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家期待有一天有效率的社会结构和完善的机械会取代必要的严酷持久的劳动，使所有的人，包括男女，都能享受到如今只有少数具有特权的人能享受到的闲暇。在那个未来的黄金时代，人们一天的工作不需要超过四到五小时，其余的时间全是他自己的，他愿意干什么都可以。
任何敏感的人都不难同情这种愿望。假定做超人先要当奴隶，那你一定要非常傲然地有把握成为超人才会平心静气地去先当奴隶。可怜的尼采以签署“尼采·恺撒”来结束他的书简，最后死在疯人院里。也许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吧——无论如何是那些智者付出的代价；因为那些自甘愚蠢的人是决不会为了毫不动摇地确信有一种优越感而付出任何代价的，就如他们也同样绝不会接受它。
但是对一种理想的同情不需要同情者对它不置可否；一个人可以对之热情洋溢，但一定不要因此而不加思考。大部分人类承受着最没有意义的过度劳动的重复。这一事实可能，同时也的确引起我们的愤慨与怜悯。但一定不要让这类感情妨碍我们批评那些想要改变目前状况的人的计划。社会改革家亟想看到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所有的人都享有今天有闲阶级所享有的同样多的闲暇。允许我们怀疑，把我们的同情先搁置一边，这种圆满的结果是否真的如此迫切需要呢？
让我们以一个简单的问题开始：假设经过重组的社会与经过完善的机械给人以闲暇，那对于如何消磨闲暇的问题人们会提出什么建议呢？
未来的预言家们基本上对这个问题给予同样的答案，只不过根据他们的爱好稍有变化。亨利·波昂加列[1]认为未来的人类将以“思考自然的规律”来充实他们漫长的闲暇。萧伯纳君非常赞同这个意见，在《回到玛土撒拉时代》[2]这个剧本中，古代人在四岁前就不再对一些幼稚的事物如爱情、艺术、他们同类的社会等感兴趣，不再把他们旷日持久的生存岁月消磨在沉思默想宇宙中神秘和玄妙的美这个问题上。威尔斯[3]君在《人如神》中刻画了一个由喜欢体育的化学家和喜欢数学的物理学家构成的人种，他们赤身裸体来去，不像萧伯纳君的更为严肃的古代人，在从事科学实验的间隙是以理智的态度去自由恋爱。他们对艺术也感兴趣而并不放弃游戏。
对我们所提问题的三种回答是典型的。众所周知的所谓“较富生活”是由各种活动组成的，在评价这些活动的相对重要性上不同的预言家会有不同的看法；可是他们全都同意我们有闲的后代生活是高级的，他们将热衷于熟悉种种被人认可或人们称为的事物的精华；他们将欣赏最古典的音乐会，他们将从事艺术实践或手工艺品的实际制作（无论如何，要到这些工作被认为是幼稚的时候才停止）；他们将学习和研究科学、哲学、数学，思考他们生活的世界的可爱奥秘。
简而言之，这些未来的有闲人士——没有理由认为这是非常遥远的时代——真的，我们的孙辈可以活着看到一天工作四小时制度的建立，他们做到我们今天的有闲阶级明显做不到的事情。
现在活着的富人和闲人当中花时间去思考自然规律的有多少呢？我说不上来；我知道的就是我很少遇到这样的人。许多有闲人一心当艺术事业的保护人，甚至在业余时间热心从事艺术实践，那不假。但是任何一个在富有的“艺术”人士当中来往的人都知道这种艺术修养是出于何等程度的虚荣心，他们大肆嚷嚷的热忱多半是那么浅薄和虚假。有闲阶级搞艺术如同他们打桥牌一样——都是躲开烦恼。跟运动和谈情说爱一道，艺术有助于填充他们生活的真空。
在蒙特卡罗和尼斯你可以遇到那种有钱人，他们压倒一切的兴趣爱好就是玩乐和谈情说爱。根据我的旅游指南，单是蒙特卡罗每年有两百万人光顾。欧洲整个有闲人口当中的八分之七每年一定集中在地中海这一狭长的沿岸。五千个爵士乐队每天为娱乐他们而演奏，十万辆机动车以高速度把他们从一个地方送往另一个地方，巨大的股份公司为他们提供种种消遣，从轮盘赌到高尔夫球，大批妓女从世界各地蜂拥而来，心痒难熬的嫖客麇集。一年中有四个月，法国的里维拉成为地上的乐园。四个月过去后，有闲的富人回到他们在北方的家，在那里发现等着他们的是他们留在后面乐园的分支。
在蒙特卡罗有闲的富人，我说过，他们对付烦闷的主要手段是谈情说爱与吃喝玩乐，其中有许多人也是所谓“搞搞艺术的”。但并不是说，我认为在蒙特卡罗可以找到这类人的最好样品，要找必须去佛罗伦萨。佛罗伦萨是那些人的基地，他们以同等热诚练习打麻将的技术和培养对佛拉·安吉利科[4]的欣赏能力。他们边喝着茶、吃着烤饼边谈论他们风流好色的晚辈，如果他们本人年纪已大，不适合再谈恋爱的话；不过他们还用水彩写生，读《圣方济各的小花儿》[5]。
对这些有闲的富人要讲句公道话，我一定不能略而不提他们当中可敬佩的少数人，他们忙于慈善工作（且不提专横），忙于政治、地方行政，偶尔从事学术和科学研究。我对使用“服务”这个词犹豫不决，因为它经常被一帮下游的报纸老板、精明而讲求实际的企业家和基督教青年会的职业道德家作为一种理想高高举起，以致失去了它的全部实际意义。按我们现代救世主们的说法，“服务的理想”是由那些刚好以足够的诚实把事情办得既有效率又有利可图，可是使它们脱离目标的人实现了。简单的开铺子被抬高成一种漂亮的美德。那种鼓舞英国有闲阶级中最优秀的一部分人的服务理想是跟在美国杂志上登广告的商人所经常提到的服务理想毫不相干的。如果我没有把这一点讲清楚，我的赞扬也许会被认为如果不是纯粹带有侮辱性的话，则至少也是非常糟糕地软弱无力。
那么，总算存在一个令人佩服的少数了。但即使对这个少数和他们的消遣予以充分考虑，那也不能老老实实地说现今的有闲阶级，真的，也包括我们所知的任何历史时期的有闲阶级，他们对鼓吹闲暇是活的广告。想想蒙特卡罗甚至艺术之都佛罗伦萨富裕的有闲阶级吧，他们也决不是令人欢欣鼓舞的。
如果我们考虑无闲的穷人，在他们劳动与睡眠之间这段可以短暂休息的时间内所能做到的消遣，同样不能使我们很大地消除疑虑。看别人玩游戏，看电影，读报和好坏不管的小说，从收音机里听音乐会和听唱片，坐火车和公共汽车四处观光——这些，我以为是劳动者的主要消遣。这些消遣花钱不多，使它们跟富人的消遣区别开来。把闲暇拉长会有什么后果呢？那就是不得不出现更多的电影院，更多的报纸，更多的拙劣小说，更多的收音机和更便宜的汽车。如果财富和教育随闲暇而增加，那么必然有更多的俄罗斯芭蕾舞剧团以及更多的影片，更多的《泰晤士报》以及更多的《每日邮报》，更多的赌场以及更多的赌注登记人和足球赛，更多票价昂贵的歌剧以及唱片，更多的休·沃尔波尔[6]以及更多的纳特·歌尔德[7]，同样的原因作用于同样的机体，可以预期产生同样的后果。对于一切平常的目的，从历史上看，人性实际上是不变的。“所以，”如朗斯洛特·戈波[8]会说的那样……
既然如此，我们必须进一步认为闲暇的增加将伴随着这类精神疾病相应增加的发病率——烦闷，不安，坏脾气，厌世——它们现在和过去都使有闲暇阶级苦恼而且一直折磨着他们。
闲暇增加造成的另一个结果是，假定随之而来的是一种还过得去的高标准生活，将使现在的劳动阶级对一些属于男女关系性质的事情的兴趣大为增加。爱情，从它一切复杂的奢华方面来看，只能在一个由吃得好而又无所事事的人们构成的社会里方能兴旺。考察一下由有闲阶级的成员执笔同时也是写给他们看的文学吧，把它跟通俗的劳动阶级的文学比较一下。比如《克莱芙王妃》[9]和《天路历程》[10]，普鲁斯特[11]和查尔斯·加尔维斯[12]，乔叟的《特罗伊勒斯与克莱西德》和民谣，那马上显得十分清楚，有闲阶级比工人群众对爱情故事产生大得多而且更内行的兴趣。你不能在辛勤工作的同时又进行煞费苦心的恋爱。谈情说爱，如果用有闲妇女渴想的那种方式，那是一种全日制的工作。它既需要时间又需要精力，而这恰恰是一个劳苦的工人所缺乏的。如果减少他的工作时间，那他就会兼而有之。
倘若不久的将来，或者一两代人之后，所有的人都能过现在只有少数人过的有闲生活，其结果，就我能看到的而言，将会像如下的情况：有大量的这么一些代替思想的消磨时间的代用品，如报纸、电影、小说，便宜的交通工具和无线电话；用更为一般的词语表达吧，将会更大地增加对体育运动和艺术的需求。对恋爱这种精美艺术的兴趣将广泛地得到发展，为数众多的人，比前对那种精神和道德的疾病具有免疫性，将为烦闷、消沉和一概不满所苦恼。
事实是，在现今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大部分人，几乎不能不把他们的闲暇花在这些消遣上，这些活动倘若不是确实有害的，至少也是毫无意义的，无益的；更糟的是，私下认识到是无益的。
照托尔斯泰的意见，普遍的闲暇，整个说来似乎都是荒谬的，甚至是罪恶的。把普遍的闲暇作为一种追求目标的改革家，托尔斯泰认为他们是疯子，他们一心想把所有的人变成像那些城市里的悠闲的有钱人一样，而这些人，托尔斯泰的青年时代就是在他们中间度过的，又是为他所鄙视的，他把他们看作是反对人类康乐的阴谋家。
在托尔斯泰看来，重要的是并非工人应得到更多的闲暇，而是那些有闲的人应该工作。他认为社会理想是：一切在自然环境中生活的人都要劳动。他想看到所有的男男女女依赖土地生活，而且依靠他们本身在地里生产的产品生存。乌托邦设计者喜欢预言人类完全放弃农业，靠合成食品生活的时代一定会到来，这对托尔斯泰来说完全是感到厌恶的。合成食品的预言家们大概比他高明。人类更可能是城市化而不是农村化。但这类或然性在这里跟我们无关。我们关心的是托尔斯泰对闲暇的意见。
托尔斯泰厌恶闲暇是根据他自己在青年时代悠闲自在的经验，以及对别的富有的有闲男女观察而得到的看法。他作出结论，据当前的情况看，闲暇与其说是一种幸福不如说是一种灾祸。在你观光蒙特卡罗或有闲者其他的地上乐园时，是难于同意他的看法的。大部分人的头脑只是出于被迫才工作。闲暇只有利于那些即使没有压力也渴望进行脑力工作的人。在一个完全由这样积极地思维的人组成的社会里，闲暇会是一种纯粹的幸福。这样的社会从未出现过，现今也不存在。它究竟能不能实现呢？
那些相信自然的所有缺陷都能由适当的教养弥补的人的回答是肯定的。教育科学仍处在初级阶段确实相当明显。我们具备足够的生理学知识可以设计出种种体育锻炼的办法，使身体发挥可以达到的最高效率。但是我们对于心智的知识，尤其是对正在成长的智能，那就远远不够充分；即便是我们现在具有的这种知识也不是系统地或普遍地运用到教育问题上。我们的智力像坐着不动的城市居民的肌肉松软的肉体——发育得既不够又不全。有一大批人，他们的智力发展几乎在儿童时代就停止了，他们终身都处在十五岁的男孩或女孩的智能阶段。根据真正的心理学知识而设的合适的脑力锻炼课程，至少会使所有人的头脑达到它们最大的发展限度。灿烂的远景啊！但我们对教育的一片热忱，假如我们考虑一下什么是最大多数人所能达到的最大的发展限度，那就会稍稍冷却下来。就那些特殊的才具来看，才智天生的人对于天生缺乏才智的人就好比人之与狗。在数学上我跟牛顿相比是一只狗；在音乐上跟贝多芬相比，在美术上跟乔托相比，我也是只狗。别提走钢丝，我跟布朗丁[13]相比是一只狗；打台球，跟纽曼[14]相比是狗；拳击，跟登普西[15]相比是狗；品尝酒，跟罗斯金[16]的父亲比是一只狗。如此等等。即使我在数学、音乐、绘画、走钢丝、打台球、拳击和品酒方面都得到完美的教育，我也只不过成为一只受过训练的而不是没受训练的狗罢了。前景仅仅使我感到中等程度的满意。
教育可保证人人在智力上得到最大的发展。但是那个最大的发展就大多数情况而言是不是高到允许整个社会在悠闲中生活，而不让那些总是作为有闲阶级特色的可悲品质得到发展呢？我认识许多人，得到了现代可以得到的最好的教育，而他们利用闲暇的方式却好像他们根本从来没有受到教育一样。那么我们最好的教育是公认为糟糕的了（虽然对我们拥有的一切有才具的人和天才是够好的）；大概如果让闲暇得到有效的利用，这些人会把闲暇花在思考自然规律的上头吧，或许如此。我大胆怀疑。
威尔斯君，他是位教育可以弥补智力不足的信徒，把他的乌托邦放在未来三千年上；萧伯纳君，对自然和自觉地进化过程不那么乐观地相信，把他的乌托邦挪到公元两万年。从地质学的观点说，这些时代实质上都是同样的短暂。不幸，我们不是化石而是人。即使是三千年，在我们看来似乎也是非常漫长的。认为此后三千年或三万年人们也许可以设想的，过一种美好和合乎理性的生活的想法，不过是聊以自慰、无力地替自己打气而已。许多人惯于只想到他们自己，他们的孩子和他们的孩子的孩子。他们颇有道理。三万年嘛，也许一切都会不错。可是与此同时，那个把现在与光明的未来分隔开来，糟糕的地质学上的十五分钟得活过去呀。我预见到那十五分钟内的小问题乃至大问题之一就是闲暇。到两千年时，一天工作六小时将到处成为制度，在下一世纪，工作时间将缩短到五小时甚至更少。大自然，到那时会没有时间改变人类的精神习惯；教育必然得到改进，不过是把没有训练的狗变成有训练的狗。男男女女会如何消磨他们不断扩大的闲暇呢？像亨利·波昂加列那样思考自然的规律吗？或者阅读《红尘消息》[17]吗？我纳闷。
注释
[1]于尔·亨利·波昂加列（1854-191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哲学家。
[2]玛土撒拉是《圣经》中希伯来人的始祖之一，他活了969岁。《回到玛土撒拉时代》是萧伯纳的一部幻想剧，从《圣经》神话的乐园时代写到未来的21920年。
[3]赫伯特·乔治·威尔斯（1866-1946），英国小说家，尤以写科幻小说知名。
[4]佛拉·安吉利科（1395/1400-1455），意大利画家，曾装饰佛罗伦萨的圣马可修道院。
[5]14世纪意大利文学中的一部散文集，记叙圣方济各的德行与奇迹，文笔优美。
[6]休·沃乐波尔（1884-1941），英国小说家，多产但作品质量不高。
[7]纳特·歌尔德（1857-1917），英国小说家和新闻记者，他写过130部小说，全都是关于赛马的。
[8]朗斯洛特·戈波：莎士比亚戏剧《威尼斯商人》中的人物，他说话撰文，插用拉丁语，这里作者是表示一切不言而喻。
[9]《克莱芙王妃》，法国拉法耶特夫人（1634-1693）作的一部传奇。故事叙述内幕尔公爵爱上克莱芙亲王的王妃，王妃贞洁自守并向亲王透露真相，亲王出于妒忌而死，王妃最终出家。
[10]《天路历程》是英国约翰·班扬（1628-1688）著名的寓意小说。
[11]马赛尔·普鲁斯特（1871-1922），法国小说家，代表作为《追忆逝水年华》。
[12]查·加尔维斯（1833-1920），英国通俗小说家。
[13]让·佛朗蒙瓦·格莱夫利·布朗丁（1824-1897），法国杂技演员，1859年曾在美国尼亚加拉大瀑布上表演走钢丝。
[14]纽曼即汤姆·纽曼，英国著名的台球手。
[15]杰克·登普西（1895-1983），美国拳击运动员，曾获得重量级拳击世界冠军。
[16]约翰·罗斯金（1819-1900），英国著名艺术批评家与散文家，其父为酒商。
[17]英国诗人威廉·莫里斯（1834-1896）曾著《乌有乡消息》（1831），宣传乌托邦思想。作者在这里开了个玩笑，设想未来的人类反而读现实世界的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