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第一次给堂叔打电话，请他帮忙开一个药方，舒筋活血的那种。堂叔觉得奇怪，问：“谁病了？”我说没谁病，就只记得去年你给我母亲开的那个治疗颈椎病的药方挺管用的，就想给公公婆婆也弄一个。堂叔说：“多大年纪，是脑血栓吗？”声音时断时续，乡村的大山阻滞了原本自由畅通的信号，让这头的我听得十分费劲。但“脑血栓”这三个字还是分外清晰，于是就答道：“是的，七十五岁。”
我说的是公公的年龄。晚餐桌上，就跟夫讲了这件事儿。夫很不满意，说，怎么突然想起来要弄这个？要开药方就给你婆婆开啊，你婆婆脑血栓，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说，一样是老年人，都可以喝一点预防一下的，至于以谁的名义开，不都一样么？
第二天中午，我正吃盒饭，一片碧绿的黄瓜还举在半空中，夫的电话就来了。那头是一落千丈的声音，像深井里的水：“爹爹突发脑血栓，正在去医院的路上！”
就僵住了。那一刻，真的恨透了自己的无意。
那么和善的老头，说病就病了。其实，公公能认识几个有限的字，还经常有意识地运用一些书面语，把位于胶东半岛那个后中村的方言说成足以让我听懂的“普通话”。就凭这些，在六十六岁那年的冬天，他决定要辗转两千公里，来看望他六个月的孙子。
他从第一天的清晨出发，坐汽车，转火车，经山东，越河南，在郑州火车站呆了五个小时后，踏上了北京开往我所居住的这个城市的列车，最后，在第三天的清晨抵达了我的家里。
当我裹着厚厚的棉袄打开门的时候，热气正从他满脸皱纹的额头上袅袅升起——他背着一个极大的包，身子严重地向左倾斜着。在包被卸下的刹那，他瘦小的身躯微微摇晃了几下。
在打开那个大包时，他虚掩上了书房的门。约摸十来分钟后，他走出来，对我说：“嫚，你去拾掇拾掇。”推开门，我爱吃的糯小米糕装在一个大大的透明食品盒里，正蹲踞在书桌上；地上也堆了一撂东西：花生油，花生米，海虾，风干鳗鱼，风干海蟹……除了这些食品，还有儿子的玩具和两套小衣服。
他带来的衣服好像被儿子穿过一两次，现在早已无影无踪了；玩具都是些什么，我也全忘了，如今，就只有一个绿肚子红边儿的小拨浪鼓还沉睡在儿子的玩具箱里；吃的自是全部进入了我们的胃，就只剩了那个食品盒还摆在客厅的茶几上，上面的黑色喷码至今仍然清晰：“生产日期：19981116”。
他一定是骑着自行车，在呼啸的风中奔跑了十多公里的路，在他自认为的、像城市一样明亮而整洁的那家最大的超市里，小心翼翼地请售货员帮忙看了日期，才买回了糯小米糕。
二
我有足够的理由如此推测。
第一次吃糯小米糕，是在96年的春节。当时，我盘着腿，坐在温暖的炕上，虎狮般地吞吃着两块黄灿灿的糯小米糕。吃完了，抬起一直深埋的头，正要端杯子喝水，这才发现公婆的嘴都张成了O型，他们在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然而，见我望过去，婆婆却立即收回了目光，说：“哦，哦，喜欢吃这个啊，再去买，再去买。”
公公忙不迭地点头，一边就轻捷地溜下了炕，顺手取下挂在墙上的布袋，出了门。婆婆拉过我的手，摩挲着，嘴里不断重复着：“嫚，嫚……”严重的支气管炎使她的喉咙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我明白了，他们以为已经获得了“芝麻开门”的符语，可以用糯小米糕壮实我日渐消瘦的身体了。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决定要竭力表现出自己对所有面食的热爱。我以一个南方人的揣测，不无夸张地称赞馒头的甜、饺子的香、面条的柔韧和油卷子的劲道……果然，他们轻松了，不再总是催促我搛这挑那。他们笑呵呵地望着我，却用后中村的语言对夫说：“这样才能生孩子呢。”
那时，生孩子还是个遥远的话题。我斜倚在炕上，盖着婆婆一针一线缝就的大红鸳鸯被，对另一头靠着墙的婆婆说：“从下个月开始，我们会按月给你们寄钱的，尽管吃尽管穿吧。”我想说，你们老了，连最小的这个儿子都成家了，该享受享受了；我想说，你们种了一辈子的地，吃了一辈子的馒头和红薯，也该买点儿大米尝尝，买点儿牛奶喝喝……可是我把一肚子的话都憋了回去——我的婆婆只是一味地点着头，流着泪，却连昨天我刚为她买的棉袄也不愿穿上。
那件黑底蓝碎花的棉袄，只在昨天被她穿了一小会儿。在我强行给她套上身之后，她先是转过身子，背对着公公，站定，然后才又扭过头去，嘴角颤动着，含混地说：“看，看，嫚给俺买的衣裳，多好看，多好看！”公公吸着用废纸卷成的烟，坐在炕的边缘，眼睛眯成一条缝，连声说：“好看好看！”在他竭力控制的响亮笑声里，分明带着花朵初放时的羞涩。
可是，今天她照例是穿了那件旧得不能再旧的蓝叽卡棉袄，倾斜着身子，左胳膊尽量缩在被子里。
我知道她的胳膊又开始疼痛了。几天前，白天在炕上闲坐时，我就发现她总是这样的姿势。在我的追问下，她比划着告诉我，她的棉袄是自己缝的，很多年了，袖子里面的棉花已经跑得没有了。我就俯过身去摸了她的棉袄。果然，除了前胸和后背还有薄薄的棉花，两只袖管早已空空如也，只有布贴着布，皱缩着，像冰冷与冰冷的相依，不仅暖和不了身子，还掩盖了冰冷的事实。
灰白的阳光慵懒地洒在玻璃上，冷硬的风正猛烈地拍打着窗棂，院子里刚刚晾洗的衣服已经被冰定了型……而我的婆婆，她就是穿着这件空袖子的棉袄在这样的天气里，去喂鸡喂鸭，去抱柴生火，去拾掇屋里屋外，去和站在院子里问东问西的我说话……
我决定到超市去买棉袄。公婆坚决地阻止了我，理由是，大过年的，超市都关了门。为了证明，公公说，你看，这糯小米糕就是赶集的时候才买来的。末了又望我一眼，说，还是很卫生的，卖家儿都用干净塑料包好了的。
那个超市据说就在距离后中村十多公里开外的镇上。在自由肆虐的北风中，在无人带路的情况下，我退缩了。我走进后中村庞大的集市里，挑来挑去，最终拎回了这件摸起来还算厚实的灯芯绒棉袄。现在它却安安静静地躺在婆婆的身边，与我准备好的一箩筐理由对峙着。
婆婆说：“嫚，俺一定穿，一定穿，俺这一辈子都没穿过这么好的衣服。你太好了，就是这些话儿，俺就觉得暖和了。”她像抚摸我的手一样抚摸着那件棉袄，泪水掉在了蓝色的碎花里，像珍珠掉进了大海，眨眼就不见了。
三
儿子两岁的时候，一个寒冷的午后，我和婆婆再次抵着足，半躺在炕上。
借着丰富的手势和表情，以及半明半暗的语言，我们唠着嗑儿。一切仿佛又回到了1996年——我一只手撑着脑袋，斜倚在炕头，她背靠着对面的墙，半坐半躺。
就又说到了吃和穿。我照例满腹经纶。她苍白的脸上盛满了笑容，并不多说什么，只是不停地附和着我：“好，嫚，好，好。”然后就把棉袄解开，一件件数给我看：“喏，花袄儿，羊毛背心……都是你们买的啊。爹爹说啦，你们住在好高好高的屋子里，亮堂堂的，晚上开那么多灯，还用电暖和身子。瞧瞧，现在俺孙子也回来了，俺放心哩，就全穿上了，也花钱买东西吃哩。”她的双手从胸口往下划拉了一下，仿佛是把心放到了一个无比安妥的地方。
一件棉袄，要在箱底宝贝似地放上五年，才被穿上身，全部的理念，就只是为了千里之外的儿子一切都圆满妥帖。在这个理念的支持下，七十不算古来稀，活到一百岁也许还不止。
她说，生活多么好啊。嫚，你看，你们头一回来家过年，就给咱家买的电视机，现在里面的人儿一样地好看哩，一个个像仙女儿，还有那么多树，那么多草，那么多水，花花绿绿的，都是咱这块地儿没有的。还有啊，不用出院门儿，就能看到火烧样的云，俺这一辈子真个儿知足了……说着说着就下了炕，要去做水煎包，给我和她的孙子吃。
等我穿好鞋，追到对面屋子里去的时候，她正在吭哧吭哧地对付一块比门板小不了多少的面板。面板已经靠在炕沿上了，一头还在地下，她就弯着瘦瘦的腰，揪住它的两侧往炕上掀。我总疑心她会被面板扑倒，就扯开她，并大声告诫她不要一个人弄这块面板。她笑了，小声细气地说，嫚，放心啦，平时俺不用它，你是不知道啊，水煎包好吃呢，可惜你每次来家，点火样地过不了两天，今天咱就做顿水煎包吃。
水煎包下锅前，她放了半壶花生油。油在锅里翻滚着，整个屋子都浸在了香气里。她却咳得眼泪四溅，咳得头和脚快要碰在了一起。我把她往门外推，要她把剩下的事情交给我，她却左手捂着胸，右手猛烈地向我挥动着。
她用湿毛巾捂住鼻子和嘴巴，继续咳嗽着，让包子下了锅。晚饭时，她没吃水煎包，她躺在了炕上，不断地咳嗽。半夜，我被她咳醒了，就捂住被角，无声地流泪。
可就在她所认为的美好生活像老树绽新芽一样蓬蓬勃勃展现的时候，脑血栓却在一个傍晚无情地袭击了她。在我们吃完水煎包之后的第三个月，她倒下了。
一年后，她重新站了起来。她又开始给我们包牛肉饺子，还给她的孙子煮螃蟹……只要我们回到后中村过年，不老的神话就始终在她的眼里和心里阳光般地照耀着。
自从她患了脑血栓，两个老人偶尔吃的一点炒菜就改由公公操劳了。握惯了锄把的公公很瞧不上纤细的锅铲。去年春节，在灶台前，我从他手里接过锅铲时，他扰了一下后脑勺，黑红的脸庞满是歉意的笑，道：“生成不是男人干的活哩。”
现在，他也倒下去了，而且比婆婆更严重。至今，他的半个身躯仍然毫无知觉，只能成天躺在炕上。住院期间，他每天都要问，今天俺的小老四儿（我的丈夫）来过电话没有。当他知道他的小老四儿寄了多少多少钱回去后，哭了。二哥说，俺爹爹用右手把病床捶得哐哐响，哭得眼泪鼻涕到处都是，说都是他连累了儿子媳妇不安生。
“俺还没见过俺爹爹这么哭过。”二哥在电话的那头哽咽着。
堂叔在寄来的药方里，准确地写道：“性别，男。年龄，75岁。诊断，脑血栓……”我们把药品交给快递公司，我们在矛盾中煎熬，在犹豫中彷徨，在每天电波所抵达的信息中不停地祈祷……我们企图用忙碌掩饰未能探视的缺憾，企图用物质填补内心深处的失衡。
我是如此迫切盼望时间甩开臂膀迈开大步快点走，如此迫切希望今年的春节快点到来。也许，到了那时，公公就会一如既往地把许多许多的冰糖葫芦藏在背后，然后一支一支亮给我，笑吟吟地说：“嫚，冰糖葫芦来啦！”
即便不能，我也可以和夫一道，搀着他，一起赶个集，买回一捧一捧的冰糖葫芦，再一支一支亮给婆婆，响亮地说：“妈，冰糖葫芦来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