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一群愤怒的女人挤向入口，为孩子们讨要水喝。警察们顿时有些惊慌失措，手忙脚乱。她看见里昂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穿过混乱的女人们，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她回到父母身边，夜色逐渐深沉，她绝望起来。越来越多的人被押送到运动场里和她关在一起，成百上千的人犹如困兽一般。一阵一阵的绝望抑制不住地涌来，让她担惊受怕。
她想闭起双眼，遮住鼻子和耳朵，隔绝所有的味道、尘埃、燥热，她不想听见那些悲惨的号叫，不想看见哭喊的大人和呻吟的孩子们。但她做不到。
沉默中，她无可奈何地环视着周遭。忽然，坐在顶层的人群出现了骚动。先是一声揪心的悲痛嘶吼，几件衣服从看台上飘落下来，接着，她听到了重物跌落在地的撞击声。人群中传出了叹息。
“爸爸，发生了什么事？”她问。
爸爸叫她别看。
“没什么，宝贝，没什么。只是几件衣服掉下来了。”
但是她看到了，她知道发生了什么。一个和妈妈年纪相仿的年轻女人，将孩子紧紧抱在怀中，从高处的看台上纵身一跃。
她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看见女人支离破碎的身体，还有在如同熟透的番茄的血泊中，孩子那破碎的头骨。
女孩弯下腰，哭了起来。
小时候，我住在麻州布鲁克莱恩的希斯洛普街四十九号。那些年，我总以为自己会终生住在美国，从未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会移居法国，还嫁给一个法国人。十一岁时，我爱上了邻居家的伊凡·弗罗斯特。他满脸雀斑，活像诺曼·洛克威尔[7]笔下的邻家男孩，只是多了副牙套罢了。伊凡家的小狗墨墨，总是喜欢跑到我爸爸美丽的花床上嬉戏。
我的爸爸肖恩·嘉蒙德在麻省理工学院教书，他顶着一头乱发，戴着一副像是猫头鹰一样的眼镜，犹如一个标准的疯子教授。他在学校很出名，学生们都很敬重他。我的妈妈海瑟·卡特·嘉蒙德拿过迈阿密网球赛冠军，她崇尚运动，一身古铜色的皮肤，身材纤瘦，迷恋瑜伽和健康食物，仿佛不会受到时光的摧残。
一到周日，爸爸就会和隔壁的弗罗斯特先生站在篱笆两旁，无休无止地相互辱骂，肇事者当然是那只捣毁了郁金香花床的小狗墨墨。每到这个时候，妈妈就在厨房里一边烘焙着麦麸蜂蜜杯子蛋糕，一边叹气，她不喜欢这样的冲突。我的妹妹夏拉对院子里的骂战向来视而不见，总是躲在房间里看她的《盖里甘的岛》[8]或者《极速赛车手》[9]，嘴里嚼着红色软糖。我和我的闺密凯蒂·露西则赖在楼上，透过我房间的窗帘往底下看，偷窥着英俊的伊凡和那只浑身漆黑的拉布拉多犬——捣毁我爸爸花床的罪魁祸首——玩耍。
在那段快乐的童年时光里，我备受呵护，从不曾遭受任何波折或者历经戏剧化的场景。朗克尔中学就在街角，感恩节和圣诞节祥和而温馨，慵懒的夏日我则会在纳罕的海边度过。宁静的日子周而复始，唯一让我胆战心惊的是在我读五年级时，那披着一头蓬松乱发的西伯德女士朗诵着埃德加·爱伦·坡的《泄密的心》。多亏了她，我做了几年的噩梦。
步入青少年时期，我才开始向往起法国。那股心底潜藏着的迷恋与日俱增，日益强烈。为什么想去法国？为什么选择去巴黎？法语这种语言一直让我着迷，我觉得它比德语、西班牙语或者意大利语都要柔软而娇媚。而且，我特别擅长模仿《兔八哥》里那只名叫“臭美公子”的法国臭鼬，模仿得惟妙惟肖。然而我知道，我深深地迷恋法国，这与地道的美国人所谓的浪漫、圆滑、性感毫不相干。我迷恋法国的远不止这些。
初到巴黎，我立即就被这座城市拥有的强烈对比所吸引了，这里庸俗简陋的小巷和富丽宏伟的高楼大厦并存，我探寻着这里的对照、潜藏着的秘密、无处不在的惊奇。我整整花了二十五年的岁月才彻底融入这座城市，终于可以忍受那些耐心有限的服务生和出租车司机，终于掌握了在凯旋门附近行车自如的诀窍：哪怕周围有司机在高声怒骂，或者再惊奇点儿，一个开着黑得发亮的迷你车的优雅高调的金发美人冲着我口出污言，我都可以充耳不闻。对付那些傲慢的门房、自以为是的推销员、厌烦的电话接线员和自负的医生，我都有一套。我摸清了巴黎人的想法，他们自以为是这世界上高人一等的公民，尤其是要比那些南起尼斯北至南锡的法国人还要高贵，这里面还包括住在巴黎郊区的法国人。我还知道，巴黎以外的法国人都称呼巴黎人“人模狗样”，对他们全无好感。除了巴黎土著，没人真正热爱巴黎，没人会比他们更以这座城市而自豪。说到傲慢自负，没人能及巴黎人的一半。我不禁怀疑，为什么我偏偏如此迷恋巴黎？或者，是因为这座城市从未向我敞开心扉，于我，她只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美人。我很清楚我的处境，我是个美国人，一个美国女孩。
像佐伊这么大的时候，我想成为一名记者。从高中为校刊写作开始，我从未停下过手中的笔。刚满二十岁时，我从波士顿大学的英语专业毕业，来到巴黎定居。我第一份工作是在美国某家时尚杂志担任初级助理，但不久我就辞职了。比起裙子长短或者春季流行色，我更渴望书写更加发人深省的文字。
接着，我接到了随之而来的一份工作：为美国电视新闻网络撰写新闻稿。待遇并不十分优渥，但足以能让我继续留在巴黎。我和赫尔夫以及克里斯托弗在第十八区合租了一套公寓，他们俩是一对同性恋人，我们的友谊也一直维持至今。
这个星期，我与赫尔夫以及克里斯托弗约好了晚餐，地点就在我遇到伯特兰之前居住的贝尔特街。伯特兰很少陪我来这里，我有时很好奇为什么他对赫尔夫以及克里斯托弗毫无兴致。“我的甜心哪，因为你亲爱的丈夫就跟大多数法国中产阶级的富裕绅士一样，只喜欢女人，对男同性恋毫无兴趣！”我的朋友伊莎贝尔慵懒的声音犹在耳畔，还夹杂着浅浅的低笑。没错，她是对的，伯特兰只喜欢女人。用夏拉的话来说就是：“肯定不会错的！”
赫尔夫与克里斯托弗仍住在我们之前合租的公寓里，只是当年我的那间小卧室被改造成了更衣室。克里斯托弗是一位时尚达人，并且以此为傲。我很喜欢参加他们的晚宴，因为会有各种有趣的人出席，如名模、歌手、颇有争议的作家、可爱的同性恋邻居、美国或加拿大记者或者刚出道的年轻编辑。赫尔夫在一家国际律师事务所里担任律师，克里斯托弗则是一位瑜伽老师。
他们俩都是我的挚友。当然，我在巴黎还有其他朋友，其中大多是美国移民，诸如霍莉、苏珊娜和简，她们都是我在美国念大学或者在杂志上刊登保姆寻求广告时结交的。我还有一些亲密的法国女性朋友，如伊莎贝尔，我是在佐伊在普莱耶音乐厅上芭蕾舞课时认识她的。可是，每当清晨醒来伯特兰乱发脾气时，我只会给赫尔夫与克里斯托弗打电话；佐伊在滑板上摔下来弄伤脚踝时，也只有他们来探望过；他们从不会忘记我的生日，知道我喜欢看什么类型的电影，听到什么美妙的唱片也会与我分享。与他们在家中共进高雅的烛光晚餐，也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
我预先带了一瓶冷藏过的香槟酒。赫尔夫开门和我打招呼，克里斯托弗正在沐浴。赫尔夫四十多岁了，但仍旧保持着纤瘦的身材，蓄着络腮胡，和蔼可亲。他抽烟很凶，我们劝过他很多次，叫他戒烟，但都是徒劳，便只好任他去了。
“外套很好看。”他称赞着，放下指间的烟头去开香槟酒。
赫尔夫与克里斯托弗总是会很在意我的穿着，还有我新用的香水、新的妆容以及发型。和他们在一起时，我从未觉得自己仍是那个急切地要追上法国潮流的美国女孩。我很自在，无拘无束，所以我喜欢与他们在一起。
“蓝绿色很适合你，很能衬你的眼睛。在哪儿买的？”
“在雷恩街上的H&M。”
“你简直容光焕发。所以呢，你那套公寓处理得怎么样？”说着，他递给我一杯香槟，还有几片涂了红色鱼子酱的吐司面包。
“要做的太多了。”我叹了口气，“得花上几个月呢。”
“我猜，你那个设计师丈夫肯定对此兴奋得不得了吧？”
我干笑了一下：“可以说是不眠不休呢。”
“啊，”赫尔夫说，“他肯定给了你不少苦吃吧。”
“被你说中了。”我说着，抿了一小口香槟。
赫尔夫透过他那窄窄的无框眼镜端详着我。他有一双淡灰色的瞳孔，长长的睫毛。
“说吧，茱茱，”他说，“你还好吧？”
我浅浅一笑。
“是的，我很好。”
但我一点儿也不好。最近刚刚得知一九四二年七月发生的事情，唤醒了我内心当中那份深沉而又无法言说的脆弱，它常常纠缠着我，压迫着我。自从我开始着手调查“冬赛馆事件”的那一刻起，这纠缠与压迫便始终如影随形。
“你看起来不太对劲。”赫尔夫关切地说。他坐在我身边，把他那纤瘦而苍白的手放在我的膝头，“我认得这副表情，每当你悲伤的时候才会显露出来。现在告诉我，发生了什么吧。”
把周围如地狱般的场景隔绝开来的方式，就是把她的头埋在她那骨瘦如柴的双膝之间，再用双手捂住耳朵。她前后摇晃着身体，脸颊紧紧贴着双腿。她努力回想着过去那些美好而热爱的事情，那些独特而又神奇的瞬间，这样才能唤起她心底的快乐。她记得妈妈曾经带她去剪头发，周围的人都称赞她那一头浓密而又如蜜糖色的秀发。妈妈说过，你会为这样一头秀发而骄傲的！
她记得她爸爸在皮革厂里工作，她还记得他的双手是多么灵巧和有力，她多么佩服他的技艺啊。她还记得她十岁生日的礼物，那是一块用精美的蓝色盒子包装的手表，表带是她爸爸亲手用皮革做好的，那样浓烈馨香的皮革气息和轻微的嘀嗒嘀嗒声响让她心醉神迷不已。她为拥有这块表而自豪。可是，妈妈叫她不要戴着这块表去学校，她可能会弄坏它，或者弄丢它。只有她最好的朋友阿梅勒见过这块表，而且非常羡慕她。
不知道阿梅勒现在去哪儿了？她们住在同一条街上，上同一所学校。但是，假期刚刚开始，阿梅勒就离开了巴黎，跟她的爸爸妈妈去了南方的某个地方。她来过一封信，而后便杳无音信了。娇小的阿梅勒古灵精怪的，还生了一头红发。她能把九九乘法表背得滚瓜烂熟，再难的语法她也能很快掌握。
阿梅勒从不会害怕任何事情，对此，女孩很是敬佩。哪怕是在课堂上空袭警报如狼嚎般响彻天空，把老师同学们吓了一跳，她也能临危不乱地拉着女孩的手来到学校满是霉味的地窖里。哪怕孩子们怕得低声窃语，哪怕连迪索老师都在哆嗦着发号施令，也只有阿梅勒依然泰然自若。在漆黑而潮湿的地窖里，她们紧紧地依偎在一起，肩并着肩，摇曳着的微弱烛光照射着她们苍白的小脸。飞机在她们头顶盘旋，在一片嗡嗡的低鸣声中，迪索老师念着让·德·拉·封丹[10]的寓言或者莫里哀的戏剧，手却在止不住地颤抖。阿梅勒看得咯咯直笑，说：“你看，她怕得连书都读不了了。”女孩盯着她，好奇地轻声说：“难道你就不害怕吗？一点儿都不害怕吗？”这个长了一头光泽的红色鬈发的女孩轻蔑地说：“不，不害怕，我一点儿也不害怕。”偶尔，当有炮弹落在地上，轰炸声打断了迪索老师的朗读时，阿梅勒便会紧紧握住女孩的手。
女孩想念阿梅勒，渴望阿梅勒此刻也能在这里陪伴她，握着她的手告诉她不要害怕。她想念阿梅勒脸上的雀斑，她淘气的绿色眼眸，还有她不驯的大笑。想想那些你热爱的事情，那些能让你快乐的事情吧。
她不记得是去年夏天还是前年夏天，爸爸带着全家去了乡下的一条河边度假，她不记得那条河叫什么，但仍能回想起那河水流过肌肤的清滑与美妙。她爸爸想教她学会游泳，学了几天，她终于学会了狗刨式游泳，惹得大家哈哈大笑。女孩的弟弟在河边简直玩疯了，整天乐不可支。那时候，他不过是个小屁孩而已，刚刚学会走路，踩着河边的淤泥一直在滑倒，一直在尖叫，她便只好整天追在他的屁股后面。妈妈的头依靠在爸爸的肩上，一脸祥和地注视着他们，他们那么年轻，那么相爱。她还记得河畔有个小旅馆，全家就在枝繁叶茂的大树底下的阴凉里享用着简单却可口的美餐。老板娘叫她到柜台后面帮忙，她端着咖啡，觉得自己长大了，很是骄傲。结果呢，她不小心把一杯咖啡洒到了客人的脚边，幸好老板娘也没怎么在意。
女孩抬起头，看见妈妈正在和伊娃讲话。伊娃是住在他们家附近的一个年轻女人，她有四个孩子，女孩很不喜欢这群整天撒泼打闹的男孩。伊娃的脸色和妈妈一样憔悴而苍老。她不禁想，为什么这两个女人会在一夜之间就如此垂垂老矣？伊娃也是波兰人，法文和妈妈一样不甚流利，同样，伊娃的父母和亲戚都还住在波兰。女孩想起那可怕的一天，就在不久之前，伊娃收到了一封来自波兰的信，然后就来到女孩的家里，痛哭流涕地倒在女孩妈妈的怀里。妈妈虽然也很想安慰伊娃，但女孩也看得出妈妈同样也很害怕。她们都不愿意告诉女孩究竟发生了什么，但在两个女人夹杂着抽泣声的对话中，她听到了几句犹太语。原来，伊娃的波兰老家横遭大难，全家人惨遭杀害，房子也被一场大火烧得只剩下灰尘和废墟。女孩问爸爸她的祖父母是否还安好，家中卧室的大理石壁炉架子上还有一张她祖父母的黑白照片。爸爸说他也不知道。波兰每天传来的尽是坏消息，但爸爸仍旧不肯告诉女孩究竟是什么坏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