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与肯尼迪家庭有关联的其他家族的人也跟着遭受厄运。至今，许多希腊人都相信，在肯尼迪总统的遗孀杰奎琳·肯尼迪和希腊船王亚里士多德·奥纳西斯成婚后，便把专属于肯尼迪家族的诅咒引入了希腊望族。他们指出，这位年轻的美国寡妇初次遇上奥纳西斯时，一切看来风平浪静，但与杰奎琳成婚后，奥纳西斯名下有4艘轮船发生了严重的事故。7年后，原本身体不错的奥纳西斯和他的儿子亚历山大相继去世，家族的生意也元气大伤。
而这一切的开始，都源自1963年11月22日，在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的那一声枪响。
对于肯尼迪来说，1963年是他人生旅途中意义深刻的一年，在刺杀案发生前，他并不知道自己的人生将会伴随着年关的临近而走向尽头。对于1963年的感觉以及对于未来前程的展望，肯尼迪都表现得很是乐观。
在这年年初召开的第八十八届国会上，民主党取得了一个不小的胜利，由于肯尼迪的努力，民主党在两院的席位增加了。在这一届的新国会中，来自中西部和大西部的民主党参议员人数增加了，而来自南部的却略有减少。这种表现在地域上的渐变，对于肯尼迪在民主党内的地位，无疑是非常有利的。而且，新国会中议员的年纪也正向着年轻化发展，无论是参议院还是众议院，都明显地出现了政治上越来越年轻的新的一代。
对肯尼迪而言，第八十八届国会无疑是他政治生涯上最成功的一次，虽然，国会对于他的请求还做不到有求必应，但他与这届国会的关系无疑比以往任何一届国会都要来得好得多。
这一年的5月，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在亲人和朋友的陪伴下愉快地度过了他的46岁生日。
由于美国在这一年普遍的繁荣征兆和顺利度过1962年古巴的导弹危机，国内的经济开始持续稳步的发展。1963年，苏联与中国的矛盾加深，因而与美国的关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美苏之间剑拔弩张的气氛大为缓和。
1963年6月10日，肯尼迪在华盛顿美利坚大学发表的一篇颇具政治家才干的精辟演说《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和平》，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在提请听众注意核屠杀的危险以及美苏都有厌战感时，肯尼迪说：“让我们重新检讨一下我们对待冷战的态度吧。我们应当与今日实际存在的世界打交道，而不是与假设过去18年历史不是这样走过来的一个虚幻的世界打交道。即使我们现在还不能结束我们的分歧，至少也要促使一个多样化的世界相安无事。因为，归根到底，我们之间存在着最根本的联系，这就是我们都生活在这个行星上，都呼吸着同样的空气，都关心着孩子们的美好前程。况且，我们之中谁都不能永生。”
但是，6月26日，在肯尼迪从美国乘飞机来到西柏林的时候，他看到了在一夜之间耸立起来的后来在历史书中非常著名的柏林墙。这堵墙使肯尼迪感到非常恼火。他在那儿发表了演说，宣称支持保卫西柏林，抵抗苏联和统一德国的一切努力。他向欢呼的人群高声说，他是他们最可靠的朋友。他还用德语说了一句“我是柏林人”，使人们的情绪更加高涨。接着，他去祖籍所在的爱尔兰进行了为期四天的访问，并前往意大利会见了新任教皇保罗六世，参加了北大西洋公约国家在那不勒斯的会议，在会上发表了演说，强调西方联合。
在肯尼迪关于禁核试验的演说公开之后，赫鲁晓夫对这一演说表示了赞许和支持。他欣然保证，只要其他国家不采取类似行动，苏联将遵从肯尼迪关于禁止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的声明。出于回报，肯尼迪因此宣布在此时已奄奄一息的裁军谈判，将于7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三国会议上恢复。
8月，肯尼迪的妻子杰奎琳为他生下了一个孩子。孩子取名帕特里克·布维尔·肯尼迪，这是肯尼迪夫妇的第三个孩子。但是因为感染了透明膜病，这个孩子在出生后不久便夭折了。
11月，随着1964年大选年的临近，肯尼迪及其顾问们越来越重视那些可能阻碍他蝉联下一任总统的战略性问题。这方面的一个次要性的麻烦是民主党在副总统林登·约翰逊家乡德克萨斯州发生了分裂，以参议员拉尔夫·亚巴勒为代表的自由派和以州长约翰·康纳利为首的极端保守派不和睦，危及民主党在该州的选票人的选票。为了保证大选时民主党不至于因此而出现差池，肯尼迪决定在1963年11月下旬亲自飞往德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为即将到来的大选进行演说，为了筹备这一次的演说，他指派了副总统林登·约翰逊与两派在当地的领导人进行联系。
在肯尼迪预定要发表演说的几个德克萨斯州城市中，达拉斯声名狼藉。1960年支持肯尼迪竞选时，林登·约翰逊夫妇在该市区一家旅馆休息室里曾受到一群大声嗥叫的极端保守派暴徒的唾骂和威胁。这种对东部自由主义国际派的病态仇恨，在肯尼迪访问前几个星期又以更加恶毒的方式表现了出来。
这一次的起因是艾德莱·史蒂文森大使在联合国成立纪念日的一次谈话，埃德温·沃尔克将军属下的一队大声喧哗的士兵不仅捣乱并中断了史蒂文森的谈话，而且在民警护送史蒂文森登车时，还向他吐唾沫，用尖桩牌子敲这位驻联合国大使先生的头。带有肯尼迪画像并写上“捉拿叛国犯”字样的传单在全市到处可见。剧院入口处贴着一幅表示肯尼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勇作战的事迹——109号侦察鱼雷艇的画，上面写着，“看日本鬼子怎样差点搞掉肯尼迪。”
传单上写着这样一道谜语：“倘若杰克、鲍勃和特迪（肯尼迪三弟兄的昵称）同在一条即将沉没的船上，谁会得救？”答案是：“国家”。一份广为流传的油印传单，说计划要给肯尼迪在华盛顿修建一座纪念碑：“把它建在乔治·华盛顿纪念塔旁边是不妥的，因为华盛顿一生没有说过一句假话；把它建在罗斯福纪念碑旁边也不妥，因为他一生没有说过一句真话，而约翰·肯尼迪却根本分辨不出假话和真话。”
这些传单还写道：“5000年前，摩西对以色列的儿女们说：‘拿起你们的铁锹，骑上你们的驴子和骆驼，我领你们到幸福之国去。’大约5000年后，罗斯福说：‘放下你们的铁锹，一屁股坐下来，点上一支骆驼牌香烟，这里就是幸福之国。’如今，肯尼迪正在偷窃你们的铁锹，踢着你们的屁股，提高骆驼牌香烟的价格，把幸福之国据为己有。”
这种近乎强烈的敌视并非一蹴而就，因为在1961年1月，肯尼迪作为民主党候选人不负众望当选总统后，民主党人很快就发现，这位新总统的很多想法和政策都承袭了林肯的思想，特别是在反种族歧视政策方面，肯尼迪简直就是林肯的翻版。为黑人说话，本身就触动了美国不少大庄园主的利益，是件让白人很反感的事情，但是，肯尼迪却逆流而上高调支持反种族歧视政策，这让很多民主党人都心怀不满，南方那些民主党人对此更是气急败坏。
在南方众多的反对声中，声音最响亮的就是德克萨斯州。守护德克萨斯州的人尽是些极右分子，他们对肯尼迪的政策方针尤为不满。达拉斯虽然只是德克萨斯州中一个非主要城市，但这里却是极右分子聚集的地方，因而反对肯尼迪的声音，几乎随处可见，出现这种传单，也就完全在意料之中了。
即便这种极端敌视肯尼迪的势力在当地不断地造势，并试图制造一种气氛以威胁和恐吓这位总统，但肯尼迪还是决定前往达拉斯，为选票作最后的努力。
1963年11月21日11点05分，肯尼迪的座机“空军一号”从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起飞，开始为期三天的得克萨斯之行。一开始，旅行非常顺利，11月21日到达第一站圣安东尼奥，林登·约翰逊在此与肯尼迪会合。
圣安东尼奥的气氛非常热烈，肯尼迪在布鲁克斯空军基地的宇航医疗中心揭幕式祝词中，表示国家决心探索外层空间的秘密。总统一行在休士敦作短暂停留，以便请众议员艾伯特·托马斯共进午餐，随后就去沃斯堡过夜。11月22日，肯尼迪总统出席早餐会，向沃斯堡商会发表演说，提到在那里制造的解放者式轰炸机，说他已故的哥哥曾帮助一架解放者式从沃斯堡生产线起飞。之后，肯尼迪启程前往达拉斯。
11月22日上午11点40分，“空军一号”抵达达拉斯的拉菲尔德机场，随机到达的还有德克萨斯州州长——康纳利夫妇。
当总统夫人手持一束玫瑰花首先出现在机舱门口时，机场上的欢迎场面却显得极其冷清。达拉斯那些有钱的金融大鳄们一个都没有到场，只有副总统约翰逊和夫人以及当地民主党的几个重要人物各怀心事地守候在机场上。
对于这种不寻常的冷清气氛，肯尼迪并不感到意外。即便是在民主党内部，那些来自南方的议员也从来不给他好脸色，更遑论是那些能够操纵竞选的金融大鳄。
肯尼迪到达达拉斯，行车路线是几天前就制定好的，途中要经过达拉斯工业区、豪华住宅区和普通居民区，然后通过市中心去参观交易市场。这样制定路线的目的是让更多选民能见到肯尼迪，走亲民政策。
肯尼迪原本所要乘坐的凯迪拉克轿车是经过特别加工的，强化过的车身和防弹玻璃足以应付大多数意外的发生，但这种移动式的“牢笼”却令肯尼迪感到很不舒服，在他的坚持下，座车被换成一辆敞篷的凯迪拉克。尽管在临行前他已经预感到有某种危险会发生，但他还是决定冒一下风险，毕竟，这个难得的亲民机会极有可能能为他的选举演说带来新的契机。
肯尼迪夫妇和州长康纳利夫妇最后登上了这辆敞篷凯迪拉克，肯尼迪坐在后座的右侧，他的夫人杰奎琳坐在后座的左侧。在中间一排可以折叠的两个座椅上，右面坐着州长康纳利，左面坐着州长夫人。驾驶员是特工处特工威廉·格里尔，在他的右侧坐着特工处的保镖头目罗伊·凯勒曼。在专为总统座车设置的两侧踏板上，各站着两个特工。
在走出机场的那一瞬间，肯尼迪还是十分兴奋的，因为这里正有20多万的民众在夹道欢迎他的到来。对于肯尼迪而言，能否受到权贵们的盛情接待倒是次要的，他更看重的是他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与形象。
两侧早已等候的民众看到肯尼迪的座车从机场缓缓开出，人群中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肯尼迪看着窗外那些欢迎自己的标语，高兴地让司机停车，要跟这些热情而忠实的选民握手。尤其是在两旁欢迎他的小学生，那一张张稚嫩可爱的脸让肯尼迪不由自主要停下脚步。
在这条不长的道路上，肯尼迪充分表现出了一位民主领袖该有的风采。他频频挥手，微笑着向向两侧的民众致意，并和他们亲切握手，亲民行动做得十足。这个时候的肯尼迪应该是最开心的，他与支持自己的民众亲密接触，与他们握手、拥抱，享受那种热情所带来的自豪感。这种亲密接触持续了大概10分钟左右，车队继续前行。一路上肯尼迪都无法抑制自己的喜悦，频频从敞篷车上站起来向两边的人挥手致意。
上午刚过11点50分，总统车队驶离机场。在总统座车后面，还有两辆敞篷车——第二辆敞篷车上载着8名特工，随时负责应付突发事件；第三辆敞篷车上坐着副总统约翰森夫妇和德克萨斯州参议员拉尔夫·亚巴勒。
按照计划，车队将穿过达拉斯市区，驶向该市的贸易中心。肯尼迪将在那儿出席达拉斯市政要和名人为他举行的午宴，并发表演说。然后，总统将飞往德克萨斯州首府奥斯汀，在那儿出席一次招待会，并在为民主党筹集资金的晚宴上发表演讲。演讲结束后，肯尼迪将继续飞往副总统约翰逊在德克萨斯的牧场，并在那里度过这个周末。
车队先驶过达拉斯的住宅区，应肯尼迪的请求，车队曾两次停车，以便他能向街道两旁欢迎的人群致意。当车队驶入横贯市区的中央大道以后，欢迎的人群变得越来越多。州长康纳利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热烈的情景：50万市民涌上街头欢迎总统，将两侧的道路挤得水泄不通。
州长夫人转身兴奋地对肯尼迪说：“看，总统先生，您不能说达拉斯不喜欢您！”
“是的，的确不能这么说。”肯尼迪微笑着回答。
当车队驶近中央大道、豪斯顿大街和埃尔姆大街的交叉路口时，可以看到在交叉路口的西北角有一幢七层的办公和仓储大楼，那是德克萨斯州教科书的仓库所在地。这时，坐在副总统汽车上的特工鲁弗斯·扬布拉德看了一下这幢大楼上的钟，时针正指向12点30分。肯尼迪的座车向西南方向做了急转弯，驶过埃尔姆大街。汽车以每小时大约11英里的缓慢速度向前行驶，前面是一座铁路的高架桥，总统座车将从桥下驶过。
站在人行道上的市民查尔斯·布伦德手中5岁的儿子向总统举起了小手，肯尼迪非常愉快地向他发出微笑，并且也举起了手，准备向他问好。但就是在这一刻，人群中突然响起了一声微弱却又非常清晰的枪声。
一听到枪声，州长康纳利最先反应过来，一个可怕的称呼骤然间出现在脑海里——“刺客”。他立即转身看向身后的肯尼迪，但就在他转身的一瞬间，康纳利只觉得背上仿佛被锤子狠狠猛击了一下，下一秒，他就看到自己的膝头溅上了自己的鲜血。这一刻，他知道自己被子弹射中了，于是绝望地喊道：“啊，不！不！我的天啊！他们要杀死我们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