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生平对中国传统戏曲艺术，尤其是京剧十分喜爱。他认为京剧艺术与绘画艺术有许多相通之处，补白大王郑逸梅就说：“大千在北京，每逢金少山、郝寿臣二大净角登台，必往观剧。且先赴后台，坐在少山或寿臣开脸的桌旁，细观用笔之法。原来二大净角，大千都很是熟稔。大千对人说：‘寿臣勾脸极工细，一丝不苟，似仇十洲的画；少山恰相反，勾脸很神速，大刀阔斧，寥寥数笔，近看极粗，似八大山人的画。但二人登场，都神采奕奕，不分上下，这对我的画启发极大。’”
张大千晚年说他少年时登过台，既演过旧剧，也演过新剧，现在老了，剃胡子演戏当然不干，但是还有一出戏可唱，不但不必剃胡子，还可以戴眼镜，原来他要演《春香闹学》的陈最良。当他卜居于台北云和大厦时期，曾经在家里拍过戏照，由哈元章、崔富芝帮他们扮戏，大千化装陈最良，夫人徐雯波扮春香，居然似模似样。
一九二九年五月，张大千在北京经友人介绍结识颇有诗书雅怀的京剧须生泰斗余叔岩，两人一见如故，结为莫逆。他们常常在一起吃饭，最爱去的地方就是春华楼。而每一次去，张大千和余叔岩几乎不用点菜，全由菜馆掌柜白永吉张罗，张大千对白永吉的菜色赞为“要得”，而余叔岩也称“行”。当时北京人有“唱不过余叔岩，画不过张大千，吃不过白永吉”的说法，说的正是三个人的绝活。
余叔岩的得意女弟子孟小冬，先纠缠于与梅兰芳的悲欢离合（梅氏实际是纳她为第三房妾），后委身于海上闻人杜月笙的金屋藏娇（第五房小妾），但以她的才艺，尤其是继承余叔岩的真正衣钵，应该自有公论。晚年课帐收徒，对于余派艺术的传播，未尝不是一件幸事。她在港期间，虽早已息影氍毹，但应张大千之请，仍会在寓所清唱，并由王瑞芝操琴。一九六七年九月，孟小冬由港赴台定居，她在台十年，深居简出；不接受电视、广播访问，不录音，也未演出，虽然也有少数票友登门请教，在她家内清唱；她偶尔也加以指点，但谈不上授徒。据杜月笙之子杜维善说：“孟小冬性格比较孤傲，晚年在香港、台湾的时候，她始终不唱，连清唱都不唱，最后一次清唱是在香港给张大千唱的，因为张大千喜欢听她的戏，这是面子很大的事情。我太太有一次问孟小冬：‘您还预不预备唱啊？’孟小冬回答一句：‘胡琴呢？’是啊，没有胡琴你怎么唱，给她拉胡琴的最后一个人是王瑞芝，他也去世了。”
张大千有赠孟小冬荷花通景联屏，款称其为“小冬大家”，这不是因为孟小冬亦擅书画，也非因为孟小冬是女伶老生魁首，而是尊重孟小冬之意。古时尊称女子为“大家”（即“大姑”）。这里张大千喻孟小冬得余叔岩嫡传，比拟续写汉书的班昭之谓也。张大千后又为其画一幅六尺观世音菩萨，孟小冬告知沈苇窗说：“我这小庙哪里容得了这尊大佛呀！”大千说：“论平剧艺术，她是大殿，绝非小庙，至于比喻我为大佛，那就太抬举我了！”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六日，一代名伶香消玉殒。很多人尤其嗜好余派的戏迷，非常惋惜；甚至有人以为余派从此“绝响”了。名流雅士、学生民众数千人，前往灵前追悼行礼。古今艺人，受此荣宠者，恐仅一人而已。她的遗骨埋葬于她生前自己挑选的台北山佳佛教公墓，墓碑上书：“杜母孟太夫人墓”，为张大千所题。
张大千晚年定居台北，他和台湾京剧名伶郭小庄女士结成了忘年交。一九七九年，在张大千等人的大力支持下，二十九岁的郭小庄组织了“雅音小集”剧团，打出了“新派京剧”的旗号，在台湾剧坛上引起了轰动。“雅音小集”，即由张大千命名及题字。郭小庄对京剧表演艺术那种孜孜不倦的追求精神尤为张大千所赞赏。他还特意为郭小庄绘制了一件荷花旗袍以示鼓励。黄天才先生说：“大千生前，从来不在熟朋友面前讳言他对郭小庄的‘偏心’疼爱。记得，有这么一次，大千嘱人从台北打电话给我，说郭小庄要唱戏，新制的戏服需要上好的纺绸作水袖，大千托我到东京‘钟纺’（Kanebo）总公司去买两段白纺绸……还一再叮咛：‘要弹性好的，可以抖得开的，不可太厚，也不可太薄，你要抖一抖试试……’”
张大千有诗《赠郭小庄》云：“月晓风清露尚寒，罗衣微怯倚栏杆。郑家婢子轻相比，艳极何曾作态酸。”诗后有小注说：“郭小庄是名伶，青衣花旦，武打均工（这个批注是为百年以后的读者所写）。”可见大千居士对郭小庄评价之高，期望之殷。一九八三年元月二日，郭小庄获纽约林肯艺术中心的“亚洲最杰出艺人奖”。在领奖时，她激动地说：“我是将张大千先生对我的要求，当作人生奋斗的座右铭。”
言犹在耳，大千居士却于一九八三年四月二日病逝。十六日在台北第一殡仪馆举行家祭、公祭。丧礼结束后，灵骨坛安厝在摩耶精舍后院的“梅丘”石碑下。黄天才先生看到在他身侧不远处的郭小庄，双膝一跪，俯伏在地上低声饮泣。小庄身躯瘦弱，全身素服，跪伏在地上更显得娇小，想到大千居士生前对她的百般疼爱呵护，小庄对大千居士的逝去，自然是伤心欲绝的。之后小庄更写了《生离竟成永诀——忆我永远唤不回的张伯伯》一文，以示哀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