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六连当政治指导员的第一年，我们连分散在方圆百里的3个点上执行生产施工任务，加上在家的留守人员，一个连分成4个灶做饭。因为干的是重体力活，又没啥油水，战士们每天要吃一斤八两大米，才能支持强大的体力消耗。全连累计超支大米近万斤。为此，我在全团干部会上“喝了两顿稀饭”（挨了两次批评）。
为了抹掉超支，也为了不再叫战士们勒紧裤带节省粮食，连队决定把南圣河边的菜地改成水田种稻谷。
正是春耕大忙季节，营区附近找不到犁田的牛。我只好咬牙宣布：没有牛，我们用人拉犁！
用人拉犁，我只在小说里读过。真的拉起来是啥滋味，从无体验，但我相信比小说里描写的还要辛苦。由于大部队都上山了，营区只剩下回连开会的我，和比我早3年入伍的司机班班长王国权、早两年入伍的司机班副班长覃英喜、文书陈松、生产组长李利民等5个战士。尽管我是指导员，但当兵才4年半，在比我早几年入伍的老战士面前，仍然是个“新兵蛋”。在我们部队里，多喝一年五指山水的，就是“大拇指”，多喝两三年五指山水的肯定是“大哥大”。尤其是司机班班长，凭着一技之长，可以在连队呼风唤雨。他们乐不乐意吃这个拉犁的苦呢？我还得同他们商量。当我把用人耕田的想法告诉他们时，岂知大家异口同声地说：“你说咋干就咋干，没问题，不就是多出点力气嘛。”
第二天清晨，我们一行6人背着从老百姓家里借来的木犁，提着一桶馒头，劲冲冲朝田边走去。在路上我就提出，我不会掌犁，只能在前面拉犁，由老班长王国权掌犁。下田后，他死活不干，非要拉犁。不管我怎么解释，他坚持说，叫指导员拉犁，我掌犁，不像话！
我说，你比我年纪大，掌犁有经验。
他的理由更充分：年龄大不等于犁田就有经验。
我是哑巴吃饺子心中有数，他确实是为了关心我，可他不知道我虽长在农村，干过不少农活，但没犁过田，吃不了这碗松活饭。老是这样争执下去耽误时间，只好由实践来决断，我依了他，先试试。
他第一个跑过去把拉犁的牵引绳套在自己肩上。其他战士都学着他的样子套好绳子，做出前弓后蹬的姿势。5个战士像5头拓荒牛组成的雕塑群，矗立在农田中。他们见我没有发话，都回头看我，等着我下命令。我慌了手脚，不知如何是好。倘若是一头牛，我肯定会学着故乡农民的习俗，扬起鞭子朝牛屁股上一抽，同时发出“走”的号令，牛便躬身前行了。可这张犁前站的是战友，还是比我早入伍几年的老兵，我用什么语气发号施令呢？老兵覃英喜沉不住气了，大嚷一声：“指导员，下令啊！”我还是没有反应。这时，王国权把左脚提出水面，向后弯曲，呈出骏马扬蹄的姿势，大吼一声：“大家注意了——开始！”5个战士拼命拉着犁朝前奔，身后腾起一道泥浪。我急忙扶着犁紧紧跟上，由于用力不均，犁尖没有平衡犁入泥中，像花眼老太太补衣服，一针长，一针短，一针在面上，一针在里子，害得拉犁的战士一会儿快步跑，一会儿突然停住，像下坡的单车轮磕到了石头，叫人很难受。犁到七八十米处，犁尖突然斜刺入地，害得他们几个拉犁的战士猛地往后一退，前面的战士碰到后面战士的身上，后面的两个战士招架不住，一屁股坐在泥中，溅起一团水花，全身湿透。
他们虽然没有责怪我，但我心里很愧疚，连忙对大家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实在掌不了犁！
我如此一说，他们反而不自在了，王国权把嘴一撇：“大家都在干活，没有什么对不起的。”他对几个拉犁的战友笑了笑：“你们说是不是？”
战士们一声响亮的“是”，就像听到我们连长指导员布置战斗任务时的那种声音。
两个一身泥的战士脱掉长裤后，王国权很不情愿地走过来，从我手里接过犁把：你累了，休息一下，我试试看。他还再三劝我不要拉犁，说有4个人拉足够了。虽然我坚持拉犁，当我把绳子往肩上一套，他们就奋勇向前了，我没出多少力。
王国权是掌过犁的人，特别是开犁和收犁的时候，他把田头的泥巴犁得很利索，不需要再用锄头加工了。
犁了一个多小时，我见大家浑身湿淋淋的，分不清哪是汗水哪是泥水，自己肚里也饿得咕咕直叫，早晨那三个馒头全从汗水里跑掉了，想让大家吃点东西再干。我回头征求王国权的意见时，却见他脸色苍白，两眼直直的。我急忙转身跑过去扶住他。他直往我怀里倒，嘴里却挣扎着说，没……没有什么……大事……
我们把他抬到田埂上的树荫里躺下，我还没有开口了解情况，覃英喜就骂骂叽叽开了：“他是个老糊涂，昨天晚上感冒没吃饱饭，今天又没有吃早餐，我叫他不要来，他说人太少，又没人会掌犁，必须来。”
我叫人拿来一壶水，他喝了几口，又要下田。我按住他：“你先回去，我保证今天上午学会掌犁。”他死活不肯回连，说自己不能下田，也要看着我们犁完了一起回去。他把头靠在田埂边的苦楝树上指点我掌犁。
我知道，在大家都很疲劳的时候，任何思想政治工作都代替不了实际行动。我跑过去掌好犁，其他4个战士同时朝前迈开脚步，不约而同的一声“走”，真正是“不用扬鞭自奋蹄”。
老班长王国权看着我掌犁的技术一点点提高，由衷地笑了。
多年过去，那些战友们当年一起犁田的情景，特别是老班长王国权那真诚的笑容，一直定格在我脑海，记忆犹新，永世难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