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现在还有人问我：你当新兵在榴炮一营，怎么调到指挥连修理所来了？指挥连有的是文化兵，也不缺你一个呀？我说真的不明白，我只会一心一意干活，好多机会都是稀里糊涂碰上的。他们不信：我们怎么没碰上好机会？后来我总结了自己的当兵经历，告诉他们：机会是自己创造的。他们更不信。
其实，我刚入伍就成了没有关系的“关系兵”。1973年2月，新兵训练结束，全团挑选一个新兵去广州军区通信兵训练大队学习无线机务（通俗说法叫无线电修理工或技工培训），这在当时是走到哪里都能找到饭吃的技术活。我这个农村贫困家庭出身的士兵能学到这门技术，真是天大的福气。可我从来没做这个梦，我也不知道团里有这么个专业。负责此项工作的通信参谋李昌耀、技师吴乃儒，都是海南文昌籍干部，通信股长谭仁生是广西玉林人。那年从海南文昌和广西玉林入伍的新兵不少，他们没有选老乡，却选上了我这个湖南兵。
临行前，两个海南籍的战友问我：他们怎么会选到你呢？我说我也不知道呀。他们把头摇得像拨浪鼓，很难相信我的话。按照如今有些人的观念，凡是得到某些好处的人，都有权力背景和利益关系，这么好的事情，不可能空降到一个没有任何关系的农村兵头上。
团通信修理所隶属指挥连。去桂林前一天，我从一营部调到了团指挥连。初到一个新单位，我难免有点拘束。技师吴乃儒和技工吴淑聪等，像招待客人一样，给我开菠萝蜜吃。我第一次吃菠罗蜜，不敢放肆。老技工吴淑聪说，你调到修理所，我们就是一家人了，随便点。他还主动叮嘱我上学要注意的事项，说他们都是从桂林培训回来上岗的，机会难得，抓紧时间多学点东西。
11个月后，我学习结束回通信修理所上班。5个月后，我在全连本年度兵里第一批入了党。积极推荐我入党并担任我入党介绍人的技师符仁生、技工吴淑聪，又是海南人，和我这个湖南兵没任何私人关系。不久，连队又把我列为提干对象。知道消息的本连老乡战友、初中同学汤世光问我：“你这狗屎运，为啥什么好事都遇上了？”
若干年后，我才弄明白，学技术的机会是团通信股和修理所给的，入党提干的机会是连队党支部给的。我是通信修理工，在常人看来，修理工平时作风有点稀拉、干体力活有点娇气。但我从来没把自己当成特殊兵，也没有稀拉过。我到修理所后，以老技工吴淑聪为榜样，始终按班排战士的作风要求自己，出操干活从不偷懒，处处走在班排战士的前面。因为守纪律，勤干活，不怕苦，关键时刻冲得上去，加上所处岗位的特殊性，我的努力比别人更显眼。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我还忘不了有三件事帮了我的忙：
一是有个星期天的中午，司务长带车买大米回连。连队外出的兵大都没回来，没外出的正在午睡，他想叫他们起床卸车，又不忍心影响他们午睡。我刚好下河洗澡路过，二话没说，主动背米卸车。半个小时不到，一车米背进了仓库。司务长说，看你这么白白瘦瘦的，没想到你这么有劲，这么能吃苦。
晚上连队点名时，连长讲完话后，司务长举起手：“连队点名，很少轮到我讲话，今天我要说两句，表扬一个兵。徐国良……”他用手朝我一指，大家的目光像听到口令一般朝我射来，弄得我面红耳赤。那目光里有赞叹、有惊奇、有怀疑——他们不相信我这个体重114斤的瘦猴兵，能背起200斤一袋的大米。后来连长还表扬了几句，好像是说，他不但有力气，更有觉悟，更有工作主动性，当兵就要当这样的兵！
第二件事，春节加菜，连队抓完鱼后，要清理鱼塘，放养鱼苗。五指山的春节，下到塘里清淤泥，确实有点冷。战友们在塘岸上磨蹭时，我什么话也没说，扑通一声，第一个跳了下去。我下去后，其他新老兵也很自觉地下去了。副连长叶龙树在连务会上又表扬我一通。
第三件事，连队种菜缺肥，厕所里能舀到的粪水都打光了，只剩下那些长年积存下来的粪渣没法弄上来。那时还没有化粪池，屎尿直接往下掉，我请一个战友守住厕所门，以防屎尿掉到头上，再请一个战友站在粪坑边接粪桶，我穿着裤衩跳下粪坑，用铁锹铲了十多桶干粪。这是个男女各占一头、粪坑下面相通的厕所，什么脏东西都有，脏臭不言而喻。里面的沼气味很浓，不一会儿，我就被熏得头晕眼花，硬是咬牙坚持把粪渣淘完。
晚上，指导员罗圣全在连军人大会上说，我们不赞成为了种菜找肥而不怕死，一定要讲科学。但是，如果平时干活就培育了这种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打起仗来就一定是个敢堵机枪敢炸碉堡的好兵。
我进修理所后，从未想过提干的事，也不敢奢望这样的事。因为修理所干部编制只有一个，当时已经超编一个，不能再提了。即使能提一个，技工吴淑聪兵龄比我长，年龄比我小，技术比我好，人品也很好，理所当然提他而不是我。但是，团司令部竟然打破惯例，把我从修理所调到有线排当班长，而后提到二营部当通信排长，这是我没料到的，也是不可能料到的。
那时部队用人的风气很好。每提一级官都像做梦一样。梦还没醒来，一道命令下来，又升官了。不但别人有想法，连我自己也有想法。有的老乡干部在我入伍时就当排长了，我当指导员后他们还在当排长。他们直言不讳地问，到底是谁看上你了，你找到了什么诀窍？我说，真的不知道，我一无后台，二无手段，更无哪个首长的千金看上我这个其貌不扬的穷兵。何况团长是东北人，政委是江苏人，我又不是什么尖子、模范和标兵，真不知道是谁给了我机会。
若干年后我体会到，机会还是自己创造的。1976年，我当通信排长后，团里要建设一个夜间用枪代炮打运动坦克的自动化实弹射击训练场。为保证安全，射界内不能有人，坦克必须具有自动运行、自动倒挡能力，各种灯光必须自动升降并与坦克运行速度相匹配。现在干这事，完全是小儿科。那时凭我们团的条件，真有难度。司令部通信股首先想到了我，通知我去作训股受领任务。我根据训练和射击要求，把自己关在宿舍里，绞尽脑汁画了两天图纸，设计出一个自动化操作台，用108个开关控制坦克运行、灯光升降和验靶等各个设备系统。到空军机场弄来旧电缆，去通什无线电厂买来各种零配件，用一个月时间完成了操作台和场地建设。
正式射击验收那天晚上，团长、政委等军政首长都来到了指挥控制室。他们见我按拨着几个开关，就将几百米外的铁板坦克和几十个升降灯指挥得乖巧听话，赞不绝口。也许当时在他们看来，这就是自动化，这就是高科技，部队的发展就需要这种懂自动化懂高科技的年轻干部。
后来，首长们高兴起来了，非要把所有灯都亮起来，用电超负荷，开关跳闸，指挥控制室内顿时漆黑一团。作训股的领导慌了手脚，还有人替我捏了一把汗——这下完了，婆婆背媳妇烧香，费力不讨好，还要挨屌。我早有防备，立马从裤袋掏出手电筒，递给股长，说声“别急，照着我”，我几步从屋柱爬上屋顶，合上开关，又从3米多高的屋顶嘭咚一声跳到地下，把首长们吓了一跳。整个应急时间不到一分钟，一切照常运行。好些人鼓起掌来。这些上房下房的功夫，都是当有线班长时学的。
平时言语不多的王洲副团长笑着说：“别看这小子文质彬彬，既能搞自动化，又能爬房跳楼，还真是个能文能武的人才。”团政治处孙治国主任等副团长说完，又补了一句：“前天师政治部来通知，要他去师文化科报到，为师宣传队写剧本。我们卡了两天，必须干完这件事才能走。”孙主任话没说完，几个首长扭头瞧我，那眼神似乎在疑问：这小子真有这么大的本事？本来出现跳闸的意外情况，要准备挨批评的，可这两个首长的对话，使在场的所有首长和机关干部都对我刮目相看了。
从师里出差回团，听说有次研究调配干部时，司令部胡云开参谋长要调我去通信股当参谋，政治处要调我去宣传股当干事。争执不下时，丁玉才政委拍板：既然是个难得的人才，先不要进机关，让他在基层带带兵，好好锻炼一下。所以，我从班长提到指导员只用了10个月时间。
后来，上大学，进机关，任正连职时间长达6年。有一次，炮团要我回去当宣传股长（正营），我们宣传科杨科长不同意，说科里没人能顶我这个位，硬叫我多干了两年正连职。我心中有想法，工作没放松，在此“职眠期”，努力学本事，长知识，强素质。不久，机会来了，从正连提到副团职只用了5个月。有老乡开玩笑说，好机会都让你遇上了。我说，天上不会掉馅饼，也同样不会白给机会，机会只青睐把握机会、创造机会的人；好机会不止眷顾我一个，关键是我们要有应对机会、把握机会的本事；没本事，遇到机会不努力拼搏，积极进取，机会也会溜掉。
又有人问我，为啥后面你越干进步反倒越慢了？我说，社会发展了，时代向前了，我对进步和机会的认知能力也发展了。我虽失去了升官的机会，却赢得了“发才”的机会，这10年我写了6本书，就是机会的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