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第一次出国是在一九二四年夏天，当时她已经二十八岁，而我也已经四岁，弟弟三岁。这样的年纪还要出国，即便在当时的上海滩也是个异数，也可以看得出她对这个家庭、这段婚姻是多么失望、心灰意冷。
母亲和姑姑一同出国，她们很早就想出国了，那天母亲和父亲不知又为什么事吵起来，母亲抱着我坐黄包车来到姑姑家。姑姑看到我头发散乱，就帮着我梳头发，我依在姑姑怀里，听母亲在一旁恨恨地说：“茂渊，再不出去，总有一天我要死在他手里。”想必这些话母亲在姑姑面前说得太多，姑姑并不吃惊，拍打着我肩上的碎头发，说：“出去出去，我陪你，我也想出去，画画，跳舞，写文章，像男人一样，再没人约束。”母亲说：“话从你嘴里说出去的，你不要赖，我们现在就准备吧，最好明天就准备，免得你到时后悔。”姑姑说：“好啊，我对这个家不留恋的。”
都说姑嫂关系是最难相处的，婆婆与媳妇是一对天敌，那么嫂子与小姑也应该是天敌。但是我母亲和姑姑却是例外，她们总是腻在一起，她们的感情之好让我父亲很烦恼。他曾经当着我的面咕哝过，甚至叮嘱过女佣，只要看到张茂渊来，就不许她们开门。但是我姑姑从不把这些女佣放在眼里，不是说她看不起女佣，她对她们也挺好，但是她身上那种上海女人的强势首先把那些女佣吓倒三分。我听到她们私下里这样议论过：“张小姐要来，真的不给她开门吗？”何干说：“这可不行，她是小姐，我们是下人，这样的事我是做不出来。”疤丫丫说：“我也做不出来，张小姐也是有脾气的，我看见她发过火，那也是吓死人的。”结果我姑姑一来，女佣们老远地就给她开门，还给她赔笑脸，让我父亲气得干瞪眼。
我姑姑是新派女性，凡事都站在母亲这边，对于我父亲的一些行为她嗤之以鼻。而我父亲总觉得女人应该待在家中，孝顺公婆侍候男人，家里出了两个女强人，还总和他对着干，他心里很不舒服，很窝火。
这一天是春天，天气很好，杨花一朵一朵飞来飞去。我穿着粉绿的新袍子和弟弟在花园里玩，姑姑又来了，抱着一大摞书进来，和母亲说话。母亲说：“你又去图书馆借书啦？”姑姑说：“你闷在家里干吗？又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走，带你去看《娜拉》，很好看的话剧，轰动上海滩。”黄包车停在门口，姑姑放下书就拉着母亲走出去。
晚饭桌上，姑姑和母亲还没回来，父亲的脸色很难看。我和弟弟把头埋得低低的，恨不得要把整只碗吃下去。“她们去哪啦？怎么还不回来？像什么样子？”父亲问何干，何干说：“我不知道，出去的时候她们也没说。”正在这时母亲和姑姑回来了，有说有笑。父亲脸拉得老长：“不好好待在家里，整天在外面瞎疯什么！”母亲本来就一肚子怨气，听了这话自然不开心：“哦，我们在外面就是瞎疯，你在外面就是做正经事？你那点丑事我都不想提。”
父亲“啪”的一下将筷子拍到桌子上，我的心颤抖了一下，瞪大眼睛看着父亲。父亲叫喊起来：“我怎么啦，我用的又不是你的钱！你有本事，别赖在这个家啊？一个个都滚了，老子反而清净了。”母亲的身体有些微微颤动，她冷笑了一下：“好，那我告诉你，你这个家我还真不想待了。”说完转身进了房间，姑姑赶紧进去劝她，我也被何干牵回房间，隐约听见母亲的哭声，虽然听不清楚她和姑姑在说什么，但我知道应该是件大事。窗外月光明亮，和白天差不多，明天应该是个好天气，可以出去玩，我胡思乱想着。
但是离婚的事再没人提起，几天后，母亲和姑姑真的出国了。名义上说是出国留学，实际上是离家出走，她们知道狠话对我父亲产生不了任何约束力，只能以这种方式来表达抗议。
临上船那天，母亲十分伤心，伏在竹床上失声痛哭，一身绿衣上缀满了发光的小亮片，小亮片也随着她的身体在微微抽搐。佣人几次来催促，说：“太太，已经到时候了，要不，时间来不及了。”她好像没有听见，何干把我轻轻推上前，在我耳边低语：“去对二婶说，时候不早了”。我小时候算是过继给叔叔张志潜，他们没有女儿，特别想有一个女孩。我那时团头团脑，面粉捏的娃娃一样，梳着童花头，乌发亮眉，人见人爱。当然，这种过继只是口头上说的，并没有立下字据，甚至也没有办酒席。但是家中女佣一旦不高兴，就对我恶眉冷脸说：“你是大房里的女儿，你到那边去，我们不想侍候你。”所以，有时候，佣人们就让我叫母亲为二婶，父亲为二叔，姑姑自然也称为三姑。
我怯生生地走上前，用手拉拉母亲衣服上的绿色小亮片，想说什么，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而且非常害怕。也不知道叫她什么？叫母亲或二婶，好像都叫不出口，最后只好不说话。
母亲只顾哭，不理我，我站在竹床前看着她，有点手足无措，只是懵懂地傻傻地站着。姑姑走进来，穿着一身为出洋定制的新衣，表情很淡定，她看了一下手表对母亲说：“别难过了，要不然真来不及了，反正长痛不如短痛。”说着，她指着七八只大箱子对下人说：“你们把箱子抬到门口车上去，我来劝她。”她的脸上带着对远行的向往。
母亲缓缓抬起头，用满是泪痕的手抚摸我的脸，替我整平衣服上的褶皱。到底，她还是舍不得我和弟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