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卷 形态·观点·个案
第一节 散文诗的形态衍变与魅力特征
散文诗是一种既有“散文的疏放流丽”，又有“诗的凝聚浓缩”，充满“强烈的激情，深邃的哲理，高雅的意境，内在的节律”[1]的文学形态。由于散文诗灵活多变、自由开放、凝练精粹的特征，是最适合于表达现代人心理渴求和反映复杂社会的文体之一，因而散文诗于19世纪中期自法国诞生以来，至今在世界各地仍有一定影响。在中国，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中引入这种文体后，近百年来，仍然成为人们关注的文体，呈现老、中、青、少梯队创作态势。本节从散文诗发展历程入手，对当代散文诗创作的基本特点、基本走向予以概述，力图揭示散文诗的发展规律和方向。
一 散文诗的形态衍变与发展历程
散文诗创作起始于19世纪中期法国诗人贝尔特朗（也有说贝尔特朗是从德国作家荷尔德林处引进这种格式的），到了波德莱尔，散文诗得以正式奠基。中国的散文诗是20世纪初刘半农翻译屠格涅夫和泰戈尔的作品分别从俄国和印度引进的，而鲁迅成就了散文诗这一文体。鲁迅在接受波德莱尔象征主义创作手法和屠格涅夫的抒情特点后，吸收中国寓言、小品文和历代精短散文的营养，奠定了中国特点的散文诗。
散文诗无疑是中国现代新诗的一种类型，是中西文化结合的产物，是文学演变重生的一种新文体。20世纪，中国散文诗的发展虽也蓬勃，但坎坷也不少，责难也不断，其争议在于散文诗文体形态的不确定性。其实，散文诗的文体特征是非常明显的，如波德莱尔提出的“自由、细腻、辛辣”，泰戈尔提出的“情韵”，鲁迅提出的“小感触”（指“奔突”的小感触），茅盾提出的“散文形的诗”，柯蓝提出的“短小凝聚”（三五百字为宜）、郭风提出的诗和散文以外的“第三种形式”，刘再复提出的“双重宇宙”，耿林莽提出的“流动的美”，李耕提出的“悟”，许淇提出的“深邃的思想知觉”，徐成淼提出的“意象”，程显谟提出的“诗的线性叙述”，黄永健提出的“批判性、审思性、反讽性”……尽管他们的观点和角度表述不一，但目标是一致的，对提示我们思考散文诗的本体特征帮助很大，而且，只要你在创作中自觉地去体现，就能够找到散文诗区别于诗歌和抒情散文的个性特征。
在中国近百年的散文诗发展历程中，曾经出现几次创作高潮，形成了散文诗的独特魅力。20世纪20—30年代，从创作者的层次、参与创作人数的比例和取得的成果来看，它无疑是中国散文诗创作的第一个高峰；以鲁迅的《野草》和何其芳的《画梦录》为代表，这个时期的散文诗，其创作方法和散文诗风格属于象征型散文诗。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由于散文诗抒情赞颂的本领和舒缓吟诵的特征，最适合时代的需要，使散文诗迅速奔向第二个高峰；以50年代柯蓝的《朝霞短笛》、郭风的《叶笛集》和80年代初中期“黎明散文诗丛”为代表，这个时期的散文诗，其创作方法和散文诗风格基本属于意境型散文诗。20世纪80中后期至90年代，从题材开拓、思想含量、审美品质、创作数量、社会影响等方面来看，中国散文诗进入繁荣阶段，这是中国散文诗的第三个高峰；从创作方法和散文诗风格来看，以意象型和现代性散文诗创作为代表，属于多元化、复合型散文诗。
进入新世纪，散文诗少了过去那样的一些争论，在一种平静状态下向纵深方向发展。当然这个时期，也受快餐化、浅阅读、通俗化思潮影响，散文诗界也存在崇低崇浅倾向。2005年初喻子涵利用网络媒体创办《中国散文诗》网刊（
新世纪以来，中国散文诗发展处于更加繁荣状态。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散文诗界出现许多标志性事件，一是多种散文诗年选本竞相出版，如邹岳汉主编的《中国年度散文诗》（漓江版，2001年1月问世），王剑冰主编的《中国散文诗精选》（长江文艺版，2003年1月问世），周庆荣主编、灵焚和潇潇执行主编的《大诗歌》（中青版，2009年问世）等，这些年选本的出现，收录和展示了一年一度的散文诗创作精品，不仅推动了精品散文诗的发展，而且为后世提供可靠的研究文本。二是王幅明主编的《中国散文诗90年（1918—2007）》大型散文诗选本横空出世，这部书上编“作品选”选入了272位作者的近1300多篇作品，下编“论文选”收入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散文诗论文29篇，耿林莽先生欣喜地说：“作为一次盘点，或一次检阅，这部大书的出版以其丰富的内容、广阔的涵盖与鲜明的特色而分外厚重。”[2]邹岳汉先生评价道：“是目前涉及面最广泛，集散文诗作品、散文诗理论精粹之大成，最为完善且具有权威性的一个选本。”[3]三是2009年3月由周庆荣、灵焚发起，在《诗潮》、《诗选刊》、《中国诗人》、《时代文学》、《新世纪文学选刊》和中国散文诗网刊举办的“我们”散文诗团体大展，并倡议“让散文诗走出散文诗的自我小天地，走进当代文学的大背景，与新诗站在一起，选择学习和交流，接受当代文坛的审美检验。”他们提倡“意义化写作”，提出“大诗歌”创作视野，“让散文诗作为现代汉诗发展的另一轮，与新诗一起，构成现代汉诗中分行的新诗与不分行的散文诗之双轮并进发展，完善汉语诗歌文学从旧体诗词向现代汉诗的历史演变”[4]。
21世纪第二个十年，散文诗创作持续活跃。当“新诗发展需要厘清问题探寻出路”[5]时，而“散文诗的发展迎来新契机”[6]。在原来《散文诗》、《散文诗世界》两本专业散文诗刊持续出版以外，2013年，又一家散文诗期刊《中国散文诗刊》创刊，同时《星星》诗刊增出下半月刊《星星·散文诗》。除此而外，《诗刊》、《诗歌月刊》、《诗潮》、《中国诗人》、《中国诗歌》、《上海诗人》、《绿风》、《小拇指诗刊》、《河南诗人》、《大河诗歌》、《黄河诗报》等诗歌刊物中均设有散文诗专栏；《伊犁晚报》、《湖州晚报》、《贵州民族报·民族文学周刊》等报纸副刊还分别设有“天马散文诗专页”、“南太湖散文诗”、“散文诗潮”专页，定期出版。在研究和出版方面，上海《文学报》还开辟“散文诗研究”专刊定期出版，湖州师范学院还成立了中国散文诗研究中心，河南文艺出版社还推出了“散文诗的星空”和“二十一世纪散文诗”两套丛书，至2014年已出版71种；年选本又增加了王幅明、陈惠琼主编的《中国散文诗年选》（花城版，2011年1月问世），汪志鑫主编的《中国散文诗人作品选》（团结版，2011年1月问世），赵宏兴主编的《中国当代散文诗》（时代文艺版，2011年问世），杨志学、亚楠主编的《中国年度优秀散文诗》（新华版，2013年1月问世），如此而来，散文诗和分行新诗已形成互相映照的局面，而且在诗歌被边缘化的境况下，居然仍有老、中、青、少四代人构成庞大的散文诗创作群体，散文诗呈现旺盛的生命力和持续的影响力。
新世纪以来，在中国大陆，散文诗界形成六大阵营，十分引人关注。这六大阵营分别是：以中外散文诗学会、四川《散文诗世界》月刊为中心的老中青散文诗作家群体；以湖南《散文诗》半月刊为中心的青年散文诗、校园散文诗作家群体；以新疆《伊犁晚报·天马散文诗专页》、《散文诗作家》丛刊为中心的中青年散文诗作家群体；以《文学报·散文诗研究》专刊和《湖州晚报·南太湖散文诗》专页为中心的中老年散文诗作家群体；以北京“我们——北土城”文学沙龙为中心、以《星星·散文诗》、《诗刊》、《诗潮》、《青年文学》等杂志和《大诗歌》选本为基地的实力散文诗人群体；以贵州“中国散文诗网刊”为中心的网络散文诗作家群体。这六支队伍，构成了中国散文诗21世纪以来的发展格局，呈现出散文诗的繁盛景象。不仅中国大陆如此，散文诗在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以及海外华人华裔华侨中也形成蓬勃之势，以《香港散文诗》杂志为基地的世界华文散文诗创作群体逐渐形成，与中国大陆六大散文诗阵营一起，将当代中国散文诗向着又一个高峰推进。
二 散文诗的魅力特征
散文诗到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其自身魅力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散文诗代表诗歌类文体的发展趋势
纵观几千年中国诗歌史，散文诗是中国诗歌发展历程中第四次对诗歌形式专制的反叛。中国文学史告诉我们，主流诗歌的发展经历了划时代变革的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格律前体”，包括诗经、楚辞、乐府民歌、古风、汉赋、六朝骈文等。楚辞、汉赋这种体裁，是对诗经四字句这种诗歌形式专制的首次反叛；而古风是诗歌过渡到绝句、律诗的一种过渡体。第二阶段是“格律体”，包括绝句、律诗。格律体时期的进步，就是从四言发展到五言、七言。第三阶段是“格律后体”，包括词、散曲、楹联。词、散曲这种长短句诗体，是对绝句、律诗这种诗歌形式专制的第二次反叛；楹联也是一种诗体，是骈文的遗留物，由文人创作，流传在民间，至今还存在。第四阶段是“自由体”，包括有韵新诗和无韵新诗、歌词、散文诗。自由体新诗是对格律体诗歌形式专制的第三次反叛。值得注意的一个背景是，20世纪由于现代科技快速发展，对文化带来很大冲击，随着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中国文化变革一日千里，尤其是现代诗歌运动，始终走在文化前列，承担着引领文学变革的任务。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蓄积了半个多世纪的散文诗，于20世纪80—90年代繁盛起来并以持续繁荣、扩大发展的态势，对分行新诗这种主宰诗坛的诗歌形式专制进行第四次反叛。由此看出，中国诗歌自身发展的四次划时代变革的一个总的特征就是：诗歌日益趋向散文化。散文诗从文体实验转向文本建设，从诗体形式的独特转向诗性实质的把握，从而使诗歌适应社会发展需求，适应当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和阅读心态。
（二）散文诗是一种灵活多变的诗歌形式
“灵活多变”是散文诗的一个主要特征。[7]正如那加伦所说，散文诗是在“舍弃了诗与散文的一些拖累”，如诗的押韵、讲平仄，如散文过于分散、拖沓以至没有节制等，兼取二者的优点（诗的凝练与节奏，散文的舒展与自由）而发展并成熟和丰富起来的；它“独立于散文与诗之间，而又兼有散文与诗的最佳的美学特点”[8]。所谓“灵活多变”，是指它不受形式约束，它要不要分行，分多少行，多少字一行，没有具体规定；它是独抒其情，还是兼具叙述和议论，也没有明确要求；字数和章节安排上，一两百字、三五百字，甚至几千上万字，不受约束；题材上有时写白天有时写黑夜，有时写天有时写地，有时写别人有时写自己，有时写梦幻有时写现实；写城市写乡村，写历史写当前；写庄写谐，写理写趣；写苦难写欢欣，写生活写思想……无拘无束，任意取材。散文诗就是一种不确定的、灵活多变、最自由开放的诗歌形式，诸多散文诗实践家对散文诗的探讨与界定，综合起来就是“灵活多变”这种特性。并且这种灵活多变，始终随着时代风尚、文化思潮的变化而变化。社会需要思考的时候，则会有深度的散文诗出现；人们需要娱乐的时候，也会有轻松的散文诗来满足。
（三）散文诗是一种普适性强的文学体裁
说散文诗是一种普适性强的文体，是因为散文诗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和延展性，是最适合进行跨媒介创作和多形式传播的文体。它不仅在形式上可以任意变化，而且在内容上可以多向包容，在情感上可以自由收放，在传播与接受上可以更加宽泛。大悲痛、大事件、大场合、大人物它能适应，小情感、小事物、小空间、小人物它同样也能适应。它似乎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每个时代都会产生相应的话语、语言和表达方式。正因为这种可塑性和延展性，它则具有适应和服务个体到群体或者群体到个体的多重功能，从而使散文诗能满足多种层次、多种场合的精神文化消费，成为一种普适性、应变性较强的大众文体，就像历史上骈文流传演变下来的楹联、诗经、汉赋流传到舞台变成的独白或旁白。现在旅游区的碑刻，书法和绘画的文字与意境，各种集会上的演讲，特殊场合的开场白，仪式上的赞颂，等等，都有散文诗的原型和影子，都会激发散文诗的群体性创作。当散文诗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精神生活的一部分的时候，它的生命的基座就会强大，塔尖也就会更高。就散文诗主流来说，它也是最不易离开自己所处的时代及其地域与群体的，因而它是永远不会过时的一种文体。散文诗自诞生始，就以“批判性、审思性、反讽性”为特征、为重任，它要求散文诗人在强调人与自我的同时，更强调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密切关系。散文诗与一代人及其生存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分不开，与一代人的生存现实、内心悲苦或欢愉分不开，与一代人生存的大地、大地上的人类命运分不开。因此，散文诗始终发挥着交流与分享、愉悦与疗救、认知与整合的功能，它不存在读者危机，也不存在创作断裂，因此是一种永远不会被淘汰的文体。
（四）散文诗能兼容聚合多种艺术成分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著名散文诗人灵焚先生说，散文诗“是一个可以包容所有文学艺术中精华的元素来铸就自己的美学品格的文体”[9]。散文诗天生是美文，并且它是一种不藏拙的大美之诗。散文诗有着独特的审美品质，是因为它善于吸纳和包容一切艺术成分。有容乃大，成就了散文诗。追溯散文诗的身世，它融汇了诗、散文、戏剧、小说、宗教经文的血脉；随着文学艺术的发展及其相互影响，它还吸纳了歌词、影视元素、音乐舞蹈元素等一切优秀文化艺术的成分。这种吸收与融合，使散文诗这种文体华贵潇洒、气度不凡。优秀的散文诗，必然具有诗的品质、散文的自由、戏剧的浓缩、小说的奇巧、歌词的时尚，有的还具有影视的画面感和跳跃感、音乐舞蹈的韵律美和造型美，甚至还有杂文的敏锐、寓言的哲理、宗教经文的神秘，等等。这种多种艺术元素的融合，使散文诗成为既有涵养又有品相的文种。正因为散文诗有这样的特点，所以它能引起各种文化层次、各种艺术领域的人们的关注，并且呈现老中青少都创作散文诗、欣赏散文诗、维护散文诗的局面。
第二节 散文诗的品质与要素
一 散文诗的品质
散文诗的品质体现在四个“贵”字，即贵在诗性、贵在境界、贵在体验、贵在哲理。这既是散文诗创作的美学追求问题，也是散文诗创作必须把握的技巧问题。
（一）散文诗的诗性
“诗性”，就是物象和意蕴高度融合的创造性表达，其最大特征就是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呈现。这是一种智慧，这种智慧是建立在感性基础上的一种形象思维，有时甚至是神性思维，是创造性、想象性和审美性的融合。当然它更是散文诗人认识世界、掌握世界的一种能力，是散文诗人对现实人生的自觉提升和转化，使之趋向于人生理想化状态的人生智慧和审美旨向。这似乎说得玄乎了一些，实际上的确如此。诗性是散文诗的根本。散文诗如果失去诗性元素，则真的既不如散文舒放自由，又不如诗凝练浓缩，成了二者的附庸，就活该受到别人的指责，甚至被其他文学体裁淹没和吞并了。
（二）散文诗的境界
“境界”，在这里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作品的内蕴要达到一种境界；二是指艺术趣味要达到一种境界。作品的内蕴，即思想内涵、情感内涵、文化内涵，要做到深远、深切、深厚，不是淡而无味的白开水，而要有盐分，或糖分，甚至药味，给人寻思或余味。这种散文诗，可让人类的心灵得到极大的安抚和提升，甚至获得人生的某些教益和熏陶。散文诗的艺术趣味，主要是强调一种审美品格。散文诗是一种美文，篇幅短小，长于抒情，蕴含哲理，是融合了各种艺术精华的独立文学体裁。优秀的散文诗一般具有“强烈的激情，深邃的哲理，高雅的意境，内在的节律”的艺术品格，既有“散文的疏放流丽”，又有“诗的凝聚浓缩”，它是人与世界诗意地相逢的结果。散文诗有无境界，是散文诗作品艺术价值高低的一个重要尺度。
（三）散文诗的体验
创作任何一种文学作品都需要体验，然而散文诗更需要体验。因为散文诗是一种具有散文的外观和诗的内质的短小精巧的文学品种，这种文体正如前面说的，它讲究“强烈的激情，深邃的哲理，高雅的意境，内在的节律”。创作散文诗如果没有体验，写出的就是一种虚饰和空洞的东西，文字不具有生命的特性与活力。这里讲体验，主要指的是生存体验和审美体验。所谓生存体验，就是以有限的个体生命来敏感地、深刻地体验无限的存在，从而感悟生命和揭示生存的本真状态。散文诗是个性化的、与心灵有关的、触动人心的东西，因此它必须建立在个人感觉、感受、感悟的基础上，只有把人的鲜活感觉带到文字的现场，才能展现情感、思想的真实。所谓审美体验，是指一种主客体相互作用的精神现象。如果审美文化背景不同，美学角度不同，宇宙观不同，那么审美体验的性质、范畴、特征也就有所区别。散文诗是各种艺术精华的融合，散文诗强调审美体验，就会在题材的选取、意蕴的提炼、情感的融入、节奏的把握、语言的调动等方面，达到一定水准和高度。特别是语言，是散文诗审美体验的最高表现。海德格尔说：“语言乃是家园。我们依赖不断超越此家园而达到所是。”散文诗人必须树立起自己对文字的感觉，因为语言是感觉寻找出来的，这种感觉就是散文诗人的认识和体会，也是一种审美体验。
（四）散文诗的哲理
散文诗的“哲理”，指的是散文诗中所包含的深邃意蕴和深刻道理。散文诗应该透射出哲理的光辉，如果缺少哲思和意蕴的散文诗，会显得苍白无力。当然，散文诗强调要有哲理，并非直接议论和无限拔高，而是必须找到能恰切寄寓哲理的形象。同时，散文诗还要处理好哲理和诗趣的关系，它们是散文诗的一对翅膀，若使一边残缺，要么使散文诗变得枯燥乏味，产生概念化的缺点，要么使散文诗仅仅是一堆物象和情绪，缺乏思想的支撑。一首散文诗既有哲理又有诗趣，就更能够增添散文诗的韵味，令人回味无穷，并产生启发和教益。散文诗要富含哲理，就要有一颗睿智和善思的心，要有一双敏锐的眼睛，善于去体察和感悟，去挖掘的提升。
二 精品散文诗的要素
中国散文诗诞生已近百年，从散文诗自身应该发挥的功能、从本身的艺术创新来说，中国散文诗揭示和反映复杂的社会与心灵，融入和传播各种文化与思想，彻底打破传统诗和分行诗在内容、形式与发展空间的束缚和排挤，使其在灵活多变的散行文字中展现无穷的想象并让灵魂始终充满激情地运动，每个阶段都同样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和革命性的进步。历史上的散文诗作家们，其行为和成果不仅为散文诗，而且也为文学史留下了最美最深刻的脚印；部分作品，其思想、审美、创造性，成为文学经典。可是进入商品社会以来，散文诗经典没有延续，精品不再出现。散文诗的精品问题，是当前散文诗发展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散文诗精品的生成，需要具备以下几个要素：
（一）散文诗的思想含量
文学作品没有思想则是苍白的，行走无力的。尽管一些新的文学思潮、新的诗歌流派不以为然，但是它始终逃不过时间、历史、读者的检阅。历史流传下来的文学精品，无一不存在思想的深邃性。《巴黎的忧郁》描绘的是“漂浮在声音、色彩和他的思想之间的转瞬即逝的那些细腻的差别”；《野草》是鲁迅的全部哲学；《先知》是一棵“思考了一千年的”具有超妙哲理和流利文辞的“常青树”；《吉檀迦利》是用深刻思想和优美文字凝聚的经卷，因此它能超越时空使人与神产生精妙的对话。为什么散文诗难写，关键就在于思想的深度和用艺术表现思想的难度；为什么许多作家在晚年写出散文诗的精品，是因为他们具备了思想的纯熟和情感的深沉。什么是散文诗？具有深刻思想的优美自由的文字就是散文诗。有思想的生命是有意义的，有思想的散文诗也才有价值。思想深度是决定你的散文诗能走多远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让思想穿透一切，让思想直逼真理并呈现真理，这样的散文诗才能有核心和灵魂的支撑，才能有一种永恒的品质贯穿其中，这样的散文诗才有成为精品的可能。
（二）散文诗的情感含量
散文诗的本质是诗，诗的本质是抒情，抒情的本质是用真话感染人。凡是喷发于内心的大阵痛、大悲悯、大彻悟、大清醒、大孤独、大欢乐、大诅咒、大赞美，等等，都是由生命的灵与肉生成的真情实感，都是构成散文诗抒情的重要因素。散文诗要面对灵魂和真理说话，面对苦难和良知说话。当然，有时出现“零抒情”、“冷抒情”的散文诗，我们不否认它是深刻的，但关键是不要故作深沉和“零度”；有时也出现“泛抒情”，那也要看是否有必要。因此，要处理好泛抒情与零抒情的“度”。大气磅礴的作品有时显得“泛”，其实“泛”就是它的一种审美特征。纪德的《人间食粮》不泛吗？圣琼·佩斯的《远征》、《海标》不泛吗？惠特曼、艾略特、聂鲁达、帕斯的一些散文诗作品不泛吗？但仍然不影响它们成为精品。这里关键是它是否有值得“泛抒情”的对象和场合。幽深、冷寂、隐晦，有时显得“零度”，但也要看它是否真正属于那种心如止水的幽深平静，那种迫不得已的隐晦朦胧，那种尝尽苦楚的悲凉沉静，那种看破红尘的清苦冷寂，或者“哀莫大于心死”那般的沮丧、凝重、消颓。因此，小情调也好，泛抒情也罢，抑或是零抒情、冷抒情，如果不是情愫所致，而是因诗所为，则不是散文诗可取的。散文诗是个性化的、与心灵有关的、触动人心的东西，因此它必须建立在个人感觉、感受、感悟的基础上，只有把人的鲜活感觉带到文字的现场，才能展现情感、思想的真实，否则就打动不了人，也就不可能成为散文诗精品。
（三）散文诗的文化含量
“文化”是一个很具包容性的概念，有民族的、地域的、世界的文化，也有传统的、现代的文化，还有各种类型的文化。一切思想的、艺术的、学术的、制度的、礼俗的东西都属于文化。然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文化是一个时代的精神表征；一个时代的文化产生一个时代的诗学观、创作观。所以散文诗创作不可能没有文化因素，不可能离开散文诗人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所生活的地域文化环境。散文诗创作的中心话语，是与作者所处时代的主流文化分不开的，如果割裂散文诗与文化的共生共融关系，那散文诗就显得单薄甚至不健全。写古诗、古词讲究用典，写现代诗（包括散文诗）注重文化含量，这是一种起码的创作方法和要求。用文化的眼光去对待生活，去思考人生、历史、世界，那么我们的散文诗就有了文化的含量。
地域文化在散文诗中十分明显。地域文化，是某一人类群体在这个区域长期生存及发展演变所形成的具有文化特质的时空环境，它形成自己独特根性的文化体系，呈现出自己独有的个性。基于地域文化的散文诗创作，是基于地域根性及地域文化体系而进行诗性语言传达与转换的一种现代性散文诗创作。地域散文诗的基本内涵与特征，主要包括民族地域的风光、风情、风物、风俗的发现与描绘，地域民族的生存、生产、生活和创造的认知与赞美，地域文化和民族性格、民族气质、民族精神、民族灵魂的彰显与弘扬，民族的历史轨迹、文化特征、发展现状和未来命运的关注与思考，落后、蒙昧、狭隘等民族缺陷和弱点的审视、反思与批判，以及对乡土的感恩、对大地的依归、对民族的忠诚等精神品质的崇敬与书写，对人性复苏和生命意识、忧患意识觉醒的昭示与表现，对责任意识、对现实和命运的集体性抗争意识形成的肯定与评述，等等。地域散文诗，无疑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作支撑，因而它是精品散文诗的一个重要元素。
（四）散文诗的审美含量
散文诗有着独特的审美品质，讲究情感的纯净、语言的精致和艺术的境界。庸俗、粗鄙永远进入不了散文诗。散文诗的美文性决定它必须具备审美含量。散文诗的审美含量，来自散文诗作家深厚的美学修养、知识功底、思想储备、生活体验。正如灵焚先生所说，散文诗要求作者具备很高的美学、思想、艺术的境界。不管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一些作家、诗人到了文学与思想达到了很高的境界时才写散文诗，如印度的泰戈尔、俄国的屠格涅夫、黎巴嫩的纪伯伦、法国的圣琼·佩斯、日本的荻原朔太郎，我国的鲁迅、当代的昌耀、耿林莽和刘再复等。日本著名诗人荻原朔太郎也认为，散文诗要求思想含量高、哲学要素浓。因此，散文诗审美品质的形成，与作者的学识、修养、艺术、思想等都分不开。[10]由此可见，审美含量是散文诗的又一个重要元素，也只有具备审美含量，散文诗才能经得起时代风浪的冲刷和淘洗。
第三节 散文诗的现代性传统
散文诗始于现代性的实践与表达，因而现代性是散文诗的传统。散文诗起始于19世纪中期法国诗人贝尔特朗（也有说贝尔特朗是从德国作家荷尔德林处引进这种格式的），到了波德莱尔，散文诗这种文体形式得以正式确立。散文诗诞生以后，在全世界掀起一股创作散文诗的热潮。1842年贝尔特朗的《夜之帕斯卡尔》问世，接着1869年波德莱尔的《巴黎的忧郁》出版，1873年兰波完成了《地狱一季》。特别是《夜之帕斯卡尔》出版后，受其影响的文学大家达几十人，除了波德莱尔、兰波以外，还有洛特莱阿芒、魏尔仑、马拉美、洛厄尔、阿拉贡、法朗士、阿波利奈尔、艾吕雅、布勒东、纪德、尼采、克洛岱尔、圣琼·佩斯、勒内·夏尔等。而贝尔特朗的直接追随者波德莱尔，把散文诗推向高峰，成为现代派诗歌的先驱，并被奉为象征主义文学的鼻祖。从此以后，散文诗作为最具活力的新诗体，很快在俄国、南欧、中东、拉美、日本和我国得到发展。在中国，自1917年沈尹默创作第一首散文诗《月夜》[11]开始，随后几乎所有参与现代文学改革的作家、诗人都写过散文诗，尤其是冰心继承泰戈尔和纪伯伦的写法，鲁迅继承波德莱尔和屠格涅夫的写法，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创作于1924—1926年），成为中国现代文学运动中最成功的一部散文诗作品，既是中国散文诗的一块里程碑，也是世界散文诗不可多得的杰作。由此看来，散文诗成功于现代性探索和表现，其骨子里有着深刻的现代性本质和厚重的现代性传统。
一 散文诗现代性传统的内涵界定
现代性是在不断的社会变革中产生的。在西方，现代性进程的三部曲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在中国，自清末开始的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再到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性产生的重要阶段。现代性的核心是启蒙理性，包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它使人产生自我反思、自我更新的内在能力，并形成自由和理性的理想。中国的现代性来自西方，因而经历“被迫接受”到“自觉接受”的艰难历程。尤其在思想文化界，争取现代性历经一场又一场剧烈阵痛。鲁迅先生的《野草》就是在这个特殊的社会背景下，在争取现代性的剧烈阵痛中产生的杰作，所以具有很强的现代性。下面以《野草》为例，解析中国散文诗的现代性传统及内涵。
（一）强烈的生命意识
《野草》包含深刻的生命哲学，各种意象都浸透着生命存在与归宿的思考。孙玉石先生说：“《野草》区别于鲁迅其他创作的一个最大的特征，是它隐藏的深邃的哲理性与传达的象征性。不满足于当时一般闲话或抒情性美文来传情达意，而将从现实和人生经验中体悟的生命哲学赋予一种美的形式。”[12]据章衣萍在《古庙杂谈》里记述：“鲁迅先生自己却明白地告诉过我，他的哲学都包括在他的《野草》里面。”[13]可见《野草》是鲁迅“用诗的激情和诗的形象来展现自我内心世界的丰富、复杂、尖锐、深刻的矛盾和斗争”[14]的作品，容纳着深沉的生命意识。
《野草》里的生命意识，主要体现在韧性的战斗、反抗绝望、向麻木复仇等方面，“这些生命哲学，都是属于独特的个人精神的开掘与显现，它构成了《野草》中鲁迅作为一个孤军奋战的启蒙思想家的丰富、深邃的精神世界”。[15]韧性的战斗，主要体现在“对于旧的社会制度与黑暗势力，对人和人性摧残压迫所采取的生命选择和心理姿态”[16]上。如《过客》中塑造的一个倔强的跋涉者形象，《这样的战士》、《淡淡的血痕中》抒发和赞美的一种永无休止、永远举起投枪的生命意志，《秋夜》的后半部分用隐喻的手法赞颂了追求光明的小青虫，等等，这些都表现了作者的韧战精神。反抗绝望在鲁迅散文诗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如《秋夜》一章，作者重点突出了同夜空顽强战斗的两株枣树的形象，借以表现自己不畏强暴的反抗精神。《希望》更是将“反抗绝望”的生命意识表现得最充分、最直接的一篇。《野草》有一系列含义相对的词，如人与兽、友与仇、爱与不爱、生与死、形与影、梦与醒、过去与未来，等等，“它们不可分割地共同构成为一种关系，一种境遇，一种选择，概括起来就是：绝望与反抗”[17]。面对黑暗与虚无，面对绝望和冷漠，反抗就成了唯一可把握的现实。向麻木复仇，“是鲁迅出于改造国民性思想而对于麻木群众一种愤激批判情绪的升华与概括”[18]。鲁迅在《野草》里连着写了《复仇》、《复仇（其二）》两篇散文诗，将这一人生思考传达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其创作的目的，前者是因为“憎恶社会上旁观者之多”，后者是有感于先觉者与群众麻木之间可悲的隔阂。
鲁迅从来视生命为第一要义，林贤治先生说，他“重视无数个体生命的保存、充实和发展”。《野草》表现出对生命的极度关注，“他明白地把世界分为‘身外’和‘身内’两部分，个体生命于是成了黑暗的承担者，或竟至于是黑暗本身”。[19]正因如此，鲁迅的散文诗“每一句话都为我们开启巨大的想象空间，为读者建造了一个具体的体验世界。”[20]
（二）突出的象征意义
《野草》深含象征意义，这是现代性表现手法的突出特征。厨川白村认为，“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这种表现方法乃是“广义的象征主义”。[21]鲁迅在翻译并在大学讲解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时，显然深受启发，并融入到他的散文诗创作之中。加上受到波德莱尔、屠格涅夫、尼采、安德烈夫、望·蔼谭、爱罗先珂等散文诗作品和散文诗式的文章的影响，象征主义在他心中已打下深深烙印。而且，在那黑暗的年代，最适合用象征的方式借事寄意、托物咏怀，把自己的孤独情怀、矛盾心理、社会理想、探索战斗并走着人生长途的思想，进行浓郁的诗意呈现。因而《野草》中充满隐喻和象征，“那奇崛瑰丽的形象、意境、寓言，总是和隽妙幽深的哲学意蕴融洽无间，浑然一体”[22]。
《野草》中有一篇叫《颓败线的颤动》的散文诗，里面写了“我”的两段梦：第一个梦，是一个年轻的妈妈怎样忍着羞辱与痛苦，靠出卖自己的肉体养活自己两岁的女孩。第二个梦，一对青年夫妻，一群小孩子，他们都怨恨鄙夷地对着一个垂老的女人。老人冷静地骨立的石像似的站起来，迈步在深夜中走出，遗弃了背后一切的冷骂和毒笑。这是一篇典型的象征主义的散文诗。这个故事在一定的氛围中展开了一个多义性的象征世界。这篇散文诗的核心意旨，在于作者对于残酷现实的揭示，对于忘恩负义这种人类丑恶道德行为的愤激批判，这两个梦隐喻了中国下层社会妇女命运的悲哀。[23]
《野草》中的象征主义方法，一些学者作了专门研究，主要通过以下形式体现：第一，借助于一些奇突的象征性形象的创造来完成，如《复仇》中全身裸露和看客永远对峙的青年男女，《颓败线的颤动》中垂老的女人，《这样的战士》中坚执投枪的战士，这些都不是写实的，而有着怪诞、变形、夸张的特点。第二，借助于眼前自然景观的象征性描绘，如《秋夜》中枣树、花草、小青虫与星空的对立，《雪》中江南和朔方雪景的对称，《好的故事》中那倒映在清澈河水中的山阴路上的美景，这些瑰丽的自然景观都是工笔结合着写意法绘出，带有象征寓意色彩。第三，借助于幻境，特别是梦境的象征性描写，《野草》中有七篇是专写梦境的，如《影的告别》、《死火》、《狗的驳诘》、《失掉的好地狱》、《墓碣文》、《颓败线的颤动》、《死后》，造境的奇诡、怪诞前无古人，有一种阴森神秘的气氛。如果纵观《野草》，从某种意义上说，鲁迅是从《秋夜》入梦，至末篇《一觉》清醒，做了一个很长的“秋夜梦”。第四，借助于象征性的寓言故事的创造，如《立论》、《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等，这些寓言幽默泼辣，意味隽永。[24]
当然，《野草》作为一部现代意识很强的散文诗，其开放性和包容性都很突出。既有对现实景象和梦境的交错描写，又把一些微妙难言的感觉、直觉、情绪、想象、意识与潜意识准确而生动地表现出来。因此，《野草》有着现代主义的多重因素，使得这部著作构思奇特新颖，形式多姿多彩，思想深刻、寓意深远、情感深沉，成为留给后人的一部文学经典。
（三）鲜明的反叛精神
反叛精神既是现代意识的一种表征，也是现代性的基本精神。“现代性”因张扬一种对于传统的反叛精神而秉有更加强烈、更加激进的主体意识，并且它意味着“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具有的某种断裂性”[25]。鲁迅的《野草》就是在对黑暗政治压迫和文化专制的反叛过程中爆发出来的，移用雨果形容波德莱尔的话来说，它“创造了一种新的战栗”，充满着浓厚的现代意识和叛逆、探索、前卫精神。
《野草》中的反叛精神是通过一系列艺术形象来呈现的。在《秋夜》中，同夜空顽强战斗的两株“枣树”的形象，借以表现自己不畏强暴的反抗精神。而《过客》中那位孤独的“过客”，谢绝老翁的劝阻，也谢绝女孩的布施，宁可带着伤痛、淋漓的鲜血，也要执拗地朝着前面已经笼上“夜色”的“坟”走去。这里，“过客”披荆斩棘、义无反顾的反抗与求索精神被凸显了出来。关于《过客》的深刻寓意，鲁迅曾在1925年4月11日回复文学青年赵其文的信中说得很明白：“《过客》的意思不过如来信所说那样，即是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26]另外，《影的告别》中的“影子”，《求乞者》中憎恶布施的所谓“求乞者”，《死火》中使“死火”燃烧、与大石车同毁于冰谷的诗人，《颓败线的颤动》中那以奇特的方式向整个黑暗世界复仇的老妇，《这样的战士》中那举起投枪、孤军奋战终于衰老的战士……这些艺术形象，从各个侧面集中地表现了鲁迅“作绝望的抗战”的精神，以及与敌人作决绝的战斗、与旧我作彻底的告别、与旧世界同毁的自我献身的理想。鲁迅曾在1925年3月18日给许广平的信中说过：“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27]这里，抗战意识就是一种反叛精神，它是现代意识的一种表现方式。正如弗兰德·克默德说：“‘现代’不仅意味着一种对新时代的敏锐感觉，还暗指了对生活时尚和传统思想的反叛。”[28]
鲁迅的反叛精神，还体现在艺术追求的原创性上。林贤治先生说，鲁迅一面揭示生存的荒诞与生命的幽暗，一面抱着充沛的人文主义激情，这是他高出许多存在主义者的地方。鲁迅本质上是一个诗人。当他善感的心灵受到触动，或身在大苦闷中而意欲作诗的突围时，则创造了中国特色散文诗的形式。他虽然接受过尼采和波德莱尔的影响，但他结合了二者的优势，“以一个东方人的巨大的创造力，吸纳了代表日神与酒神两种完全相悖的原质，使《野草》充满内在的张力，虽然篇幅有限，却显得更博大，更深邃，更富于瑰奇的色彩”[29]。《野草》的原创性体现，一是“把诗情和哲理织进构思的蓝图”，使其具有深刻优美的艺术魅力。他的诗情是通过艺术形象的塑造，通过意境的创造，通过想象中景物的虚拟描写来形成的；其哲理则又是人生感悟的高度浓缩和提炼。二是“给现实情怀披上梦境的面纱”，在幻想的梦境中抒写自己独特的思想感受，使其更加具有幽深曲折的色彩，充满深刻的寓意。三是“描写个别”，从个别描写入手，通过个别的形象和情景，来抒写自己热烈而深沉的诗情。这个“个别”，是通过艺术概括力和想象力来实现的，而不是单纯的个别。[30]
（四）深刻的自我解剖
《野草》中有不少篇章是从无情地解剖自己入手，对先觉者与群众之间、长者与幼者之间、战士与对手之间、叛逆的猛士与“爱我者”之间、生与死之间种种的矛盾冲突，以及“理想”与“现实”之间、“希望”与“绝望”之间种种的彷徨苦闷，进行痛苦地思考与辨析，从而呈现出鲁迅当时内心世界的无比丰富与复杂。这种内心自我的解剖，也是鲁迅散文诗现代性特色的一个标志。
在《墓碣文》中，通过一个荒诞不经的梦境，展示了一个黑暗势力的反抗者思想上的矛盾冲突以及勇于自我解剖的精神。面对死亡和离开死亡是两种隐喻，我们可窥见当时鲁迅正经历着各种矛盾的交战，既反映了他在上下求索中的彷徨苦闷，又表现了他严格解剖自己的精神和内在精神的一个超越的过程。当然《野草》中涉及内心解剖的篇章有多种不同的情况。《雪》和《好的故事》是表达心中对美好理想的追求；《风筝》是表达一种追悔和自责；《死火》、《蜡叶》表露勇于自我牺牲的豪情；《影的告别》是一种自我内心多元冲突的表达；《希望》是解剖内心阴影。这些作品“表现了鲁迅对美好社会的向往，以及在特定的时期内矛盾的心境和同旧我决绝的决心”。其中“浸透着鲁迅的大爱大憎、大悲大痛，饱含着鲁迅的覃思内省和哲理探索，贯穿着鲁迅直面人生、独战黑暗而又抉心自食、上下求索的精魂”[31]。
总之，研究中国现代散文诗或者论述中国散文诗的现代性传统，不可能绕开鲁迅的《野草》。正如鲁迅研究专家孙玉石先生2003年1月26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演讲时所说，《野草》“是鲁迅先生送给中国新文学的一份厚重的礼物。《野草》在文学界始终被认为是鲁迅创作中一部最美的作品。它有如《呐喊》、《彷徨》那些叙事书写作品所没有的幽深性、神秘性和永久性，它在整体上有一种难以破解而又可以永远引人沉思的艺术美的魅力。……《野草》已经成为鲁迅全部文学创作中留给后人的一个世纪性的‘文学猜想’。”[32]显然，鲁迅散文诗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是十分高的，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有无可相比的“幽深性、神秘性和永久性”，其创造性意义不可低估。探溯《野草》的产生，它基于两个重要背景，一个是黑暗社会的压迫，一个是西方现代文学的影响。从前者来看，当时正处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鲁迅深感军阀统治的黑暗和腐朽，深感封建复古势力对新文化运动的压迫，加上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使他无比苦闷和寂寞，理想与现实、前进与彷徨、希望与绝望处于极度的矛盾之中，于是《野草》便成了他真实地记录自己精神探求的苦闷和心灵呼唤的声音；从后者来看，鲁迅在创作《野草》之前一段时间大量阅读研究、翻译介绍过西方的散文诗作品，深受到西方现代主义创作思想的影响，尤其对波德莱尔、屠格涅夫散文诗的创作手法十分赞赏，甚至对尼采散文诗式的哲学随笔也十分喜欢。后来在北京大学等院校还讲授并翻译了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里面就介绍和提倡广义上的象征主义。鲁迅曾主张“拿来”，“拿来”精神是“五四以后新文学发展极可宝贵的传统”[33]。由此，《野草》是鲁迅借鉴西方散文诗创作方式的成果，不仅有着非常自觉的文体意识，同时还充满强烈的现代意识和创新精神。
二 散文诗的危机与现代性衰落
中国散文诗自20世纪30年代以后，直到80年代，50年间现代性传统断裂了。王光明教授曾撰文指出：“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的当代散文诗，注入了时代理想、奋斗激情和明朗、乐观的色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中国的生活情调，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命途多舛，道路极其艰难曲折，留下了许多值得深入思考的教训，总体上表现为鲁迅开创的《野草》散文诗传统的中断。”[34]到了80—90年代，在耿林莽、李耕、刘再复、彭燕郊、邹岳汉、许淇、海梦、徐成淼、王幅明、王光明、王剑冰、韩嘉川等一批散文诗作家、理论家以及年轻新锐一代的艰难探索下，散文诗的现代性有所复兴，使中国散文诗自20年代以来呈现出第二个高峰。但从90年代末到新世纪10年，散文诗又滑入了媚俗化的深渊，标志着散文诗现代性的又一次衰落，散文诗处于深重危机之中。说散文诗危机深重，一是散文诗创作质量整体水平不高，二是社会上对散文诗呈贬斥状态，三是散文诗在文坛处于最边缘地位，四是散文诗审美标准混乱，产生一股媚俗化、粗鄙化的逆流。
因此，当前散文诗研究的当紧之处，是如何引导散文诗创作改变混乱无序的现状，以拯救散文诗的未来。散文诗的未来与今天有关，当然今天与过去有关。过去的优良传统到今天已经被割裂和抛弃了，而今天的散文诗又并没有突破和超越过去。如此而来，我们今天拿什么去亮相文坛，拿什么去争取地位，拿什么来开创未来呢？这就是当前散文诗在其他文学种类面前的卑微和焦虑之处。其焦虑的核心，就是散文诗现代性本质要素和表达本领已经丢失，而散文诗的替代性策略和超越性技艺又没有完全掌握，散文诗失去了重心、支柱和方向。
当今散文诗的现代性衰落表现如下：
（一）“大众化”掩饰下的粗鄙化
据我的观察，自《野草》以后，几十年间散文诗界就再也没有个性化和震撼力的声音。虽然20世纪八九十年代散文诗兴盛一时，但仍缺影响深远的代表性作品。形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一是长期的战争、合作化运动、阶级斗争形成公开化、社群化的“公共空间”，人们在这种特定的“公共空间”中只能形成所谓“公共”的思想和艺术取向，使散文诗缺乏个性和张力；二是大众传播媒介的统摄、辐射与倾泻，人们崇快、崇浅、崇乐，注重感官享受，回避难度、精致和思考，使散文诗缺乏深刻，也就是说如果有深度就会没有读者。这一切都是“大众化”潮流的结果。当然本质的“大众化”并不是坏事，高雅或者精英艺术需要走向更多人们的心灵，人们也渴望高雅或精英艺术来陶冶自己、提升品质。而且，新媒体的出现与发展，也会对散文诗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和广阔的阵地。但问题的关键是，一些人利用“大众化”来张扬浅陋和低俗，使粗鄙合法化、普及化。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影视、互联网、电子游戏迅速引领着传媒时代的到来，并迅速推进娱乐社会、消费社会的形成。在这种风潮裹挟和涌动下，粗鄙成为时尚，恶俗成为美学，这对文学尤其是诗歌、散文诗构成极大的侵蚀与伤害，其现代性本质已经完全变味。
为此，一向坚守散文诗纯净品格和高质量创作示范的耿林莽先生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现象并及时引导创作。2006年9月14日，耿林莽先生来信，谈到当前散文诗创作时说：“散文诗面临商品化强烈的袭击和侵蚀，可怕。”“‘俗’与‘雅’已成为散文诗两种走向的焦点。”2007年12月26日来信说，“散文诗要在内容上开拓，是对的，但不能放弃美的追求。近来发表的散文诗，有一种粗鄙化趋势，值得注意。诗坛亦如此，不下工夫，以不负责任的态度对待创作”。2008年10月7日来信指出：“‘商品化与官气息’严重‘入侵’散文诗界；散文诗评论‘庸俗吹捧，连篇累牍’。”他说，发生在散文诗界的这些现象，“不仅损害了刊物形象，而且影响到散文诗的声誉，令人不安”。耿林莽先生以睿智的思想和急迫的心情呼吁：“散文诗要守得住寂寞！”2008年11月19日来信说：“散文诗现状与前途均不太乐观，处于强势政治、经济影响下的纯文学，再加上商品化（大众文化）的压力，处境可以想见。”“李耕对此提出‘官气、财气、俗气’的‘三气’评价，颇准确。”2009年3月26日来信附了一篇《诗歌月刊》（2月号·下半月）对他的访谈录，其中一段说：“散文诗这一文体，从其诗性气质上，便有一种可称之为‘寂寞’的品格。纯净，清高，与金钱权势追逐那些庸俗世态格格不入。这是隐含在文体骨子里面的内在精魂。”“这种天生与庸俗世态不相容的品格，便是‘雅’的情操了。”耿老告诫我们：“散文诗是美的，其高雅、宁静之美，是诗人人格、品质和美学修养等综合素质决定的，守住它，才不致被侵蚀。”从耿老的无数次警诫，可见“大众化”掩饰下的粗鄙化严重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二）“易写易读”误导下的浅白与复制
散文诗的轻浅与复制是有目共睹的。有的轻浅如公文、新闻报道、学生日记；有的写作数量惊人，但大多是复制品，重复自己、重复别人。这种现象与提倡散文诗“易读易写”有很大关联。直到当今还有人竭力主张散文诗以普及为本职、以读得懂为标准。但其实他忽略了一个事实，80多年前的《野草》被喻为20世纪的“文学猜想”（孙玉石语），我敢肯定直至今天仍有一些人没有读懂，而读得懂的人也比比皆是。散文诗的普及时代已经过去，何况文学普及工作不是诗人、作家的事，而是文学教育工作者的事。要充分相信读者，不要低估读者的智力。既然散文诗的最终发展是精品化，那就不要降低自己的品格。强调“易读易写”，只会造成散文诗的轻浅与复制；打出散文诗通俗化大旗，只能是为媚俗粗鄙提供繁衍的场所。
徐成淼先生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加速完成当代散文诗的现代性转变》值得重视。一是指出散文诗不能搞“人多力量大”，“散文诗作为工业时代的产物，它的核心是先锋的，而不是泛众的。以普泛化的策略推行散文诗的发展，常常是事倍功半”。二是指出当代散文诗存在着严重“痼疾”和“致命伤”，“不少散文诗粗制滥造，质量低下，已经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他说：“守旧之作缺乏对现代人精神世界的深度探寻，缺乏对人类内心生活的精微表达。它满足于无难度和无深度写作，表现出思想的平庸、笔墨的简陋和结构的单一。可以说，很少有哪一种文体像散文诗这样据守旧垒而不思革新。散文诗如此坚定地保持着自己超稳定的面貌，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应属罕见。”因此，他呼吁：“在世界进入21世纪，人类社会和中国现实都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的今天，散文诗理应彻底告别旧时风月，在涅槃中铸造一个脱胎换骨的新我！要有自我否定的勇气，急速扭转当代散文诗的守旧性，尽快完成中国散文诗的现代性转变。”[35]
（三）“反深度”导致的批判精神缺失
现代性散文诗的最大特色是强调终极关怀、主体体验和审思意识，突出个性、反叛和批判精神。波德莱尔的《巴黎的忧郁》、兰波的《地狱一季》、鲁迅的《野草》等散文诗作品均是这样的杰作。然而，这样的传统已经不在了。前面说过，散文诗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有复兴迹象，但它远远没有诗歌、小说、报告文学那样的波及力和穿透力。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散文诗很难找到具有深刻的自我审视、心灵解剖、生命关注、价值追求以及对传统的反思和对现实的批判的作品。其表现为：散文诗严重缺钙，个人化的小情小调较多，缺少大气和风骨；缺乏探索精神和前卫素质，不敢突破思想的禁区和创作的旧框套；疏离社会生活，缺少强烈的现实关注，不敢去触摸转型期的社会矛盾和批判现实中的不合理；缺少生存思考与人文关怀，不敢深度唤醒人类的良知和揭示人类精神的危机。散文诗卷入娱乐化大潮，唱和应酬，自我欣赏，成了无关痛痒的消闲文学。
散文诗出现这样的境况，其原因是受文学“反深度”思潮影响，从而缺乏心灵解剖的能力，缺少锋利的批判精神，欠缺自我更新的觉悟和勇气。一些研究者也认为，散文诗创作“其精神空间的扩展并没像其他文学门类那样取得更多的突破，最为重要的原因是散文诗作家的精神深度和对于世界的体认程度并没有继承草创之初的品格”。并说，“当下散文诗创作中，诗艺上有了许多开放性的试验，许多散文诗作家也自觉地进行积极的探索，但散文诗的优秀传统却受到散文诗作家的冷遇甚至鄙弃。”[36]这个“优秀传统”，就是现代性的探索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心灵解剖、自我反省、现实关注与人文批判精神。
（四）“反崇高”引发的价值体系崩溃与审美标准降低
当代散文诗现代性衰落的一个重要体现是价值体系崩溃和“道”的没落。诗人南鸥说：“价值，应该说是我们社会基本秩序的最敏感的神经，道德、尊严、崇高、爱与恨等观念都是价值取向的具体演化和派生。如果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价值体系倒塌，崇高、尊严丧失，真、善、美等一些社会生活的基本尺度模糊，社会生活就将是一片混乱，黑白不分，是非颠倒，这样的局面肯定是极为恐怖和不可思议的。……而当后现代思潮像旋风一样席卷我们整个文化领空的时候，我们的诗人和诗歌写作不仅没有与之相抵抗，反而与之相策应，成为后现代思潮的私生子，高举‘非价值’、‘非崇高’、‘非英雄’的大旗，并使之堂而皇之地成为一种新的真理和新话语霸权。呈现出一种对人类的基本精神向度和宏大题旨的一种蔑视，对崇高、英雄和理想等人文精神的截面和基本元素进行了疯狂的解构。而在这样的语境之下，相当一部分诗人和诗歌写作没有逃脱这种被强暴、被肢解、被吞噬的厄运，表现出一种内质的高危缺钙、精神的阳痿和肾虚；表现出一种集体无意识、大面积失语；表现出一种想象力的严重缺失，因而，他们的全部才华和智慧，都挥霍在大规模的制造浅薄和时尚之中。”[37]我引他这么长一段话，是想说明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具有“文学中的文学”之称的诗歌不能没有价值支撑；二是说明当代诗歌已经严重滑入只讲个人欲望不讲普世价值的漩涡；三是说明一批当代诗人已经在正视诗人的职责和诗歌的精神；四是指出了诗歌价值失落的根源和环境。上面描述的情况在散文诗界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价值缺失的散文诗，实则缺乏自发的、真实的内在激情；失去道统的散文诗，则缺乏有力的内涵支撑，尽管满天飞扬也只能是伪抒情、无灵魂的散文诗。
当代散文诗现代性衰落的又一个重要体现是审美标准降低。一些散文诗人“崇低”、“崇浅”、“崇快”，公开提出日常性、随意性与世俗化、口语化写作。特别是受到诗歌界一些伪“先锋”实验的影响，降低散文诗的审美标准。“下半身”宣告自己有意义，因此一些人认为“下半身”是一种“美学”，就去盲目模仿；巴赫金“狂欢”理论是一种文化潮流，因此一些人认为网络狂欢是一种“网络美学”，也去盲目跟风。其实，散文诗是最经不住恶搞的，因为散文诗不会藏拙，散文诗不好就是不好，没有像分行诗那样有许多可以为自己辩解的余地。耿林莽先生一直强调散文诗是一种美文，必须强调高雅的品性和精品化写作；哲学博士、散文诗人灵焚认为，散文诗要求作者具备很高的美学、思想、艺术的境界。因此，散文诗不能降低审美标准。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散文诗的前景和未来。近年来，以周庆荣、灵焚、爱斐儿、黄恩鹏、亚楠、唐朝晖等为代表的“我们——北土城散文诗作家群”崛起，对散文诗的媚俗化、粗鄙化进行强烈冲击，这意味着散文诗又有复兴的可能。
三 散文诗呼唤现代性回归
从现在看来，尽管现代性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东西，正如汪树东先生所说：“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世俗化的浪潮，现代性方案所向披靡，遍及全球。它给我们带来的权益有目共睹，而所造成的危害也昭然若揭，尤其是它对自然生态与精神生态的破坏最令人触目惊心。”[38]即使是现代性中优秀的一面，在中国也继承得不彻底，它还“存在着感性现代性不足、理性现代性片面和反思现代性薄弱的结构性缺陷”（杨春时语）。因而“现代性方案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强化，对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倡导，理性化笼罩一切，直接导致现代世界的机械化、单一化、同质化倾向”[39]。就散文诗来说，现代性的道路并没有走完。散文诗创作还得补全现代性这一课，继承现代性中的优良传统，向着批判性和审思性、多面性和繁复性的审美理想回归或超越性回归。具体而关键的是，必须将主体意识和生命意识、都市意识和开放意识、多元意识和求变意识融入散文诗创作中，让散文诗尽快摆脱轻浅、粗鄙、狭隘。这是当前散文诗如何产生质的飞跃的重大策略。
（一）树立主体意识和生命意识
主体意识和生命意识，是散文诗具有现代感的重要标志。散文诗创作要大胆深入人的内心世界，从“外宇宙”向“内宇宙”深化。正如徐成淼先生指出，要“把作品作为精神的自传、心灵的独白，进行真诚的无矫饰的内心体验”，“从意识乃至潜意识的深处，挖掘出赤诚、焦灼及苦闷，并通过浓重的内心淤积去融化繁复纷纭的社会人生”。[40]这种主体意识也包孕着浓烈的生命意识。“对生命的一种本质意义上的描述，是对人类生存方式的一种终极叩问。对文学（散文诗）来说，有没有这样一种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乃是判断其美学品位高下的重要的标准。”[41]因此，散文诗要进行人生真谛的勇敢追求，要表现出一种大胆看待世界和看待人生的强烈意识，要努力审视主体感受、描画内心图景，甚至包括客体对主体的压迫以及主体对这种压迫的反抗，迸发出人与命运奋力拼搏的呐喊。
（二）强化都市意识和开放意识
都市意识的觉醒和开放意识的强化，是散文诗现代意识的一个重要体现。正如徐成淼先生说的，“现代散文诗原本是现代都市的产物”，“现代化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都市化”。但由于复杂的历史文化原因，我国散文诗断离了鲁迅的传统，走上了一条以乡村抒情、河山赞美为特色的路。尽管散文诗也可以这样写，但是容易失去厚重与深沉，失去批判精神和思辨意识，“乡土意识的坚执和都市意识的失落，将导致散文诗与整个社会、与人们的现实生活不能同步”，“如果使某些怀乡、思古、忆旧的情绪过分膨化，便会损害散文诗生动进取的品格”[42]。因此，把都市意识引进散文诗是散文诗发展的必然和需要。都市意识是一种开放、进取的意识，它充满躁动、求变和开拓的情蕴，这与散文诗审美特征十分契合。散文诗只有吸纳都市意识和开放意识，它才能充满蓬勃的生命力量。
都市意识是地域性的一种类型表现，这里提出要强化都市意识主要侧重其开放性和前沿性一面，它是散文诗的重大策源地，比如“我们”散文诗作家群之于北京发源。然而“地域性”不仅指都市这个地域，还包括边地、小城镇、少数民族聚居区等一些具有独特文化背景和原生态场域，只要有利于散文诗话语场的建立，能发掘和体现散文诗的现代性精神，都不能忽视它。
（三）注重多元意识和求变意识
多元意识和求变意识，也是散文诗现代意识的重要元素。散文诗的多元化，是指要有大文化的包容，“不仅在内容上对散文诗作更深层次的开掘，力求在作品中汇入变革时期激越的音响，抒写新时期共和国公民的崭新理念与观念。”散文诗就像一面多棱镜，“折射出当代生活赤橙黄绿青蓝紫繁复纷呈的色光”。[43]同时，散文诗“侧重吸收现代文学观念和艺术技巧，糅合大量通感、跳脱、佯谬、变形、象征、暗示等现代手段，使散文诗的内在气质和外部形态起显著的变化”[44]，从而由单纯变为繁复。另外，散文诗的多元与变化，是从风格上去创造和体现的。散文诗应该形成多样化的风格与流派。中国散文诗的民族风格、哲学风格、文体演绎风格、形而上风格、古典风格、浓缩风格、寥廓风格、内向风格、情爱风格、高原风格等风格与流派已呈端倪[45]，它的明晰和壮大，对确立散文诗的文体地位十分重要。还有，散文诗应由静穆和谐向动感变幻转变。散文诗如果“以热烈取代恬淡、以动态取代静态”[46]，将探索意识、进取意识以及充满躁动、求变、开拓的情蕴带入散文诗的肌体，用夸张、排比、相反相成等表现手段增强散文诗语言的张力，它就会产生一种箭在弦上的力度和气势。
（四）强调叛逆意识和批判精神
变革和叛逆是散文诗的核心，强烈的批判精神和叛逆意识，是散文诗现代意识的重要支撑，同时也是散文诗的优良传统，从波德莱尔到鲁迅，均毫无保留地宣泄他们对于黑暗社会现实的不满和叛逆质疑精神。这一传统使散文诗赢得地位和影响。散文诗立足于社会现实，忠实于时代感受，终究生命的本相，描绘生命的情态，解剖内在心灵，揭露人性本质，张扬主观战斗精神，这些都是散文诗批判和叛逆本能的体现；质疑传统中的守旧，抗拒权势的压迫，批判时俗、弘扬正气以及忧国忧民的意识，是历代散文诗人的品质所在。散文诗要善于对天经地义的说法和价值提出疑义和挑战，要敢于不断批判社会和自我批判。尤其在当今这样一个复杂、混乱和充满缺陷的世界中，更需要散文诗进行“苛刻而严谨、理智而激烈”的批判光芒的透射。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是反叛传统的标准化技能；现代性依靠的是反叛所有标准的东西的经验。”[47]他讲的“技能”和“经验”，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种思维方法、思想深度和写作形式的问题。如果放弃“现代性”的精神实践，实际上就放弃了文化向前发展的希望和可能。
散文诗现代性的总体要求就是“突破”，不破则不立。要学一学现代诗歌的先锋意识，不断地质疑一切，反思自我与时代的关系，充分调动和利用它们的批判性或对抗性，坚持和探索散文诗的独立品质，并以散文诗创造的精神世界的纯粹和真实，去对抗现实世界的庸常、麻痹和腐朽。同时要大量吸收现代主义诗歌的形式技巧，使内容获得多种表达的可能，这样才能使散文诗的面貌出现本质的新变。
总而言之，现代性是散文诗不能丢掉的一个优良传统，散文诗要改变现状则离不开现代性的荡涤与激发。当然，呼唤散文诗向现代性回归也要排除“西方中心论”，排除一味地“修旧如旧”运动。因为现代性危机已十分明显。散文诗要取得突破性发展则要发掘本土化与人文化内涵，使散文诗的现代性成为融入地域的、民族的独创性的现代性，而不是与西方或过去“同质化”的现代性。因此，2005年初，我创办“中国散文诗网”时提出四个诗学主张，即思想性、地域性、多元性、现代性，与这次呼唤散文诗现代性回归的内涵，是一脉相承的。散文诗需要创新，但真正的创新，并不是丢掉其本质、丢掉其灵魂，并不是丢掉它的魅力和力量。2010年7月，在湖北丹江口散文诗笔会上，我以《散文诗的精品之路》作为发言题目，指出精品散文诗的四个要素：即思想含量、情感含量、文化含量、审美含量，这与散文诗的现代性本质追求也是一致的。散文诗的现代性增加这四个元素，其内容的深厚、诗性的力量，其艺术生命力，是呈增量发展的。我相信，只要我们知史明志、心怀高远、看清未来，就能引领中国散文诗的健康发展，就能以质量改变人们对散文诗的不良看法，就能开创中国散文诗的新局面，让散文诗瞩目于中国文坛、世界文坛和未来的文坛。
注释
[1]徐成淼：《散文诗的精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页。
[2]耿林莽：《序二 为一部大书的诞生而欢呼》，王幅明：《中国散文诗90年（1918—2007）》，河南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
[3]邹岳汉：《序三 中国散文诗发展历程的宏伟长卷》，王幅明：《中国散文诗90年（1918—2007）》，河南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9页。
[4]《“我们——北土城散文诗群”作品选展》编者按，中国散文诗网刊
[5]刘行颋：《新诗发展需要厘清问题探寻出路》，《文艺报》2013年第1版。
[6]黄尚恩：《散文诗的发展迎来新契机》，《文艺报》2013年第1版。
[7]喻子涵：《关于散文诗创作问题的思考》，杜国景：《时代的追问——贵州省中国现当代文学学会论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95页。
[8]转引自郭风《谈谈散文诗》，《散文诗选》，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9]灵焚：《也谈散文诗的可能性》，《女神》，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版，第139页。
[10]灵焚：《散文诗，作为一场新的文学运动被历史传承的可能性》，《中国散文诗网刊》
[11]该作发表于1918年1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由北社编、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新诗年选》（1919）选了沈尹默新诗五首，在《月夜》诗后，有署名“愚庵”（康白情）的评语：“这首诗大约作于一九一七年的冬天，在中国新诗史上，算是第一首散文诗。其妙处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新诗年选》后面附有“一九一九年诗坛略记”，亦云：“第一首散文诗而备新诗的美德的是沈尹默的《月夜》。”全文见王幅明《沈尹默对中国散文诗的独特贡献》，载中国散文诗网刊
[12]孙玉石：《鲁迅〈野草〉的生命哲学与象征艺术》，中国网，
[13]衣萍：《古庙杂谈（五）》，《京报副刊》1925年3月31日。
[14]中国现当代散文透视：《鲁迅的〈野草〉》，
[15]孙玉石：《鲁迅〈野草〉的生命哲学与象征艺术》，中国网，
[16]同上。
[17]林贤治：《〈野草〉:鲁迅的散文诗》，人民网，
[18]孙玉石：《鲁迅〈野草〉的生命哲学与象征艺术》，中国网，
[19]林贤治：《〈野草〉:鲁迅的散文诗》，人民网，
[20]龙建人：《散文诗创作应该返回现代传统》，赵卫峰、黄昌成：《中国诗歌研究》，大众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30页。
[21]黄德志、沈玲：《鲁迅与厨川白村》，《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10期。
[22]中国现当代散文研究：《鲁迅的〈野草〉》，
[23]孙玉石：《鲁迅〈野草〉的生命哲学与象征艺术》，中国网，
[24]中国现当代散文研究：《鲁迅的〈野草〉》，
[25]陈旭光：《现代主义：“阐释世界的一种模式”——关于“现代主义”术语之由来与内涵的考论》，文化发展论坛，
[26]鲁迅：《鲁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42页。
[27]鲁迅：《鲁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页。
[28]转引自陈旭光《现代主义：“阐释世界的一种模式”——关于“现代主义”术语之由来与内涵的考论》，文化发展论坛，
[29]林贤治：《〈野草〉:鲁迅的散文诗》，人民网，
[30]孙玉石：《〈野草〉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9页。
[31]中国现当代散文研究：《鲁迅的〈野草〉》，
[32]孙玉石：《鲁迅〈野草〉的生命哲学与象征艺术》，中国网，
[33]孙玉石：《〈野草〉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1页。
[34]王光明：《散文诗：“野草”传统的中断》，《灵魂的探险》，海峡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235—257页。
[35]徐成淼：《加速完成当代散文诗的现代性转变》，《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
[36]龙建人：《散文诗创作应该返回现代传统》，赵卫峰、黄昌成：《中国诗歌研究》，大众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26页。
[37]南鸥：《倾斜的屋宇：后现代与当代诗歌——重构精神元素与诗歌文本》，《诗歌月刊》2006年第5期。
[38]汪树东：《生态意识与中国当代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39]同上。
[40]徐成淼：《新潮散文诗试论》，《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2期。
[41]徐成淼：《再造梦想：文学创作论研究论纲》，贵州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221页。
[42]徐成淼：《散文诗呼唤都市意识》，《贵州社会科学》1989年第10期。
[43]徐成淼：《散文诗：在追求现代感中蜕变》，《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4期。
[44]徐成淼：《新潮散文诗试论》，《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2期。
[45]徐成淼：《再造梦想：文学创作论研究论纲》，贵州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210页。
[46]徐成淼：《新潮散文诗试论》，《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2期。
[47]哈贝马斯：《论现代性》，王岳川、尚水：《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1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