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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柜的显要位置上，有她的老照片。我坐在写字台前，面朝书柜，虽不开言，但两两相对，可谓是别来几十载，何止梦中见。
朴素的本色木框里，镶着她的半身照。当年洗相片时，就是小五寸的黑白照，可说是标准相：正面，免冠，露耳，耳下的圆圈坠子，都很清楚。穿着青士林布衫，很平整。头发梳在脑后，一看便知是用包网缠着的发髻。
相框左侧，放着三寸多高的蓝色瓷瓶，瓶中插着三枝含苞待放的蓓蕾，代表我、带子和弟弟，守候在她身边。瓶中间还插着两枝高过相框的白色康乃馨，这是几年前，我从莫斯科有意带回来的，视作我们对她的缅怀和献给她的爱。
相框的右侧放着金色袖珍马蹄表，指针在十二点不动，带子告诉我，她是在夜里走的。相框正面放着别致精美的金色鲤鱼、元宝和烛台，祝福她安康、富裕和快乐。有时候放水果和月饼之类的供品。每次我外出回来，都像快乐的小学生放学到家一样，先来到书房报到，说声：“姥姥，我回来了！”
这是她生前留下的唯一的照片。我们多次劝她照张相。她执意不去，说花钱照相，看相不如看人。我们说，姥爷、母亲、舅舅你还能看见人吗？她失语。实际上，她舍不得花钱，对每分钱，真有点锱铢必较，因为她切身体会过“一分钱也能憋倒一个英雄汉”，“没钱就如人断了血脉。”她虽不能把钱掰两半，可也真能攥出汗，不该花的，一分不动。
她甚至同我们辩解“看照片也不能顶饭吃。”你能奈何，因为她是从活命的生存环境里走出来的，身不由心呀。
天赐良机，暑期结束，我准备返校，头天晚上我问她“上街不”，说去买点药，快到秋天，又该犯老毛病，在村里买的药都是散装的，不便宜，还有点不放心。
我跟带子私下商量，明天想方设法让她进照相馆。带子说千万不要跟她提照相，要跟她不停地唠嗑，趁她没注意，就闯进照相屋啦。
第二天她换上了“老一件”短上衣，我偷偷把梳子揣在书包里就上路了。出村搭车，很快到城里。先去药店买麻黄碱，出来时，她说瓶装的药可信，量比散装的多，还打开瓶看看，把药瓶揣在衣兜里。我们又走上刚来的路，没走几步，我拉她横穿马路到路北。
我很熟悉照相馆的位置，就在十字街路北口，初高中毕业，多次来这儿与同学合影留念。镇上数这个照相馆口碑好。她迟疑地问我，你怎么不往火车站走，去火车站应往相反的方向。我说时间还早，去省城火车有很多趟，就寝前到就不算晚。没走几步，就溜达到照相馆门前，我拉着她推门而入，照相师傅热情地迎出来。她欲说无语，欲走也没迈步，往外看的眼睛正巧扫到墙上和橱窗里的大照片，猜疑地嘀咕：
“照相？”像是问我，但脸冲着照相师。
“都六十多岁了，还没照过相。”我面朝照相师口气很埋怨地说。照相师十分默契地配合我：
“这么大年纪，哪能不留个影，后人想了，好看看呀！”她似笑非笑地回了一句：“不会那么快就走。”
她似乎不愿说出“走了”的话，但又把“走”音拉得很长。
师傅移动相机架子，还继续劝她：
“早早晚晚都得照，早点照好。等以后你老人家行走不方便了，想照相就麻烦了。”
我边同师傅聊，边拿出梳子，她不由自主地坐下，我心里踏实一大半。她若真转身走，我也得软磨硬泡地拉住她，机不可失。
她坐在方凳上，右侧有个齐胸高的台柱，上面放着细高颈花瓶，里面插束假花，花朵很大，不像牡丹也不像芍药。我站在她左侧后面。摄影师喊：“大娘放松点，笑一笑。”还说，“姑娘往前点靠。”
她忽一下站起来推我：
“不行！我是土埋脖子的人了，有早上无后晌，不能跟年轻人一块儿照。”
我心中很埋怨这位师傅，矫正什么位置呀。但我知道，今天她能坐下来照就胜了，万不能惹她不快。我拉她坐下，表示让她自己照。我退到师傅跟前，小声说：“快照。”随着他“往前看”的声音，“咔嚓”一声，留下了她此生第一张全身照。她并不知道那咔嚓声是怎么回事，像听话的小学生一样，还坐在凳上不动。
趁她还没站起来，我小声同师傅说：“再照张半身的。”然后窜到她跟前刻意说：
“姥姥，你刚才没笑，没照上，重照一下。”我把她的位置移到大幕布前，离开有花瓶的背景，师傅移动照相机支架的方向。我跟师傅使了个眼色，用手往下划，让他快照。她机警地推开我。无奈我顺势闪开，心想来日方长，哪知失去了的机会再没来，这竟是她生命中的绝照。
又抢拍了一张标准相，果然面部表情自然多了，仍没笑。我书柜中的这张照片，就是这么来的。
拿着票据，我们走出照相馆。她没有埋怨，这让我感到很惬意。后悔这事早该做。交给她票据，让带子一个礼拜后来取相。还交给她梳子，她说：“原来如此，你从家里出来，就打算照相啊！”我夙愿得偿地说：“很多年前打算，今天才照成。”中日当空，她往西，我往东。
两个星期后，带子写信告诉我，那张全身照她说自己看不清，半身相照得好，她特别喜欢，把照片放在腰窝里。农村的火炕，多在炕头这面墙中间，有个方方正正的小洞，可放点随手拿到的小东西。谁来她都给人家看，说自己这辈子也“上相了”。在她看来，“上相”是件很大的事，她还后悔，自己哪个孩子都没留下张照片，想念时，只能闭眼睛琢磨，哪如这照片，鼻子眼睛都看得真真切切的。
有空，她就坐在炕头上翻出来看。有一次她看得掉泪了，对带子说：
“这辈子进了照相馆，上了相，将来人没了，还能有个影，知足了！”看来她想到很久远的事，想到有朝一日天上人间两分离的必然。
带子说：“找机会，咱们去合个影。”她还是很坚定地反对，并重复那所谓的理由。祖孙三人相依为命，竟没有留下一张合影，真是很遗憾。但这张珍贵的老照片，终究还能同我天天在一起。
我坐在写字台前，不仅能看到她的遗容，还能感受到她长眠的那片黑土地的气息。
写字台的一角，放着一个斗状花盆，拳头大小，烧工十分精美，如泡茶的紫砂壶般小巧玲珑，花盆边角棱都是褐色，四个斗面是淡黄色，一个对称面上分别写着“万物生辉”和“清风明月”，字体很浪漫潇洒。另一个对称面，分别画着芭蕉叶和清趣荷花，可谓是诗情画意。
这个小花盆，是我在昆明逛花卉市场，偶然碰上的。
一包金贵的黑土，终于有了合适的去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清明节，我和弟弟专程回故里给姥姥上坟，土是从坟头上包回来的。搬家时带到北京。一直遇不上满意的花盆，我不太喜欢青花瓷质地的花盆，它漂亮得招摇，还缺乏暖意。从遥远的南疆觅到的这个紫砂小花盆，朴实宁静又含蓄。
把土置入盆中，先后栽植过小柏树、文竹和铁树苗，都没养好。最后植入仙人柱，以沙漠植物的顽强本性，长到北大荒的沃土里，接上这有灵性的地气，它终于活了，从一寸多高，长到半尺了，像个绿色玉米棒。十几天不浇水，也很精神地立在盆中，浑身规律性长着钝刺，刺是深绿色，刺与刺的空隙间是淡绿色，刺由柱体底部向上逐层变小，最顶部的小刺上有白色绒毛，十分可爱。
我每天坐在写字台前，仙人柱首先映入眼帘，它后面就是姥姥的老照片。仙人柱像青山一样不老，老照片里的生命火焰，又像仙人柱一样顶天立地地燃烧着。
她生生不息的那片沃野，虽与我有千里之遥，但她生命后花园宅地中的黑土，就在我身旁，哺育着生命。
2
民间流传的风俗，人到老年，便备寿木和寿衣。借“寿”之吉意，希望寿登期颐。依我看，借吉祥之意是虚，生前享受死后之福，瞑目而走才是真。
她刚过一个甲子，就张罗做寿木。到镇上求人相助，于木材厂买了上好的松木板，堆放在自家山墙下阴干，上面压了很多沉重的东西，这样风干，木板才不能翘棱。两年后，请手艺好的木工到家制作，按她的要求制成四六型的，即棺木的四帮和底厚四寸，棺木天厚六寸。最后请细工画匠漆成大红面，在四帮绘上二十四孝图。这样的棺木，只有富裕人家、辈分高的人才能享用，她清楚自己的超越很不容易，所以，她抚摸着绘好的棺木，非常欣慰地说：“这大房子结实又宽敞，防风抗雨，住几十年都不会漏。”接着感今怀昔，“同前面走的人比，能住进这样的大房子，知足了！”
我们虽然能听懂她的话，但理解不了她那“知足”的心理，也插不上话。我们从来不提“棺材”二字，只说“大木屋”，放在仓房的最里角，还用麻袋盖上，可直眼看，仍有点发瘆。我偶尔去仓房拿东西，总使目光有意避开屋角。我们畏惧死亡，自然畏惧与死亡相关的物品。也许是我们年少生命旺盛，也许是我们涉世很浅，认为死亡是遥远的，也或许是根本不愿意面对亲人的老去。而她在之后的二十多年间，依然关注“大木屋”的变化，她总是最先发现红漆捎色了，哪个部位的漆成片地翘下来，像关心住屋一样及时地修缮，据说重新漆过两次。
她一生蜗居在茅草屋里，草房靠不断修缮维持着，始终没能进一步改善，便把希望延到自己的“下辈子”。为改变自己下辈子的命运，她节衣缩食，分分角角地积攒，亲眼看着筑成了“大木屋”，尽享亡后的满足，实现生前的梦想。这大概就是她常说的，人不管是活着还是死去，都要体面和有尊严。哲学家认为死亡恐惧是人的天性，没人能逃脱这一天命。而她活得如此开明、淡然和从容，既不逃脱，也不恐惧，悖逆了哲学家的宏论。
做寿衣，她也毫不含糊。衣料要用纯棉细布，只有高支纱的布才是又薄又软又平的细布，她遗憾自己生前从没穿过，而且讨口彩绝不用“斜”纹布料，一定要“平”纹的，因为“平”字连着“安”，“斜”字的同音字是“邪”。更不能用“绸缎”面料，其音是“仇子”“断孙”，太不吉祥。缝做寿衣，要找儿女双全又针线活好的人，私人关系很铁才好求，所以她把布料分给了好几处。她知道，这会给人增加负担，事后便一一还了人情。她一辈子的习惯，总是念念不忘地感恩。
随着年龄增加，她的身高确实有点变化，她这操心耗体忙碌的人，不可能发福，只能越来越瘦。七十岁后有点驼背，个头缩了点。老年人，不驼背，个子也会自然缩矮。她把压箱底多年的寿衣掏出来试穿，稍显长，说“鞋不差线，衣不差厘”，便让我给修短点。我的针线活她信得过，如格外用心还能做到严丝合缝。把衣服修短点，很容易做好。都不用动剪子，拆开底襟边，往里掖点，然后仔细把边缲好。只是有一次好麻烦，改寿衣的肥瘦，这要拆从袖口到下面开气儿很长一趟缝，拆比缝费力，用针挑缝线，生怕损坏一根布丝。拆后用笔画好并绷上，让她试穿合适了，才能精心地缝。最后把新缝的缝儿，熨得平平的，棱是棱角是角的才能通过她的“检查”。改后试穿很合体，她特别高兴地跟我们开玩笑：
“再活三五年，说不定我长高长胖了，就做套新的。”
她的乐观与豁达感染了我们，我和带子相互对视，异口同声说“肯定会的”。带子还补充道：“行善的人，能返老还童，再活一回”。
她听了带子的“童”话，咧着嘴笑，没有笑出声。她最高兴时，就是这么笑，从没听到她的哈哈大笑声。她又冲着我俩逗趣：
“你们俩就等着哄一个老小孩吧！”然后，她收敛了笑容，很严肃地说：“心里踏实了，不管何时走，都能穿上合体衣服，住上敞亮的大房子，知足了！这辈子知足了！总算在生前享受到了！”
她把修改好的衣服又叠又拍，弄得平平整整，按顺序一件件摞起来，最先穿的内衣放到最上面，大袍和大衫放到最下层，边摞边嘱咐我们穿时的顺序。系上包裹，叫带子放好，还叮嘱，记住放的位置，“别用时麻爪了。”听上去死亡随时都会到来似的。带子说“你放心”时，瞟了我一眼，那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一眼。
几年后，带子告诉我，她几次掏出来试穿，让带子给修改，其实，带子心想这种衣服太合体，真穿时很费劲，就以自己的针线活太糙为由没给修改。说实话，我们都不愿看到这寿衣，每次折腾，我们的心都酸酸的，有种难言的隐痛，甚至还有点恐惧，好像大难临头。
她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没有谁像她这样对我们体贴入微又锲而不舍。特别当我们走入生活之后，倍感她给予我们的爱弥足珍贵。对于我们，她若去了，就是永远的失去，世上没有来者与之相比。我们就会像没了根的蒲公英花絮，在风中飘泊。
每次为她修改衣服，有如她弥留之际，守候她身边似的，会产生莫名的痛苦感觉。那一针一线的穿来穿去，想到它真正派上用场时的情景，想到这是她人生最后一程的寒衣，便滴滴嗒嗒地流泪，泪水落在针线上，浸在布纹里，手在颤抖，针不时地扎在手尖上。这时很想放声大哭，明知人不能永生，怎么用到她身上，竟觉得不公平和残酷无情呢！
这种感性和理性的悖论在我们心中存在，同样，就像回避棺木一样，我们也回避寿衣。此后几年，她说过试试衣服，我们都以她体型没变为由，否决了她的想法。也许是我们伤了她的心，她再也不提试穿的事了。很后悔，既然她认为试穿能延年益寿，何不顺她心意折腾出来，让她心里充满期待。自己老了才明白，年轻人与老年人这种较真，无端地使她不快，不经意中伤了她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