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荣跃 译
夏洛克·福尔摩斯从壁炉台角处取下他那个药瓶，又从整洁的山羊皮皮箱里取出皮下注射器。他激动地用自己白皙的手指调整着纤细的针头，卷起衬衣左袖口。有一片刻他凝目沉思，盯着自己多腱的前臂和手腕，上面密密麻麻布满了被针扎的痕迹。最后他一下将尖利的针头扎进肌肉，压下小小的活塞，然后躺在用天鹅绒做衬里的扶手椅上，舒心地出了口长气。
数月以来，我每天都要目睹三次他这样的动作，这种习惯行为并没有使我适应。相反，这种情形愈来愈使我烦躁不安，想到我缺乏阻止他的勇气，每晚我都觉得很惭愧。我曾一次又一次发誓说，要把自己的心里话告诉他。可是你看我这个同伴，一副冷静沉着、若无其事的神气，因此对于他的个人自由，人们是最不愿意去过问的了。他才能卓越，举止非凡，我从和他一起经历的事情中，看到他所具有的许多超群本领，这一切使我迟疑不决，缺乏足够的信心去阻挠他。
然而那天下午，或者是我午餐时喝了博思红葡萄酒[1]，或者是他打针时那种过于做作的动作让我怒不可遏，我突然感到不能再沉默下去了。
“今天又注射什么呢，”我问，“吗啡还是可卡因？”
他刚打开一本陈旧的用黑体活字印刷的书看着，听到我问他便没精打采地抬起眼睛。
“可卡因，”他说，“百分之七的溶液。你想试试吗？”
“不想，一点不想，”我生硬粗鲁地回答。“阿富汗战役阿富汗战役，指第二次阿富汗战争（1878—1880），华生当时是一名军医。使我体质至今还没恢复。我可不能再损害它了。”
他见我如此激动，笑了笑。“也许你是对的，华生，”他说，“我也认为可卡因对身体影响不好。可是我发现它有超常的刺激作用，能使头脑保持清醒，而它的副作用也就无关紧要了。”
“可你想想看！”我认真地说。“你算算付出的代价！如你所说，你的大脑或许会因受到刺激变得兴奋起来，可那是一种不正常的病变过程，会使人体组织产生质变，最终导致永久的衰弱。你也知道这种药物会引起不良反应，实在是得不偿失。为什么你竟为了一时的快乐，拿损害你天生具有的卓越才能去冒险呢？请记住我不仅是作为一个朋友在劝告你，而且是作为一个医生在和你说活，因为我对你的身体在某种程度上说负有责任。”
他似乎并没有生我的气。相反，他把自己手指尖合在一起，胳膊靠在椅子扶手上，像是对谈话很感兴趣的样子。
“我这人的脑子，”他说，“不喜欢放着不用。给我难题，给我工作，给我最深奥难解的密码，或者最错综复杂的分析，我倒感到如鱼得水了，这时没有人为的刺激也行。不过我这人讨厌单调乏味的生活，渴望让精神保持高昂状态，因此我为自己选择了独特的职业，或更确切地说创造了这一职业，因为我是世界上独一无二从事这种职业的人。”
“唯一的私人侦探？”我说，吃惊地竖起眉毛。
“唯一私人咨询侦探，”他回答。“在侦探方面我可是权威性的最高上诉法院。当格雷格森、莱斯特雷德，或阿瑟尔勒·琼斯无能为力的时候——顺便说一下，这在他们是正常的现象——问题就摆在了我面前。我以行家身份审查材料并提出一个专家的看法。我并没有从这些案件中要求得到任何荣誉，我的名字从不刊登在报上。侦探工作本身，因有了用武之地而得到的欢乐，便是对我的最高报偿。不过我的工作方式，你在杰斐逊·霍普一案里不是已亲眼目睹了吗？”
“是呀，不错，”我真诚地说。“我一生还从没遇到过让人如此感动的事。我甚至把它写成了一本小册子，题目有点奇异，叫做《血字的研究》。”
他阴郁地摇摇头。
“你那小册子我简单翻过了，”他说。“老实说我不能向你祝贺。侦探是或者应该是一门精确无误的科学，因此对待它同样应该以冷静客观的态度，切忌掺杂个人感情。而你却使它染上了浪漫色彩，让人觉得好像你在几何定理里掺进了爱情故事一样。”
“可是浪漫本来就存在嘛，”我争辩道。“我总不能篡改事实吧。”
“有些事实可以避而不提，或至少要突出重点。在那件案子中，唯一值得一提的是不同寻常的从结果到原因的分析推理，根据这个推理我已成功地破获了此案的全过程。”
我写那本小册子是想让他高兴的，没想到反而被他批评，心中很是不快。我也承认他自高自大的神气把我激怒了，似乎我小册子里的每一句话都要用来描写他个人的行为。我和这位同伴在贝克大街共同生活了几年，不止一次注意到在他不动声色、老爱说教的态度下面潜伏着一点虚荣。不过我没再说什么，而是坐在那儿抚摩我受伤的腿。我的腿曾被一颗阿富汗长滑膛枪的子弹打穿，虽然行走没问题，但天气一变化就痛得心烦。
“我的侦探工作最近延伸到了欧洲大陆，”福尔摩斯停了一会儿说，在他那用欧石南根制成的烟斗里装填着烟叶。“上周，法兰西斯·勒维拉尔曾来向我请教，你大概知道他最近在法国侦探界已崭露头角吧。你具有凯尔特人凯尔特人，公元前一千年左右居住中欧、西欧的部落集团，其后裔今散布在爱尔兰、威尔士、苏格兰等地。敏感的直觉，不过却缺乏广泛而精确的知识——要使自己有更高的侦破本领这是必不可少的。那案子牵涉到一个遗嘱问题，有一些很有趣的特征。我提列两件类似的案子供他参考，一件：1857年发生在苏联港市里加，另一件：1871年发生在美国城市圣路易斯；他听后深受启发，最后破获了案子。这是我今天上午才收到的他写来的感谢信，说我帮了他大忙。”
他一边说一边抛给我一张揉皱了的外国信纸。我往上面瞥了一眼，看见有不少用法语写的溢美之词，什么“卓越超群”啦，“大师之举”啦，“威力无穷”啦，这些都是在表明那个法国人对福尔摩斯的热情赞赏。
“他好像是个小学生在对老师说话。”我说。
“哦，他把我那点帮助看得太高了，”夏洛克·福尔摩斯淡淡地说。“他自己有相当天赋，具有一个理想的侦探所必须具备的多半才能，善于观察和推断。他唯一缺少的就是知识，不过到时会丰富起来的。目前他正把我写的那些微不足道的东西翻译成法语。”
“你写的东西？”
“唔，你还不知道？”他笑起来，大声问。“是呀，真是惭愧，我写了几篇专题文章，全都是关于技术方面的，比如有一篇是论不同烟叶烟灰的区别。我列举了一百四十种不同类型的雪茄烟、纸烟和烟斗丝，还用彩色插图标明烟灰之间的差异。这个证据在刑事案件审判中一再出现，有时倒是一个最重要的线索。比如，假如你能确认某个谋杀是由一个抽印度方头雪茄烟的人干的，你显然就缩小了搜索的范围。在训练有素的人看来，印度方头雪茄烟黑色的烟灰，与鸟眼状白烟灰不相同，正如洋白菜和土豆大有区别一样。”
“你对细节问题可真具有非凡的天才的眼光呀。”我品评说。
“我深知它们的重要性。这儿是我另一篇谈跟踪脚迹的专题文章，其中还谈到如何使用熟石膏保存印痕的问题。这儿是一篇新奇的小文，谈职业对手形的影响，附有石匠、水手、软木雕刻工、排字工、织布工和钻石打磨工不同的手形插图。这对一个讲求科学的侦探的确具有很大的实际意义——尤其在处理无名尸体案或在探索罪犯的经历方面。我这样唠叨我的癖好一定让你心烦了吧。”
“一点也不，”我真诚地回答。“我觉得这是再有趣不过的事了，尤其是我有机会亲眼看到了你是如何实际运用的。不过你刚才谈到观察和推断的问题，是否可以确切说，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一回事呢。”
“唉，可不能那样说，”他回答，舒适地躺在扶手椅里，从烟斗上吐出一圈圈蓝色浓烟。“比如，根据观察我知道你上午去过威格莫大街邮局，但根据推断我知道你去过那儿发了封电报。”
“对呀！”我说。“你说的两点都对！但我得承认我不明白的是你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我是一时忽然想到要去的，而且没有对任何人说过。”
“这本身就很简单，”他说，看见我吃惊的样子他咯咯笑起来。“简单得可笑，任何解释都是不必要的；不过倒可以用它来说说观察和推断的界限。据我观察，你的鞋面上粘附着一点微红的泥土。而就在威格莫大街邮局对面人们在人行道上堆起了一些泥土挡住道路，要想进邮局就只好从泥土上面踩过去。那种泥土很特别，略带红色，就我所知附近一带是没有的。这些就是观察，余下的就是推断了。”
“那你又如何推断出我是去发电报呢？”
“唔，当然我知道你并没有写信，因为我一上午都坐在你对面。我还看见在你那个打开的书桌抽屉里，放着一整版邮票和厚厚的一捆明信片。这样，你到邮局去除了发电报还能做什么？排除一切其他因素，最后剩下的便是事实。”
“在这件事上无疑是对的，”我想了片刻后回答道。“但如你所说，它是再简单不过的了。假如我把你的理论用来作一个更严峻的考验，你会认为我鲁莽无礼吗？”
“恰恰相反，”他回答，“你如果那样做，倒会使我不会再打一针可卡因呢。你若给我出个难题，我会很高兴作番调查的。”
“我听你说过，任何一件小用品经过某人使用后，必然会在上面留下反映其个人特征的某些痕迹，而一个受过训练的观察者就能根据上面的痕迹辨认出那些特征来。你瞧，我这儿有一只手表，是最近才得到的。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它前面的那个主人有何特征或习惯呢？”
我把表递给他，心里微微感到有趣，因为我认为他是不可能在这个考验中成功的，我主要想给他一个教训，他有时说话语气真有点儿武断。他在一只手上掂了掂表，凝视着表面，打开后盖检查机件，先用肉眼观察，然后又用高倍放大镜。最后他啪的一声关上盖子，把表递回给我；看见他垂头丧气的样子我简直忍不住发笑。
“上面几乎看不到什么痕迹，”他说。“这只表最近才清洗过，所以最能给人启发的痕迹都没有了。”
“不错，”我回答。“它在送到我手里以前已清洗过了。”
我心里责备着同伴，因为他提出了一个软弱无力的借以来掩盖他的失败。就是一只没有清洗过的表，他又指望能找到什么痕迹呢？
“虽然遗痕不多，但我的观察也不是毫无结果，”他说，望着天花板，眼睛矇眬恍惚，毫无光泽。“承蒙你指正：我想这只表先前是你大哥的，他又是从你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
“这你一定根据背面的字母H·W推测而来吧？”
“当然是这样。W代表你的姓。表上的出产日期几乎是在五十年前，而那两个姓名的开头字母与表一样陈旧，所以这只表是上一代人的产物。珠宝之物通常都由长子继承，而长子又往往袭用父亲的名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父亲已去世多年了。由此可以推断出它先前是在你大哥手里。”
“你说的都不错，”我说。“还有别的吗？”
“你大哥是个不爱整洁的人——非常不爱整洁，又粗心大意。他本来前程远大，可没有把握住一个个机会，生活穷困潦倒，只偶尔手头才宽裕一点。他终于染上了酗酒的恶习，不久死去。我所能推测的就是这些。”
我猛然从椅子上跳起来，急得在屋子里一跛一跛地团团转。心里充满了怨气。
“你真是卑鄙，福尔摩斯，”我说。“我真不相信你竟会做出这种可耻的事来。你对我那不幸大哥的经历已作过调查，现在倒假装说那些情况都是你想像推断出来的。你总不能指望我相信，你说的一切都是从这只旧表上辨认出来的吧！你这样做太不友好了，老实说，这种行为有点骗子假充内行的味道。”
“我亲爱的大夫，”他和蔼地说，“请接受我的歉意。我只是把这件事看作一个理论的问题，却忘了就你个人而言它是一种多么痛苦的事。不过我向你保证，在你把这只表递给我之前，我可从来不知道你有一个大哥。”
“那么，你说得妙极了，可究竟是如何推测出那些事实的呢？无论从哪一点上你说的都绝对正确。”
“哈，这算是运气好吧。我只是在权衡之后说出事情的可能性，没想到会如此精确无误。”
“那么你并不是猜测出来的了？”
“不是，不是，我从来就不猜测。猜测是一种十分糟糕的习惯——它对人的逻辑才能危害极大。你之所以觉得不可思议，只是因为你不了解我的思路，或者是你没有注意到那些小小的细节，而大的推论往往就是从这些小细节中得出来的。比如，我开始就说你大哥是一个粗心大意的人。你观察表盖的下方，就会注意到它不仅两处有凹痕，而且还留下了不少常和其他硬物（如硬币或钥匙）一起放在衣袋里刮伤、擦伤的印痕。设想一个随随便便对待价值五十几尼几尼，旧英国金币，1几尼合1.05英镑。的表的人一定粗心大意，这当然绝不是好高强的技艺。一个人能继承如此贵重的东西，那么他在其他方面也会得到优越的生活条件，这种推论也绝非牵强。”
我点点头，表示明白他的推断。
“在英国，当铺老板们每收到一只表，都惯例地要用针尖在表盖内刻上当票号码，这比贴上一个标签方便，号码也不会丢失或误换。我从放大镜上看到表盖内侧的这种号码不下四个。所以我的第一个推断是你大哥手头经常拮据。第二个推断是，他偶尔景况很好，否则就不会去赎回自己的典当物了。最后，你看表的内盘上有一个锁眼锁眼，过去许多表必须用钥匙上条。哪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会用钥匙将那些沟槽擦出无数伤痕来呢？而每一个醉汉的表上你都会见着那些痕迹。他夜晚上条，由于手不稳就留下了那些伤痕。你看这一切哪还有什么秘密呢？”
“实在是真相大白呀，”我回答。“我刚才真不该冤枉你。你如此才能超群，我本该对你更加信任才对。请问你目前是否在搞侦探工作？”
“没有，所以我才注射可卡因。停止了脑力劳动我就无法生活。除此以外还为了什么呢？我站在窗旁这儿看看。过去有过这样阴郁沉闷而无聊的世界吗？你看那黄雾是怎样沿街滚滚而去，漂过那些暗褐色的房子。还有比这个更使人无望，更平凡无聊和卑俗的吗？如果一个人有了才能，医生，而又无用武之地，那又有何用处呢？犯罪是平凡的，生存是平凡的，除了这些平凡之物，还能有什么呢？”
我已张开嘴正要回答他那番激烈的言论，这时房东太太清脆地敲了下门，走进来，手里端着黄铜托盘，上面放着一张名片。
“有一位年轻小姐给你的，先生。”他对着我的同伴说。
“玛丽·莫施坦小姐，”他念道。“哼，这个名字我怎么一点记不起来。让那位小姐上来吧，赫德森太太。你别走，医生，我愿你留下来。”
注释
[1]博思红葡萄酒，产于法国东部的博思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