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夏日午后，带子从生产队部走出来，心灰意冷又满腹狐疑，进家门脱口说出：
“咱镇上也起红卫兵了。”
姥姥听“镇上”二字，茫然不解，有种“兵临城下”的感觉，毕竟镇离自己村才十几里路，她立即问带子：
“前些天，广播喇叭说红卫兵在北京，跑咱家门口来干啥？”当时生产队设有线广播，常用它向社员广播公社大队通知，有时也转播新闻，广播喇叭就悬挂在姥姥房前的电线杆高处。
带子跟她解释：是咱镇上的中学生，还有师范校的，自己成立的红卫兵组织。她茫然地追问：
“红卫兵组织管啥？”
“造反！管学校的领导和老师！”带子还说了红卫兵写大字报和开批斗会的事。她听了这些话，很惊讶地“啊”了一声。带子越说越生气，满腹牢骚，甚至骂咧咧地说：
“这成什么体统！把老猫（指老师）都弄得‘靠边站’了，耗子（指学生）当家，闹到房顶上去了。真是猫儿得势凶如虎。开批斗会，对校长和老师还拳打脚踢的。黄嘴丫子没蜕的毛孩子，吃了豹子胆，这不是造孽吗！当老师有罪，我这认几个字的文盲倒安生了。”
她听了带子这长篇大论后，若有所思地嘟哝：
“可也是，被打成右派的，全是有文化的，没一个文盲是右派。看来文盲的日子好过呀。”
带子发议论时，她是竖着耳朵听，还认真地问，不像前些天，听露天大喇叭广播，有一搭无一搭不在意，该干啥还干啥。这回是说者“无意”，听者入心。
后来带子告诉我，在生产队听说“省城比镇上闹得凶多了”，“我一句没露”。因为心里憋得慌，担心在省城当老师的我，担心镇上当老师的姐姐，促使带子回家指桑骂槐。哪知，带子泄愤的话外音，姥姥真嗅出了异味，她常教育我们，“听歌听声，听话听音”，言外之意是不能听表面的。这回她自己倒真用上，听出了“音”。
晚饭时，姥姥像嚼蜡一样，饭在口中咽不下，没吃几口，就撂筷了。坐在火炕头上，身体微微地晃来晃去。往常她饭后常逗重孙子玩，没完没了地唠嗑，今晚沉默不语，任凭孩子在眼前折腾，不时地瞟孩子一眼，心事重重地坐了很久。
晚上躺下睡觉，她连连打着唉声，辗转反侧地不知在想些什么。带子看她这么忧虑，暗自后悔跟她说镇上的传闻。
其实这种传闻已经铺天盖地，是瞒不住的。人们行必说“造反”，言必说“红卫兵”，只是她蜗居在茅草屋里，还没在意人间烧起的“烟火”。
带子坐在她枕边，给儿子喂奶，有意地宽慰她：
“你犯啥愁，造反也造不到咱家。”
她迅速地直言反诘：
“咱家有当老师的。你姐也是老师。明摆着，能逃过这劫吗！她那儿也不是天外天。”
带子很机敏地解释：
“听说都是造老教师的反，他们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资产阶级分子。咱家的老师都是新社会培养出来的。”
“被打成右派的，有很多是在校大学生，那不也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吗？”她反驳带子的这话，表明她怀疑带子的解释。所以，她还是唉声叹气，说心里闷得慌，并问带子姐姐怎么样。带子心里明白，姐姐是小学教导主任，可能首当其冲。听说对学生严格的老师最倒霉。这话带子都压在心里，只能心是口非地劝她别胡思乱想，好好睡吧。
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不解释便罢，越解释越令人不安。带子内心的忧虑和表面的平静，一眼就被她看穿了，她知道带子不是那种有嘴无心信口开河的人。
第二天，姥姥照常起得很早，可没去院子里喂猪放鸡。匆忙往内衣兜里揣个牛皮纸信封，那上面有我和弟弟的详细地址。她先往信封里装点钱，最后用别针把兜口别牢，走到带子枕旁，趴近耳边悄声说“去镇上看看”。带子睡眼惺忪地答应，懵懵懂懂地坐起来，揉揉眼睛，看到她满眼血丝，眼皮肿得有点发亮，断定她整夜睡卧不宁，流了很久的泪水。
带子急忙喊还睡着的丈夫起来，用自行车送她进城，然后用开水冲两个鸡蛋加点白糖，递给她喝下。
姥姥坐在自行车后座上，刚出村东头，就说路不平，颠得慌，执意自己去镇上，带子丈夫只好停下。她往前走几十米，便往南拐入姥爷的墓地。六月份，大地里的庄稼还没封垄，也没有坟高。在晨曦中清晰地看见她慢悠悠地绕着坟走，还在坟头站了片刻，才转回到大路上。
上路后，她走得很快。直到她的身影消失在刺眼的霞光中，带子丈夫才放心地转回家。一进门便问姥姥有什么心事，带子自责昨天嘴欠，引起她担心我在省城遭难。其实他干活时，早听到了省城红卫兵造反的事，但根本没往心里去，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很小我就记得，她每遇到伤心事，就领我去姥爷或母亲坟上，有时站在坟前悄悄流泪，有时抱我坐在坟头诉说，祈求神灵保佑。这分明是向已故亲人释放自己被压抑的情绪，也是在艰难时世中孤独无助的自慰。我想，假如今早她经过我母亲的墓地，肯定也会拐进去，诉说内心的忧虑。
到镇上，她直奔远房外孙志贤的办公地点。她一向认为他说话办事靠谱，就开门见山，问他红卫兵造反的事，还问省城如何。他像竹筒倒豆子似的，把大道小道消息，滔滔不绝地说给她，她听得很认真。这使外孙愈发奇怪，为什么她这么关心“国家大事”，憋不住地问：“今天是特意来找我问这事吗？”她没有直接回答，只是淡淡地说：
“国不宁，民不安”，“我外孙女是当老师的，本来是福，可现在是祸了。”
外孙听了她短短的两句话，恍然大悟，甚至有点后悔刚才说得太细了。
昨夜她没合眼，想去省城亲眼看看，但仍有点迟疑不决，刚听了外孙这么说，坚定了去的决心。现在这种时候，谁说对我不利的话，她本不相信，可又全信；谁说对我有利的话，她本想信，可又全不信。只有自己亲眼看看，到了目的地，才能罢休。
她装了满脑子红卫兵造反的信息，匆忙与外孙分手，托他给带子捎回口信：自己今去省城，一两天就回来。
去火车站路上，迎面遇上了传闻中的“红卫兵”。确实像带子说的那模样：身穿军装，腰扎皮带，头顶军帽，臂戴红袖章，浑身红透，脸上更是红光满面，走在路上，高视阔步，威风凛凛，不可一世。因为她心存畏惧，诚惶诚恐地没敢正眼细看，就走过去了。
她茫然地走到了火车站，坐在火车上，满脑子都是红臂章晃来晃去；到了省城车站，她恍然置身“红海洋”中，还下意识地摸摸自己的胳膊上是否也染上了红臂章，真是大开眼界，方觉小村与大城是两重天。
2
她走进弟弟单位的收发室，又大开眼界，亲眼见了带子说的“大字报”，又近在咫尺地看见了戴红袖章的人，在大字报中穿行议论。
收发室小窗口外大厅四壁贴着密密麻麻的大字报，大厅顶棚还悬着好几道绳，绳下也挂满了大字报，收发室小窗户上方，也当啷着大字报。通向大厅的走廊同样贴着大字报，也不知延伸到何处，可谓是铺天盖地。
常言道，宰相肚子里能行船，我们常说，姥姥肚子里能飞大飞机，她有宇宙的胸襟，但在红袖章和大字报的海洋中，她变得如此渺小而无藏身之处，心神迷茫。
她拉着弟弟夺步走出收发室，问的第一句话是：
“你姐靠边站了吗？”
她误以为“靠边站”是挨批斗，所以急于问。
“她不是当权派，不存在靠边站问题。”弟弟同时还补充解释：“学校停课闹革命。停课的老师，不是靠边站。”
她听后像吃了宽心丸似的聊以自慰，但仍然颦蹙着眉头，问弟弟是不是红卫兵，没等他回答，她就明确表示，“好好干活，不要加入造反组织。”在她看来，做好分内的事，就不会受到造反派的冲击。她哪里知道，这场运动如山洪爆发，处在山脚下的人是躲不开的。“血统论”之风，早从京城的小道传来，搞新闻的，本来耳朵长，知道了与自己命运休戚相关的信息，内心怎能不经受煎熬。
但弟弟对姥姥只字没提。“文革”前阶级斗争不断升温，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不用说入党提干，连入团升学都要受阻，这个令人纠结的老问题，已把弟弟锻炼得有相当的抗压性，而且从来都是埋头拼命干活。
弟弟把姥姥送到我们学校。我送走弟弟时商定，尽量转移她的注意力。我们的既定方针是：
“像给灶王爷拜年一样，对‘天’言好事。赖话少说，最好不说。”尽力模糊她的视线，减轻她的精神压力。
送走弟弟，我回到屋里，她坐在床上竟发出了鼾声。不认字的农村老妪，芒刺在背地独闯省城，谈何容易。在路上，神经要高度紧张。坐哪趟车，几点进站、上车，在哪买票、检票，去哪个站台上车，全靠问路，她脑子里的钟点，就是又问又看别人。车站上广播员的语调，她听得很费力。即便这么紧张，这次她还是坐过了一站，补票又买票等车，遇上好心人帮她返回。
像她这把年纪外出，不只是体力上的消耗吃不消，心理和精神上的紧张，也使她承受着太大压力。她若不是把亲人的安危看得如此之重，怎么能这样折腾而不叫苦，不发憷！她很疲惫还不肯躺下，硬撑着说，刚眯了一觉，好多了。我想是她见我安然无恙，放松了紧绷的弦，透支的体力瞬间摊下来，就睡着了。
晚饭后，我们到附近园林的长凳上聊了很久，我告诉她单位当下的情况和我个人的“选择”。
此时，校内两派对垒很尖锐，强弱不等。公开参加造反组织活动的教工和学生还是少数，但他们疯狂的活动能量，超过千军万马，势不可当。多数教工和学生，在徘徊观望和对抗鄙视，没有自己的组织活动，这些人被造反派统称为“保皇”。造反派那方是“千马”奔腾，“保皇”这方是“万马”皆喑，偶有“几马”写几篇大字报表态。我属于大多数中的一员。我说到这，她立刻插话：
“这样好！随大溜！千万不要去造反！”
她好像放心多了，来前那异想天开的推测也烟消雾散，眉头终于舒展开，但还是唉声叹气，心有余悸，说造反派“野蛮”，对批斗的人拳打脚踢。我说那是他们误读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而创造出的极端举措，不全那样。
我实话实说，自己与造反有“千里之隔”。因为我有很多“结”解不开。
多年接受的教育，铸就了我“顺从”和“遵命”的思维定势，而且根深蒂固，使我不会轻易听信于刚凑合起来的“乌合之众”；我还认为，领导工作有问题，大可不必采取“剐”身的偏执情绪和“拉下马”的极端手段；还有反右斗争的教训警示我，像造反派这样骂东骂西，岂不比当年大右派还右吗；最使我无法容忍的是，平时调皮捣蛋耍滑的那类人，成了造反派的主力，表现出聒噪的痞子习气，天赐良机，这种人有了施展个人报复的机会。
我的“理由”是对是错，暂不追究。但我当时的这些真实想法，客观上满足了她的“不造反”的心愿，所以她听后很兴奋地说：
“这回我心里有底了！你是不会去造反的。领导犯大错误有上级管，怎么能随便批斗呢，那不是没了王法吗！”
事实上我们单位的领导，已经被批斗几次了。在大操场上，造反派要求全校师生参加，还请外单位造反派来声援，高音喇叭喊得震天响，“打倒”声此起彼伏，上台发言的人声嘶力竭，甚至有声泪俱下的控诉。可说平生没见过这激烈场面，我当时只能行若无事。同她聊时，我窃喜，天照应，她没赶上这闹剧上演。我一点不想让她知道批斗会的残酷情景，那会刺激她的神经而再生烦恼的。
她问我同宿舍里是否有造反的，我说目前还没有参加造反组织的。她十分敏感地说以后也难说，但还是很肯定地表示：
“文化高的人，做事稳当，能三思而后行。不像小镇上的人，闹腾起来就收不住。”
其实大城市里的大学生们，已经闹得天翻地覆了。我不想让她知道，努力地使她的心清静下来，不再分神，也冲淡她来前塞满脑子的大小道传闻和因此生出的种种忧虑。
我有很充足的时间照顾好她这位天外贵客，趁风暴刮向“当权派”，还没来得及对老师施“魔法”，据说北京已经开始了。我尽力采购她喜欢吃的食品，有意陪她到外面溜达，免得听到宿舍里不着边的传闻，再生烦恼。第二天晚上，我们还是到园林散步，远离单位那种紧张氛围。祖孙徜徉在田间小路上，晚风拂面，心静如水，相互倾听诉说，她很惬意并感慨，农村人一辈子也没这么悠闲过。可她哪里知道，此刻我只是腿脚悠闲，心是烦躁不安的。但我还是想继续劝她放心，哪知她突然冒出一句：
“你不去造别人的反，那造反派就不造你们的反吗！你是老师，造反的学生造完领导的反，能放过老师吗？他们是无法无天的，这是我最担心的。”
她说这话时，非常严肃，一扫刚才的轻松惬意，这是压在她胸口的一块石头，促使她来看个究竟。这也是我最不愿证实的揪心问题。我明知躲不开，而世上最关爱我的亲人，怎么能不知这目前的困境？她单刀直入地挑明，绝不是预搔待痒，而是到了火烧眉毛的时候，我便借机跟她讲起“大道理”：
“大学是知识人成堆的地方，有文化的人文明度高。大学生已进入成年，不会胡闹的。”可她当即反问：“外孙和带子说造反派斗领导很凶，他们斗老师还能‘文明’吗？”我说省城和外乡不同，省城离北京近，不容易失控。其实我根本不知谁“控”谁，只是推理而已。还有斗批的大方向是“当权派”，是领导，轮不到老师头上。
退一步说，即便是整老师，也是整从旧社会来的老教师或是摘帽右派老师。她也听人这么说，但还是半信半疑地追问：
“你对学生要求严吗？志贤说这样的老师倒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