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人口的增殖如何貌似人类的私事，土地都会或隐或显地参与其中：经济状况好时，土地会因人们的忽视形同隐身；反之，土地会在人们的焦躁中得以突显。在农业社会里尤其如此。理由很明显：无论什么人，都需要食物；无论什么食物，都需要直接或间接地取之于土地。土，吐含万物。土地的母性，决定了土地的担当。
担当，承担或者担负，说它是一种责任、义务或被迫承载都可以，也都必然会牵扯到另一个词语：承受力。承受力是世间最微妙的一种力量，它具有相对性，也因这种性质而备有一道临界线：当负担在此线之内，担当将是从容的，尽管有部分潜能会因此形同浪费；当负担与此线重合，是最理想的，人们多将之称为圆满的“饱和”；当负担一旦超出此线，则注定会导致一场崩溃，崩溃的形式将以各种灾难来显示。
中国人口在有清一朝无计划的增长，令华夏大地将这三种体验全部经历到了。
大致说来，在乾隆时期以前，中国人口带给土地的承受力，是在可担当范围以内。明末清初的长期战乱，以及因此带来的诸多后果，例如农民的逃亡和税赋的增长等，曾使大量土地一度抛荒，坚持未荒的土地也大多失去应有的回报，导致人们对土地失去了原有的热情。然而在现代以前，土地毕竟是社会财富的最重要来源，政府的国库收入也绝大多数取之于土地，因而“无旷土，无闲民”向来是一个好世道的重要标志，亦是历代君主的一致理想与追逐目标。这样的理想对康熙而言也不例外，尤其在他即位之初，整个国家还大体处于“人逃地荒”的萧条局面，这让他更为注重农业的恢复。
实际上鼓励垦荒的政策早在顺治年间就已陆续发起，不过效果似乎不佳，以致康熙继位初期就觉得有必要分析出此举之所以“行之二十年而无效”的因由。最终被一位有识之士归纳为三条：一是政府的起科（征税）年限过急，没有为垦荒为熟留下相当的过渡期，令富裕者以有田为累；二是政府不曾准备垦荒资助款项，需要时无法向民众提供种子与耕具，令穷困者以受田为苦；三是政府对官员的考核太过宽泛，使他们没能以促进农业生产为分内职责，更不曾为此尽心竭力。
鉴于此，康熙于在位期间陆续颁布多道新政，逐次放宽新垦荒地的征税年限，由三年而四年而六年，以致推延到十年。他在康熙十二年（1673年）的一道谕旨里称：“朕思小民拮据，开荒物力艰难，恐催科期迫，反致失业，朕心深为轸念。嗣后，各省开垦荒地，俱再加宽限，通计十年方行起科”。尽管十年起科之策在平三藩和收台湾的战争期间，由于财政问题一度废止，却也于战后就立马恢复。
同时亦以政府名义大力资助垦荒。康熙四年（1665年），在安置湖北部分州县流民时，即对“苦无农器”者“酌给牛种银两”，并宽延偿还年限，“三年后补还”即可。此后对各省报上来的奏请资助垦荒之事项，亦均按实际情况在耕牛、耕具、谷种和人工上给予相应的银两资助，暂缓还甚或不必还。随着政府经济状况的改善，官给牛种的现象也就越来越多。与此相应，减免赋税的政策也屡有出台，或因灾减免，或各省轮流减免，或因积欠减免等，到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止，历年减免的赋税之数，“共计已逾万万”。
康熙十年（1671年），清廷还颁布了这样一份谕旨，规定：所谓的富民，即地主缙绅阶层，凡“贡监生员民人，垦地二十顷以上，试其文义通者，以县丞用；不能通晓者，以百总用。一百顷以上，文义通顺者，以知县用；不能通晓者，以守备用”；对于地方官，则“有田功者升，无田功者黜”。由此切实调动起了富民与官员对土地开垦的积极性。
针对逐渐显现出来的令农民迟疑于垦拓荒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即原本“无人承种之荒地，耕熟后，往往有人认业，兴起讼端，官即断明，而资产荡然矣”，康熙也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颁旨，言：“凡地土有数年无人耕种、完粮者，即系抛荒……以后如已经垦熟，不许原主复问”。此谕不仅对“抛荒地”的概念做出了明确界定，且以“永准为业”的政策对垦荒者的权益实施了保护。这使无数农民重新捡起锄头，以空前的热情奔向了荒田弃土。报垦者日益增多。
接下来雍正亦继续对垦荒予以支持。雍正元年（1723年）即制定“水田仍以六年起科，旱田以十年起科”的定例；又因出现“弊自州县以至督抚，俱需索陋规，至垦荒之费，浮于买价，百姓畏缩不前，往往膏腴荒弃”的现象，严令此后“各省有可垦之处，听民相度地宜，自垦自报，地方官不得勒索，胥吏亦不得阻挠”；雍正七年（1729年）重申一应荒芜地亩，均可由愿垦之人耕种，如过后原主来讨，亦需还其垦殖本钱“方准复业”，违者，以及地方豪劣之徒率众抢割熟谷或“冒认己业”者，均“按律治罪”。
这些积极性措施于多年间的行之有效，使人们对土地应有的热情，彻底被康雍父子鼓动起来，忙碌的耕锄业已渐次触及到每一块荒田，使之复现出曾经的勃勃生机。这一段时期的集体劳作，即是对土地潜能的充分发掘；这一阶段的垦殖，亦多被后人称为“复原性垦殖”，复原于明末清初的战乱中一度撂荒了的土地。
一般而言，传统的农业垦殖可分为两种：复原性垦殖与拓展性垦殖。复原性垦殖是在土地原有规模即熟地上的恢复性重建，拓展性垦殖则是对新领域即生地的扩张性开发。两者在时间跨度上，并不存在一个精确的起止界线，实质上它们很多时候交错进行，不过有整体与局部之别而已，人们也只是将其大致地予以性质分割。同时各自时间段内所呈现出来的世人对土地的需求程度，也会对这一分割的正确与否给予一定审核。
据一位受人尊敬的学者推测，至雍正年间，人口数量即土地的必须担当，业已与土地的承载力接近了所谓圆满的“饱和”。如果此说可以采信，那么到乾隆年间，理论上就大体属于拓展性垦殖了。事实好像与此不悖。乾隆亦是一位对拓荒很有热情的帝王，不过彼时中国内地已“实无闲处”，可供他发掘的土地只剩下了边角余料——边沿省份的，山区角落的，湖边滩际的，房前屋后的。总之，尽是些难以垦殖的或者零碎的地块。
面对这一现实，乾隆并没气馁，而是不嫌不弃地继续鼓励开垦：“内地各省，似此未耕之土，不成丘段者，亦颇有之，皆听其闲弃，殊为可惜”；“向闻边省山多田少之地，其山头地角，闲土尚多，或宜禾稼，或宜杂植……民夷随所得之多寡，皆足以资口食”。在乾隆的意识里，若“野无旷土，则民食益裕，即使地属畸零，亦物产所资。民间多辟尺寸之地，即多收升斗之储”，故而他屡屡颁发上谕，以充分调动人们对这些土地的积极利用。自乾隆五年（1740年）起，政府就一再重申“凡边省内地，零星土地可以开垦者，嗣后悉听该地民夷垦种，免其升科，并严禁豪强首告争夺”；对自然条件欠佳的贫瘠之地，则“即听该地民人垦种，一概免其升科”；对“山头地角，水滨河尾”，亦“俱听民耕种，概免升科”。
这样的鼓励措施，逐渐使中国内地的“畸零之地”，以及山区和边沿省份所有能耕种的大块地亩，也都陆续得到了垦殖。倘若还侥幸有所存留，那么至嘉庆年间，也将被悉数开发净尽。笼统的说法是，乾嘉时期打造了中国农业垦殖的一个高峰，令土地的承受力与其必然担当达到了饱和的最高值——如果不一定非要说事实上已经超出。虽然这很值得怀疑。
对于生地的垦殖，历来都会受到生产技术的限制。如前所述，中国于有清一朝的生产技术并未发生重大革命，不仅没有农业科技的显著提高，亦无农业工具和农业用肥的进一步变革，除了清政府对水利工程下大力气地修复或修建之外，再无硬性的改善。而事实是，中国的可耕地在清朝当真得到了大幅度增升，一如人口的增长一样可谓显明：1661年顺治末年，只有近5.4亿余亩；经康熙60余年努力经营，1724年的雍正二年，已达到6.8亿余亩；至1766年的乾隆三十一年，再增至7.4亿余亩；到1812年嘉庆十七年之际，已增至这一番垦殖的最高数字7.9亿余亩。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数字尽管来自于官方，却也并非十分可靠，亦如清朝的人口统计数据一样，被后人疑为只是一种赋税符号。原因是土地丈量比人口统计更要受到技术条件的制约，在现代以前，甚至在1985年中国拿出第一个具有科学可信度的土地统计数字以前，历来都无法取得一个被公认为确凿的数据。故而摸清自己的家底即使是所有统治者的普遍愿望，却也仍难核田实亩。不过这也并不说明以上数据不具备一定的参考价值，堂堂一个政府出笼一批数据，无论如何还是要有相当事实为依据的，即使不十分可靠，也总需九分靠谱。
此刻更需要质疑的是，中国农民在当时的有限条件下，如何保证了这些地亩数字的持续增长？或者说，人们对土地如此富有成效的垦殖，凭借了什么？
政府的支持自然是不可忽视的，不过再积极的政策对于垦荒，也宛如“加油”的呐喊之于赛跑。积极的政策只能让人们产生拓殖的愿望而趋向土地，至于是否能够事实上征服土地，则属于另一种逻辑，需要另一种助力。
——仍然是美洲的粮食作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有人将中国农民对美洲粮食作物的引种，视为“软性的农业革命”，相对于农业工具改良之类的“硬性”革命而言，并将这种革命看作“生产技术获得重大突破”之一种，理由是“无论如何，并不是每一项生产技术的重要变革都必须与新器具和新机器的引进相联系”。也还细心摆出这样一件事实用以佐证：“就如近代西方钢铁工业的第一次重大革命是由新燃料的使用引起的，而不是靠机器”。若果真可以如此看待“革命”，则清朝时期的人口激增也就算不上唐突，也还恰好符合了那条人类增长人口的理想规律。
有清一朝的农业发展史说明，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农民正是依赖这些优良的作物品种，征服了一块又一块原本令人沮丧的土地：花生的种植，让人们征服了沙地；甘薯的种植，让人们征服了瘠地；玉米和马铃薯的种植，让人们征服了旱地。这些农作物渐次的普及推广，让人们在只有耕牛和铁木工具可资利用的条件下，接近于徒手般地，充分起用了因自然条件不是很好而令使用价值十分有限的低劣土地。于是人们也将之称为“作物革命”。
这是中国农民的一大伟业，亦有人将之看作中国农业发展史上的“二次革命”。与此对应的“一次革命”，是指早熟稻的引进与传播。
那是发生于宋真宗年间（998—1022年）的事。据言此稻种引自印度支那（中南半岛）占城国，故亦称“占城稻”。其生物学优点是成熟期短，最初引进时只需150天左右，至12世纪，还被灵巧的中国农民改良为只需100天左右，在此之前，水稻的生长期则至少需要180天左右。占城稻的早熟优点，使人们突破了一年一熟的耕作格局，实现了一年两熟的梦想。尤为可贵的是，此稻可栽植于不适宜晚稻和中稻生长的给水并不十分充裕的地域，使耕地得到了充分扩展。至康熙年间，占城稻的栽培也还在被政府再三鼓励而加以推广。
显然，两次革命的指称都来源于对新土地的起用，对耕地面积的扩展。两次扩展无疑具有一个共同性质，即以作物品种的优良为武器，战胜原本不可为我所用的土地。
不过，这个世间堪称严酷的事实总是很多，其中之一，即是无论再怎么想方设法开垦土地，这种开垦也势必会有一个尽头。一个国家的土地面积注定有限，面积有限的国土还注定不会尽数成为可供挥镰运锄的农业用地。那么，在土地资源实在有限，人口又实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人们是如何获取需求愈来愈烈的粮食的？
——精耕细作。
对可耕地的耕作模式，通常有两种分法：一是粗放型，二是集约型。粗放和集约之分，取决于生产要素与耕地面积的比率，既是一种彼此相对的概念，也是一种纵向相对的概念。故而两者的界定，只能发生于同一个历史时期才算公正：在相同面积的耕地里，投入的生产要素愈多，集约型生产程度就愈高；在生产要素等同的情况下，耕种的土地面积愈多，粗放型程度就愈高。如果可以把前者称为“精耕细作”，后者则相当于“广种薄收”。中国于有清一朝的人口增长，使人们得以将生产要素之重要一种——劳动力，更多地投放到每一块耕地之中，从而使农业生产实现了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这也几乎是他们可以投入于这一转变的唯一资本。
精耕细作的农耕方式，与康雍乾嘉的垦殖同期发生，只存在一个普及面积大小的区别。当人口愈来愈多，当土地资源愈来愈紧促，这样的耕种制度也就愈来愈被广泛运用。初起还被政府号召，越往后来则愈不需要劳烦官方的口舌，日趋困顿的生活保障了农民的自发性，日趋闲置的家庭成员也使他们愈来愈具有这样的能力。
劳动力于耕地上的密集投入，除了对庄稼侍候得更加周到以外，重要表现还是复种指数得到了显著提高。所谓复种，指在同一块耕地上，每年播种并收获至少两次以上，利用的是各种作物不同的成熟期，目的是于有限的土地上获取更多的收成。有清一朝的中国农民，大致通过三种方式，使复种得到了普及。
一是轮作，指在同一块耕地上，接连种植两茬庄稼或说两种作物，前一种收获了，后一种立马种上。至于一定的时间段里究竟能得到几茬收获，取决于不同地域的不同自然条件，通常有一年两熟、两年三熟，以及三年五熟等；二是间作，指在同一块耕地上，以一定比例，间隔种植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作物，同时种植，同期生长，未必同时收获；三是套作，指在同一块耕地上，在前种作物尚未收获之时，就在其行间播下另一种作物，两种作物的播种期和收获期均不相同，只存在一段不长时间的共同生长期。
无论哪一种复种方式，都是对单作（一块耕地上只种一种作物）的胜出，都是对收获的更高期待与实际追求。相对而言，轮作还稍显从容，摆出了一副耐心姿态，肯等前茬作物收获后才下种，而间作模式突显了对有限空间的尽量争取，套作模式则显然在时间上已迫不及待。三者都是在尽最大力气地利用光、热、水、湿气和风力等资源，以期在最短时间内，在有限的土地里，获得最大的收益，刨出更多且显然是愈多愈好的粮食。
诸如此类良好的耕作法则，属实一度取得了卓越成效，使土地的粮食产量得到了很大提高。实质上，清朝时期的中国土地生产率相当可观，亩产量超出了史上任何时期，也因此有人推断康雍乾盛世之际的中国农业，几乎可以说在全世界都处于领先地位。不管这样的揣测有多少可信度，都无法伤及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农民以实际拥有的相对很不高明的技能，更多只是依赖于更勤的劳作，就在即使“海角山头已遍耕，别无余地可资生”的状况下，仍然得以在一定时期内，提供出总量不菲的粮食，养活了本没有理由养活的那么多人。
在人口仍然一意增长的情况下，在土地又实在有限的情况下，竭尽所能让每一块有限的土地都维持住越来越多的作物生命，也就成了维持越来越多的人类生命的唯一手段。这种手段的施行，使人口带给土地的超常压力所必然导致的罹难，得到了确实的推迟，尽管那不祥的日子终归还是要到来。
这个世间堪称严酷的事实之二，是土地还有承受力这一回事。当土地必须的担当已然超出土地承受力的极限，后果不容乐观。
作为一个概念，“土地报酬递减规律”是令人气馁的，它由著名的英国人口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马尔萨斯（1766—1834年）抢先以系统的阐述公之于世，对单纯的精耕细作给予了一种堪称残忍的否决。在马尔萨斯的理论里，生活资料的增加与人口的增长，两者不存在正比关系，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土地暗含有一条近似于天生的报酬递减规律。这条规律好像一个让人有必要悲观的轮回。并算不上严谨却显然较易于领会的描述是：相对于同一块土地而言，当人类不投入劳动或者投入不足，土地的报酬不会显现或显现不够而形同瘠地；当人类投入更多劳动且劳动量与土地的生产力刚好吻合，土地的报酬就会得到最大程度的体现；当人类继续追加投入且投入量已然超出土地的生产力，土地的报酬则必然减少而再度形同瘠地——除非同期碰巧发生了根本性的农业技术改良。
这里的“报酬”应理解为土地的“产出”或“产量”，并不代表土地所产之物的价值。而且一般来说，当土地所出渐次减少时，其价值倒会由此一路看涨。这在乾隆年间就已发生。当时与人口一样在持续稳步增长的粮价，曾令乾隆以及所有人都深感惊诧，因为其涨势即使在大丰之年也是如此，即使在政府紧急豁免米税并大幅度削减官仓购粮数量时，也无法遏止。
如果可以把粮价的持续看涨，视为讨嫌的土地报酬递减规律已然在华夏大地上发挥作用的表现之一，那么似乎也就可以说，华夏大地之于中华人民的必须担当，早在乾隆时期就已经超出其承载能力，相对于嘉庆年间而言，只不过还略为不够突显不够尖锐罢了。这也就意味着至少有两种世相，业已乾隆朝时期成为事实存在：一是就当时的社会生产能力以及财富分配格局而言，人口的增长已然有点儿不像话了；二是就当时的生产技能和科技水平来说，土地已经尽己所能并已精疲力竭以至于再也无能为力了。
倘若世人在土地越来越少的产出面前深感失望，则土地一准儿已经抢在世人的失望之前，就在那儿颇为心寒的黯然神伤了。土地不悯于给予，但拒绝接近于压榨式的获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