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姨，你也来吃饭啊。”大快朵颐的间隙，同事已是第三次招呼我母亲上桌吃饭了。母亲笑着大声答应着，却始终没有走出厨房。
我知道，母亲除了在客人进门与出门时灿烂相迎以外，其余的时间她会一直在厨房里忙碌。
厨房是她隐身的天堂。她会躲在厨房里扒拉几口饭菜，然后开始无休无止的劳作：削水果，烧开水，收拾杯盘碗筷，擦抹厨房用具，清洗菜篮，给冰箱除冰……如果客人还没有要走的意思，她就开始做各种凉菜，留一部分放冰箱，把另一部分打包，然后把我叫到厨房，附耳说：“喏，送给他们。”
就这样，母亲总是站在我谈笑风生的幕后，小心翼翼地铺排着她绵绵不绝的爱。
在家如此，出了门，母亲却无处可以安顿她的谦卑与谨慎。即便是傍晚散步的休闲时刻，偶尔与我同行，她也总是不停地催我快走，更多的时候，她会换条道，绕到行人稀少的地方，过不了多久，她就远远地等在归家的路口，遥望着我。见她这样，我就急火攻心：“你都想些什么呢？为什么非得这样？”母亲的眼神分明躲闪着：“我哪里想啦？我什么都没想呢。”
其实我知道，母亲固守着这种小心，是处心积虑着我的形象，也是维护着她的自尊。
参加工作后不久，一场大病几乎夺去了我工作的信心。我在闷热的红砖房内静静地倾听着身体内一些细胞鼓噪着造反，却无力阻止它们的扩张。在我长时间没有写信报平安的情况下，我那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过门前那座大山的母亲，竟独自坐了六个多小时的车，背着一个装满各种熟菜和自制的零食的背篓，来看我了！正是酷署天，高温肆虐，划根火柴，就可以点燃整个天空。母亲一进门，就直奔床边，半躬着腰，一把抱住我的头，无声地哭了。背篓翘起的细篾片儿刮过我的脸颊，眼泪滴落在上面，像盐撒伤口，也像强烈阳光下白雪散发出的刺目的痛。
我们用眼泪尽情地倾诉着母子连心的痛苦与快乐，却忘了同寝室的另外一个同事的诧异。她远远地站在门口，抱胸而立，斜睨着这一切，宁愿接受正午阳光的炙烤，也不愿走进我们共同的闺房。母亲是敏感的，她准确地捕捉到了弥漫在空气中的不屑与鄙夷，就松了手，抹顺我带泪的长发，飞快地解下背篓，取出物品，一把将背篓塞在了我的床下。在她转身的刹那，我看见熟菜被挤压出的汤汁儿，浸了竹篾的印痕，在母亲崭新的的确良衬衫上画下了不规则的地图，而那些暗黄色的边界，分明还散发着我最熟悉的菜籽油味道。
尽管那是与母亲纠缠一生的味道，然而，它的温暖却无法覆盖滋生于某一瞬间的城市气味所带给她深深的刺痛。
也许就是从那一刻起，母亲就筑起了与这个城市对垒的防线，本能地决定采用刻意回避的方式来抵抗这个城市对她的蔑视，藉此来保护她的个人世界。
仔细算算，母亲离开老家已经八个年头了，在我居住的城市也已经呆了五年之久。我多么想挽住她的胳膊，一起在城市的大道上遛达，或者闲闲地在小区里散步。
可这些却只是真切的奢望，仿佛是在北国的雪地里遥想一把撑在江南雨巷中的油纸伞。
就像前不久我送她回老家。为了不耽误上班，我就带她乘坐公司的交通车。她却满脸惊慌，连连摆手，不停地念叨：“不行不行。”
在我的坚持下，她终是上了车。在踏进车门的刹那，她陡然就噤了声，双唇紧紧抿着，与手里攥着的装红薯梗儿的袋子分明是一样的表情。对于我千方百计寻找的话茬儿，她总是极短极轻三言两语就打发了。似曾相识的无名之火又“腾”地窜起，语言的火药冲到我喉咙的闸门口时，却软化成了不可名状的酸——我也惶恐起来，我在惶恐中看见了她的紧张和不安，看见她在站点蹒跚地下了车。
下车时，还没等后脚站稳，她就急着回头跟我挥手。车子紧挨着她，“哧”地一声就开走了。
渐行渐远。回首，我看见母亲还站在交通车抛下的一地烟尘之中，她那花白的头发被晨风撕扯着，就像老家那座山里飘忽不定的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