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些年了，女儿小灯从南京回来，郁良都会上火车站去接。看到女儿拖着拉杆箱，穿着露膝盖露肩膀的衣服，款款地从站里走出来，郁良的心里就会有一阵惊喜，一阵怅惘。他照例会快步上前，喊了女儿，从她手里夺过拉杆箱。小灯呢，脸上平平淡淡，嘟着嘴说：“叫你不要来接的嘛，我又不是不认识路。”
郁良一愣，挤出笑来说：“是想不来的，想想还是来了。反正今天没有事。”说着右手从背后拿出来，变戏法似的，变出一袋枇杷，有时是一袋杨梅，“都是时新水果，你喜欢吃的。”
女儿的房间一直是空的，平时老两口一星期打扫两次，从来不住人。如果家里来了客人，就是在厅里搭钢丝床，也不能住小灯的房间，她晓得了要生气的。女儿进了自己房间，就会把房门关上，不晓得她在里边悉悉索索忙什么。郁良和她讲话，往往是门里一句，门外一句。
阳光落进天井里，天井里就像注满了橘黄色的水，门一开，这水就溢进屋里来，屋里红木家具便泛出深沉的光泽。不远处有一个古迹园，除了节假日，平时这里都是安静的郁郁葱葱着。郁良已经习惯小灯任性的表现了，他心里对她怀着很深的歉疚。简直不敢回忆，回忆是锋利坚硬的石片，在肚子里一打滚，五脏六腑都要割碎，流出殷红的血。小灯二十七岁时，她决意离开这座温馨、舒适的城市，离开一直陪伴她的父母，到异地去谋生。她略显扁平的脸上渗出了一层层汗珠，细密的牙齿咬住了薄薄的嘴唇，出血了。她的妈妈再三盘问，才得知，处了两年的男朋友提出分手了。男朋友高个子，梳着三分头，还会讲些俏皮话，已经来家里好多次了。女儿无法承受这打击，无法再看见她和他无数次逛过的马路、商店、公园、电影院……
“这混蛋！”郁良发出愤懑的吼叫，似乎比小灯还要撕心裂肺，“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
“为什么？你不知道，还要问我吗？”小灯眼里透出阴冷的光，像一把寒剑直抵他的内心。接着，她冷笑了，“你真是不知道？”
他低下头去，看到了自己的胸脯，又看了进去，仿佛里面有一个黑洞，洞里有模糊而生硬的内容。他跌坐在藤椅上。
她不要郁良送，也不要母亲送。一个人拉着拉杆箱去了火车站。
五年过去了，小灯在南京过得怎么样，郁良不清楚，他只能从女儿电话里的声音来分辨。如果小灯的声音是流畅而轻松的，那就是过得不坏。如果声音烦躁不安，那一定是遇上了不顺心的事情。这时郁良一边听，一边不停地告诫自己，要耐心。他要当一个大容量的垃圾筒，让她尽情地倾倒。然而，女儿从来不谈自己的终身大事，郁良还能忍，但做妈妈的不行，小灯回来，她总在她耳边唠叨。小灯回答得也干脆，“你要是再逼，我会让你们终生痛苦的！”吓得她妈妈脸色发白，从此不敢开口。
然而，最近却有了意外。女儿在手机上说到了房子，她说现在房价涨得太快了，她考虑在南京的新区按揭买套房子。听起来像是随口说说的，却像在郁良心里划下一道深深的印痕。
“对，对，太对了，小灯，你就应该在南京买套房，属于自己的房子！不，不，爸爸妈妈的房子，那一间永远是你的，谁来都不让住。可是，你应该买一套自己的房子，在南京买，对的！就在你谋生的地方买。”
郁良在电话里、手机上不停地传递这样的信息。他心里暖暖的，有一股热浪在滚动，他发现自己是一个慈爱的、敢担当的老父亲。
“爸爸老了，除了喝点好茶，没什么消费了。我工资不低，以前还攒了一些钱，可以支援你！”
晚上睡到床上，妻子用脚踢他的小腿，说，“小灯怎么会突然想买房子，奇怪呀，会不会有男朋友了？”郁良心里一亮，“是啊，完全有这个可能，以前女儿从来不提房子，而现在居然说想按揭了，这个变化太大了！看来她想筑一个温馨的窝了？”
他又去了火车站。当小灯从车站里走出来时，他发现她和以前不一样了，步子轻快了，脸也变得生动了。郁良去过果园，此时小灯的脸就像挂在树枝上的新鲜的红扑扑的苹果。
他们上了公共汽车，坐定了。郁良忍不住了，大着胆问：“小灯，跟老爸说实话，当然你可以不和我说，不过，你还是应该和老爸说。是不是有了？”
小灯脸上起了红晕，半嗔半喜拍他一下，“爸，你说什么呀！”
郁良懂了。爱情真能改变人！不由心里感慨。不过，找到的真是爱情吗？他还不敢肯定。
妻子已经在家烧了一桌美食。郁良温了一壶女儿红，倒进三个杯子里。他高高举起杯子，小灯也举起杯子，和他重重地碰一下，酒晃出来，溢到了手背上。郁良的记忆中，女儿好久没有这么爽快了。
一壶酒只剩一个底了，小灯的故事就露出端倪了。那个男友不是她一个公司的，却是在同一座大厦里。那段时间真是奇怪，他们每天都会在电梯里至少遇上一次，半年后才有正式的交往。没想到在不少地方，两人都有相近的看法。他们的交往开始还期期艾艾，后来就像燃上药引子一样快速。
妻子用手背抹着眼睛，这是幸福的眼泪，那么大一块心病就这么除了？她始终不敢相信，眼神还有点迷茫。
郁良闷头喝了一大口，趁着酒力问：“那个，那个……他知道了？”他说得有点艰难。
他不知道自己该不该问，怕女儿生气，可这是避不开的呀。小灯不作声了，一会，说，“给他看了。”
这句话虽然平静，在郁良的耳朵里却像撞响了铜钟，一时他老泪纵横，都是他作的孽，给幼年的小灯留下致命的伤痕，也在自己心里留下了永恒的伤口。所有的后果都是女儿在默默地屈辱地承受。他想不流泪，但做不到。
小灯从纸盒里抽出一张餐巾纸，递过来。妻子也说：“小灯找到了，我们应该高兴才是。”
他接了纸，抹去泪水，大口地呼吸着，“我不应该……”
小灯说：“他也是我们这地方的人，他明天赶回来。”
天蒙蒙亮，妻子就起床了，她睡不着了。她梦里都在动脑筋，怎么烧出一桌富有苏南特色的好小菜来。郁良是工业大学的教授，明年就要退休了，课时不算多，下午他上完课，匆匆赶回来了。
等待和关禁闭一样难熬，当时针指向五点，大门响了。等小灯把男朋友领进屋了，郁良才含笑站起来，他须有应有的稳重。老实说，他一瞬间有些失望，来人长得偏矮，似乎还没有小灯高，肤色发黑，五官也没有吸引人的地方。和以前那个比，外貌差了不少。这是小灯新的男友吗？女儿按揭买房就是为了和他，郁良的思想像旋风中的几片落叶。
“爸爸！”小灯发现他愣神了，扯了一下他的袖管。
他忙回过神来，招呼男青年，“请坐，请坐。喝茶。”他把一盅铁观音茶送到他面前，手有点哆嗦。
此刻的小灯显得大方主动，她说，她的男朋友姓姜，单名叫姜弘。郁良“哦哦”地应着，心里接着想，就是他“看过”小灯了？心里有点不惬意，一时又静下来。
小灯说：“爸，您怎么不说话？”回过头对姜弘说：“我爸的口才可好了，上课时口若悬河，学生就喜欢听他讲课。”
郁良知道自己不对了，强打起精神，热情地和姜弘说长说短，顿时空气活泛起来了。
妻子很快摆出一桌菜了，她的任务就是让未来的女婿吃好。她不停地替小姜夹菜，糖醋排骨、响油鳝糊、龙丝卷、香酥鸭，他碗里始终是冒尖的。她一边夹，一边嘴里说：“多吃点，多吃点，最好不剩。你们嘛，将来两个人，菜不要烧得太多。”姜弘说：“烧得多没有关系。”妻子说：“我们小灯是从来不吃隔夜菜的，一点都不吃。”姜弘笑了：“我知道。”妻子说：“那谁吃？”他说：“我吃。”一点都不含糊。小灯脸上就有得意的神色。
郁良有些感动，看来他是真的对小灯好。
就这样，毛脚女婿算上过门了。事已如此，没什么可以计较的了。郁良私下和女儿谈过了，家里有积蓄，房子的首付款由父母出，按揭主要由他们还。不过，郁良停了停说，“如果需要，我们一定会全力支援。”小灯眼睛红了，爸爸妈妈，你们对我太好了。
接下来，该亲家见面了。姜弘的母亲早些年就过世了，就他父亲一个人了。小灯说：“姜弘说了，他爸身体不好，不一定要见的。你们以后见面好了。”
郁良说：“不行，这个仪式是一定要有。”
这是大事，不能在家里请，他去订了饭店，是市里一流的大鸿运饭店。听说老姜高血压，经常头晕，郁良想起有朋友送过他天麻、灵芝之类，都没有吃，从柜子里找了出来，给老姜带去。
姜弘和他的父亲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只不过后者更老一点，胖一点。给人印象深的，就是在脸中央，坐着一个毛孔粗大的发红的蒜头鼻子。郁良忍不住想，将来姜弘老了，鼻子是不是也会发红呢？说到穿着，老姜也是不伦不类，郁良是一个讲究衣着的人，可是你看他穿的，外面一件深色的半高领，里面却是一件灰色衬衫，头颈这里乱七八糟。郁良心里直嘀咕。
郁良带了礼物，而对方是空着手来，这倒也算了。
一时上菜了。郁良请对方动筷，老姜也不客气，闷了头吃。小灯是个乖巧人，见双方没有多少话说，就夸起姜弘来，说他十分钻研，来公司不过三年，已经是一个部门的头了。姜弘给表扬得不好意思了，转手把花献了出去，“都是爸爸教育的。”郁良就接口：“姜还是老的辣。”老姜也不谦虚，一边专心对付碟子里的大虾，一边说：“当然嘛。”
郁良心里就笑，这倒是个好为人师的主。
话题有所转移，小灯说：“网上有段视频，是两个著名学者的发言，公开向市领导提意见，批评拆迁方式粗暴，破坏了古建筑和古文化，还要把我们屋后的老城墙拆了。”
老姜的脸已经被酒涨红了，他抓了餐巾擦油腻腻的嘴巴，扔出一句话，“这两个人我知道，知识分子又翘尾巴了！”
郁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说什么，怎么可以这么说？知识分子又翘尾巴了，什么意思？他想忍，却没有忍住，“我们现在拆迁就是做过头了，不管什么古建筑，也不管你老百姓怎么想，统统抛在脑后。这两个学者我都认识，我们是朋友，我想他们是出于真心，怎么是翘尾巴呢？”
“哼！”老姜从酒糟鼻子里喷出一股气，“这两个人是什么货色，我还不知道吗？快五十年了，那时候我还是一个毛头小伙子，我对他们知根知底，当年整得还不够！”
郁良浑身燥热起来，像有一头黄蜂绕着他的脑袋嗡嗡飞。当年整得还不够。这话太邪乎了，当年多少人妻离子散，上吊、投湖，还不够？怎么样才叫够呢？
郁良的眼里出现了一片白茫茫的雾状样的东西，那片雾变幻着，变出人的形状来，就是那两个学者，一个是历史系的，一个建筑系的，他听他们说过，以前被整得很苦。
那片雾继续变幻着，变出了另一个人，郁良细看，就是自己的父亲，当年吴东大学的教授，那时他常戴一顶鸭舌帽，后来天天斗他，帽子早不见了，露出头发稀疏的脑瓜，胸前挂一块小黑板一样大的牌子。郁良老听他念叨一句话，“有辱斯文，有辱斯文……”一天夜里，他投了孔雀湖。郁良胸中生出一股气，急剧地扩大，把心脏压得变形。他的身子前俯，胸膛抵在桌沿上，“你太过分了，知识分子还整得不够？怎么可以这样说……”
老姜也不示弱，两排大牙咬碎一块酱肘，吞进肚里，说，“如果整够了，整怕了，今天他们还敢趾高气扬？”
郁良想，我说了，这两个学者是我敬重的朋友，而且，他应该知道我也是知识分子，他却一个劲说整得不够！什么意思，是有意挑衅？还是无法控制真实的内心？郁良不记得自己又说了什么，肯定是激动了，筷子从手中跳出来，掉下了地，葡萄酒把面前的白桌面染红了一块。
老姜也动怒了，放下筷子，抬高了声音，摆出不示弱的样子。
妻子着急了，在台下扯他的衣角，“怎么可以这样？”
小灯说：“你们二老犯什么病了？今天是亲家见面，不是让你们吵架来的。”姜弘也说：“是我引起的，都是我不对。爸爸，别说了，求你了……”
酒宴不欢而散。郁良走出包间时发现，礼物安然在桌上，没有送出去。
夜深了，郁良躺到床上，又坐起来，心里一股气结成了块垒，无法消除。女儿房间的门紧闭着，还亮着一盏小灯。郁良竖了耳朵听，似有嘤嘤的抽泣声，时断时续，仿佛是夜风中的细雨，寒流中的落红，梦呓中的独语，徐徐向着不可名状的前方流去……
妻子说：“睡吧，睡吧，明天再说了。”
第二天，他去了一个地方。昨天酒席上，他得知了老姜原来在的工厂，郁良恰好有个朋友也在那里待过。费了点周折，他找到了那个朋友，得到了准确的信息，老姜曾经是工宣队的骨干。
回来的路上，郁良始终在紧张地思索。小灯是要和这个人的儿子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同一张床上啊！从遗传基因的角度看，他会给姜弘植入什么呢，偏见、固执、冥顽不化？他不能不担心。亲家是什么，是比兄弟、邻里、朋友都重要的角色，而现在，他却选择了这么个蒜头鼻子。他养老只能靠小灯，那将来势必要和这个蒜头鼻子为伍，见了面就乌眼鸡似的斗。他只有一个女儿，没有另一个女儿可以作替补。他实在不能接受。
郁良的眼光移出了紫砂茶壶，移到了女儿腰际、前胸，却着了慌似的跳开，仿佛误入了他的伤心地。他满怀慈爱看着小灯，抓了她的左手，放进自己的掌心。她却愤愤地拿开。他心里便叹一声。他小心地选择字眼，尽量婉转地说出心中的意思。
他发现女儿眼里透出一种陌生的冰冷光亮，她的神色在急剧地变化，如同天气在顷刻之间进入深秋，踏在寒冬的门槛上了。他知道这对女儿的伤害有多大，却是不能不做的选择。他说：“在回来的路上，我已经找过姜弘，和他明说了，我们两家不合适，这个关系只能中断。”
小灯的身子索索抖着，脸像雪一样苍白，“爸爸，你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可以？你太自私了！”
“不是，不是的。”他极力辩解，“他的父亲说知识分子又翘尾巴了！还说那时候还整得不够，这是什么混账话啊！”
“我是嫁给他，不是嫁给他的老爸！”
“你没有说错，亲爱的女儿，可是，你要进他家的门，我只有你一个女儿，我找的是亲家，不是冤家……你能说他的儿子没有他的遗传基因？还有，你的爷爷，他是一身正气的知识分子啊。”
郁良觉得自己铮铮有理，然而在小灯面前，每条理由都变得软弱无力。
“爸爸，你忘了？我胸前的伤疤！它还留在那里。”
她的声音如同一条带电的鞭子，抽得他身子和灵魂一起蜷缩起来。
啊，久远了，那是小灯三岁时候。那时他们住在学校的教工宿舍里，只有一个房间，还不带卫生间。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要给小灯洗澡了，郁良就在屋中央放下一个大木盆，妻子烧了水，他端来一大锅开水，倒进木盆。小灯已经脱了外衣，只穿着内衣，在盆旁的高椅子上玩耍。郁良就要去兑冷水，忽然电话响了，他心里本来有事，他班上的一个同学上体育课忽然昏倒，他护送去了医院，说要检查观察，待了一个小时，他关照了护理的同学才离开，会不会又有情况？
郁良奔过去接电话，还好，医生说问题不大。他刚松一口气，却听到身后迸出一声惊人魂魄的哭叫，他回头，小灯掉进盆里了！他疯了一般奔过去，从开水中捞起了小灯，又抱紧女儿，疯一般冲出门，妻子跟在后面跑，长发披散，他冲进了医院。
小灯是迎面扑进盆中的，胸脯大面积烫伤。从此，丑陋的伤痕一直跟随着小灯，她长大了，伤疤似乎也随之扩大。这是女儿的隐秘之伤，也是他永远自责的心灵之痛。那个留三分头的男友，就是看见了伤疤而离去的啊。
郁良顿时手脚冰冷，有一种说不出话的窒息。
小灯和姜弘失去联系了，微信拉黑了，手机也停了。小灯找到他家去。老姜眼里闪出恶毒的光亮，说，“我早对儿子说了，跟了你不会有好果子吃。应验了吧！”
小灯找到南京去了。公司的人对她说，“姜弘已经辞职。”她吃惊得合不上嘴。又赶到他住的地方，房东对她说，“已经退租，不住了。”小灯开始漫无目的地寻找，商店、广场、文化中心、电影院，他们以前去过的地方，她都去了。她张着两手，眼睛光光的，像一个白日梦游的人。蓦然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她跑上去，从后边勒住那人的腰。那人回头，哎，认错人了。
半夜了，小灯忽然在床上号啕大哭，像是荒野上母狼的嚎叫，久久不停息。房东对她说，“我的房客都要吓跑了。如果你还这样，只能请你走。”
小灯变得疯疯癫癫，不能上班了。公司打电话给郁良，他和妻子赶了去，把女儿接了回来。火车上，他心痛地看着女儿，两个月前，她还是一个新鲜红润的苹果，现在却成了一个风干的失了颜色的果子。
他不住地想：是我毁了女儿的幸福吗？可是，我总不能不顾自己晚年的安宁吧。又想起父亲的惨状，他的在天之灵也不会愿意呀。我错了吗？我作了什么孽啊？他不停地在心中替自己辩护，仿佛在一个几近干涸的井中打水。
有了父母的悉心照顾，小灯的状态似有好转。她忽然不说话了，有时一整天都没有一句话，关紧了房门，不知在屋里干什么。
他和妻子就在房门外坐着，两双眼睛对视，目光重重地落下。我该怎么办，他在心里挣扎。妻子伸过手来，放在他手背上，轻轻抚摸。
一天，他在天井里枯坐，闭上眼，阳光酥酥地照他身上。忽然听到声响，他睁了眼，看见小灯从屋里探出头，跑到大门边，开了门，姜弘出现了。两人抱在一起，说了几句话，小灯又跑回房间，再出来，手里拎着一个大包，姜弘接了，两人快步朝门外走。
郁良想站起来，手脚却麻了，动弹不得，要说话，却没有声音。两个人出门了，郁良挣扎了几下，忽然能动了，很快就到了门外。有一辆出租车，两个年轻人正在上车，车里还有一个人，似是老姜的脑壳。车门关了，车子开了。
郁良急了，他忙拦了一辆出租车，让司机追前面那辆车。咬住了，路上满是人和车，红灯绿灯，急停急驰，真有美国大片的味道。眨眼到了火车站，两人下车了，郁良跟了上去。他们发现他了，手拉着手，快步跑起来。郁良划动两条老腿，呼呼喘气。
两个人的手断开了，寻找着，又拉到了一起。他们跑上天桥，不跑了，手牵着手，走向栏杆。郁良有不祥的预感，高声喊起来。小灯听见了，朝他这里看，他看清女儿的眼里有无尽的哀怨和怜悯。小灯掉过头，和姜弘一起，跨过栏杆，从天桥上跳下来。在灰蒙蒙的空中，他们的手还连着，像一对绿颜色的卡通人。
他发出一声绝望的惊叫，醒了，他还坐在天井里。是一枕黄粱梦。他听见了自己发出的声音，额上渗出冰凉的汗水。
妻子过来说：“你怎么啦，叫得好吓人。”
房间门开了，小灯的脑袋伸出来了，径直走，开了大门出去了。郁良让妻子拉了他一把，才从藤椅上站起。走到门口，他扶着门框看，小灯撒开腿，沿着马路向前跑去，嘴里发出含糊的欢快的声音。在路另一端的树下，站着一个不高的男人，就是姜弘。他先是不动，后来也跑了几步，两人遇上了，愣了下，抱在一起。
郁良使劲揉眼睛，这不是梦。
一个晴天，郁良和妻子到火车站来了，他们是来送小灯、姜弘去南京的。这次带的行李不少，郁良拖了一只拉杆箱，还拎一只包，进了火车站，全部交给了姜弘。
郁良拉住小灯，从内衣袋里掏出一只信封，递给她，说，“这是爸爸妈妈为你们准备的，收好了，给你们买房子付首付。”里面是一张银行卡。
小灯眼睛湿了，“你们对我太好了。”
郁良的眼睛也湿了，“我欠你太多了……”
小灯拽住他手臂摇，“爸爸，你不能这么说，不能……”
郁良点点头，“我不说。”女儿的气色好多了，沮丧、憔悴都没有了，又像一个挂在枝头的红润的苹果。他看姜弘也顺眼了，可能看习惯了。
他又从包里摸出东西，是没有送出去的药，交给了姜弘，让他有机会带给他的老爸，让昔日的工宣队骨干把脑病治好。姜弘接了说：“我替我爸谢谢您。”
郁良冷冷一笑，心里说，我不会再看见他了，除非他换一副脑子，但可能性是零。
他们上车了，列车走了。郁良没有马上离去，两条铁轨在他眼前无尽地延伸，把小灯送向远方。他知道女儿是去南京，又似乎不知道她去哪里，仿佛去一个无可名状的地方。他心里突然疼得厉害，流泪了，一时老泪纵横。他弯下腰，捂住了胸口。妻子紧张了，“你怎么啦，你不舒服吗？”他大口地呼吸，用手背重重地把泪抹去，说，“我应该高兴，你说是吗，应该高兴。”
站台上的人都走了，一辆列车开进来，没有停，快速通过。这里视野开阔，四周是原野和青黛色的山岭，景色苍茫。又一辆列车通过，又一辆列车开出。耳边是呼啸的风声，云在天上翻滚，一群褐色的鸟从野地里飞起，发出掀动铁皮似的鸣叫。恍恍然，他看见了父亲，他赤头跣足在地下走，嘴里喃喃自语，“有辱斯文，有辱斯文……”
他又一次流泪了。
一缕阳光从云层中穿出来，直直地投射在面前，光柱中翻卷着万万千千的尘埃，如无数匹野马在扬鬃奔腾，他定神看，仿佛随之一起翻滚、升腾。
2017年6月8日写于南京老山脚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