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情结是什么？就是一定要自己为自己干，哪怕“事业”再小，但它是自己的，干起来才有劲，才能铆足劲去干。
一位温州人说：“在温州，即使你做了微软的CEO、IBM的总裁，都还不如一个小卖部的老板‘值钱’。”这种说法虽然有些夸张，但的确是实实在在地反映了温州人的老板情结。
很多温州人宁愿做只挣1万元的老板，不愿做年薪10万元的总经理。因为做老板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将生意做大做强，做到几十亿上百亿的规模。何况当老板在精神上有一种优越感，人格上更自由；能自己给自己做主，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赚了有成就感，赔了有刺激感，在这赚赚赔赔当中玩的就是心跳，虽然惊心动魄，但能欣赏到波澜壮阔的人生。
“民营资本进入航空业第一人”王均瑶的故事告诉太多渴望成功的年轻人：只要敢想，只要努力，就能飞上天。
那是在十几年前，一句玩笑话改变了王均瑶的生活，那时他只是一个在湖南长沙讨生活的温州小商人。
1991春节前，他和一帮温州朋友从湖南包“大巴”回家过年。在翻山越岭1200公里的漫长路程中，他无意中说了句汽车太慢了，一位老乡开玩笑挖苦他：“飞机快，你坐飞机回去好了。”这句玩笑话倒激励起了王均瑶的野心：是啊，我为什么不能包飞机呢。
1991年7月28日。25岁的王均瑶首开中国民航史私人包机的先河，承包了长沙至温州的航线。一架“安24”型民航客机从长沙起飞，平稳地降落于温州机场。
后来，王均瑶将“包飞机”的野心，用在了牛奶事业上。他判断：“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惟一一个白酒年消费量超过牛奶的国家，年人均喝奶不足7公斤。富起来的中国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爱喝奶。”1994年，均瑶乳品公司成立。
1998年，他再展大手笔。在家乡温州以平均每辆70万元拍得了上百辆出租车的经营权。他的野心是：让每个到温州的人总能在大街小巷跑的出租车上见到“均瑶”，满地跑的是“均瑶”的品牌，这可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啊。
为了追求更高的理想，实现更大的抱负，王均瑶把公司总部搬到了上海。
按说王均瑶的财富，够他几辈子吃吃喝喝的了。即使在温州发展，一年怎么也能赚个一两千万元，但他为什么要将总部迁移到上海呢，惟一的解释就是他的志向远大。
他说：“我一到上海，就像一粒沙子掉到了一堆石头里，太微不足道了。在温州闭眼都认识路的我，上了上海高槊桥总下不来。为什么到这里？上海太像美国的纽约，它的人才资源和信息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在上海能有更大的商业机会与发展空间。”
或许很多人不愿意给自己制定远大的目标，是因为害怕失败会导致失望，然而他们却不懂，设定目标乃是成功的基石。因为你的目标中含有某种能激励你自我拓展、自我要求的要素，而这些要素也会帮助你不断成长、改变、进步。
5．小商品做大市场
在温州人眼里，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能够赚钱才是衡量能力高低的惟一标准。
20世纪末，温州民间经济力量崛起，中国遍地都可以见到温州人的身影，中国遍地都有“温州街”，从开放港口城市，到搞活乡镇经济，再到西部大开发，没有一件商机漏过温州人，连浦东开发也有温州人能够收先行之利，大赚地租。浙江人由此可以说是全民皆商。士民工商，商为四民之末，处于“草根层”的浙商，几乎把经商作为了第一选择，无论资本多少，无论创业多难，他们硬是从小打小闹开始，小到一枚纽扣、一个打火机也敢去竞争国际市场，闯荡四海。这种经商的全民性，造就了浙商的规模经济效应，使看起来偏小的浙江民企无形中结合为一股庞大的竞争势力，“蚂蚁战术”胜过了“大象跳舞”，草原上的“猎狗”制服了“斑马群”。
最初，温州人十分不起眼，人们只是从修鞋、小发廊、小商贩中认识他们的。除了江南人那般瘦小、那般灵秀外，就是默默地干活，做生意，他们与其他地方的民工、小商贩没有什么两样。但是，慢慢地，温州发廊、温州服装店、温州电子城、温州产品越来越多，各种温州产品包装、标牌、证书、徽章也越来越多。一时间，温州货充斥牟国。渐渐地，人们对温州人由漠视不屑，到兴趣十足，到惊奇钦羡，到仔细探究：温州人咋的啦？这么会赚钱。
温州商人的成功就在于：做生意从小处着手。纽扣、标签、标牌、商标、小饰品、小玩具，这些外地人看不上，懒得做的“小玩意儿”，都由温州人做起来。而温州人办起企业来，也不追求大气派、大产品，同样是从小处着手，填补全国小商品市场的空白点。温州的小企业船小好调头，一旦有了市场变动，马上就调整产品结构，始终在市场上拾遗补缺，供应市场需要。温州人走的是小商品的路线，不怕赚钱少，就怕赚不来，因此，温州的小商品遍布全国。这方面尤其以乐清县柳市的五金电器、永嘉县桥头镇的纽扣、苍南县金乡的小商品最为著名。
桥头镇是贫困的永嘉县的一个偏远的小镇，人均耕地不到2分8厘，人多地少的矛盾特别突出。解放前，大部分农家不得温饱。于是一部分农民不得不长年在外从事弹棉花等手工劳动或做小买卖，形成了桥头人劳务输出的传统和经商习惯。“桥头生意郎，挑担走四方”是当地流传极广的口头禅，他们长期外出，既锻炼了他们的经商才能，又留下了经商的网络。拿弹棉郎来说吧，过去他们为全国各地的百货公司、供销社加工棉絮，因而与全国各地的百货公司、供销社、农村商店、服装厂有过联系，这些人转化为购销员以后，自然就组成了覆盖全国各地的经商网络。桥头纽扣市场的形成和崛起，靠的就是这个网络。
最早贩销纽扣的购销员是叶尧林、叶尧青兄弟俩。他俩从黄岩县路桥纽扣工厂买来一批纽扣，在桥头镇试卖，不到一天时间，价值400元的纽扣就销售一空，这个消息一传出，大家都跟着做起纽扣生意，纽扣在桥头小商品市场中的比重越来越高。到了1981年下半年，纽扣摊位达100多个，成了桥头市场的主角。1983年2月，纽扣市场正式开张，很快以奇迹般的速度发展起来，成为闻名全国的纽扣交易中心，被香港《文汇报》誉为“东方第一纽扣市场”。现在，市场上有摊位千余个，其中纽扣摊位即达近八百个，还有表带、拉链、装饰品等小商品摊位。市场汇集了全国各地300多家国营、集体纽扣工厂，本地400多家家庭工厂生产的纽扣和其他小商品，纽扣品种达12大类，1400多种，每天都有大量的纽扣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全国各地。
这样，本来位置不优越，交通不方便的桥头镇以生产经营体积小、重量轻、低能耗、低料耗而用途广泛的纽扣而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性商品交易市场。
苍南县金乡镇是一滨海小镇，历史上就有家庭手工业基础，20世纪60年代开始由生产小五金逐步转向生产各种铝制徽章，20世纪70年代初又开始生产塑片和红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金乡镇农民发挥了家庭手工业的专长，在生产铝制标牌、塑片、红膜的基础上，又开发了各种规格的涤纶商标等新产品，形成了以铝制标牌、塑片、红膜和涤纶商标等四类商品为主的较大规模的小商品生产基地，金乡人依靠充足的市场信息，及时地做出反应，如当报纸上刚刚报道了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的消息，立即有人设计了“社员股金证”、“信用卡”等产品，面向全国征求订货，当某省运动会还在筹备之时，有人已设计出了精美的纪念章。
与其他市场不同，金乡推销商品不是靠购销人员，而是靠信函联系，与此相应，金乡形成了写信、写信封封口、贴邮票、送寄等专业分工的邮寄服务体系，使金乡的辐射范围不断扩大。
在此基础上，金乡的商标、标签设计印刷业也逐步发展起来，辐射全国。
温州的小商品多是由温州的家庭工厂和私人企业生产出来的，这些“迷你型”、“原子型”的企业星罗棋布，其税收占全市税收总额的三分之一，其中仅家庭工厂就有14万家。
最能体现温州人小处着眼的，当属苍南县的再生腈纶布。孙阿荣是宜山区一个村子里极不显眼的老太婆。她脸上的皱纹像山核桃一样。她伴随着纺车和古老的织机已度过了几十年悠长的岁月。而这古老的纺车和织机，在进入电子时代的今天，似乎早进了博物馆。它在一些人的眼里，无疑是落后生产力的象征。
在宜山的几百个农户中，从少女到白发苍苍的老人，依然守着这古老的织机度日。她们昼夜不停地纺纱，织土布。棉花搞不到，也无法与现代化的纺织厂竞争，男人们就外出收购废棉布、布厂的下脚料，制作再生的土布。廉价的原料、廉价的劳力、廉价的再生布，再销往黄土高原、大别山区、川滇边界……宜山的男人挑着再生布，走遍了我国老少边穷地区的乡村。
再生布的关键在于再生——即用开花机把布重新变为纤维。而处理腈纶、涤纶和毛织物的边脚料时，转速一快，便会冒烟起火。这与拆卸尚未引爆的炸弹相似。
一天清早，孙阿荣叫她的女儿上街买废棉布。女儿不内行，买了一大堆腈纶布的边脚料回来。这怎么办？退货，人家不同意；扔掉，又实在可惜。毕竟这是花钞票买的呀。
孙阿荣不思茶饭，天天琢磨如何把这批腈纶布头开花，再生成纤维。家里人劝老太太算了，但老太婆固执得很。“足智的老年”如同“浪漫的青年”一样，都是一种意识的范型。孙阿荣终于凭韧劲和经验。在转速的临界线的参数上取得了突破。
她尝试着用手工操作对腈纶的下脚料进行“开花”。接着她又制作了一架简易“开花机”。
当老太婆惴惴不安地拿着织出的再生腈纶布来到市上的时候，人们惊异了：这是什么布？腈纶的？哦，真柔软、光滑，简直和新的一模一样；用旧布旧棉花织出的再生土布和它一比，相形失色了！
小小的山村轰动了！宜山轰动了！
亲戚、朋友络绎不绝来到孙阿荣家。
老太婆不懂专利法，也不想利用这“绝活”自己发财。她笑吟吟地、不厌其烦地把“开花”的诀窍传给别人。于是，原先搞再生土布的纷纷对开花机进行了改装。为了防止处理腈纶布下脚料时起火，危及四周，这些油毡作顶的简陋的“开花机房”都搬到了远离村舍的田头。
宜山家家户户都搞起了再生腈纶布。山乡一片机杼声。这也是专业化分工：老人、妇女和孩子，按下脚料的各种不同颜色进行分拣。白的再生出来还是白的，黑的织出来依旧是黑的。开花、纺纱、织布、缝纫、烤边，一条龙作业。每年宜山购销员从外地化纤厂、服装厂购进的腈纶边角料达三千四百万斤！
再生腈纶布制成了运动衫、运动裤、儿童衬衫。后来又逐步发展到腈纶地毯、花边、提花膨体纱……为了就近利用原材料，温州人还把再生腈纶的工厂建到了西安郊区、珠江三角洲。
但是，温州人是有眼光的，当他们积蓄了资本后，就会把产品由小做大，小企业通过市场交换，企业实现生产链获得外部规模经济或通过专业化协作进入产业链，或凭借“专”和“特”的优势，扩大市场占有率。最后从纽扣到服装、鞋子，从电子元件到成套电子设备，从日常用的小物品到高科技产业，并且涉足房地产、金融业，于是温州人越做越大，越做越牛。
做生意先从小处着手是温州商人起家的拿手好戏，也是他们走向成功的奥秘。
6．“不管你怎么看我，我就是要赚你的钱”
——温州商人脸皮“厚”
与国人极重面子观不同，温州人在产品推销方面，“脸皮’比城墙还厚。他们不怕碰壁，只有一个念头，不管你怎么看待我，我就是要赚你的钱。他们用笑脸、用磨破的嘴皮，把自己的产品推向全国、推向世界。
费孝通先生到宁夏西海地区考察时，发现当地的修鞋匠竟然都是从温州一带过击的。他十分感叹：在那么穷的地方，这钱还是让温州人赚走了。温州人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很早就突破了“面子”思想这一心理障碍，认为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加上他们敢为天下先的胆识，决定了他们敢四处闯荡，占据了外地人不屑一顾的那些领域，不声不响地富了起来。
在20世纪80年代初，那些肩挑担子的温州人，穿行于全国各个城市的大街小巷，用当地人听不惯的嗓音吆喝着，做着修修补补的小生意，补锅、修鞋、弹棉花很多人看不起他们，觉得修一双鞋赚几毛钱没出息，甚至连农民都认为他们干的是很下贱的活。但他们不以为然，默默无言地承受着世俗鄙视的眼光，踏踏实实地赚钱。等到讥笑他们的人醒悟过来时，温州人已经完成了原始的资本积累，现在已经在更高的平台上大展宏图了。
想必好多人都见识过那些推销塑料手册、徽章票证的温州人，他们带着样品跑遍全国，忍受别人的种种脸色，一次次遭到拒绝，再一次次推销，屡败屡战、锲而不舍，不达目的不罢休。也许有的订购者是抱着“花钱买清静”的想法，但总是让他们赚了钱。
温州的购销队伍由各种职业的劳动者转化而来。此前他们可能是耕地的农民、乡镇企业职工，还有村干部、复员军人、民办教师等，也有相当比例的人，是从弹棉花、从事手工业、做小生意等行业中转化而来。这些人足迹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都市通衙、穷乡僻壤，在全国人面前勾勒着温州人的形象。他们经过风雨，见过世面，受到了锻炼；同时，长期的外出活动实践，培养了他们交往的才干，积累了经商经验，熟悉各地风土人情、生活习性及市场需求状况，建起了不少稳定关系的渠道，为购销活动的成功打下了基础，这是一支勤快，精干、灵活的特种部队，为温州农村商晶经济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在温州，能跑供销的人被称为“天兵天将”。
换个角度看问题，脸皮厚实际上就是心理素质过硬，说明这个人能正确认识挫折和失败，有不折不挠的勇气。温州人的脸皮为什么敢这么“厚”呢？一是因为他们观念常新，很早就突破了“面子”这一国人的心理障碍。二是他们自信，虽然失败了很多次，但相信总有一次会成功。三是他们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勇气。四是成功后的成就感对他们的激励作用。
当温州人正艰苦创业的时候，其他国人还多半躺在椅子上晒着暖暖的太阳。就是现在，好多人还是抱着“远走不如近爬”的陈旧观念，即使下岗回家没活干，宁肯吃老子、靠老婆、依社会，也不愿扫大街、刷厕所、擦皮鞋，甘心守着清贫也不愿“掉价”。
俗话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对于那些宁愿吃低保，也要保住面子而不愿努力打拼挣钱的人，我们只能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了。
温州“草根层”的这种自强不息的创业动力很自然地影响到了他们的后代。2001年8月，杭州某高校走进了一名扛着补鞋机的大学女生。原来开一间小店的父亲突然生病，家庭生活陷入困境，这位来自浙江某地区的农村女生自觉分担了家庭的负担，从进人大学的第一天起，便心地坦然地走上了勤工俭学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