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书信是我们祖孙之间的一根神经，而且是最敏感的一根神经，永远都切不断的神经。乡邮员几乎成了她的专职通讯兵。她说，只要能看到乡邮员，就知道有我的信，乡邮员准说，今天又是专程给你送信来了。因为从这个小村走出去的人，就是到镇上，用不着写信。其实那时我离家也不算太远，可一旦需要乘坐火车，就有千里迢迢的感觉。
她有些天没收到我的信，问了几次，带子很直接地告诉她，形势吃紧，造反派胆大包天，谁的信都敢拆，万一信中哪句话引起“误会”，就能无中生有而找麻烦。带子虽然根本不懂何谓“文字狱”，但现实斗争的严酷，使她紧张的神经，变得聪明又警惕。她写信告诉我，把信寄到镇上志明家，已约好他会及时送来，并给了我志明的地址。志明是姥姥二姐的孙子，还是我中学同学。姥姥知道带子这么做，夸她想得周到，同时也很心酸地慨叹：
“这世道变得真快，上上下下有这么多坏人，连通信自由都没了，我怎么跟得上行情！”
其实此时省城造反派已刮起了抄家风，批斗高官的罪恶材料，有些就来自于抄家的文字。抓住片言只语，加以曲解，诬陷罗织，上纲上线。
我的报平安信她还没收到，“血统论”的烈火，从京城燃向了全国。“血统论”的“战歌”不胫而走，连村里的造反派也开始哼唱：
“老子英雄（后改为‘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革命的就站过来，不革命的就滚蛋。”
据说前两句开始时是“对联”，某个造反高官给加上个横批“基本如此”。流传中变成歌，并附上了后两句。
这股阴风，像霍乱菌般飞速传染。正如古老谚语所说：卑劣的行为，总是像有毒杂草一样生长在群体中，群体就注定要干出最卑劣的极端勾当。
当老师“倒霉”这根弦，她已紧绷了两个多月，一点都没放松；而“黑五类”出身子女更“遭殃”的风刮来，使她雪上加霜，又感到大难临头，坐卧不安，最惦记的是我的弟弟。他是“名副其实”的地主子弟，但不是地主“分子”的子弟。而我是“名不符实”的地主子女。说名“不”符实有证据：我两岁离开陈家大院，吃贫困的姥家饭长大，落户分田在姥家，上学时变姓易名；但反对我的人也有证据：说从“血统”谱系推论，我与弟弟本是“同根生”。这种包袱，我们已各自背了二十多年，有了极限的抗压性，总是以最优异的成绩弥补出生前无法选择而又注定了的终生“缺憾”，没料到还要在风暴中接受无限级的挑战。
残酷的传闻，使她困心衡虑，好在我们小村没有一户地主，陈家大院中剩下个枯老头，并不是地主“分子”，批斗“黑五类”风还刮不起来。但她还是产生了去省城的念头。带子不同意她去，上次去省城回来病了十多天，说腰痛，再说年纪大腿脚不方便，上下车没人照看，实在不放心，就是我们真遭不幸，她看着也帮不上忙。带子坚持让丈夫去省城，看看弟弟和我，她认为带子说得在理。
可听到村中大喇叭喊地主“狗崽子”是“牛鬼蛇神”，她又神不守舍，改变主意，非要亲自去省城，带子只好心疼地依了她。
5
带子跟姥姥约好：家人送她上火车；不到单位看我；当天返回；到火车站接她回家。第二天凌晨，天朦朦亮她就上路了，赶早班火车，上午九点便见到了弟弟。
“你们单位斗‘黑五类’子女了吗？”她盯着弟弟一身黑灰色的工作服，急不可待地问。
“没斗，机关干部中家庭出身不好的，被造反派找到‘恐怖室’训话了。”弟弟慢悠悠地说。
“造反派没有难为你？”她还是不完全信。弟弟又继续给她解释：
“在车间干活的，是工人。报纸要日日出，我们不能停产闹革命。再说家庭出身是地主，但父亲没有戴‘地主分子’的帽子，这大有差别。我们这类大的文化单位，能把握住‘政策’线。”
她边听边点头，像从混沌中开窍似的，眼泪流个不停，悬着的心落了地。弟弟又很乐观自信地说：
“入党卡，选先进卡，入造反派卡，入团，还是‘放行’了，总不能还限制你好好干活吧！那不荒唐透顶了吗！”
姥姥听了这话，眼前一亮，像走出雾霾似的。其实弟弟一直经历着内心的煎熬，而且也有心理准备“接受再教育”。去公共食堂时她担心“影响”弟弟，最后还是被拉进去，祖孙共进午餐。她说这几天吃饭就堵得慌，今天这顿饭吃得又多又顺溜了，就看你姐是否平安了。
她同弟弟约好，找我来火车站广场见面。弟弟送她到站前广场东北角，找个台阶坐下，背对阳光，盛夏已过，天气不热不凉。笼罩在“红色恐怖”中的老妪，奔波了大半天，没有一席小憩之地，犹如流浪汉偷着溜入“监狱”探视般，又惶恐又小心地期待着亲人平安到来。
在极“左”时期，别说“五类分子”出身的子女内控，对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也很严。我念高中时，校长就提示团委书记说：该生不宜重点培养。几十年后满头白发的团委书记，聊天时说出了当时的“秘密”。六十年代初，已“左”得很公开，1964年，“黑五类”出身子女，在高考录取中全军覆没。1965年，北京出现了高干子弟联合批判某校长“赏识”“地资”出身的学生。1966年8月，北京某中学，竟对校内一百多出身“黑四类”的学生，实行了“红色恐怖”。“血统论”的对联应运而生，成为全国造反派的“战歌”。
还是回到现在吧！亲人眼熟，站前广场上人虽多，我一眼就锁定了背坐在台阶上的姥姥，她东张西望，我几步就窜到跟前，她忽地起来拉住我的手，像找回丢失的宝贝似的，仔仔细细地从上到下打量我，我仿佛是从战火纷飞的前线抬出来的重伤员，她看到我满身包扎浸血的绷带，老泪纵横，我仿佛是从八级地震震中幸运地活着逃出来，她悲喜交加，流下的苦泪中又有了甜味。
“现在我哪派都不沾边。”
她听后认为：“这好。”
在她心里，哪派都不沾边是“安全”的。可她还是追问，你上次说是站在“保皇派”一边。我跟她说了真话：
“保皇派”那时还一盘散沙，“8·18”之后，也成立了自己的组织，不再被动“挨整”了，但红卫兵袖章送给我不到两小时，就来人收回去了，理由是：
“你的家庭出身不清白。”
我知道，在档案中的“家庭成分”栏，明明写着“贫农”，而“备用说明”栏下，又总是如实地填写“两岁离开地主家”。如果我两岁离开的是贫困之家，肯定就“清白”了。是呀，连我的姥姥听说批斗“地主狗崽子”，神经都格外敏感，后成立的战斗队，在“左”而又“左”的新形势下，能放过我这“隐形”的“黑根毒草”吗？她认为这样就“不参加打派仗了”。可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本想紧跟，反遭唾弃，有点寒心，这话我咽回去自消自化，没有跟她说。
看似哪派都不沾的“边缘人”，实际上已成了造反派的“猎物”，新成立的“造反”组织又怕成为包袱，便甩了，细想甩得“有理”：
出乎我所料，运动前某天与同仁闲聊，有人说毛主席的大儿子在朝鲜牺牲了。我插了句：主席听彭老总报告这不幸消息时，走到窗前沉默片刻，转身很悲痛地说“他同全国人民一样”。写大字报的人上纲上线质问，“那样伟大的人，儿子为国牺牲怎么能悲痛呢？”我看后用钢笔写了批注：伟人为人父，胡不悲！
有了这顶“诬蔑”的大帽子压着，小帽子随手可扣了。造反派给“定性”的“保皇”老师，都糊了高帽，帽上分别写着“罪名”。我的帽子上写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孝子贤孙，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黑苗子”。与前后左右的同仁比，我的帽子还算“适中”。好在那顶“诬蔑”的大帽子还没扣上。发帽子同时下令：“外出请假”，“不准串联”，“保管好帽子”，“随叫随到”，“到指定地点受审”和“交待问题”。他们说的“指定地点”就是门上贴着“红色恐怖万岁”、门外有人持棒站岗的“恐怖室”。
每到夜幕降临，恐怖室发出的狞笑后便有“保皇派”被传去。教师团支部书记，外号瑰子的被传去恐怖室，因“不交待问题”，挨了打，剃了鬼头，她不停地高唱《国际歌》，造反派无奈把她推出来。从此被恐怖剃头的女教师接二连三。
万幸，姥姥来时，还没轮到“恐怖”我，后来轮到“恐怖”我时，我已去外地生产了。未出世的女儿“救”了我一次。我认识“恐怖”，比知道本·拉登大名早几十年，而“小恐”和“大恐”的共同特点，是都不敢见阳光。
夜里“恐怖”，白日抄家。自然先抄领导家，抄家名目繁多。像我这样的年轻教师，没有古玩字画，也无钞票，只有写字的纸片和几本书。抄家风吹过来，早晚准有“保皇”派的份儿。于是一传二，二传三，我们开始夜以继日地烧教学讲义、阅读笔记，还有阅读时写有批注的书，日记和书信尤其危险。夜里窗口冒着浓烟，怕走漏风声，又改为撕成碎片，扔入下水道。只要有手写文字的东西，被抄去后都可能断章取义，罗织罪名。
由此，我想起件伤心事，不妨说一嘴。那时大批特批“人性论”，高尔基的《母亲》也难逃厄运，我把精装的皮撕下，总算保存下来。快半个世纪了，它仍残立在我的书柜里。每看到它，总能勾起心酸的回忆。八十年代讲授《母亲》时，我到图书馆借了一本全新的，用来备课，没敢碰那残本的“伤口”。反智反爱反文艺，野蛮主宰那时的生活。
姥姥是个绝顶聪明的老人，有鹰一样的眼力和警犬般的嗅觉，敏锐地感知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件，预知远方亲人的不幸。不论你跟她说了多少好听的，一切坏的情况依旧朗朗如在她眼前，她的天眼天耳还能洞悉你心里的想法。
我们坐在人流熙熙攘攘的广场角上，聊了两个多小时，她既对“不沾边”的处境“满意”，又提出很多疑问：你是不是一直与“造反派顶牛，被他们盯上了”，原来的那些“保皇派”都成了新一批造反派，“他们能保护你吗”，像你这样哪派都“不沾”的有多少人，有没有“杀回马枪”的等等。
我料到，她提出这些尖锐的问题，自己不仅有预测的答案，而且那答案使她心情沉重而又忧虑。虽然我没说，她还是作了最坏的打算，以此安慰我：
“运动结束，咱回到镇上吧。干啥都能吃上饭，房子我想办法给你买。无论如何要放宽心，挺过来。”
我似乎成了遭下放的“右派”，她作了最坏的打算。下午三点多，送她上火车，她疲惫地蹀躞着，泪水涔涔。火车消失在视线外，我还木然站在月台上，呜咽着，彳亍地往外移，滴血的心对她说着：你呀看似与世无争，却同世界纠结得分不开，看似孤独沉默，却牵肠挂肚地把心操碎了。今天奔到家，那将是怎样的疲惫不堪呀！
6
在单位，我临时申请到一个房间，位于集体宿舍一层走廊尽头的朝阳面，有很充足的光照，搬过来，就给姥姥写了信。买了炉子和蜂窝煤能自己烧饭，躲开去公共食堂就餐的不快，因为臂上没有红袖章，十多岁的“红小兵”就把你当成坏人，朝你掷小土坷垃，表示自己的“革命”情绪。
本已寅忧夕惕，提心吊胆，误在精神的盲区地段拔不出腿来，在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中，挨过了炎炎长夏，像过了几十年一样漫长；没料到，又进入了惨淡的金秋，盘旋在头上的暴风雨，终于冲我压来。
一天下午，我的老乡，一个在校人事部门工作的铁杆“保皇”，急匆匆来告诉我，明日下午批斗刘校长，造反派指名十个教师“保皇派”陪斗，名单上有你，这对孕妇太危险，出去躲躲吧。
这一躲就意味着难回来，预产期还有二十多天，于是我决定把生产用的东西带走。好朋友们帮我收拾包裹时，又听到“通报”，明日下午全城都批斗本单位头号“走资派”，怕有“逃走”的，省城火车站今日开始，被造反派“封锁”，就是“监控”着。
于是同伴决定给我“化妆”。身穿米色风衣，不系扣，显得潇洒，掩盖孕妇形体，纱巾包头，模糊面孔，还戴上平镜，给熟人造成错觉，因为我从没戴过眼镜。朋友们送我到远郊车站上火车，果真没有“密探”监视。我们苦笑着说：有点《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逃亡”的味儿，可惜我们“只是为了下一代的安全”！言外之意不是为了“革命”。
到了目的地，我立即给姥姥发信。封皮背面写着“请火速送达”，这是写给送信的志明看的，担心稍拖延，姥姥可能去我原单位扑空了。上次在站前广场分手时，她几次表示尽量提前来，说生孩子这么大的事，身边没有亲人，太不放心。我估摸，告诉她房子申请批下来的信，她该收到了。
收到这后一封信，她立刻怀疑是出了什么“意外”，凭直觉她猜出，肯定是这儿生产不安全，“造反派给出难题了”，要不刚申请下房子，怎么能这么快又转移了。这使她心急如焚，同带子商量“提前出发”，加快准备好要带的东西。还说咱们是娘家人，要让我得到有妈的孩子应有的待遇和照料，一点不能马虎。
带子亲自送她上火车。路远迢迢，坐了八九个小时火车，背包摞散地寻找上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