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裳先生曾写过一篇《书之归去来》，巴金的一本书在岁月中的来来往往，倒颇适合这个题目。
这本书是生活书店1934年8月出版的《旅途随笔》初版本，它是傅东华主编的“创作文库”的一种，沈从文的《边城》、老舍的《小坡的生日》、吴组缃的《西柳集》等都属于这套丛书。《旅途随笔》是拿在手里非常舒服的小三十二开窄条本，小精装朴素大方，护封米黄色，上印浅蓝色的字，从上到下依次是丛书名、编号、书名、作者名和出版社名，其中书名和作者名，用的作者本人的毛笔手迹。平装本封面则加了个欧式线框，其他差不多。精装的内文用的是道林纸，定价六角五分，平装则便宜两角。
关于这部书，精装本护封的后勒口上有一则内容简介，不妨抄下来权当介绍：
作为巴金研究会的骨干、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与巴金作品、巴金家人的联系非常密切，掌握了许多秘不示人的一手材料，经过多年积淀，终写成《甘棠之华》。书中首次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关于巴金读书、藏书、著书以及与友人交往的点滴细节与珍贵瞬间，真实还原了巴金在不同时期的思想倾向。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从国家大事到文坛风云，乃至个人情感等，对于我们了解那个时代和活跃在那个时代的背影大有帮助。"
作者历年来所作长短篇小说，早已脍炙人口。随笔集这还是第一部，是在去年漫游南北的半年里写成的。这是现时真实社会现象的写照，这是一个敏感的心灵的反应的记录。
它比较准确地概括了书的内容和特点。“漫游南北”是指巴金1933年南下广东，游览普陀，北上平津。这一路所见构成了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可以说是他的旅行“博客”。巴金说自己并非旅行家，不是游山玩水，书中所记都是“现时真实社会现象”，现在看来都是了解当时社会的宝贵文献。当然，巴金是带着丰沛的情感来写的，至今读来也会受到感染，人们所熟知的《鸟的天堂》一文就出自此书；还有出自本书《朋友》一篇中的一段谈友情的话，也经常被人提起：“我不配做一盏明灯。那么就让我做一块木柴罢。我愿意把我从太阳那里受到的热放散出来，我愿意把自己烧得粉身碎骨给人间添一点点温暖。”
好了，书的旅行也开始了：该书出版后一年多，巴金在其中一册平装本上题签“赠彼岸同志巴金”送给了他的朋友。彼岸是谁？为什么称“同志”？
彼岸（1879—1975），姓郑，又名郑岸父，号伯琦，广东香山县人。他是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先驱，与师复有交谊，也曾在广州组织“晦鸣学舍”传播无政府主义。有资料说，流亡美国时，他在三藩市（旧金山）同钟时等人组织平社、创办《平等》杂志，他除任编辑外还承担了排字、印刷等工作。巴金曾在这份杂志上发表过不少文章，是有共同信仰的“同志”。彼岸还是民主革命中的传奇人物，他早年结识孙中山，曾策划香山起义，创办《香山旬报》，从文武两面声讨清王朝。1910年、1911年又两次参加师复秘密组织的“支那暗杀团”，欲刺杀摄政王载沣……有两件事情更显此人性格：郑彼岸曾在一次演讲集会中，举起辫子说：“此豚尾耳。”把时人认为是命根子的东西视为猪尾巴，这在当时是惊世骇俗之言。还有一件事情，1911年他回香山组织群众起义，并攻占县城，推翻清廷统治。1912年民国成立，广东都督府委任郑彼岸为香山县第一任县长，可郑彼岸接到手令后却不赴任，而是动员当地士绅民选县长，实践了革命不是为当官发财的誓言。1946年，郑彼岸也曾在报上登出启事，公开拒绝县政府给他的县参议员一职，而乐于接受整理地方文献的修志工作。他并非不闻窗外事的隐士，在家乡救义士、散钱财、办教育的功德之事做了不少。抗战时期，郑彼岸在故乡创办五峰中学，艰难支持，个人生活也很清贫，可当岭南大学澳门分校想聘他为教授时，为坚持办学，他不顾个人生活困难，辞却这份月薪葡币五百元的教职。
1912年夏，讨袁事起，郑彼岸创办《讨袁日报》，后袁的爪牙龙济光率部到了广州，大肆屠杀，他不得不流亡美洲，奔波于美国、加拿大，期间做过夜校教师、印刷所排字工人、杂碎馆传役等工作，直到1937年才回国。1949年后曾任中山纪念图书馆馆长、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等职。从他的经历看，收到巴金寄赠的《旅途随笔》时，应在美洲。他拿到书后，不久又赠给了莞英（此人待考，应是他的子侄辈的人），书上还留有他赠书的题词，可见当时的“同志”对巴金的看法：
巴金同志著有小说极多（除单行本外，国内各著名杂志时有刊载），你有读过没有？现检出他最近寄赠我的《旅行随笔》寄你。他系四川人，今年才二十多岁，曾留学法国多年，为人富于情感，他与六叔时时见面的，你将来若与六叔同住，可时时请教他了。
这段话写于1935年9月6日，上面提到的“六叔”当为郑佩刚，是彼岸同父异母的弟弟，也是无政府主义者。《旅途随笔》他误写为《旅行随笔》了。巴金生于1904年，当时三十一岁，彼岸年长巴金二十多岁，印象中巴金总是那个朝气蓬勃的青年吧，所以，他说“今年才二十多岁”。这本书在莞英手里的命运不得而知，但可以判断，它重新又回到了国内。
四十五年过去了，彼岸已经去世，巴金也进入暮年，没有想到这本书又回到了巴金的手里，巴金在该书扉页上惊喜地写道：“我送给彼岸老人的书，四十五年后又回到了我的手边，是小林在旧书店买回来的。金（一九）八○年。”书由女儿买回，但它的旅行并没有终止，后来，巴金又把它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近半个世纪的长旅，万里的长途，又回到了作者手边，这难道不是件奇妙的事情吗？买书也会遇到奇妙的事情，我在许定铭的书话中就曾读过，他相隔三十五年买回的四本书，封面都有藏者的签名，竟然是同是电影导演秦剑的藏书。
书也有它自己的命运！
难怪古人的藏书印有“曾留某某家”的印文，在时间的长途中，谁都很难占有什么，不过是“曾留”。由此，我想到了现今被炒得离谱的一些书价，是体现了我们对书的热爱，还是对物质的贪欲呢？偶遇叶兆言老师，他说他祖父圣陶先生身无长物，手边的东西亲朋看着好，还没有跟他提出，他就主动表示拿走拿走……这是饱经沧桑的老人对于物的聚散的理解，大白话说是：活明白了。很多老人“散书”，大约也缘于此。
2012年4月13日凌晨
于广东台山旅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