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
“美学”作为一门特殊的学科，不是中国传统的学问，是从西方引进来的。按照西方的传统，凡一门学问，都有自己的独特的对象和研究这些对象的一套方法，于是在西方，所谓“学问”就是“科学”。有实践的科学和理论的科学。学了实践的科学，就可以制作出自己需要的东西来，而学了理论的科学，就能够把握所研究对象的内部结构和外部的关系，最终还是有利于制作出自己需要的东西来。拿这个一般观念来套“美学”，则会产生不少困难。首先，“美学”的“对象”本身就是一些不好解决的“问题”，不像“物理学”的“对象”那样 “确定”，因而也就很难为这些“对象”来设定一套可靠的、似乎一劳永逸的“规范”和“方法”。不错，西方的美学经过多年的发展，积累了不少材料，甚至有过不少“体系”，像康德、黑格尔、克罗齐以及贝尔、兰格……这些都是中国读者所比较熟悉的，但这些大家们所写出的书、所提的“体系”，仔细想起来，都会发现许许多多的“问题”，或者说，他们的“体系”，似乎本身就是一个或一些“系统” 的 “问题”。
我们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别的学问、别的学科都是天衣无缝不出问题的，任何学科都有自身的问题，科学家就是为解决、解答这些问题而工作的；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美学里的问题似乎和其他有些学科不同，就是说，这些问题就其本质言，似乎是永远开放的，是要永远讨论下去的。人们在这里，真的像是遇到了苏格拉底的“诘难”：永远提问题，而不给答案。
在这一点上，“美学”作为一门学科是和“哲学”一样的。
“哲学”作为一门学科来说，也不是中国传统固有的学问，而是在西方自古代希腊以来发展得很成熟、甚至被认为是过于成熟了的一门学问。古代希腊人从原始神话式思想方式摆脱出来，产生了科学式的思想方式，这种思想方式以主体和客体在理论上的分立为特征，把人生活的世界（包括自然界）作为观察、研究的“对象”，以概念、判断、推理的方式来把握世界的“本质”，并以此为工具来改进自己的生活、谋求自身的福利。
在希腊，“哲学”来源于“爱智”，或“爱智”者，“爱”“提问题”，“爱”“刨根问底”、“追根寻源”，“爱智”即“爱思”， “爱想”。然而，希腊的科学式思想方式，把这种态度、精神本身也变成了一门学问，“爱智”成了一门“科学”——“哲学”。
“爱智”既成了一门学问，一门科学，那么这门学问、科学的“对象”何在？又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研究”这些“对象”？西方哲学告诉我们，那个“对象”就是那个“根”和“底”，而那个“方法”仍然是“概念”、“判断”、“推理”。用思想的、逻辑的概念、判断、推理来把握那个（或那些）“根”和“底”，于是我们就有了许多的“哲学体系”：始基论、原子论、理念论、存在论、感觉论、经验论、唯物论、唯心论……，但讨论来讨论去，仍在讨论那个（些）“根”和“底”，因为“根”和“底”不能像“日”、“月”、“山”、“川”那样从自然或社会中指证得出来，因而这个（些）“对象”本身始终是“问题”。西方哲学，从近代以来，就明确了一点：“哲学”不是要研究那个（些）“根”和“底”吗？实际上，“根”和“底”是种“问题性”概念，用这些“概念”建构起来的学科，和其他的学科是很不同的，如果和其他学科一样对待，就会是“形而上学”，而不是真“科学”——有“科学”之“名”，无“科学”之“实”。有“名”无“实”的“科学”，就变得十分“抽象”、“空洞”。
我们要说，“美学”的“对象”，同样是在那个（些）“根”、“底”里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美学”是“哲学”的一个方面，或一个分支，甚至是一个部分。
当然，“美学”这个概念比起“哲学”来，似乎还要含混。“哲学”与“科学”相对应，在西方从古代希腊以来，被理解为“原（元）物理学”——“形而上学”，即它是研究广义的物理学（即自然科学）的“根”和“底”；对应地，“美学”也可以理解成研究“艺术”和 “审美”现象的“根”和“底”，称作“原（元）艺术学”或“原（元）审美学”。在这之后，“美学”也可以理解为一门真正的“自然” 和“社会”“科学”，所以，我们可以正当地说“审美（艺术）心理学”和“审美（艺术）社会学”。
正因为如此，在这本书中，我们对“美学”这个概念，要作一个表面看来是人为的限定。既然我们已把“审美（艺术）心理学” 和 “审美（艺术）社会学”分出去作为专门的科学，那么这里所谓的“美学”，则基本上可以作“美的哲学”（关于美的哲学）或“艺术哲学”观 。
这个学科上的划分，会出现一个不可回避而又很有趣的问题：把“审美心理学”、“审美社会学”等分出去以后，“审美的、美的（艺美的哲学术的）哲学”还有什么“事”可做？还有什么“问题”可想的？换句话说，“审美心理学”、“审美社会学”等为“审美（艺术）哲学”“留下什么余地？这个问题，也正是当代现象学所谓的“现象学”的“剩余者”的问题。这个学派的创始人胡塞尔问：既然人们把一切经自然科学都“括了起来”，那么还有没有留下什么“事”当让现象学来做的？回答在胡塞尔那里是肯定的：现象学就是要做那一切经验的自然科学所做不了的“事”。自然科学，不论在多么广泛的意义上，并不可能把世上的“事”都瓜分完了，那个“根”和“底”始终仍是问题，迫使人继续思考下去。“哲学”不会无“事”可做。
“根”和“底”正是所谓“现象学的剩余者”，但却又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是“想象”出来的“无限”、“绝对”、“大全”…… 相反的，用概念建构起来的“科学世界”是抽象的，因为它是“理论”而把这个抽象的世界“括起来”以后，剩下的才是最真实实际的具体世界，才是这些抽象世界得以“生长”的“根”和“底”，因此，把象的概念世界”“括起来”，也就是现象学的“还原”，即回到了“ 根”与“底”。
在这个问题上，胡塞尔的学生海德格尔有一个很好的发挥说，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大发展，固然窒息了人的真正的“思想”，但却不可能取消“思想”；恰恰相反，科技越发展，似乎问题越多令人“不安”，越令人“思想”。
同样，美学的理论越精致，艺术的技巧越发展，审美的经验越积累，不但没有取消“美的、审美的、艺术的哲学”的地盘，相反．它提的“问题”则越多样，越尖锐，因而，做这门学问，“想”那些“问题”的人所要付出的劳动则越大，因而工作也就越有兴趣。“经验”的积累不能“平息”“提问”，而只能“加重”“提问”。
这样看来，我们现在所要研究的“美学”——即“美的、审美的，或艺术的哲学”是和物理、生物、化学甚至心理、社会这些学科很不相同的，这种不同，是带有根本性的，即不是小的方面——如物理和化学的具体对象和方法有所不同，而是大的方面的不同。这种不同，我们也许可以概括地说，即在于：物理、化学、生物……学科，都以主客体理论上的分立为特点，将自己研究的“对象”作为一个“客体” ，或观察，或实验，以概念体系去把握其特征、规律，但“美学”和“哲学”则把自己的“对象”作为一个“活的世界”，即“主体”是在 “客体”之中，而不是分立于客体之外来把握的。这在西方哲学的历史发展上，叫“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即“主体与客体的同一性”，这种思想方式，有些人叫做“非对象性思想方式”或“综合性思想方式”。
这种思想方式，就西方哲学的历史发展而言，当然是有渊源、有来历的，它一直可以追溯到古代希腊早期的巴门尼德，但“同一性” 思想方式在现代重新被重视，对西方人的思想方式来说，又不能不说有一种突破传统的意义。因为西方哲学，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把“诸存在的存在”——即那个“根”和“底”当成了一个客观的“对象”，“思考”、“研究”了两千多年，如今要使这种抽象概念式的“思考” “活”起来，自然要一番破旧立新的工作，这个工作从康德、黑格尔算起，也有一个多世纪了，而按照胡塞尔的意思，这种不同于一般经验科学的思想方式，为“人文科学”所使用。
在这个意义上，“美学”属于“人文科学”。“人文科学”以“人”的“生活的世界”为研究、思考的“对象”。在这门学问中， “人”不是“纯粹的”、“思想的”“主体”，不是西方传统哲学中的那个“我思”的“我”，而是活生生的“人”——胡塞尔的美的哲学“先验的”或“超越的”“自我”，而不是笛卡尔、康德的逻辑的、纯思的知性“自我”；“世界”也不是与“自我”相对的纯“物质的”“自然”，而是“（人）生活的世界”。“我”是“在世界中”来研究、思考、理解“世界”，而不是“在世界之外”、“与世界相对”来将“世界”作为“对象”使之概念体系化。“我”“生活”在“世界”中，当然有种种“体验”和“经验”，“我”是有“知”的，不是无“知”的；这种“体验”或“经验”却不同于诸经验科学（如物理、化学、生物……）的“经验”，这一点从上面的论述来说，是比较清楚的，因为只要指出它不是单纯的概念体系就明白了；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一点是：“人文科学”所要研究、思考的“经验”、“体验”，比起其它科学所谓“经验”来，是更为基本的，即“人文”的“经验”是早于“科学”的“经验”的。
从根本上来说，“人”与“世界”的关系一方面并不是“纯物质”的，因为“人”不是“动物”；另一方面，也不是“纯精神”的，因为“人”不是“精灵”、“神仙”。这样，“人”在能区分纯物质的实质关系和纯概念的精神关系之前，有一种更为基本的关系，而各种实质性（实证性）科学（物理、化学、生物……）和形式性科学（数学、逻辑……）正是在这个基本的经验上生长起来的。对这个基本的经验的研究和思考，就是胡塞尔说的“最纯净”而不杂、后来抽象概念科学的“严格的科学”，即“人文科学”；对这种基本的关系，或这种基本的存在方式的研究和思考，也就是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里所谓的“基本本体（存在）论”。
“哲学”不是要“寻根究源”吗？这个“基本的世界”就是“根”，就是“源”。这个“根”，这个“源”，这个“基本的世界”，不在“天上”，而就在“人间”；不是所谓的“超越的”，而正是“经验的”，是我们“生活的世界”。
“基本的世界”我们不妨叫它为“本源的世界”，这个世界不是“无知”、“无识”的“野蛮”、“原始”的世界，因而不是“开天辟地”之前的“混沌”。在这个世界中，有着最为基本、最为纯净的“尺度”和“区分”。人无待于精密仪器的发明来区分事物的“轻”、“ 重”、“斤”、“两”、“钱”……出现之后，真正的“重”、“轻”却隐于科学度量和尺度之中。“命名”早于精确的科学知识，基本的世界需要基本的、本源的“知”、“经验”，所以“命名”不是主观任意的，不是理论上的“主体”“立法”，而是 “名” “实”相符的。 “人为万物之尺度”已开启西方科学性、主体性、工具性思想方式的先声，所以早期希腊的贤者们只能把“本源”、“始基”思考为“水” 、“气”、“火”等等，是“万物”（之一，之中）和“世界”本身给我们（人）的“尺度”。
在这个生活的世界中，真、善、美的经验，并不像后来那样分成了哲学、道德、艺术、宗教等制度性、学理性的分立学科，但它们之间所显现出来的联系和区分，却是基本的，我们就是要从这种基本的联系和区分中来研究、思考有关“美”和“审美”、“艺术”的基本特征，以便弄清何以人们能确定地说“××是美的”以及在说“美”时的真实“意谓”。
然而，这个“生活的世界”是一个“活的世界”，是要在“生活”中去“体验”的，而不能用一些“概念”、“范畴”——哪怕是“ 思辨的范畴”去“建构”一个“知识”体系来“传授”，来“学”的，也不可能从古代或现代的“原始民族”那里“指证”出这种世界来，甚至不可能在“想象”中“画”出这个世界的蓝图。“生活的世界”不是“远在天边”，不在古代，不在边远地区，也不是海市蜃楼，事实上就在你身边，就在“眼前”，无非因“眼前”常为“过去”（所支配）、“未来”（所吸引）而“埋藏”、“掩盖”起来，感于声色货利，常隐而不显，一句话，常常被“遗忘”了。所以包括“美学”在内的“人文科学”的任务，不在于用一套现成的教条“灌输”给人，而在于“启发”人自身的觉醒，“回想”起那被埋藏，隐遁了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