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五德”之首是“仁”。“仁”是由“人”和“二”两个字组成的,按照汉字造字的方法,既“仁”是从两个人互相间的交往中发展而来的。
从字面上的意义看来,似乎很好,但是并不代表现实生活中就是这样的。聪明的观察家应该了解的是现实生活。尽管如此,那种认为在中国人当中不存在仁的观点,也是一种肤浅的判断,即使一些人宣称自己了解真相。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中国的儒教教育人要温良,佛教则教育人要慈悲,这些文化不可能不对中国人产生深刻影响。而且,在中国人身上有一种在所有方面强烈注重实际的天性,当他们要“行善”时,肯定会找到大量行善的机会,并做出各种“善事”来。
在众多的慈善行为中,中国人引以为荣的是设立育婴堂,建立麻疯病院、老人收容院和免费学校等。由于缺乏实用的户口统计,目前中国究竟有多少这样的机构还是个未知数。戴维·希尔牧师曾经调查过中国中部的一些地方,报告上说杭州有三十家慈善机构,每年的开支大约是八千英镑。
但是冒昧地说,这些慈善机构相对于人口众多的中国来说,还是太少了,尤其是对于人口集中的热闹市区来说,更需要大量慈善机构。发大水或闹饥荒时,中国各地普遍设立施粥棚,也为穷人捐赠衣物。这些事很多是民众自发来做的,他们希望能互相帮助,共渡难关,并不全由政府来组织。
在灾荒年,逃荒的灾民如潮水一般涌进城市,必要时,他们被允许在车棚里、空房子里住下来。因为假如遭到拒绝,这些成群结队的灾民会采取行动,实行报复。这时,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对他们让步,允许他们住进来。
另外,各省在外地设立的同乡会也属于慈善机构。它主要照顾离乡在外,穷困潦倒的人,或者客死他乡、遗体无法运回家乡的人,中国人大概把这当作是一种保险性质的日常性的事务机构。
中国人行善的内容很多,有的为穷人提供棺木;有的收集暴露在外的人骨头,并重新埋葬;有的搜集手写或印制的纸符焚烧,以拯救被亵渎的神灵;有的买活鱼、活鸟放生,让它们回归大自然;还有的赠送求药的人神秘膏药,免费种痘,低价出售或赠送劝世良言。这些陈旧的做法几乎如出一辙,千篇一律,做的人也极少动感情、动头脑。
真正对人怀有善良意愿的行为反而退居其次了。的确也是这样,站在岸边,看渔人撒网、捕鱼,再撒网、捕鱼,当然比帮助站在家门口的乞丐容易得多。
况且,对于讲究实际的中国人来说,有一点是需要重要区分的,那就是鱼一入水,鸟一出笼,不管以后的情形怎样,人们放生的工作也就结束了。它们只能自谋生路,不能指望放生它的人会为它今后的生活提供条件。因为人只是在做自己的事,在积德,至于鱼或者鸟以后的命运,他是不会放在心上的。
在中国,“善门难开”,更难关。没有人能预料到出于良好愿望的行为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或者因此招致什么样的责任风险。所以,最明智的做法就是时刻谨慎从事。
一个住在中国内地的传教士,曾应当地一些绅士的请求,帮助一个双目失明的乞丐。乞丐的眼睛不过是小小的白内障而已,因此传教士很轻易地就治愈了他的眼疾,使他重获光明。但是,那些绅士知道之后,却说传教士砸了乞丐的饭碗,因为眼睛治好了,乞丐就不能再讨饭了。他们要求传教士应该养活这个乞丐,雇他看门。
有时,一位很少与其他人交往的老太太,出于慈善,款待其他的老妇人。这些老妇人看起来似乎很需要救济,然而最后慈善的老太太却成为了这些人残酷榨取的牺牲品。这类事情我们曾听说过一次,但估计并不少见。我们不得不承认,发自内心的仁慈,对中国人来说是少之又少的。
当瘟疫、饥荒爆发或黄河大决口时,或快或慢,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总会派人到灾区帮助灾民。但是他们仅仅是采取一些权宜之计,从不采取长久性的、大规模的防范措施,似乎在他们看来,这种灾难性的事情以后再也不会出现。而且,对难民的救济,总是在他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偏偏停止了。比如说在早春时节,这是个最容易发病的季节,在这之前,人们经过长期痛苦的煎熬,极易发生瘟疫。但是,这时政府却往往只给一点儿救济就打发他们走了,要他们离开逃难时居住的地方,赶快回家。
理由很明显:政府的钱用光了,而田里正需要人干活,只要在麦收前让他们有吃的就足够了。政府也很清楚,如果不给一点救济让他们离开,天气一转暖,瘟疫就有可能爆发,将可能的瘟疫或死亡零星分散在各地,总没有大批地死在这里引人注意。
“腊八舍粥”是中国典型的慈善活动,它是中国慈善活动流于表面形式的典型代表。中国农历腊月初八这天,平时没机会行善,无法积累善行的人,很早就准备好要慷慨施舍。按照风俗,他们一整天会向所有来讨粥的人施舍,不过,这些粥都是最便宜、最难让人下咽的。这就是所谓的“行善”,实际上它只是人们用来积德的一种手段。
如果碰巧某一年丰收了,就没有人来喝他的粥了,因为即使最穷的人也能在家里喝到比这更好的粥。但是,施舍粥的人并不会因此停止舍粥,或者换上别的更好一点的食物。一天过去了,没有一个人来讨粥,粥最终被倒进了猪槽。而行善的富人们也带着悠悠的满足感回屋睡觉去了。
今年他已经尽过义务了,良心已经得到了满足,他仍旧保持了仁慈的名号。但是另一方面,如果赶上坏年景,米价暴涨,他们就没心思行善积德了,因为他们“行不起善”。
在中国,随处可见成群结队的乞丐。据了解,在城市里,乞丐们常常会组成强大的帮派,远比与他们争斗的任何帮派都强大,因为他们什么都没有,不怕失去什么,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好畏惧的。
如果一个小店主拒绝了一个乞丐的乞讨,那么这个乞丐会像日内瓦仲裁那样锲而不舍,还会有成群的乞丐前来骚扰,给他造成沉重的负担,让他无法做生意,直到这个精神麻木的中国人满足乞丐们不断升级的要求,他才能继续做生意。对于这一点,店主和乞丐双方都很清楚,因而使得这类善行就像涓涓细流,绵延不绝。
实际上,对经常看到的川流不息的难民的小赈济实行的也是同样的原则。通过这些,你会观察到,这种行为并不只是为了使难民受惠,更重要的是使行善的人从中获得回报。中国人施惠的每一个对象,都可被看成“小情人”,行善者的一切行为目的只是使自己在现在或未来生活得更好些。
对于中国人这种扭曲的慈善行为,应该再加上重要的一点,即任何事业,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都不可能逃脱日益萎缩衰退的中国政体的压榨,而且这种压榨和政府的其他计划一样组织严密。你很难知道一个中国官员把赈济款据为己有的全部细节,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即使在一些大饥荒中,老百姓正煎受着深重苦难,这些都不可能阻止无耻的官吏侵吞手中的赈济款。此时,公众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灾情和救灾上面,外界对救济款的筹集与使用并非一无所知,在这种情况下发生这样的丑闻,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就不难预料了。
中国人所了解和接触的西方文明,仅仅是西方人强迫他们接受的西方文明中最坏的成分。因此,当他们看到,信奉基督教的国家都遍布着非基督教国家无法比拟的慈善机构,他们一定会认为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这也可能会促使他们去探求隐藏在这一意味深长的事实背后的东西。
我们还应该提醒中国人去注意一个令人深思的细节:表示“仁”的汉字没有以心字作偏旁,它与其他和感情有关的汉字不同。这说明,它代表的美德通常是缺少诚意的。至于结果如何,我们都已经看到了。实际上,慈善活动应是一种本能,无论有无明确的必要,都要找机会表现出来。这种精神是中国人完全缺乏的。这的确不是一种人类的进步。倘若中国人想创造出真正的慈善,就必须经历西方人过去的经历,把仁慈变成人生的重要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