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学外语的同学告诉我一个故事：
有一个美国大学生来中国一所重点小学去教英语。这个老美，懂得一点汉语，有时仗着他那一点粗浅的汉语来辅助教学，这自然给教学带来了很大的好处，但是也免不了闹一些笑话。
有一次，他给小学生讲英语里很普通的词“thing（东西、事物）和man（男人）”的时候，他就自作聪明地作了一些发挥。
他说：“这个‘thing’就是各种各样的事物，而不是人。比如说，这只粉笔，就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东西。而我就是一个人，而不是东西。”
他还没有说完，底下就哈哈大笑起来。
他非常奇怪，待大家笑停了，他问大家笑什么。小学生哪里能够把这个道理讲清楚。他就不断地问：“我的意思是——我不是个东西，而你们笑的意思是不是说——我是个东西？可是我明明不是个东西。”
底下笑得更厉害了。
一语双关
在幽默交往中，一语双关是常用的手法。
一个著名的作家，娶了一个长相平常的妻子，他们双双挽手而行。在走到一个咖啡馆前遇到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也带着他的妻子，不过这位太太相当美丽。
这位朋友见作家的太太相貌平常，就说：“我很惊讶你的选择。”
这位作家的太太伶牙俐齿，马上就回答过去说：
“我也惊讶于她（这位朋友的太太）的选择。”
这句话刚刚说出来的时候，这个朋友还没有来得及反应过来，待到他们分别了一会，他反应过来时，人家已经走得很远了。
这则幽默故事的要害完全在于“选择”这两个字上，在两个人的上下文中，字面上是一样的，但是在内涵上是相反的。
一语双关之妙，就在于把针锋相对隐蔽在相同的字面里。
参加父亲的婚礼
说中国人天生就缺乏幽默感，其实这并不准确。中国人只是在比较正规的场合下，例如在外交场合，在商务谈判的现场，在比较严肃的仪式中不太常表现出幽默来。一般地说，在朋友和亲人中还是很会开玩笑的。
这是因为人们在非正规场合，比较容易放松自己的神经。而到了正规的谈判、礼仪中，就神经紧张得不能自由转移思路了。
一个加拿大的朋友问我：“如果父母离了婚，父亲又结婚了，中国人会不会去参加这样的婚礼？”我说：“一般地说，老一代的人不会去，但是年青一代的就可能大方地去参加了。”
他又问：“去参加了以后，会不会开玩笑？”我说：“那不可能。”
他说：“这就是中国人和加拿大人或者西方人的区别了。”
他父亲和自己的母亲离异了以后不久又结婚了。
他去参加了婚礼，在婚礼上他对父亲说：“新娘很漂亮，不过我希望下一个比这个更加漂亮。”
这如果是在中国，那是不可想象的，可是在加拿大，他这样说并没有引起父亲的不快，反而使得婚礼的气氛更为活跃。
类似幽默的诡辩
两个中学生问希腊文老师：什么叫做诡辩？
老师反问：如果有两个人到我这里做客，一个很干净，一个很脏，我请这两个人去洗澡，你们看他们之中谁会去洗呢？
学生说，当然是那个脏人。
老师说，不对，是干净人，因为他养成了洗澡的习惯。
等到两个学生说是干净人时，老师又改口说应该是脏人，因为他更需要洗澡。
学生马上同意之后，老师又说：错了，当然应该两个人都洗才对。
学生觉得有理，老师又说两个人其实都没有洗。因为脏的不想洗，而干净的则没有必要洗。这位老师每回都说得有理，但是却互相矛盾。
这似乎是有点可笑，但是却与幽默无缘。因为幽默的要义是缓解冲突，取得互相的谅解，即使是对于对方的进攻也要让对方有一种会心的微笑，把进攻变成对方的享受是幽默的基本功能。这里的这个希腊诡辩家却不是在让对方和自己一起来享受诡辩之乐，而是在解释的过程中，反复把谁去洗澡的标准不断地变化，说脏的先洗，是生理的要求，说脏的不洗是心理倾向。表面上是雄辩的，实际上是自相矛盾，因而是类似幽默的诡辩。
离婚对世界和平的贡献
不管怎么现代化，也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居高不下的离婚率总不算是一件好事情。要把不好的事情说得难听是容易的，要把不好的事情说得好听、好玩却是不太容易的。这也正是幽默家可贵之处。一位侨居美国的作家说到这一点时，就用了开心话来说这种不开心的事。
他说，有的婚姻从一开始就不被看好，从第一天起就吵。没有意见相合的时候，只有在离婚这一点上彼此相同。这就有点俏皮了。
这里就是西方幽默理论的“Incongruity”原则，即不相称、不一致，不相称的幅度越大，幽默感就越有强度。一般的不相称，只能引起滑稽之感，比如一个人正在演讲，突然蹲下身子说，自己鞋子里有一个沙子之类。
这位作家充分利用了这种不一致的原理，说：“离婚为这个世界和平的贡献，仅次于联合国。”这样的不一致不但幅度大，而且含义隽永，幽默感的强度就不同凡响了。
要把坏事说得幽默一些，心态就要自由一些，通常我们讲话都是要前后一致的，要各个部分相称的，但是在幽默谈吐中所要求的恰恰是相反的东西，这就是敢于说出一些不讲理的话、不通的话，否则就可能与幽默无缘。
思路错位
在正式场合人们比在平常时候更难幽默起来，因为在这种场合，人们更习惯于严肃、一本正经，拘守着一条思路。
幽默要求人们有自由转移的思路，达到错位效果。有一个俄国笑话这样说：
一个女郎买了一顶红色的漂亮帽子，去看足球赛。她的帽子妨碍了背后一位小伙子的视线。他请她把帽子摘下，理由是他花了一大笔钱，是来看足球的，而不是看人家的帽子的。
这位女郎却回答说：“我来就是为了让别人来看到我的新帽子的。”
这就是思路的自由转移而导致的错位。
本来不言而喻的是看足球，但是女郎却把它转移到自己漂亮的帽子上去了。二者在逻辑上有错位。一个是球迷，为了看球不惜付出金钱的代价；另一个是带着帽子的女郎妨碍人家看球，目的是为了让人家看自己漂亮的帽子。
同样是“看”，竟包含着如此错位的内容，这就好笑了。
还有一个故事说：
一位总统很重视自己的演说，要求把它安排在最精彩的节目之间。演说结束以后，他询问部下，大家反应如何？
部下说：“很好，大家很满意。”
总统很高兴。
这位部下后来被同事谴责，说他说了假话。这位先生却说：“我的意思是，如果没有总统的演说，人们就没有时间去上厕所了。”
他的意思恰恰是说节目太精彩了，人们连上厕所都顾不上。只有在总统演说的时候，才舍得花时间去厕所解决一下生理问题。
同样一个现象包含着相悖的内涵，就构成怪异，这就是幽默的最根本原因。
万卡——含泪的幽默
幽默并不一定纯粹是逗笑，纯粹的逗笑不免流于滑稽、油滑。滑稽的形式中有了比较深刻的感情则可能上升为幽默。这种感情不像抒情诗那样强烈，它是很含蓄、很深沉的，表现出的感情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复合的。甚至不单纯是笑，而是笑中有泪，在笑中包含着深沉的悲哀。
契诃夫早年以契洪特为笔名发表的作品常常限于滑稽，到了19世纪80年代，在他走向成熟的阶段，他的笑就比较复杂了。
他在经典作品《万卡》中描写了一个在城市里当童工的孩子万卡，受不了老板的打骂，偷偷地写信给他的祖父，向他诉苦，希望他能到城里来，解救他，把他带回乡下。
他用孩子气的语言把信写完了。可是他不懂得如何写地址。只是在信封上写了“乡下祖父收”。
这样的地址，祖父肯定是收不到的，但是他却在把信投入邮箱以后，安心地睡着了。而且在梦里还看到了自己的祖父收到信后读信的情景。
一方面这是可笑的、可爱的，明明是收不到，却沉醉在甜蜜的梦想之中；另一方面，又是可悲的、可怜的，读者在想象中预见到了他甜蜜的梦想破灭以后的悲凉。
啤酒和苍蝇
如果你到酒吧去，发现小姐拿给你的啤酒里有一只苍蝇，你会作什么反应？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的反应是与幽默无缘的。因为，在通常情况下，人们实用价值观念是占着绝对优势的。苍蝇进入了啤酒，是破坏实用价值的，而且是叫人恶心的。
有一个故事这样说：
一个德国人看到啤酒里有了一只苍蝇，就把这杯啤酒倒掉了。因为德国人是很讲究严谨规范的。
一个英囯人，在同样的情况下，就可能耸耸肩膀走了。因为英国人是很讲究礼貌的。
一个日本人，则叫服务员把经理叫来，把他狠狠训了一顿，并且要求他好好检查管理方面的缺陷。日本人是很讲究经济效益的。
一个俄国人来了，却把这杯啤酒喝了下去。俄国人是很讲究实惠的。他想，啤酒中有酒精，而酒精是可以杀死细菌的。
最后来了一个美国人，这个美国人就彬彬有礼地请服务员过来说：“我有一个建议，以后，可以把苍蝇和啤酒分别放在不同的盘子里拿给顾客。”
这是不可能实行的，但是正因为它不可能，因而它的想象把你带到了幽默的境界。
当场不捉奸
一个人发现自己太太和神父发生苟且之事，但却并不前去捉奸，而是跪在窗前祷告。神父问他何故，答曰：“既然你代替了我的位置，我就只能代替你的位置了。”
这是幽默超越常规思路的一种方法，但是这并不是唯一的方法。
有一个故事提供了另一种方法。
一个波兰人、一个意大利人和一个犹太人，同在一家工厂工作。每天他们都注意到老板要提前一点离开。于是他们就商量好，老板一走他们也开溜。
犹太人、意大利人都回去平平安安地休息了。
波兰人回家以后却发现他的妻子和老板在床上。
第二天老板又提前走了，犹太人和意大利人问波兰人是不是要早点开溜，他说：“不了。”
问：“为什么？”
答曰：“我昨天差一点被老板逮着了。”
常规思路应该是丈夫现场捉奸，但是在这里，思路错位的关键在于：同一个人，有丈夫和雇员的双重身份。故事把丈夫身份完全抹杀，把雇员当做唯一的身份，就不存在捉奸的问题而是提前下班会被老板发现的问题。
从一个复杂现象中孤立地抽出一点来进行推理就有了荒谬性和幽默感了。
骂人和编故事
社交谈吐中，最强的进攻性莫过于骂人。直接骂出来，不但降低了自己，而且会刺激对方的情绪。骂人要骂得艺术一些，就不能不学一点幽默之道。编故事的方法，是常用的。
编这种故事的关键在于，要把骂对方的话放在一个距离相当遥远的空间里，让对方完全丧失现实的警惕性。比如你要骂一种人是白痴，你不能直接骂出来，你就把这句话放在一个极其荒谬的推理中，在假定的推理中，似乎顺理成章地推演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