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方法，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军旅文学创作的唯一方法，而且几乎成为军旅作家的集体无意识，其中的意识形态属性与政治语境无疑束缚了军旅文学在更为广阔的空间的发展与探索。傅逸尘在对半个多世纪的军旅文学进行细致梳理后，以更为广阔的文学背景为依托，提出了军旅文学“开放的现实主义”观念，强调新世纪的军旅文学应该在“技”与“道”的融合及更为广泛的兼收并蓄中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这一观念对军旅文学具有理论与创作的双重价值与意义。傅逸尘还强调守望生活“现场”的有难度的写作，这一点可以说是当下中国文学与中国作家正在追求的文学理想与写作姿态，也是中国作家最为紧要的文学立场与写作伦理。这是克服“大师”数量不断上升，优秀作品却难以寻觅的有效方法。“有难度的写作”对中国作家而言，不仅仅是对“文学性”的强调，更重要的是对作家思想与哲学高度的要求，这是当下中国文学最为匮乏的品质。除此而外，傅逸尘还对当下长篇小说创作中的伪现实主义倾向进行了尖锐批评，是否准确不好下结论，但是我和雷达都认为，敢于直陈己见，坚持自己的文学标准和文学追求，正是当下批评界的缺项。总体而言，傅逸尘的文学批评紧贴中国当下文学现象与作家作品，尤其是军旅文学现象与作家作品，以其真诚的批评态度，执著的批评精神，敏锐的批评目光，为新世纪军旅文学的繁荣与发展所做出的努力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当然，距离我的期待还有相当的差距，但他已经迈出了重要而坚实的一步，那个目标还会远吗？
傅逸尘企图在泥沙俱下、众声喧哗的文坛发出属于自己的一点微弱但却真实的声音。批评伊始，他便将文学批评视为一种不折不扣的艺术，一种具有独立品格、自由思想、优美文字、激情飞扬、灵感激荡的富有创造性的文体。他认为，文学批评作为一种自由的艺术，意味着它把文学当作认知的对象，从中有所发现、有所思想、有所创造。作为真正的批评家，必须坚持高贵自由的文学批评与精神立场，否则，就是伪批评。傅逸尘坦陈：
“真正的文学批评从来都不应该成为作家作品的附庸，真正的文学批评从来都不应该伴随着文学的堕落而沉沦，真正的文学批评应该引领着文学的发展、预示着未来的方向，真正的文学批评应该秉承着对文学的热爱和对人类的关怀，超越功利、探索艺术的真谛、阐发文学的价值，建构一个属于文学与批评自身的温暖、自由、高贵、和谐的公共场域和精神家园。”
这是一位年轻批评家让我感动的心声，也是支撑他未来孤独寂寞的批评生涯的理想与精神，不能不让我对他的未来充满期待。
傅逸尘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当然还有不少缺陷与不足，比如：未来应加强艺术的感受力，尤其是艺术直觉和感悟，这对批评家是极为重要的，傅逸尘较为擅长把握宏观现象解读，但还要强化文本细读，进入到作品的深处细处，达到抽丝剥茧般细腻的程度。要言之，傅逸尘的文学理论与批评还应该注意四个平衡：即宏观与微观的平衡；现代文论与传统文论的平衡，西方化与本土化的平衡；语言表达的理性与感性的平衡。中国现代以来经典的文学批评多出自作家之手，以感性见长，这种文章似乎总是更有生命力，这是否是更高的一层境界，都值得后人深思。
傅逸尘评论集入选后的一天，我们再次聚首把盏，既为他未来文学批评的锦绣前程，也为军艺文学系的军旅文学评论在断档多年后终于后继有人。从军艺文学系创办至今，二十多年来，在文学评论这一行当里，在我和傅逸尘之间隔着一个长长的空白带，这不能不让我们为这棵不可多得的评论家苗子倍感欣然。而欣然之余又不免遗憾，新世纪的军旅文学应该说是取得了相当优异的成绩，以长篇小说为标志，掀起了中国当代军旅文学的“第四次浪潮”，在本应更为繁荣的军旅文学批评道路上，却只有一个年轻批评家的身影孑然前行，令人陡生怜惜之情。军旅文学事业在呼唤新人，军旅文学理论批评更期待来者，希望有更多像傅逸尘一样的青年才俊投身到军旅文学理论批评事业中来，为新世纪军旅文学的兴旺发达一试身手，大展鸿图。
“江山代有才人出”，“重整山河待后生”。愿傅逸尘借入选“二十一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的东风，平步青云，再上层楼。
7.虚构的记忆
——序侯蓓小说集《玻璃火焰》
自己昔日的学生要出小说集了，作为她的研究生导师，这总是一件令我感到欣慰的事。
侯蓓是解放军艺术学院九九级文艺学方向的研究生，那时学院研究生数量很少，而且大都有工作经验，年龄也普遍偏大。提出报考时，侯蓓还是一个在读的本科四年级学生，在一所不错的重点大学，学的是热门的英语专业。我开始也有些诧异，然而她说自己做出这样的选择完全是出于对文学的热爱。随后她寄来了几篇已经发表的小说，看到她的作品后，我对这个年轻孩子的疑虑被彻底打消了。我嘱咐她要认真准备，因为跨专业的考试是具有相当难度的，更何况名额有限，竞争激烈。
几个月之后，侯蓓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学院录取。她没有让我失望。
那时候，她是研究生中年纪最小的一个，加上一张娃娃脸，总被误认为是舞蹈系十三四岁的小学员。她天性难受拘束，难免给人留下调皮捣蛋的印象，颇让管理者头疼。然而这些都只是表面的假象，在课堂上下与她有限的交流中，我很快就发现她具有远远超越其年龄的洞察力和领悟力，她的那些深刻而独到的见解从不来自书本或他人——正如我在她的小说中看到的，一切都只来自于她独有的感受世界的方式。
侯蓓的阅读量很大，由于她令人羡慕的英语基础，她的阅读视野比其他学生更广阔许多。
如果仅仅是知识的积累和勤奋的思考，也许能让她成为一个优秀的研究工作者，但是并不能够造就一个作家。文学的禀赋是不可学习的，却很容易丧失，让我觉得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她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初心”和“正觉”，并没有因为任何外力而动摇，我认为这一点正是成就一个好作家最关键的部分。
初见侯蓓的小说，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其中那些尖新的意象，让人不由得联想起唐朝李贺。一座水塔，一枚鸡蛋，一片碎玻璃……这些在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物像到了她的文字里就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它们传奇般的经历和含义让人始料不及甚至瞠目结舌。她的小说富有诗性。人们往往会称赞她像诗句一般稠密流畅的语言，但我认为，诗的语言可以模仿反倒并不特别，真正特别的是，她在小说中融入了诗的精神和精髓。
说到“经历”，我不能不想起近年来风起云涌的那些女性作者，她们几乎无一不是在书写自己的经历。而侯蓓的经历，就我这样一个外人看来，几乎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然而她的小说呈现给我们的却是一个层峦叠嶂，深不可测的复杂奇异的世界。
解读候蓓的小说时，普通读者往往会遇到一些困惑，或者说，是一些明目张胆的对阅读习惯的挑衅。比如说，读者总是很难分辨出小说中的现实与梦境，实与虚。而这种混同恰恰是作者所要着力强调的。
文学是什么？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答案。我记得侯蓓的答案是这样——文学就是人类虚构的记忆。当我们面对现在和未来时，我们出于是否有用的考虑，理所当然地把世界分为现实和幻想，分成实与虚，可是当我们转身面对记忆的时候，我们发现这种区别消失了，或者说这曾经水火不容的两部分弥合了，它们事实上弥合成一个整体，从生理到心理，共同构成了一个人的“经历”。
所以，在记忆中将幻象与实物一视同仁，这正是作者的诚恳之处。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比如《对垒》中的实物似乎只是一场儿时的游戏，为何会幻化成一个真正的战场上的离奇片断。比如在《光明》中那两个年幼的孩子为什么也会说如此复杂深奥的语言—一因为她们并非实物的孩子，而是作者构想出来的记忆，她用自己此刻的内心经历做成了记忆的桥梁。
对记忆的虚构可以激发作家无穷的想象力。她可以托身为一片玻璃（《小玻璃》）、一只兔子（《恐惧的倒影》）、一幅广告画（《末世红》），一群猴子（《猴岛日记》），也可以成为表面上生活线索全然不同的女性（《幸福的游戏》《柳巧儿的庆祝》）以及男性（《蕉下客影依稀》《春天的果实》）。
在这里，我想引用一段作者自己的随笔作为注释。
“我看见记忆站在我的面前，它与我等高，似乎并不更为强大，但是它的全身都由模糊的细节构成，每一个最都充满不客深究，令人费解的线索，它不动声色地抖动了一下羽毛（为什幺是羽毛？能确定吗？）我们立刻感到了彻骨的恐惧，传说中的庞大与无限正是如此，别无他物。”
侯蓓的小说是不好归类的，尤其无法归类于任何现有的女性文学范式。她去年翻译了一本文化历史学方面的著作《古典的，浪漫的，现代的》，里面讲到简化与归类对艺术造成的伤害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荒谬。
因此我应该格外慎重。
或许，我们要做的只是放开胸怀，随着作者的文字去享受她对记忆的虚构，享受各种可能的“经历”。就像是这本小说集的名字——玻璃火焰，可能是玻璃做成的火焰，也可能是玻璃中倒映出的火焰，还可能是……无论有多少种可能，它总是清澈的、温暖的、美好的。
（原载《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三期）
8.在『两个参照』中阅读王伏焱
——序王伙焱小说集《高雪部队》
有经验的行家，往往一眼就能看出一个作家的妙处——资深批评家何志云先生在初审参评小说集《鲜花盛开》之后，批曰：“王伏焱对军旅生活的熟悉，自不待言，细节背后浸漫着的，其实全是作家切身的体验，因此小说就有了韵味，有了厚度；作者似乎格外关注新一代军人的特异之处，尤其是《次生林》中的童魁武、杜英杰，《远在天边》中的胡平，《高雪部队》中的高雪，《鲜花盛开》中的尚渔天，这样的军人形象至少我过去很少见过，读来时常令人荡气回肠。”
著名编辑家崔道怡先生则在复审意见中深表同感：“我也觉得王伏焱确实很有军队生活和艺术感受，对具有相当文化素质的新一代年轻军官，尤其感同身受，写得英气勃勃。这是很有时代特色的，为我国东北地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和平时期军队面貌描绘了生动的艺术画图。”
诚哉斯言。两位评委的寥寥数语都共同抓住了王伏焱小说的两个基本特点：①切身的军旅生活体验和艺术感受，②以新一代年轻军官为关注重点。
然而，作为一个长期着力于跟踪研究军旅文学创作的批评家，如果让我来对王伏焱小说给出一个评价和定位的话，那么，在认同上述两点的前提下，我还要自然而然地将其纳入到军旅小说发展的历史轨迹和整体框架中去做一点比较分析，或者说以军旅文学为背景，对两点共识作一诠释。
我想起的第一个参照是朱苏进。
王伏焱，一九六四年生人，1980年入伍，除了和朱苏进的军人家庭出身不同之外，年龄、军龄都小朱苏进十一岁，自然不存在着可比性。但他们之间却以一个最大的共同点维系了他们小说创作紧密的内在联系，那就是他们都以十六岁的少小年龄从军，一头扎进连队，一泡就是多年——朱苏进在炮兵连从炮手、瞄准手、指挥排长干到副指导员，整整七年；王伏焱在步兵连从战士、副班长、班长、排长干到副指导员、指导员，整整十年。可以说，像这样一步一个台阶的扎扎实实的基层历练，在整个军旅作家队伍中似乎也不多见。他们的文学准备也许先天不足（朱苏进小学五年级辍学，王伏焱初中毕业），但他们都以全部的青春代价将军人这部大书读得透透的，并由此获得了对军人人生的深切体验和对军人职业的由衷热爱，也进一步构成了各自丰富的创作资源和强烈的创作冲动。
如予不信，试举例说明——一九八二年，朱苏进在中篇小说成名作《射天狼》中，有一段关于队列的经典描写可谓精准传神，数年中一直为评家们所津津乐道，据此认为朱苏进开始确立了以冷峻凝重的笔调给军人画“正面像”的“铁蒺藜”风格。一九九三年，我曾在《新军旅作家“三剑客”——莫言、周涛、朱苏进比较论纲》中对朱苏进下过一个形象化的断语：“在绿色王国里金鸡独唱。”说他“独唱”，并不是说这个领域里没有别的声音，而是说，在职业军人的英雄主义理想化书写方面，朱氏的声音最为正宗、地道，最高亢、嘹亮因而也最富有穿透力。多年以来，群起效尤成一景观，惜乎得其皮毛者众，得其精髓者寡。在此种情势之下，王伏焱的表现就愈发地显得难能可贵了。
请看王氏一九九二年在中篇处女作《高雪部队》中对“五公里越野”的一段描写——“这个看似粗糙的科目，其实很有味道。仅就跑动而言，撮典规定，听到‘跑步走’的口令后，双腿微弯，左脚利用右脚掌弹力使身体向前跃出。功夫是否精纯，就在这一‘跃’之后见分晓。一跃之后，右脚跟进，脚掌、足跟、足尖三个感觉，前掌扒地，再次将身体弹出，感觉头顶有根线轻轻往上提，脚下地面微微弹动，震颤呼应。这样跑起来，体内每奈脉管都会涌起波浪，推着你向前流动。不会跑的人用足跟发力，落脚啪哒啪哒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