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2月，我从广州军区通信兵训练大队学习结业，回到五指山下某炮兵团指挥连通信修理所。我们所有2个技师3个技工。1969年入伍的技工覃正声和1971年入伍的技工吴淑聪是我的师傅。我们所里除了我和老覃，其他都是共产党员。
那时候，入党是每个战士心中的崇高理想和奋斗目标之一。入了党，证明你在政治思想、训练成绩、道德品质、工作作风等方面比较优秀。在部队，入党是提干的第一关。入党后即使提不了干，退伍回地方，招工招干时也会优先考虑。尽管我每天都在积极争取入党，但是我真不敢相信，5个月后我被批准入党了。
参加党支部大会出来，虽然我脸上没有堆砌梦想成真的笑容，心底却怒放着灿烂的喜悦；虽然我嘴里没有激动的歌声，心中却演奏着欢乐的交响曲。迈步在椰树列队的营区道路上，仿佛我也是椰树，我也伟岸了。一种阻挡不了的豪迈，抑制不住的澎湃，扑灭不了的激情，推动我把头昂起来，把胸挺起来，把脚踢起来，阔步向前。我没考虑别人是否以为我在阅兵场上踢正步。
一排前的大榕树下，是我回修理所的必经之地。老远就看见树围子上坐满了战友，10多双眼睛直勾勾射着我，既像聚光灯柱追射着舞台上的演员，又像十几支手电筒“集火射向”深更半夜“嘭”的一声从树上掉下来的、熟透了的、香味浓烈的菠罗蜜。我真想绕开他们。但绕开他们就走到三连去了，很难堪。我脑中忽地振作起一股勇气：入党咋啦？入党是进步，是光荣，我凭啥像做了亏心事似的躲避他们？难道因为我分到连队才5个月？难道因为我是连队新兵中第一批入党的？难道因为许多比我早入伍三四年的老兵还没入党？我凭啥要扭捏、猥琐、害臊？我使劲给自己壮胆。
我阔步走到榕树下，但整个人如同台风刮过的木瓜树——腰杆挺硬，却终究没有勇气昂起头来。突然，从那树围子里重重飞出一只脚，踢到我右腿胫骨上，随之传来一声阴阳怪气的笑声：“好你个新兵蛋，来连队5个月就入党了，要买糖吃哟！”“对，要买糖吃！”众战友嘻嘻哈哈，有祝贺，有羡慕，当然也有妒忌。
我不知道当时是怎么离开那里的。我很熟悉刚才那个声音，他比我早3年进军营。和我相比，他是绝对的老兵。我帮炊事班洗碗洗碟打扫卫生时，他也去干过，只是不经常。他还找我谈过心：听说你这个新兵当过老师，有点文化，文化人当兵可要夹紧尾巴做人哟。我们是老乡，我才给你提个醒，遇事谦虚点，不懂就问我，别看我只读了3年书，见的世面比你多，我好好培养你，你不会吃亏的。按部队的“传统”，在部队多穿烂一条裤衩，就可以在新兵面前称老兵，就可以指挥新兵干这干那，哪怕去蜜蜂窝里掏蜜蜂糖，也在所不辞，我自然要听他的。我连连点头说，是，是，是！
后来我才知道，他入伍当年就写了入党申请书，想入党想了整整4年。不知什么原因，副班长都当了两年多，入党的事还是竹篮打水。为此，他在我面前生过连长指导员的气，其实，那是冤枉他们。连长李赏民和指导员罗圣全都是当兵10多年的老基层。他们一个是广西人，一个是海南人，但都具有北方人的性格。为人刚直不阿，办事很讲原则。有个师级首长的夫人为儿子当兵4年没有入党的事，专门来连队找他俩“谈过心”。他俩观点鲜明，软硬不吃。她走时，朝连长指导员手一甩：用不着送！也用不着“再见”！连长指导员也毫不客气地回转身：大不了回家种地瓜！我觉得他们身上充满正气，做事公心、公平、公正，我们这些啥关系也没有的工农子弟在这样的领导手下当兵，有干头，有盼头。现在想起来，当年我们连队那么多“官二代”“关系兵”，连长指导员要是照顾关系去了，我在连队是绝对不可能那么早入党、提干的！也许干都提不成。
我劝老兵说，你要丢掉“老”的包袱，努力创造条件。他乜斜了我一眼，满脸不屑：“你新兵蛋懂啥？我创造4年了，还外甥打灯笼——照舅（旧）！”
我见他固执得不进油盐，生怕他说我不谦虚，连忙打住。以后他也没再在我面前提过入党的事，但依然对我很关心。每当我做了好事，干出了成绩，受到连队表扬时，他总喜欢在我肩上猛击一掌：对，就这么干！只是他断未料到，我这个来连队才5个月的“新兵蛋”，竟然不哼不哈，先他入党了。他哪能没有想法呢？哪能不把虚火发在我身上？
我提干后，才弄清老兵没入党的主要原因，是贪小便宜。每次连队吃包子，他总要想方设法多捞两个。有时不全为自己，班里战友也享受了。其他班排的战友看了，很不舒服。他的裤腰带旧了，趁晚上站岗之际，偷偷换下了一个新兵的裤带。哪知新兵在裤带的隐蔽处写了自己的名字。第三天，新兵发现自己的裤带系在老兵腰上，向连队报告此事，老兵挨批评后乖乖交出了裤带。在那时，这种事只要干过一次，就没人再瞧得起你。尽管他力气大，能吃苦，会干活，但因在全连战士中有了贪小便宜的印象，无论他干活怎么积极、怎样拼命，就是入不了党。可惜，直到退伍他都没认识到这一点。
朝修理所走了一段路，我觉得右腿痛得钻心，捋起裤腿一看，胫骨上青了一大片。轻轻一按，痛得我直往地上蹲。这地方除了肉皮就是骨头，踢上去没遮没挡，他偏偏踢在这个皮包骨的瘦地方。我咬牙揉了揉，竟掉了好几块皮，露出紫色血斑。一股愤怒的火焰忽地从心底腾起，烧昏了我的理智。我顺手从沟边抓起一块碎砖，从地上撑起身子，一拐一拐往回走——我也要在他腿上留下一点教训！刚走出几步，我突然站住了。我想，我已经是共产党员了，怎能跟他计较呢？他兵龄再老也是团员，在团员面前吃点亏的气量都没有，还够党员资格吗？想到这里，我扔掉砖头，一瘸一瘸地向修理所走去。
我跨进修理所大门时，技工老覃正朝门外的远山眺望。我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他的视线倏地收了回去，有点尴尬地说：“散会啦？祝贺你啊。”他头也没抬，声音比蜜蜂还细，脸上布满羞愧的乌云。
老覃是我的师傅，平素寡言少语，为人本分，自尊心很强。他爸是老红军，老覃在入伍的4年里牢记父亲的教导，力争进步。只是这种祈求进步的欲望，就像他手中的电烙铁，芯很热，外表不冒热气，更无激情燃烧的火花。老覃平时对我十分关心体贴。把许多能挣荣誉表扬的机会让给我。有次，全连组织上山砍柴。回来的路上，我见他扛的柴比我的重，腰背压得像把满弦弓，就把他的木柴抢过来扛。回连队后，我当然把这捆重的木柴送给他去过秤，他死活不肯，并诚恳地对我说：“我是老同志了，表不表扬无所谓，你是新同志，要打好基础，前途远大着哩。”正因为他这“电烙铁”，而非“喷灯”的性格和作风，在党支部和连首长面前很难显现进步，黯然自热，辐射不多，工作四平八稳，所以迟迟没能入党。现在师傅没入党，徒弟先入了。我真担心他对我的入党介绍人、1971年入伍的技工、师傅吴淑聪有意见。
吴师傅是喝椰子水长大的海南人，说话办事像椰子树一样实心实眼。他兵龄比我长，年龄还小我一岁，平时待我却像老大哥一样，对我的教育帮助最大。在业务上，他特别注意把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传授给我，比如焊接点如何焊得牢固、漂亮，如何防止虚焊，他都手把手地教给我；在思想上，他常用自己的生活经历启发我埋头苦干，不图虚名，积极进取；在为人处世上，他从纠正我每一句过激言论开始，诱导我少一点斗性，多一点爱心，善待他人。他对我的急性格有看法，却从不公开批评我，总是用一些历史和现实的故事启迪开导我，让我明白好事不在急中成，帮人不用手术刀的道理。课余饭后我们经常坐在一起谈理想话人生，共同语言的频道颇多。填写入党志愿书那天，我说老覃还没入党，我就先入了，真不好意思。他严肃地说：“入党不是调工资，不靠资历靠条件；入党不是为了光面子，而是要更好地为党工作，有啥不好意思的！”
我抬头瞟了一眼老覃，一种莫名的惭愧爬上心头。无论如何老覃在修理所4年的贡献比我5个月的贡献大，再说老覃的爸是老红军、11级干部，我爹是无级农民，他受的政治熏陶比我多，应该他先入党才是。我总觉得我先入了党，委屈了他。
从此后，每当见到老覃，我总不敢抬头正面瞧他。老覃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常常主动找我说话传技术。让我欣慰的是，我入党不久，他在吴师傅和两位技师的帮助下也入党了，我的负疚感才渐渐淡去。
在以后的几十年里，特别是当上党支部书记和党委书记后，我时常想起我入党的那一天；时常想起关心帮助过我的战友；时常以李连长、罗指导员、吴师傅和覃师傅为镜子，照照我的思想言行，在研究战士入党、提干、考学和干部提升调动时，凭党性决策，凭良心办事，努力做到上不愧党、下不愧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