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提到是，自我感觉特好的徐树铮，在游说完吴佩孚之后，回到北京，接着干了一件震动“北洋团体”的大事，擅自把北洋宿将陆建章给杀了。陆建章是袁世凯小站练兵时的旧人，属于北洋军草创时代的老班底，跟段祺瑞差不多的资历。在袁世凯时代，做过陕西督军，官拜上将。说起来，陆建章跟段祺瑞同为安徽人，又是同僚，但却一直不和，结怨甚深。后袁世凯时代，是段祺瑞的时代，段祺瑞也不思修补两人的关系，因此，陆建章一直赋闲，自然积怨更深，只要有机会，总是想办法给老段找点麻烦。恰好陆的手里还有一张牌，就是他提拔而且把内侄女也一并赏了的冯玉祥。冯玉祥的部队不多，但相当精干。上面但有点事，总是陆建章给他帮忙，所以，对陆言听计从。冯玉祥武穴主和，都传是他暗中鼓动的结果。仅此一点，在徐树铮看来，就有可杀之罪。不过，北洋军人是讲辈分、讲资历更讲脸面的。即使跟其他的军阀打仗，一般都会对对方的身家性命加以保全，更不会动战败者的家人和财产。更何况，此时北洋团体尚未破裂，陆建章无论多么可恶，毕竟是自家人。徐树铮一个北洋后辈，当时仅仅是挂名的奉军副总司令，官阶比陆还低，不经审判，甚至没有事先请示段祺瑞，把个前辈上将诱来，一枪送他去见袁世凯，别的不说，仅此一点，就犯了北洋团体的大忌，破坏了军阀们约定俗成的内部道德规范——无论有多大的敌意，一般不伤害对方的身家性命，除非战场相遇，子弹不长眼。这令圈内的很多人对小徐的心狠手辣，感到心寒。更不用说，此举彻底地伤了北洋的后起之秀冯玉祥。到后来，小徐失势之后，还就是因为这个被冯玉祥杀了。
小徐的权术，玩大了。这件事，使得当时被逼无奈事后追认枪杀陆建章事件的总统冯国璋深受刺激，以至于一有机会，就大呼和平，导致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在整个情势上都成为不可能。甚至到了安福国会选出来新总统徐世昌，也不得不顺应潮流，提倡和平。
吴佩孚与湖南的“驱张”运动
1918年3月，北军三路进攻湖南，作为主攻的张敬尧第七师，寸功未见。吴佩孚率领第三师攻下湘北重镇岳州，连下长沙，湘桂联军溃走。在这个时候，吴佩孚和张敬尧分别接到两个命令。给吴佩孚的是让他继续追击南军，直捣两广。给张敬尧的是让他做湖南督军兼省长。接下来，追到衡阳的吴佩孚，不再追了。而身在长沙的张敬尧，做了大帅，总算有了地盘，按规矩，可以算是地方诸侯了。
张敬尧出身小站新军随营学堂，算是小站旧人。在北洋军里，资历绝对比吴佩孚老。1914年他做第七师师长的时候，吴佩孚才是个小营长。当年辛亥革命北洋军进攻武汉，后来国民党二次革命，北洋军进攻南昌，以及围剿“白狼军”，张敬尧还算是骁将。但是，到了入川跟护国军对阵之时，就已经不中用了。在段政府的南征中，作为段祺瑞倚重的爱将，实在是不争气，打一仗败一仗。如果不是段祺瑞用人不明，任人唯亲，湖南的督军，无论如何都到不了他的手里。
可是，做了大帅的张敬尧，却发现他这个督军，能够控制的不过长沙周围几个地方。漫说远在衡阳控制湘南的吴佩孚他管不了，不仅管不了人，连地盘也不是他的。其他地方，由于分别驻扎着南征的北军各部，他实际上也管不了。一个督军，实际管辖范围，也就是北到岳州，南至湘潭这么大的湘北方寸之地。地盘不大，但军阀的毛病，张敬尧都有，首先要地皮，有了地皮，就拼命扩军。第七师进驻长沙不久，就扩充到7万人枪。人马多了，跟其他军阀一样，用人先用自己人，第一是兄弟子侄，第二亲戚同学，第三故旧乡亲。张敬尧排行老大，下面兄弟三人，张敬舜、张敬禹、张敬汤，各个都身居高位，不干好事。湖南人给他们编了歌谣：“堂堂乎张，尧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
军阀的部队有个通病，凡是驻扎地不是自己的家乡，纪律就不好。北军进入湖南，原本就是来征服的，先天不足，只有冯玉祥和吴佩孚的部队尚可，其他部队，口碑都不怎么样，而张敬尧的部队，就更是差劲。加上他的部队，大部分都是擅自扩招的，陆军部一时还排不上编制，因此，经常薪饷不继。严格来说，得要靠他自己筹饷养活。可是，他实际控制的地盘小，自己贪，几个兄弟更贪，弄点钱，先要往上海租界外国银行里存上，在天津租界购置产业，在安徽老家买地，余下来的，才能养兵。因此，他的部队，经常闹饷，然后自行搜刮，纪律一塌糊涂。
在如此狭窄的土地上，骤然养了这么多兵，当地绅民肯定是吃不消的。张敬尧既要养兵，又要自肥，没有别的办法。跟所有没出息的军阀一样，只能一边加大征收幅度，横征暴敛，一边滥发纸币，滥发债券，同时还干点盗卖公产的勾当。特别遭人诟病的是，张敬尧还克扣湖南的教育经费。湖南是个士绅势力极大的省份，自晚清以来，教育经费就已是得到特别保障的，任谁当政，都不敢随便动一个指头。可是到了张敬尧手里，由于军费紧张，居然敢动教育经费的主意。先是挪用，然后以纸币代银元，继而拖欠。各学校1月份的经费，时常拖到3月份方给，给的时候还要克扣打折。因此，引得新旧知识界对张敬尧格外地不满。
当然，纣之恶，不如是之甚也。张敬尧在民国史上，名声的确很坏，但并非一个专门作恶的恶魔。他的军队，虽然纪律不好，但也不至于专门放出来烧杀淫掠。后来湖南“驱张”运动，胪列了张军的恶行，尽管已经极尽夸张之词，但比起后来督鲁的张宗昌，还是小巫见大巫。张敬尧种种搜刮恶行，的确很恶劣，但还没有到令人完全无法忍受的地步，跟他同时期的一些军阀，比如四川的刘存厚，也差不多是这样。五四运动后期，湖南学生和知识界发起“驱张”运动，大张旗鼓四处运作，到处去臭张敬尧。张敬尧能够让这些人从容发动，而且自由出入，可见张敬尧并没有人们说的那样穷凶极恶。可是，张敬尧倒霉就倒霉在他刚当上督军不久，就碰上了五四运动。这个运动，就是冲着他所在的皖系去的，而张敬尧要对付的，不仅有全省各地尤其是省城的学生，还有在湘南剑拔弩张的吴佩孚，和在常德皮里阳秋的冯玉祥。是人都知道张敬尧是皖系的大将，痛打卖国贼，在北京目标是段祺瑞、徐树铮和曹、章、陆，在湖南，就是他张敬尧。
说实在的，从五四开始，一直到吴佩孚撤防北上，张敬尧就像被放在火炉上烤的烤鸭，一边的火是湖南的知识界，一边的火是吴佩孚，直到烤成两面焦，最终被湖南文武两伙势力，驱逐出了湖南，官职丢了，残兵被人吞掉，片甲无存。一生的事业，从此烟消云散。
我曾经介绍过，五四期间，湖南的抵制日货运动非常火爆。学生对买卖日货的人，往往采取暴力的行动，但军警却并不制止，有时甚至还向着学生。事实上，张敬尧根本不敢对运动说三道四，更谈不上镇压了。不仅如此，张敬尧还曾致电北京政府，要求罢免曹、章、陆，以丢卒保车。个中缘由，就像他在1920年5月26日也跟着众多军人通电主张续开南北和谈之后，给段祺瑞的密电里讲的，关节有五条：
此际适值外交棘手，各方多主续开和会。而尧一因湘省地当要冲，四面楚歌；二因湘省兵燹迭经，饥馑洊至，倒悬待解，望治孔殷；三因湘省金融枯竭，公私交困；四因青岛问题发生，湘省商民开通最早，激烈分子最多，多方煽惑，恐有他虞；五因湘省军队复杂，困难尤多。尧素主战，而实逼处此，不得已有宥日之通电。
这里，最主要的理由，就是后两条。一则来自长沙学生和知识界的，一则来自吴佩孚和冯玉祥。两下夹攻，把个主战派健将逼成了这副模样。
不过，尽管张敬尧对学生闹事基本上不敢过问，但毕竟不许抵货是北京政府的明令，而且基于当地经济的考虑，如果抵货的规模过于大了，而且商会出面要求干预，张敬尧还是得出面应付一下。但这一应付，出大事了，湖南轰轰烈烈的“驱张”运动登场。
事情是这样的，由于福州事件的刺激，学生加紧了抵货的步骤。1919年11月26日，学生查获了大批日货，准备在教育会会坪集中销毁。但同样参加抵货的商界人士，却大多主张罚款，双方争执不下，商会会长张先赞恳请张敬尧干预。于是，张敬尧的弟弟张敬汤带领军警，来到了教育会。军警和学生发生了冲突。据学生方面讲，他们遭到了军警的毒打和驱散，身受重伤者数十人。可是，这场被称为“学界未有之惨剧”的镇压，后来却没听说学生入院治疗，受伤的学生后来怎样，也没人提及。依照运动时期媒体的惯例，如果真的打伤了学生，随后报纸就会大肆渲染，绝无可能放过的。所以，最大的可能是，根本没有学生受伤。但是，随后长沙中小学生，全体解散，不上课了。张敬尧派人跟各学校协商数次，没有结果，于是亲自到教育会去跟各校校长和教员们去协商，委婉地说了软话，商会会长也道了歉。但是，没有用。学生和知识界联合起来，一致决议开展“驱张”运动。具体地说，“驱张”运动的核心组织者，是健学会和新民学会，推举代表数十人，分赴北京、上海、广州、衡阳和常德，向各方申诉，要求罢免张敬尧。去北京，自然是向北京政府请愿。去上海，则主要是向媒体和外国人造势。去广州，则是对南方军政府呼吁。去衡阳和常德，则是对吴佩孚和冯玉祥做工作。其中，“驱张”运作的重点，就是北京和衡阳。两地的“驱张”请愿团，分别有三四十人的规模。按《毛泽东传》的说法，毛泽东实际上是此次“驱张”运动的策划者。早在1919年的8月，他就有意图要“驱张”了。去北京的请愿团，实际上是他带领的。也因为“驱张”，毛泽东的名字频频出现在报上革职“驱张”通电和新闻里。去北京请愿的人中，我们还发现了杨树达、李振翩、李启汉等后来大名鼎鼎的人物。他们在北京联络了在京的湘籍士绅熊希龄、郭侗伯、范源濂等168人联名上书，在京的湘籍国会议员，也都被动员起来。请愿团还成立了平民通讯社，专门宣传造势。一时间，报上尽是张敬尧如何祸湘，如何镇压学生的消息和报道。
当然，皖系控制的北京政府，不可能答应请愿团的要求。漫说当家的是皖系自己人，就是别的派系当家，自打袁世凯死后，也没有一届政府能换得了兵权在握的督军的，除非让更有实权也有野心的督军下属顶班。但如此声势浩大的请愿宣传，却弄臭了张敬尧。张敬尧臭了，使得原本就因五四运动而声名狼藉的皖系，雪上加霜，等于间接地为直皖之争中的直系加了分。去衡阳的请愿活动，虽然声势没有北京那么大，但取得的实效，却远远过之。去衡阳的请愿团，也是一支庞大的队伍，里面有易培基、何叔衡、蒋竹如等重量级人物。这个请愿团组织严密，有总干事，下设交际、庶务、文书各股。除了请愿团之外，湘南学生几百人，也加入进来。事实上，决意“驱张”的湖南学生和知识界知道，真正对张敬尧能产生切实威胁的，也只有吴佩孚，即使当时看起来也很进步的冯玉祥，也得看吴佩孚的眼色行事。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的选择是对的。
大体上，去衡阳的请愿团，采取了三种战术。一是悲情打动，二是好话恭维，三是晓以利害。
先看第一种战术。1920年1月9日，请愿团21人，加上湘南的男女学生400余人，游行至吴佩孚的司令部，推出代表，要求见吴佩孚。吴佩孚欣然出来接见学生，学生们注意到，吴佩孚出来的时候，“无一随身卫兵，与张敬尧兄弟武士环身者有别”。请愿代表“面呈递交请愿书，及张酋罪状书，并诉说去张之决心”，说到动情之处，放声大哭，顷刻间，“全队学生哭声大作，左右侍卫军士亦为泣下”。大家一起哭，请愿效果奇佳，“吴将军乃大感动，允三日答复”。但是学生还心有不甘，“以未得具体办法，席地守候，以示坚决”。后来是吴佩孚的参谋长出面，“切实担保”，学生们才离开，前往各旅的旅部继续请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