耕读为家身之本”，由此可见一斑。然而，渼陂的繁荣却得益于明代中后期商贸的兴起，到了清代，此地成了乡间的“小南京”。连通赣江的富水河，在渼陂孕育了商贾如云的集市，孕育了以梁氏四兄弟为首的四大商业巨头，也孕育了更为强烈的宗族意识。尽管，祠堂从来炫耀的都是宗族的功德名节，支撑着它的，却是滚滚而来的财富。财富是祠堂的催长素。兴盛时期的渼陂更是热衷于通过修建祠堂、续修族谱、增置族产、广行善举，来扩大宗族的影响，进一步巩固宗法秩序，永慕堂就在清同治年间几度重修扩建，求志堂、洪庆堂等房祠也是在清代重修或建造。
我把渼陂看做是建筑在文字里的村庄。有大量的文字充满了传统道德的教训意味，富有为人处世的哲理，涉及修身之境界、持家之根本、处事之品行、交往之气量等等。如，宗祠的楹联：“世事让三分天空地阔，心田存一点子种孙耕。”有一座照壁干脆大笔直书四字警世箴言：“多留余地。”真是一语双关，精警动人；民居的对联：“作天地间不可少之人，为伦类中所当行之事。”语言虽朴实无华，却是铿锵有力，洋溢着一股大丈夫气；书于墙上的家训更是牵肠挂肚，顾忌颇多，因此，它的表达更加循循善诱，更加澄明透澈，如：“观贫贱人当观其度量，如宽宏坦荡者则其福必臻而其家必裕；观富贵人当观其气概，如温厚和平者则其荣必久而后必昌。”其言也善，其意也切。拳拳此心，明月可鉴。
不知道为何，它对为人处世之道竟然如此耿耿于怀！此地梁氏注重教化，几近极端。于是乎，入堂便见正襟危坐的文字，出门皆是道貌岸然的格言。
在这个耕读并重、农商并立、文武并举、义利并蓄的古村里，这些语重心长的谆谆教诲，是“文献名宗”、“衣冠望族”的秉性所在，还是以儒行商、以商助儒的封建儒商文化的经世方略？是人们阅尽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经验总结，还是人们置身于通商码头、面对前路漫漫的千叮咛万嘱咐？
如此铺张的文字，把那集中于祠堂里的宗族意识弥散开来，浸润了整个村庄。于是，我感觉，尽管这个村庄曾经占尽舟楫之利，大概从来也不必担忧人心不古，因为人心始终闭锁在文字里。那些文字，是聚族而居的另一堵高墙。
我不能自已地与渼陂默默相对，读着那些或清雅脱俗或浑厚遒劲或奇峻不凡或古朴苍凉的眼神，那些语重心长而又踌躇满志的眼神……
我把宗祠喻为族人的精神围屋，不仅因为祖先的灵魂驻守在这里，统摄着一个宗族的精神生活和心灵世界，不仅因为尊崇祖先的情感串联了合族上下，在这里汇流、凝聚，还在于，正是这鲜明的精神指向性，要求宗祠建筑除了须具有普遍的审美性和情感性外，还要上升到表达儒学思想的高度，充分体现出尊卑之礼、长幼之序、男女之别、内外之分等宗法伦理观念。
因此，耸立在江西乡野间的宗祠建筑，总是通过端庄的面、高峻的体形、厚重的体量，超拔于错落有致的民居群体之中，营造出沉重稳定、严整有序的形式感。是的，它是有重量的，无论是打量它高大宽阔又四平八稳的外观，还是探看它四围闭锁而步步深入的内部，那凝沉的物质感，历数百年甚至上千年仍在时间和空间的坐标系中岿然不动，让人倍觉压抑，而正是压抑让人们的崇拜之情油然而生。
那些宗祠或者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独坐在古樟下，目光迷离却分外威严；或者像一位体格壮硕的汉子傲立于人群中，即便神情平和，也透出一股凛然之气。皈依它们，就是皈依祖灵的感召；附着它们，就是附着宗族的力量。
对称而均衡的布局、阔大又简洁的空间、坚固且严谨的结构，使宗祠充满了庄严意味，弥漫着浓重的环境气氛，让人置身这样的氛围中，情绪为之所感染，心灵为之而震撼，从而达到了凝聚人、教化人的目的。走进祠堂，一方方明亮依次从天井泻入幽深的黑色，造成强烈的明暗对比，黑色的更深处，是星星点点的香火烛光。方方阳光的内部，依稀有柴烟飘飞，洋溢着浓浓的生活气息；点点星火的光晕，仿佛是生命的真谛，温暖着人丁兴旺的祈愿。
因此，我觉得，这庄严神圣的地方，其实也是一个特别富于感情色彩的地方，而且还是一个闪烁着理性慧光的地方。当我在拜访一座座宗祠时，就好像来到一个个次序井然又礼数周到的家族里做客，不由自主地为那高悬的牌匾、林立的木柱而感动。我想，走进宗祠的族人一定也是时时感动着。因为，宗祠所展示的宗族历史，永远温情脉脉地抚慰和激励着后人，它让平凡的生活有了理想的光彩，它让空虚的心灵有了信仰的力量。
大约因为澄江如练、沃野千顷诱人驻足，或者是山水形胜、风光旖旎令人留连，紧临牛吼江的泰和爵誉村竟住着周、康、张、肖、胡等十几个姓氏的近五百户人家。
在这个村庄里，先有朱、皮、蓝姓，后有周、康、张等姓氏。皮、蓝二姓已殁，而周姓、康姓分别为南唐、北宋迁此开基，已越千年。尽管诸姓混杂，但这并不妨碍人们聚族而居。他们各自的旗帜、各自的依靠，就是属于自己的宗祠了。听说这里曾有始建于宋、明、清三朝的古祠七十座，现存有三十座，比如周氏宗祠“久大堂”、康氏宗祠“孝德堂”、又称“相国坊”的康氏祠堂“宝诰堂”、肖氏宗祠“复古堂”、张氏宗祠“敦叙堂”等等即是。而村庄的布局，正是以各姓氏宗祠为中心，向四周延伸开去。
肖氏宗祠为前后两栋殿堂结构，祠内雀替有工艺精湛的镂雕图案，后堂的石刻供桌精美别致，比较少见；张氏宗祠前后厅堂连接，空旷大方，独树一帜，后堂供桌两旁放有一对专门为该祠铸造的铸有铭文的铁花瓶，也算是稀罕物；康氏祠堂宝诰堂内高悬着“四朝元勋”、“清风高节”、“忠勤殚职”等歌功颂德的牌匾，令人称奇的是其中一块牌匾竟与这得意洋洋的氛围甚是不谐，上书“沧海遗珠”，它的出现实在突兀得很。一打听，原来是康氏某位族人倾尽一生追求科名，却是屡试不爽，到得老来，只好把满怀遗珠之恨寄予后人了。笔墨纵横之间，几多辛酸，几多怨怼，几多不甘和自负！那位老夫子只能把满腹心思告知先人了。
宝诰堂是明代为褒扬康奎仕靖江王府长史司左长史而建。康奎历官四十九年，特敕奉政大夫，著作颇丰，有《桥门显稿》《客窗日明》《养诰遗芳》《北轩漫稿》等，其一生深明大义，重义教，尊德理，深得朝廷的尊重和百姓的爱戴。祠堂正门墙上建有挂壁坊，碑刻“相国坊”嵌入墙内，大门两边的长联称：“爵拜靖江溯当年相国勋高门第与武山并峙，誉隆长史缅先代联辉望重家声同槎水争流。”大概是为了同紧邻的周氏宗祠儒学坊并峙争流吧，相国坊的门面可谓绚丽夺目，除了楹联、匾额的装潢，还遍布着人物彩绘、浮雕和鳌鱼、鸱尾等雕饰，檐头则以诗词绘画装饰。该祠为两进，中有一天井，祠内以历史人物故事为内容的雕刻图案比比皆是。
康氏总祠称孝德堂，始建于宋朝，前栋喜鹊牌坊为清末扩建。大门上方为飞檐四翘的鹊巢宫，由四根石柱托起，石柱上刻有两副楹联，其中一联云“武姥高插云祥钟灵秀，槎江环涌翠兆起人文”，高度概括了爵誉村的地理环境和历史上贤才鹊起的风貌。大门口有一对雕琢精美的汉白玉抱鼓石左右齐立，传说是明朝的一位进士、兵部尚书送给岳父家族的礼物。这对抱鼓石精美而高贵，我几乎就是冲着关于它们的照片来到爵誉村的。
如今经过整修的孝德堂，两侧墙上展示着宗族的历史和荣耀，有一副抄录的圣旨很是显眼，这是明成化十七年（公元1481年）皇上为表彰康奎之父母以及继母教子有方而下的；两条长长的横幅则夸耀着今日的荣光，是为庆贺两位康氏子弟远涉重洋深造，不知那群聚集在此喝茶聊天的老人中，是否有他们的父母。想必那道代代相传的圣旨，始终是激励康氏族人的力量。
该祠为四进、三口天井，祠内有九十多根木柱，虽然爵誉康氏坦言，千百年来族中少有叱咤风云、影响历史的人杰，但高悬的牌匾依然以“两派十进士”、“一门五贡士”为标榜，证明其不乏贤能人物。历来以“读书耕田，清白传家”为生活理想的爵誉康氏，后来也曾沉浮于商海，然而，他们即便赢利江湖，仍不忘泽惠邻里桑梓。
我在这里读到了书于宗祠门前的《孝子鲁章公传》，传主讳汉，自幼聪颖，娴诗赋，古文辞，“积学有名而踬于棘闱泊如也事二亲以孝闻”。父母染时疾，他焚香告天，愿以身相代，神灵为之感动，第二天父母的病就好了；后来其父卒，他“庐墓三年寝枕块安之如常”，其父去世时正逢兵乱，乡人都逃难去了，他仍陪伴母亲为父亲守灵于家中，当匪寇来到他面前，他伏地号曰：家财恣所取，唯无警吾父之灵与吾老母耳。凶悍的匪寇却也有情有义，竟被他的言行感化，毅然离去，一乡因此得以保全；其母寿高而终，未葬前数日，雨雪大作，寒盛冰结，这位孝子却暴露野外以罪自责。第二天早晨，风起雪消，天日和暖而如夏初，待到他安葬母亲完毕，复又大雪纷飞，“时人骇其事皆称康孝子而不敢名”。他的事迹被概括为：三异征者，谓感鬼神、化强暴、动天地。
周氏宗祠久大堂的外观甚是惹眼，这是因为它的正面宽阔，有八柱七间，顶为波浪形，而三道大门与宽阔的墙面相比，就显得窄小了。这在宗祠建筑中可算别具一格。久大堂始建于明崇祯年间，门面有楹联和黄庭坚手书的匾额“儒学坊”，再上有竖书“敕赐爵誉”牌匾。该祠分前中后三进，中有二口天井，前厅右壁嵌着宋碑刻珍品《槎滩、碉石二陂山田记》，中厅悬挂“名宦乡贤”、“两省文宗”、“精忠大节”、“进士”、“达孝名贤”、“二京部台”等历代官宦受赐的牌匾，后厅两边板壁上写有红底黑字的楷书“忠孝节义”，四个大字遒劲秀美，祠内祀奉爵誉村周姓始祖周矩及列祖列宗神主牌。
周矩为后唐天成二年（公元927年）进士，仕金陵监察御史，于公元930年随子婿来此开基。他一生有两大突出贡献，一是于公元937年，他体察民情，不惜以自己的俸禄余资创筑了古代重大水利工程——槎滩、雕石二陂，开渠三十六条，灌溉泰吉两县四乡一万五千余亩良田，此二陂历经一千多年，至今仍造福于民，被誉为江南的“都江堰”；另一贡献就是倾注毕生精力，在乡村广设义学，接济贫困失学儿童，在周矩的策励下，爵誉周氏的后代子孙历经不懈努力，先后出了登科进士二十三名，宋太宗曾赐诗“兄弟膺鹗荐，叔侄总金鱼”以示褒彰。所以，爵誉周氏想起来就忍不住满心欢喜：“京亦祀省亦祀郡邑亦祀斯谓祀事孔明，甲有人科有人徵贡有人洵称人文蔚起。”这样的对联，像顺口溜那么琅琅上口，像童谣那么明白晓畅，相信它曾经风靡一时，满村传诵。
“儒学坊”坊名的得来，则和宋仁宗天圣二年（公元1024年）进士周中和有关。周中和，仕朝奉大夫、知英州、尚书屯田员外郎，赐绯鱼袋致仕，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持节奉使仁庙，避年号讳，宋仁宗御笔亲赐名中复，并赐坊曰儒学，祠堂内有联记叙了这无上的荣耀，称：“秉天圣坊旌儒学三大夫丕振周氏家声，仰仁宗里赐爵誉八进士赫显西昌望族。”也许正因为其声名显赫，大诗人黄庭坚不吝笔墨，亲笔为之题写了坊名，并赠诗赞曰：“公仕归来特恩里，儿童灯火读书斋，西昌惟有周中复，盖世功名百世昌。”
当年，周中和念先祖周矩创筑槎滩、碉石二陂之艰难，而守成之不易，将周矩、周羡所置山地、田、塘交由诸有业者经理，供修陂之需，以图永久。于是，周中和在宋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撰刻了《槎滩、雕石二陂山田记》，并立下规定，槎滩、雕石二陂为公陂，不得专利周氏，并成立了由陂长负责、各有业大户轮流执政制的管理机构，使得水陂一直于造福百姓。
应该说，在杂姓混居的生活环境中，林立的宗祠无疑就是各自宗族存在的告示，象征着各自的地位和尊严，而反映在宗祠建筑上的攀比，注定会披露出彼此的关系和各自的心理。尽管如此，千百年来爵誉各个姓氏之间却是热心公益、惠泽邻里，除周矩创筑的槎滩、碉石二陂之外，清乾隆年间由肖、钱两姓筹资修筑的防洪围堤、两层拱桥和三处渡口，也是人们和睦相处的生动见证。我以为，这些善举的内心动力，来自聚族而居的需要，同时也是凝聚族人的最好的粘合剂。
大概正因为如此，村人无论姓甚名谁，都格外钟情于这片土地，也就不奇怪了。这个原本叫龙源村的村子，为宋仁宗敕赐里名“爵誉”后，村名沿用至今。我看见每座宗祠都对这个名字津津乐道，康氏宗祠大门的楹联称：“公侯伯子男五等列爵，诗书易礼乐百世迁誉。”周氏宗祠内的对联曰：“槎碉惠民德千秋南唐矩公创业，爵崇誉隆馨万代北宋中和承恩。”如此等等。
毫无疑问，置身于宗祠极力营造的这种精神环境中，爱乡爱族的情感自会蓬勃生长。
宗祠是一个宗族的象征。虽然，在共同的村庄里，宗族之间难免发生利益冲突，但是，如爵誉般友好相处的也不在少数。不妨信手拈来一个难能可贵的事例。说的是，修水黄沙桥有叶姓四兄弟于康熙年间和陈姓合建屋宇一所，宅后有院墙。当年议定，从屋后来龙起直至屋前坪地，俱逢中各得一半，陈姓居左，叶姓居右，永为祖堂。墙外左右田土及出路，均为叶姓所购地产。经历了近三百年，其祖堂至今仍在，祖堂上方正面墙壁分别贴着陈、叶二姓的祖先牌位，二姓婚丧嫁娶均共用此屋，世代和睦相安，从无异议。
宗祠建筑的表情是庄严的，有时甚至是冷酷无情的。它像一部立体的族谱，既铭刻着宗族的源流，也强调着宗法的秩序，同时，它又像一本立体的族规、族训，以祖先的名义，以宗族利益的名义，通过建筑空间所营造的环境氛围，约束着族人的行为。
比如，为了达到教化族人、提升支丁精神境界的目的，人们总是把祠堂建得非常宏大，营造出广阔、肃穆的空间气氛，使人进入祠堂面对先灵和族众，顿时生出一种压抑感、渺小感；在平面布局上，祠堂采用对称的中轴线结构，从门楼到天井，依次到享堂再经天井直至寝堂，一进又一进，逐步升高，形成了令人肃然起敬的环境，引导族众在内心升腾起依附宗族、敦亲睦族的感情。
是的，宗祠对于人心的权威性，不仅仅在于它是宗族精神的象征，不仅仅来自它作为执行族规的场所的特有功能，还在于，它用各种建筑材料把宗族情感结构在一起，使之变得形象具体，具体得就是一幢房屋、一座家园，就是灵魂的皈依处。
所以，流坑董氏的族规、祠规等规约中，多有以“黜族”、“终身不许入祠”、“合众攻之”来震慑人心的惩戒条款，种种戒律无非是要求族人遵圣训、供赋役、崇礼教、敦俭朴、广储蓄、息争竞、积阴德、善贻谋、修武备、勤职业、端蒙养、宗正学、禁邪巫、禁仆佃，如此等等。
耸立于村中的宗祠，威严地镇守在人们的心头。宗族依靠它，维系着森严的宗法关系，同样，也依靠它来建立生活秩序。
吉安樟山的文石李氏族规称——
祠堂设有大钟鼓，仅供春秋两祭以及诸礼举行时使用，不得无故乱击。若有进祠议礼者，必须先将鼓钱交族长收，然后方准击鼓。如有犯上逆伦者，鼓钱不收。
族间若有忤逆不孝，灭伦犯上，先告明族房长绅士，详究因何事故，即饬令该亲房责打。倘恃横不受，再告族房鸣鼓，齐集到祠剖断。十分不法，重则责八十板，轻则四十。为尊辈者，亦不得以大压小，凌逼子侄。有一等泼滥悍妇，不分长幼，以泼滥为主，若至骂翁犯姑，凌夫欺族，最属可恶。公议：凡有此种恶妇，先告明族房长绅士，许即鸣鼓到祠。一面差人往其娘家报明，一面责其丈夫四十板不能严加拘管。次将该妇以柳鞭打二百，重则四百，送归娘家，以为不孝泼滥之戒。
字里行间，透露出一个家族自治行政管理体系的威权，而实施有效管理的地点就是祠堂。
为保护环境，婺源游山董氏族规明令严禁任何人携带刀斧进山私自砍伐林木，特别是龙脉山和水口风水林，犯者将被处以“杀猪封山”，分给每户三斤猪肉；村中的浚源河为养生河，早晨禁止洗衣洗菜，并禁钓禁捕，违者也要被处罚，且规定每年农历八月十三日为全村清洗河道日。
我在金溪县的蒲塘村，看到分别刻在石碑上的这样两道禁令。
其一，称：合众严禁：墩埂岭山不许窃取一枝一叶，犯者罚银十两，不服者，送官究治。
其二，称：尊长特禁：岭头山来脉所关不许停丧盗□敢有犯者除锁押起棺外罚银五拾□祠决不姑贷，花园山搬戏等项不许动土犯者罚银。天启五年三月初一立，前者为禁伐令，字字铁面无情，毫不暧昧。从语气上看，显然是当时族中制定的规矩。刻着禁令的石碑镶嵌在村口西成门的墙体上，据蒲塘家谱记载，西成门建于明代中叶的洪熙元年，即公元1425年。这就是说，西成门建成距今有五百八十多年了，禁伐令的颁布，恐怕更早。可贵的是，村人世世代代严守禁伐令，所以，至今此地古树随处可见，其中有棵罗汉松据说已是一千二百岁高龄，依然蓊蓊郁郁。江西各地的许多古树，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为大炼钢铁而烧成炭化为灰的，而蒲塘的珍稀古木却幸运地躲过了那场劫难，至今仍生长在那数百年前的禁伐令中。
据《蒲塘徐氏族谱》记载，该村徐氏始祖为东汉高士徐孺子的若干世后裔徐慕贞，在后唐时任朝廷大中大夫，当徐氏始祖辞去安徽寿州长史之职后，路过此处，发现这里是块福地便隐居于此，至明朝，蒲塘村发展到鼎盛时期，号称“千烟之厦”。在繁衍千年的历史上，蒲塘曾有“文武世家”之誉。学文者，出过进士二十一人，官居高位者曾任过知府、枢密副使、监察御史，参与修撰明朝的《永乐大典》；学武者，有在明朝“因抗倭立功而官至参将”者。现今居住在蒲塘村的村民大多以徐姓为主，留下来的明清古建筑，如世宦祠、大夫第、登科门、西成门、科甲世第、进士第、外翰第等，都是以前在朝当官的徐氏祖先家业。
坐落在半月形水塘边的世宦祠，四围高墙，旁边也是一座祠堂，就像不少民居被水泥覆盖了匾额一样，那座祠堂也看不见堂号。因为世宦祠大门紧锁，我不得入内，绕到祠堂后面，在一片坪地旁见到第二道禁令。原来，这祠堂建在岭头山来脉上。
那道禁伐令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族人，村人爱惜草木，甚至养成了难以改变的生活习俗，以前做饭、烧水用的是松针、落叶、脚柴、茅草甚至牛粪，如今，尽管用上了液化气、燃煤，村中仍保持着在墙上晒牛粪块的旧俗。可是，信仰崇拜的生命力却不及那道禁令，我在村中看到，许多人家已经改换门庭投靠上帝去了。依然住着祖先留下的老房子里，而在“芳传东海”的门匾上，竟被贴下了这样的对联横批：“哈利路亚。”别处还有什么“荣耀归主”、“神爱世人”、“家靠上帝恩常在”，等等，迎新的对联和横批十分鲜艳，就像攻城掠地插下的一面面旗帜。
在这千年古村里，尚存古建筑六十多幢，而人们内心里的精神建筑却早已是一片废墟，既然如此，“哈利路亚”的进驻也就不奇怪了。宗祠的大门紧锁着，也许，它的钥匙永远丢了？
祠堂还将祠规民约悬挂祠内，或立碑刻石，树于祠堂内外，传于后世。走进婺源的长寿古里洪村，但见禁赌碑、禁林碑、养生河碑分外醒目，祠堂门前还立有规范茶叶交易秩序的“茶规”碑，由碑文可知，茶叶交易须在祠内进行，私自卖茶的将被“罚通宵戏一台银五两入祠”。
洪村洪氏宗祠光裕堂建于清代康熙年间，二进三开间，由门屋、享堂和寝室三部分组成。大门以门槛为界，外面是卷棚轩，内半中央为覆斗式藻井，四面都有小巧的斗拱，中央高起部分用米字拱形成网状，两侧用斜出的插拱层层迭压在一起，院落的左右两廊和享堂的前后厅也都用卷棚轩，月梁、梁托、檩垫和斜撑等造型，富有装饰性，构件及其组合清晰明朗。该祠大门两边有一对石鼓，鼓面如镜，光可鉴人。村人称，这是太湖石。
与之比邻的是奉直大夫霭庭公祠三书堂，由内阁中书洪钧建于清嘉庆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祠内陈列有“四世大夫”鎏金巨匾一块，故又名“四世大夫祠”。属砖木石结构，由门楼、正堂、寝堂三间三进构成。该祠砖雕十分精致，有寿字、夔龙、牡丹、荷花、莲蓬、石榴、葡萄、松鼠以及“琴棋书画”、“松鹤延年”、“梅兰竹菊”等图案。梁枋、斗拱、檩垫和斜撑等构件的造型，有繁有简，疏朗舒展，曲线流畅而柔和。门外，放着一排巨大的旗杆石，上刻“朝议大夫”、“奉政大夫”等，沉重而冰冷的石头因为这样的文字而洋溢着得意的神色。
其实，庄严的宗祠建筑有时也是温存的。当它眉飞色舞地炫耀着宗族的光荣时，当它情深意长地讲述着祖先的事迹时，当它顾虑重重地盘算着年成的丰歉时……一座宗祠既是一座缅怀祖宗功名的纪念碑，往往也是一座表彰先人善行义举的道德碑，它默默无言，却又铿锵有力，用砖石木的语言教化着后人。
比如附属于宗祠的义仓，就在向族人宣扬着仁爱的思想。开基于北宋的安福县柘溪村，村子虽不大，但从明代起先后共出了十四名进士。此村的刘氏总祠，坐落于村子中央，位于村内蛇形山脚下，始建于明洪武年间，距今已有六百余年了。刘氏总祠主墙体至今没有改变，祠内的梁架保持着原汁原味，是梁架式与穿斗式结合的风貌。槅扇素面装饰，上部是芦苇秆编织，外用白灰粉饰，具有典型的明代风格。屋面坡度陡峻，仍彰显出宋元之遗风。总祠由相互贯通、浑然一体的十三幢分祠组合而成，义仓在其东侧并排而立，可储公祠稻谷九万余斤，用于祭祖或救助。各分祠高门重檐，雕梁画栋，丰富的浮雕图案、木刻鎏金牌匾以及各种手迹的碑文，折射出当年此地人文鼎盛、富庶祥和的景象。
此村有的祠堂与民居并排而建，同一道院门出入，也许是血缘的亲疏关系所致。村中有一栋民居，下部为砖墙，上部垒以土砖，其外砖墙砌有铭文砖，铭记为“柘溪瑜造”，“瑜”为明代进士刘瑜洁。听说，许多年以前，村中有一个独特的婚俗，即新人的洞房花烛夜须在此屋度过，因为这里是祖屋。
试想，一个不大的村庄何需偌大的义仓？它是要后人存储受用不尽的仁和义吧？也许，正是得益于祖德的哺养，清代咸丰年间这里出了一位名叫刘汉生的进士，他在任湖北兴国州知州期间，薄赋税，修水利，声名极好，离任时百姓赠其一把万民伞。去职回乡后，他又为家乡架桥铺路修祠堂，赈济穷人，并在村中创建了三角书院，培育了大批的读书人。
受男尊女卑封建思想影响，祠堂以女性命名者甚为罕见。白鹭村却有一座王太夫人祠。这位王太夫人，系清太学生、布政司理问加捐知职例授奉政大夫钟愈昌的副室，儿子为嘉兴府知府。钟愈昌的结发妻子早殁，继室为赵太夫人，作为副室的王太夫人一直帮助赵太夫人管理家务，赵太夫人去世后，她一人主理家务二十多年。她一生贤淑，相夫教子，经常劝导丈夫和儿子要为人正直，扶弱济贫。据七修《鹭溪钟氏族谱》记载，儿子在京城做官时，王太夫人随往，她以勤快和谨慎教导儿子出名，获得许多赞誉。
王太夫人乐善好施的德行尤为人们称道。她用布衣素食节省下来的积蓄为病人施药，为贫寒者施粮施衣，甚至为死于白鹭村的所有乞丐施棺木并妥善安葬。临终前，她还念叨着设立义仓，并把所有积蓄拿出来成全此事，交待儿子义仓规模要达到一千担义谷，每年用于赈灾济贫，不得留存。
她死后，儿子果然遵母愿办起了义仓，名曰“葆中义仓”，族人在族谱《王太夫人传》和《义田记》中对此作了专述，此外，还将她的事迹上报朝廷旌表。由于王太夫人义举不凡和儿子任嘉兴知府而“母以子贵”，朝廷特下懿命，诰封其为大恭人，诰赠太淑人。
王太夫人祠即为纪念王太夫人而建。祠堂前后二进，天井宽大，从二进后天井可拾级而上二楼，一进楼面低于二进楼面，绕天井形成回形楼廊，楼廊等处装修简单别致，而八字门楼比白鹭村其他门楼宽阔，异常恢宏壮丽，特别是门楼上方的灰塑图案十分精美，麒麟、鳌鱼、凤凰、蝙蝠、葫芦、灵芝、万字等图案层次分明，立意深远。
王太夫人祠建成后，楼上主要用做义仓储存义谷，楼下则是赤贫子弟读书的场所。大灾之年，王太夫人的后人在大天井里摆放大铁锅，熬粥施粥，这座祠堂成为从前济难济贫的专门场所。因此，它也就成了族人心中的一方圣地，成了一座温情脉脉的纪念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