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国币条例
熊希龄内阁在1913年9月执政后，主张沿用银本位制来改革币制：
“希龄等虽认金本位为合于世界大势，将悬为最后之鹄，然目前不易办到，故暂沿旧习惯，用银本位以谋统一。”（《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页85-86）梁既为此内阁的一员，在政策上也只好暂时按住虚金制的主张。翌年1月17日国务院讨论“国币及施行条例与理由”，此事自然引起国际银行团的注意，各方因而与熊希龄交换各种的见解（往来文件收录在上述史料辑的页86-88）。在各方交换意见之后，于2月8日公布《国币条例》13条及施行细则11条，此外还附了7项“理由书”来解说制定这些条例的背景与诸项考虑（页88-97）。
梁此时在内阁的职务是司法总长，所以这些条例、细则、理由书不是以他的名义发表，目前只能猜测熊应该知道梁对币制的研究与主张，也应该会征询他对此事的意见。这些条例与细则不是此处的要点，我们要看的是那7项理由，以及梁在3月10日任币制局总裁之后，对这7项理由的补充说明。
这7项理由书的内容是：用银本位之理由，用6钱4分8厘为价格单位之理由，各辅币重量成色减轻之理由，主币准自由铸造且收铸费之理由，从前官局所铸1元银币暂准作国币之理由，旧辅币暂以市价通用之理由，施行地域分次第之理由。梁任币制局总裁之后，知道各界对国币条例仍有疑虑，所以在上任后发表了《币制条例理由书》。这篇文字未曾在刊物发表过，现在收入《饮冰室文集》（32：1-8），是由梁口述，李犹龙笔记。这篇短文的性质是在补充说明2月中公布的7项理由书，共有6项要点，析述如下：第一项是改革币制无需巨款。晚清拟币改之议时，有举外债1亿元专办此事之说，而后币改未行，外债机失。十余年后的现在又倡币改，梁此处的用意，是在纠正币改需巨款的观念。过去议改为虚金本位时，确实需要巨款作为准备金，但1亿元应仍不足；现今已倾向暂用银本位，何以仍需此巨款？因为论者认为，若要行银本位则必先铸足够之新银币，一部分供市场流通，一部分贮于库内准备紧急之需，所以无巨款则不敢语币改。
梁不同意这种想法的理由有二：一是以中国人口之众，市场需钱量之巨，若要有此巨款的发行准备才能币改，则永无改革之日。二是今日市面上各种货币已多，若要再铸大量银币流入市场则会有两项恶果：当时国际银价已大跌，若中国采银本位，各国必将多余的白银倾倒入中国；中国政府因确定采银本位，必铸大量银币，流入市场后必增白银流通量，银币将因而更贬值，原已混乱的货币市场将更滋扰乱。梁的政策是实行“国币兑换券”，用以“吸收市面之生金银及废币，随时改铸，故费可省而功易集也。……明夫此义，则知改革币制亦绝非如世人所拟议之必须尔许巨款矣”（32：2）。梁乐观地认为，这项国币汇兑券计划只要有1000万元即可着手，有3000万则绰绰有余，“故吾决言改革币制无须过巨之款也”（32：2）。执行这项计划汇兑券的诸项困难，在第2.2.4小节内已析述，梁在此处的论点说服力有限：历史上从未听闻过币改的费用可以如此低廉，尤其在当时的经济社会环境里，民间信心的低落与抵制性才是更大的阻碍。梁以总裁之尊，不知为何立此单纯之论。
梁的第二项诉求是主张行银本位制，他对此议只有半页一段的简要论说：银本位已是落后的币制，复本位在各国已证明失败，而中国的黄金存量尚不足以行金本位或虚金本位，所以暂以银本位为过渡时期的币制。梁说明此事的用意，是在解说他执政期间的目标：“暂以银本位为入手整理之法，故国币法及银行条例，皆本此意以施行之也。”（32：3）也就是说，他要暂时放弃过去极力主张的虚金制，顺应潮流采取张之洞派所主张的银本位制。第三至第六项理由，是对下列四项具体问题解说，并无政策方向上的问题，在此不论：国币的单位；辅币的重量与成色；主币准许自由铸造，收铸费6厘；旧铸1元银币暂许作国币，旧辅币暂许以市价通用。
2.3.3币制借款
币制借款的基本用意，是向列强贷款来改革中国币制，是专款专用的性质，和铁路借款相近。列强愿意贷款的动机很明显： 第一，主导中国的币制改革，进而深一层地掌握经济与财政命脉； 第二，中国的币值不稳，会影响列强与中国各项经济往来的不确定性。1903-1904年赫德与精琪的虚金制提议，就是以这两项目的为出发点。而中国也有意愿的原因很明显：一是币制上的，国币确实需要统一明确化，以便利国内外的经济交易；二是财政上的，若得列强币制借款，可稍纾缓财政上的窘困。晚清的币改借款，以英、法、德、美为主，称为“四国银行团”。张之洞等人的反对，主要是看清了列强的侵入性动机，同时也认为就算中国的币制需要改革，并非必采列强的虚金制不可，只要走好适合国情的银本位就够了。相对地，主张采虚金制者，除了强调此制的国际性经济优点之外，也理解这种贷款可以有效地协助币制改革。梁是属于这条路线的主要人物之一。
1914年3月梁掌币制局后，就有币制借款的构想，可是当时欧战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此事因而无法进行。梁于同年10月去职，币制局裁撤。欧洲列强知道中国仍有币制借款的意愿，但被大战牵扯而无心全力进行，此时日本趁机进入角逐这块大饼。1916年秋，寺内组阁以对华经济发展为一大政纲，这可从当时外相本野的声明中看出：“帝国希望在华发展，故希望与中国亲善，中国为发达其将来而图改革，帝国不惜予以援助，帝国政府为使中国信任帝国，当讲最善之方法。”（《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页373。以下所引页码除另声明外，皆同）
著名的西原借款案，和中国改采金本位也有密切的关系：“具体地说：在满洲、山东以及其他地方敷设铁路，在全中国装置电信设备，以谋其交通的现代化；开发吉林和黑龙江的丰富的森林；采掘黄金，以所获得的黄金为基础，来改革极端紊乱的中国币制，确立金本位制度。中国实施金本位制，其最快的道路首先是在铁路方面的收支使用金本位。所以铁路网之敷设、交通银行之整理，这些都是沿着在中国确立金本位制度的建设意图。六七笔借款决不是孤立的、彼此无关的，而是在这个统一目的下签订的。”（页373-374）日本对华的经济动机，以及和改采金本位制的关系，在此充分展现。
以上是梁在1917年7月任财政总长之前的日方策略，寺内内阁的财政大臣胜田主计，在1918年对梁的币制借款作为有如下的评论：“去年（民国6年）夏间，梁启超氏为财政总长时，希望改革中国币制，欲从各国借款二万万元，并示此意于日本。同时梁财政总长，附加中国币制改革案文本，亦暗中通告于各国。梁氏此提案，大体能得各国之赞成，……日本以外之各国，因在大战之际，不能确定，故实行币制借款时，最初以借一万万圆为必要，在北京之各国代表，对于梁氏之改革方法，认为无误时，始得决定此借款。然在各代表之研究中途，梁氏去职，于是币制改革之议，亦受一顿挫矣。但各国希望中国从速改革币制，而中国方面希望实行改革其币制之意，均依然存在也。”（页384）
这是梁任内与币制借款相关案的概要，以下进一步说明几项主要的经过。何以梁既打算向日本借款，而又“暗中通知于各国”？原因很明白：要从各国的角力中得取有利的借款条件。此事源于1911年英、美、法、德四国曾与清廷签订币制借款，这就是卫斯林在1912年来华推行虚金制的背后动力。但如前所述，中国在翌年确定为银本位，虚金制遂止议。虽然此事已定，但列强在借款条约到期时，照例向中国政府要求延期，中国政府也大都同意，基本的原因是国际金银价格还在波动，不知银价何时再贬，若有改采虚金制必要时，仍需靠列强的借款来进行币改。另一项原因，还是想通过此项借款，来缓和国家财政上的窘困。
梁在1917年7月上任后，欧战已打了三年。“当时世界金价大跌，……确是整理外债及改换金本位的好机会，……本人确有野心来整理财政，所以去干财政总长。中国既加入参战，德、奥二国赔款立即取消，对于其他各国赔款均展限五年。”（43：16）梁见时机大好，可以翻案实行他计议已久的虚金制，所以积极向外借款币改。日本未受欧战影响，对此事相当积极；英、法、德诸国虽受欧战牵连，但对此事则通过所共组的银行团来与日本角力。以下先看梁与日方的接触，再看欧美银行团的反应。
1917年8月7日，梁与日本公使林权助谈1000万镑币借款的问题。日方打算以中国的田赋收入作为借款担保，梁出示的计划内容有八项（页386-387），其中的第七项说明反对此事者多，以田赋担保之事目下绝不可能。另一要点是梁打算聘日人阪谷男爵为顾问，任“币制改革局会办”，但须经四国银团同意，此事争议较小。过了一星期（8月14日），梁向日方表示1000万镑数目太少，打算改为2000万镑，其中1500万镑用来币改，其余用来归还各项借款等诸项用途。梁为了促成此事，在8月23日给犬养毅的信内表示：“币制改革可以增进贸易，刷新财政，为启超夙昔所怀抱。以为此策而行，不独日本目前资金可以输出，而国际贸易获益尤大，故此次有币制借款之提议。现贵国朝野方对于此事加以考虑，倘荷赞同，使此举得以实现，岂独敝国蒙庥，而于亲善之义尤有大益也。”（《年谱长编》，页529）
9月初，梁拟了一项币制改革办法大纲（页392），对改采金汇兑本位（即虚金制）的目标加了一项附注：“俟欧战终了后再定。”
他同时拟了十项“现拟着手之事”，其中的第十项是：“以海外金准备为担保，发行国内公债，充整理各省滥发纸币之用。”前总理熊希龄于9月12日致函梁，表达对此事的忧虑：“公虽热心币制，欲乘此时机达其屡年筹划金汇兑之目的。无如金价低落，借款虽成，损失太巨。即使设法留存外国银行，而本国苟无能现银铸造法货，则币制亦难实行。何况目前英法等国正值战争之际，必难发行债票，势必均于日本招募。幸而成功，以如此金价日落之势，其利害损益，亦当熟思而审计也。”（《年谱长编》，页530）
英国对此事的态度也不乐观：“九月十三日四国银团代表开会，……英国代表认为中国发行内债，收回各省纸币，当然可以。但为此而想提出如此巨额之金币借款，其意何在，殊难理解。……即使中国银行此番由于这笔借款，得到准备金的补充，但难保将来必要时又要发出无准备金的银行纸币。总之，财政总长的提案是不切实际的。”（页393）相对地，日本对梁的大纲“完全表示赞同”（页394）。外相本野在21日发密电指示日本驻英大使珍田，说日本政府“认为应接受中国政府所提之要求，进行借款谈判”，并指示大使“迅即向英国当局交涉，……促使本借款谈判的进展”（页395）。
美国也积极介入了此事。美驻华公使芮恩施在8月6日致国务卿的电文中说：“日本现在控制着国际银团。美国进入银团较其他任何行动都更能恢复均势，并为中国的真正独立作出贡献。……再者，由于大部分需要的资金最终都要来自美国，因此美国最好在这件事上插一手。”（页396）他的用意在9月16日的另一项电文说得很清楚：
“……参加这次贷款的价值，在于抵消日本在银团中的优势，因为日本正在极力剥夺中国财政上的独立自主。……如果美国政府有任何垫款的话，都必取得这样一些谅解，……和保证美国在中国领土上有同等的经济和商业机会。”（页398）
币改借款的事至此胶着。1917年11月22日冯国璋迫使段祺瑞下台，30日冯任命王士珍为国务总理，梁同日辞职，由王克敏继任。
王在此之前任中国银行总裁，时常参与梁的策划。王任财政总长之后，继续与日本交涉借款（页423-425）。此事仍有复杂的后续情事，因与梁无干，不拟续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