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氏对先秦田制的意见，主要集中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但分散数处：（1）“前论” 第八章“经济状况之部分的推想”（页50-54），（2）随后的“附录四：春秋‘初税亩’（误植为‘作’税亩）、‘用田赋’释义”（页55），（3）“本论” 第六章“儒家思想（其四：孟子）”（页89-90），（4） 第二十一章“乡治问题”（页174-177）。梁并未以田制为主题作系统地探讨，而是在提到相关问题时附言几段或几句。
在这种结构下，我们不容易掌握他对先秦田制的完整看法（他当时并无此意图），因而也不易对他的说法提出系统性的评论。这是个庞杂的大论题，在此只能在较小的幅度与较低的深度上，就梁在《先秦》内的一些片断论点，摘引整理出几个议题，就我们所知道的不同见解，提出对应性的解说与评论。
1918-1919年，《建设杂志》曾经对“井田制度有无”这个议题，刊登过一系列的辩论文章，主要的参与者有胡适、胡汉民、廖仲恺、朱执信、季融五、吕思勉等人。这些文章于1965年在台北汇印成书《井田制度有无之研究》（共147页，本书原由上海华通书局出版），对井田有无的各种看法，以及与先秦田制相关的论题已大致有具体的呈现。梁在1922年编写讲论《先秦》时，不知是否已听闻胡适等人的争辩，然而从《先秦》内相关的论点看来，感觉不出梁对那项辩论有所反应。
民国以来，对先秦田制与井田说争辩的文章很多，有些是单篇专论，有些是在土地制度史内附带论述，有些像梁一样在论先秦史时带上一笔。我们认为其中最有力的辩解，是钱穆（1932）论述《周官》的著作年代时，在第3节“关于田制”的详细深入解说，以及齐思和在《孟子井田说辨》（1948）中，将孟子论三代田制的一段文字，与回答毕战的一段文字作出区分，认为后者是专替滕国设计的方案，这帮助我们澄清不少混淆的观念。
从民国初年胡适与胡汉民等人辩论“井田有无”以来，这场大争辩至今仍未止息，学术期刊上还不时出现各式各样辩解井田的文章。以专书形式探讨井田制的研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有陈瑞庚《井田问题重探》（1974）、金景芳《论井田制度》（1982）、徐喜辰《井田制研究》（1982）、吴慧《井田制考索》（1985）。这些专著以及无计其数的单篇论文，各自从独特的角度出发，论证井田问题的各个面向，可说是众说纷纭，至今尚无能相互信服的定论。日本学界对井田制的研究，请参考佐竹靖彦《日本学界井田制研究状况》（1999a），和佐竹靖彦《从农道体系看井田制》（1999b）。佐竹的基本见解是：“笔者明确地认为井田制确实存在。”（1999a：240）
在这些庞杂的文献中，以“孟子井地”为主题的论文并不多见，在此仅举两例。木村正雄《孟子の井地說：その歷史的意義》（1967）是较早的一篇，他认为“井地说”是孟子独创新倡的（页167）。方清河的硕士论文《孟子的井地说》（1978），基本论点和本章的看法相近：孟子的原意是井地“方案”而非井田制，井田制是后儒误会、附会、强加注释而仍无法求自圆其说的“人工产品”。可惜这篇论文没有整理发表在期刊上。虽然本章和方先生的基本路线契合，但在论证方式与佐证数据上仍有相当差异，各自有侧重的面向。若举一例以说明差别，则本章第10.5节“附论：从井字的根源看井田说”，是历年来否证井田说较独特的方式。
本章从一个较特定的观点来探讨这个问题：井田说源自《孟子》，而孟子当初替滕国所规划的是“井地方案”（即“井字田”），目的是在“正经界”，这与后儒所谈论的、理想化的井田制无涉。把“井地”和“井田”混为一谈，是日后争讼井田有无的肇端。整体而言，井田有无的辩论，是自树稻草人的虚拟“空战”，正如胡适在《井田制度有无之研究》（页30）所说的：“‘日读误书’是一可怜。‘日读伪书’是更可怜。‘日日研究伪的假设’是最可怜。”20世纪50年代之后，有许多学者从马列史观的角度，探讨先秦田制与井田说；从较宽广的角度来看，本章的论点也可以视为我们对这两个主题，以及对各种不同诠释的回应。
现在来看梁的切入点。他说：“吾侪所最欲知者，古代田制（或关于应用土地之习惯）变迁之迹何如。”他引用《孟子·滕文公上》的说法：“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并“认孟子之说为比较的可信”，原因有三：“农耕既兴以后，农民对于土地所下之劳力，恒希望其继续报酬，故不能如猎牧时代土地之纯属公用，必须划出某处面积属于某人或某家之使用权”；“当时地广人稀，有能耕之人，则必有可耕之田。故每人或每家有专用之田五七十亩乃至百亩，其事为可能”；“古代部落，各因其俗宜以自然发展，制度断不能划一。夏殷周三国，各千年世长其土，自应有其各异之田制”。（页51）
他所说的三项理由，是印象式的一般论点，不具争辩性；在此要和他互论的是，他在页51-52对三种田制（夏之贡、殷之助、周之彻）内容的解说。其次，他在页55对“初税亩”和“用田赋”各写了一段释义，内容值得作较深入的评述。再次，他在页89说“孟子于是提出其生平最得意之土地公有的主张，即井田制度”，但梁对孟子的井田（其实应该是“井地”）主张认识并不够深刻，值得补述与辩证。
以下将逐一评议上述的子题：贡、助（附论：助与藉）、彻、“初税亩”与“用田赋”、孟子的井地方案（附论：从井字的根源看井田说），此节是全文的核心重点； 第10.6节综述本章的五项主要论点，并用以对比学界对这些论点的认识。
10.1贡
先引述梁对“贡”的解说全文：“贡者，人民使用此土地，而将土地所产之利益，输纳其一部分于公家也。据孟子所说，则其特色在‘校数岁之中以为常’而立一定额焉。据《禹贡》所记，则其所纳农产品之种类，亦因地而殊。所谓‘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是也。《禹贡》又将‘田’与‘赋’各分为九等，而规定其税率高下。孟子所谓‘贡制’，殆兼指此。但此种课税法，似须土地所有权确立以后始能发生，是否为夏禹时代所曾行，吾不敢言。所敢言者，孟子以前，必已有某时代某国家曾用此制耳。”（页52）
梁对“贡”的解说太浓缩，读者不易充分理解。其实“贡”的赋税方法，龙子已经讲得清楚，龙子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滕文公上》）孟子没有解释“贡”，可能因为这对当时的人而言是明显的事。现在一般的了解，以为“贡”是由下呈上，其实由上赐下也可以称为“贡”。
《尔雅·释诂》说：“赉、贡、锡、畀、予、贶，赐也。”在《滕文公上》内，“贡”与“助”、“彻”相比，大约是较单纯的：“上以地赐下，下以农作物呈上。”古时的耕种技术容易耗损地力，贵族以土地赐给民众，目的是利用民力来开垦土地；可想见除了税收之外，“贡”还包含土地开垦的用意。然而与“助”、“彻”相比，“贡”显得较简陋而无精心规划的内涵。《万章上》篇：“象不得有为于其国，天子使吏治其国，而纳其贡税焉。”在孟子的心目中，似乎比夏还早的舜时，就已经有“贡”了。
其实“贡”字出现得并不早，应该不会是夏代的制度，可是在战国初期普遍将“贡”归之于夏后氏，例如同时期出现的《禹贡》即是。再说，《禹贡》中的“贡”仅指特产，与普遍征收的“赋”不同。梁说孟子所谓的“贡制”兼指《禹贡》的“赋”，其实《禹贡》已逐州将“田”与“赋”的等级分好了，哪里还有《孟子》内龙子所谓的“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之余地？战国时诸家的传说杂出，如果硬要调停其间，将治丝益棼，不意梁氏亦蹈此弊[详见齐思和《孟子井田说辨》（1948：105）]。
10.2助
10.2.1“助”解
梁对“助”的解说是：“孟子释助字之义云：‘助者藉也。’其述助制云：‘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此或是孟子理想的制度，古代未必能如此整齐画一，且其制度是否确为殷代所曾行，是否确为殷代所专有，皆不可知。要之古代各种复杂纷歧之土地习惯中，必曾有一种焉。在各区耕地面积内，划出一部分为‘公田’，而藉借人民之力以耕之。此种组织，名之为助，有公田则助之特色也。公田对私田而言，《夏小正》云：‘初服于公田。’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大田）据此则公田之制，为商周间人所习见而共晓矣。土地一部分充公家使用，一分充私家使用；私人即以助耕公田之劳力代租税，则助之义也。”（页52）
梁对“助”的解说并不够充分，补充如下：孟子在《滕文公上》所说的“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其基本用意是为了要配合“民事不可缓也”与“取于民有制”这两句话。这大概是当时的传说，未必是古代真正的史实。以下论证孟子在这段话里，两个关键词（“助”与“彻”）的内涵与意义。孟子说：“彻者，彻也；助者，藉也。”此句内的后一个“彻”字，应当“治”解，因为在当时那是训诂上很浅显的字，所以孟子才用重复字“彻者，彻也”来解释。而“助”这个字的意思，似乎是氏族社会所留传下来的共耕制；孟子用“藉”来解释它，“藉”字同“耤”，是周代具有神圣性的耕田仪式。
据孟子时代儒者的共识：“助”的特点是有公田。可惜由目前的考古资料，很难追究这项共识有多少历史根据。如果假设战国这种普遍的信念，不会无风起浪，则唯有猜想这是由初民的氏族社会中，一种惯例演变出来的。当初地广人稀，具优势的氏族会鼓励其他氏族的成员为他们耕作，以增加收获。起先应该是以余地的使用权，来作为耕作者的酬劳；后来因为人口渐增，可耕地渐少之后，才成为一种“劳力赋税”。“助”字原先带有神圣性，这在《周书·小开武》第二十八显示：“……顺明三极、躬是四察、循用五行、戒视七顺、顺道九纪。……七顺：一顺天得时、二顺地得助、三顺民得和、四顺利财足、五顺得（德）助明、六顺仁无失、七顺道有功。”《周书》又称《逸周书》，其中有极古的材料（例如《世俘》）。此段内的“一顺天得时、二顺地得助、三顺民得和”，值得注意：作者把“时”、“助”、“和”这三件事相提并论，可见“助”不应作“辅助”或“帮助”解，而应当理解为“由地力所衍生的成果”。
有另一个附带性的关键词意义应澄清。上引《滕文公上》内，有一句“其实皆什一也”，其中的“实”字，应作算法中的“被乘数”解，与历法中“岁实”的“实”义近，在此引申为“税率”，也符合孟子自己的文意。
10.2.2附论：助与藉
《孟子·滕文公上》说“助者，藉也”，他用“藉”来解释“助”。“助”基本上是殷商时期推行的一种农田耕作制度。“助”似乎是由氏族社会留传下来的共耕制，孟子对“助”有相当了解，不吝于表达他的赞美。除了《滕文公上》之外，他在《公孙丑上》也说：“……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
我们现在无法得知这项说法有哪些史实背景，然而当时人应该听得懂他的话，而且还有些同时代的人（例如龙子）支持他对“助”的赞美，可见这是战国初期的一种共识。
此外，孟子在《滕文公下》引述《礼》曰：“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蚕缫，以为衣服。牺牲不成，粢盛不洁，衣服不备，不敢以祭。”这里所引的《礼》，大概是《逸礼》。现存的《礼记·祭统》有类似的说法，可是文字都不同。孟子并不赞成许行的“与民并耕而食”，可是孟子引用《礼》，表示他同意其中的说法。他所引用的“诸侯耕助”云云，大概只是倡导性的仪式，类似藉礼；实际的“粢盛”，则为庶民耕作的结果，类似《国语·周语上》的“庶民终于千亩”。这或许是孟子用“藉”来解释“助”的原因。
然而，“藉”字的本身意义，并不是孟子讨论的主要目标，他只是用“藉”来衬托“助”的内涵。他虽然用“藉”来解释“助”，但并没有说“殷人七十而藉”。后人往往把“助”与“藉”等同起来，其实是项大误解。
“助”字一般都作“帮助”解，这只是引申义，原义反而被晦隐了。《周书·小开武》第二十八说“一顺天得时、二顺地得助”，这里的“助”是在显示“由地力所衍生的成果”。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卷1内引《周书》曰：“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遂耕而种之。作陶冶斤斧，为耒耜耨，以垦草莽。然后五谷与助，百果藏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