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科学”不叫人“修炼”那“无知”、“无识”状态，相反，是叫人真正地、认真地“有知”、“有识”，叫人真正地、认真地“思”和“想”。人们常说，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现象”越来越丰富，要“透过”去则越来越需要用很大的气力，而看出来的“本质”却仍是一些“问题”，是一些无法一言以蔽之的问题，这就是“（有）问题”的“本质”，或“本质（性）”的“问题”。
“生活的世界”的“道理”，是“生活”和“世界”本身“教”出来的，不是某个“先生”，某本“书”“教”出来的，“生活的世界”本身就是一本“教科书”，“生活”和“世界”都是“大书”；既然是“书”，当然也有“听”、“说”、“读”、“讲”、“写”等等，“生活的世界”的确是可以“听”，可以“说”，可以“讲”的世界，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世界，也不是一个“死寂”的世界。事实上 ，“生活”本身都在“听”、“说”、“讲”……，但谁也不认为我们每天都在“教书”。“教书”的“讲”，是文化发达到一定时候的事 ，但之所以出现专门的“教员”，正因为我们本已是每天在“听”、“说”、“读”、“写”。“人文科学”是一门“生活的学问”，是一门“活的学问”，我写这本书，不是作为教员讲课，而是作为生活中的人来“讨论”，“讲”我对有关美、艺术的“想法”和“意见”，因而“我”始终在“讨论”“问题”，“我”的“意见”绝不是“结论”，不是“封闭”的，而永远是“开放”的。如果说，“人文科学”也有自己的“方法”，那么这就是“讨论”、“对话”。关于“美”和“艺术”的基本问题，也是如此。
我们知道，在“基本的经验”方面，在“生活的世界”中，真、善、美本是同一的，它们为异中之同，同中之异，只是在西方科学性思想方式发展下，才分立成“知识学”、“道德学”和“美学”。这种发展，在西方的思想史上，也是很不平衡的。如果说，古代希腊早期的 “自然哲学”侧重于“知识论”的话，那么，苏格拉底可以看作不同于早期“道德训导”的“道德（哲）学”的创立者，亚里士多德建立了 “艺术学”，真正的“美学”的建立，则是很晚近的事。当然，古代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美学”，不等于古人没有想过有关“美”、“艺术 ”的根本问题，正如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美学”这门学问，也不等于中国人就不考虑有关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讨论这些问题前，对西方 “美学”和“美学”问题思考的历史作一点整理，是必要的。我们的目的是在着手思考这些问题时，总是要“听听”“别人”（特别是哲学家，无论古代的还是现代的）是怎样“说”的。
二、美学在西方的历史发展
西方民族，是“哲学”的民族。一切“科学”当然都来自于生活，来自于“生活的世界”，但就学科的形式言，在西方，“哲学” 是 “ 科学”之“原型”，又是“科学”之“归宿”。一切“科学”莫不通过“哲学”之环节孳生出来，等到它发展、成熟之后，又莫不在“哲学”中找到自己的一定的位置，举凡物理学、数学、伦理学、心理学等等，莫不如此，艺术学亦不例外。
在古代希腊，西方的“哲学”最初是以侧重于物理学和侧重于数学两个大方面发展起来的，于是有伊奥尼亚学派和毕达哥拉斯学派。在这个早期阶段，希腊人的问题已经是哲学的，他们已经明确地提出了“始基”、“本源”的问题，但他们学说的形式，以及他们学说的具体内容，却是科学式的。他们说，“水”、“火”、“气”等这些“物质”或“质”，就是万物的“始基”。毕达哥拉斯的学说，也具有这个特点，但他进一步提出了“数”作为万物的另一个始基，就使作为“始基”的“物质”不但具有“质”的稳定性，而且具有了“量”的规定性，具有了“规律”。早期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这个特点，其实在赫拉克利特的学说中表现得很是清楚：万物为熊熊之“火”，在一定“尺度 ”上燃烧，在一定“尺度”上熄灭，“尺度”即是“逻各斯”。物质世界这种质和量的同一，到巴门尼德则为“存在”，“尺度”、“逻各斯”本身不是“多”，而是“一”，“一”不可再分，为最基本的“数”，于是有“种子”说、“原子”说。这些都源于广义的“自然哲学”。
然而，亚里士多德不把毕达哥拉斯学派包括于“自然哲学”之内，说明了西方人自古不把“数学”当作“自然科学”，而只认为是一种“形式科学”。的确，从“数”到“尺度”到“逻各斯”这一完善，正说明了西方人的一种内容和形式、质和量等相分立的思想方式，这种思想方式又必定要使“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相对立”这个基本特点日益明显起来。
按现代一些古典学家和一些哲学家的解释，希腊文“逻各斯”来自一个动词形式，最初有“采集”、“综合”、“分门别类整理”的意思，后来引申出“说”的意思来。希腊的智者学派已经对“语言”提出了许多有意思的看法，他们问，“说”是一种“声音”，为什么能“ 代表”“可见”之“物”？他们坚持，“可听的”不能代替“可见的”。我们看到，这个前提可以推出一些不同的结论，但有一点是明确的 ：“语言”“表现”的不是“物”，而是“思想”、“观念”。“语言”是“思想”、“观念”的表现。这样，希腊人一下子就越过了“语言”，直接研究“思想”。这时，希腊的“哲学”，也就由研究“万物”，转向研究“思想”，于是有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理念论，而作为 “思想”的具体科学，则为由“逻各斯”演化来的“逻辑学”，这时已经到了亚里士多德的时代。
亚里士多德是西方哲学的真正的历史奠基者。如果说，在这之前，古代希腊人主要还是把“哲学”当成一些“问题”来探讨的话，到了亚里士多德，“哲学”就真的成了一门学科，有自己独特的对象、方法和体系——形而上学及其范畴论体系。
亚里士多德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的众多的著作，几乎同时奠定了西方“哲学”与“科学”两个大方面的基础。在“科学”方面 ，他的著作更几乎囊括了当时以及后来一个很长时期的一切科学，而有些学科本就是他自己建立起来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亚里士多德是西方“哲学”、“科学”之父，也是西方民族自己独特的思想方式的最大的代表和培育者。
就在他众多的著作中，有一本流传下来的残本《诗学》，被认为是西方美学的开创性的著作，现在我们所能读到的，是他关于希腊“悲剧”的论述，据说还有“喜剧”的详细部分，但未保存下来。
当然，对于美和艺术的讨论并不始于亚里士多德。爱利亚学派的创始人克萨诺芬尼把“神”的“意象”与画上的形象相比，说明这些形象都是人创造出来的，颇有些无神论、唯物主义的意味。柏拉图有几个对话谈到“美”，特别是《饮宴篇》提出了“什么是美”大加讨论，被认为已很具美学意识。其实，那个时候固然已有了美学方面的问题，从“什么是美”的讨论中也可以看出苏格拉底已力求在“美”、“善 ”、“正义”这些概念中找出本质的区别，但当时主要还是在讨论哲学和逻辑问题，而不是专门的美学问题。《饮宴篇》结束时的那一句话“美是很难的”曾被误解为是科学上的一个论断，甚至是对“美学”的一种结论，但事实上只是借用了当时希腊的一个成语，其意思是“ 好事多磨”。这就是说，在早期，即使在思想已相当严密、精确的古代希腊，所谓“美”、“好”这类词在日常用语中，区分不是很严格的 。这是一种生活的区分，而不是科学概念上的、定义上的区分。
“美学（的）”、“审美（的）”也都是由希腊文变化而来，但当时只是“感觉的”、“感性的”这类的意思，亚里士多德也没有用这个字来建立一门学问，“美”在古代希腊并没有成为一个专门学问的特殊对象和问题；但“艺术”却已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诗学》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其地位大概像《动物学》《物理学》……一样。
《诗学》用的基本上是经验科学的方法。我们知道，古代希腊曾经是艺术活动很发达的国家，特别是雅典，在它的伯利克里黄金时代曾以它的艺术的光辉吸引过许多外邦人，而雅典的戏剧舞台可谓最为光彩夺目的。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把当时的悲剧作了经验总结，经过分析、思考，提出了定义性的判断，回答了“什么是悲剧”这个问题，为后世立则，凡不符合者，则不免“不是悲剧”之讥。
亚里士多德这个残本《诗学》，显然与他的《形而上学》没有多大关系，但却一直被认为是“美学”之祖，至少他提出的“悲剧”概念，常为西方美学体系中的重要“范畴”之一，这除了西方人一贯的思想方式、科学分类的特点上的原因外，不能不说是有一些误解在里面。
这里应该提醒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中没有“美学”的地位，其中原因，不能不作一些探讨。
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探讨了一个最为本质的存在，这一点使它与《物理学》等研究的对象区别了开来。这个“（诸）存在之存在”，是古代“始基”、“本源”的演化，是“逻各斯”的演化，也是巴门尼德的“一”的演化，亚里士多德叫做“第一性原则（理）”，哲学研究“第一性原则（理）”，这已成了哲学本身的“存在方式”，“哲学”本身的“本质”。为了把握这个“（诸）存在之存在”，把握这个“第一性原则（理）”，亚里士多德研究了诸种“范畴”，如“可能性”、“必然性”……，“哲学”就是这些“范畴”的体系。我们看到，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虽然是“存在论”（或叫做“本体论”）的，但就范畴体系来看，却同时又是“知识论”（或叫做“认识论”）的。真、善、美，亚里士多德重点放在了“真”——知识论方面。
不错，就生活的本源性的世界言，真、善、美并无学科上或概念上的区分，这我们在谈到早期希腊“美的”与“好的”无严格区分时已可看得出来。但生活的世界仍有自身的区别，并非一片混沌，而这种我们叫做“基本的区分”的恰恰正是后来科学、概念、定义区分的基础。人原本并不是按照一个定义来叫某事物为“美”，相反，科学的“美”的“定义”却是从这种日常的称谓中，结合实际地提炼、概括出来的，而提炼出来的某种“定义”，又不是永远合适的，常要随生活的活的现实变化而改变。这个基本的道理，西方人在很长时间里竟是颠倒了的，这种颠倒，意味着他们在哲学中把认识论——关于“定义”的真理性提到第一性原则来考虑这一做法上。我们看到，古代希腊人尝试给“善”、“正义”、“美”下定义而不得结果之后，集中他们的才智来思考“真”的问题，即关于“万物”的真判断、真命题、真知识问题。至少“美”的问题被搁置了起来，这种情形一直到文艺复兴、启蒙主义兴起之后，才有较大的变化。
大家知道，“美学的”、“审美的”是由德国启蒙主义哲学家鲍姆加登引入哲学，并以此建立了哲学的一个分支——“美学”。“美学”在鲍姆加登那里是与“理性的知识”相对的“感性的知识”的意思。我们看到，鲍姆加登虽然建立了一门新的哲学学科，但他在运用“美学的”、“审美的”这个词时，仍然保留了“感性的”原意，这用法，直到康德，仍然如此。然而，无论如何，这里应该指出的是从此以后，哲学就增加了一个重要的部分，即“美学”就可以从哲学的角度来进行“探本求源”的研究，而不仅仅是一般的“艺术”的经验理论的、概念式的总结。
在建立西方的美学体系方面，康德的作用是不能忽略的。虽然康德本身对艺术并无特别的兴趣和修养，他对自然美的称颂，也是纸上谈兵，因为他从未离开过他的家乡；但他的哲学的睿思，却使他相当深入地思考了许多美和艺术的基本问题，在西方，至今还不能绕过它们。康德所论各个重要的有关美和艺术问题，本书以后的论述当会有所涉及，这里我们要着重考虑的是他的“美学”在他整个哲学思想中的地位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