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年，家里请了一个姓朱的老先生，教我和弟弟读古书。他留着一撇焦黄的胡须，站在窗前捧一本古书摇头晃脑，我看着就厌烦，特别烦他让我背古书，背诵“太王事獯于”一定要记成“太王嗜熏鱼”才能记得住。当时我和我弟弟正在读一本小说《海上花列传》，那部小说是用吴语写的，虽然标了标点符号，但是一些吴语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意思，一连好几天我捧着书就发愁。有一天朱老先生在我的书桌上发现这部小说，轻声念了起来，我这才发现原来朱老先生就是苏州人，就让他读出来。我以为朱老先生会拒绝，谁知他一下子来了兴趣，捏起喉咙装女声来读《海上花列传》，他装出来的女腔活灵活现，同时身子还扭来扭去的，风骚劲十足，真的就像女的一样，我和弟弟哈哈大笑。只有这一刻，我才觉得他有几分可爱。他自己也显得很开心，过后只要我们不好好读书，愁眉苦脸坐在书桌前，他就捏拢了喉咙装女声读《海上花列传》，这时候我总是忍不住破涕为笑。
朱老先生是我和弟弟的私塾老师，是父亲执意要请他。父亲认定只有家里的私塾教育才是最正规的教育，老祖宗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这样的私塾才能学到东西。母亲知道我们在家跟朱老先生读私塾，很不高兴，越洋电话打了不少，写信来得更多，有一次甚至和父亲在电话中吵起来，父亲扔掉电话。母亲急得不行，特地赶回上海。她一直希望培养我淑女气质，让我学钢琴，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可以分别不同等级的咖啡，懂得电影和话剧。她常常感叹自己生不逢时，想让我弥补她的遗憾。她不希望这个旧式家庭的腐朽、堕落侵蚀到我。所以她一回家，就为了我和弟弟的教育与父亲吵起来，两个人针尖对麦芒，吵得很厉害。母亲说：“私塾老先生都是教那些死的八股文、文言文，顶多背一些古诗古文什么的，我不能说这些东西没用，起码现在来说没有大用处，我在外面我知道，将来靠这些，她们如何去谋生？”父亲扭着脸不理睬她：“你出了几天洋，懂什么死的活的？私塾里教的才是真正的学问，那些洋学堂就把学生带坏了，能学到个屁！”父亲和母亲吵得不可开交，家里鸡飞狗跳，女佣们进进出出全没有好脸色。
母亲想送我到教会学校黄氏小学去读书，很多贵族的子女都在那儿读书，可以学习英语、音乐、舞蹈和数学。父亲当然极力反对，他最不喜欢这些西洋的东西。他说：“学这些乱七八糟的有什么用？像你那样出去唱歌、跳舞、做交际花？”他借题发挥，发泄对我母亲的不满。母亲说：“你用不着把对我的气全撒在孩子身上，现在关键是为小煐的今后着想，你出去打听打听，在上海，哪个孩子不出去上学！”“我又不是没请先生教他们，我花的钱还少啊！”父亲咆哮起来。母亲仍然不依不饶：“现在是什么社会，你睁开眼睛好好看看，和过去不一样了，你别老守着祖宗牌子不放。”父亲眼睛里藏着怒火：“我不同意，小煐如果走你的路，我先把她的腿打断！”
屋内的争吵吓坏了弟弟，他明亮的大眼睛包着两滴眼泪，像草上的露珠摇摇欲坠。张干一边哄弟弟，一边小声嘀咕：“成天这么吵，一见面就这样吵，还真不如离了。”何干坐在石阶梯上摘豆荚，白了她一眼，骂道：“你想讨骂啊？”我坐在小木马上，眼睛傻愣愣地望着前方，也不清楚自己在想什么，连何干叫我也没听见。
后来我果然读了黄氏小学，报名时母亲很开心，决定让我一切重新开始，就在报名表格上给我起了一个新名字：张爱玲，她办妥了这一切又出国了。那个朱老先生还留在家中，仍然教我们读古文，他常常翻看我从学校带回家的课本，摇头感叹：“读这些东西，老祖宗的东西都让这些洋老师败完了。”他应该有六十多岁，终年穿着一身不甚干净的蓝布衫，靠近的时候会闻到一股淡淡的烟草味，仅存的几颗牙齿也被烟草熏成了焦黄色。朱先生有深度近视，虽然他的鼻梁上已经架了一副很厚的眼镜，但看东西的时候还是要靠得很近。他的人很好，性情温和，待人亲切，吃过晚饭后我也常常和他聊天，《海上花列传》是在父亲桌上发现的，后来又从他那里拿了本《醒世姻缘》。我越读越有兴趣，自己偷偷开始模仿写起了小说，我写了一部小说《摩登红楼梦》，可是只写了几章就写不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