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中国艺术的四绝之一：灯谜
猜谜有着非常古远的历史。在西方，谁都知道那个用谜语难人的人面狮身斯芬克司。相传她的谜语是由掌管艺术的女神缪斯所传授。她的谜语是：今有一物，同时只发一种声音，但先是四足，而后两足，最后三足，这是何物？希腊英雄俄狄浦斯终于猜出谜底是人，因为人在婴儿时期用四肢爬行，长大时两足步行，老年时拄杖而走。谜语被猜中，斯芬克司当即自杀，因为她认为自己失去了原有的超人全智。至今，斯芬克司仍是智慧的象征，她的雕像作为艺术品，横卧在埃及吉萨地方。据考证，这一卧像建成于公元前2550年，那么，西方猜谜的历史至少应有五千年了。
在中国，猜谜的活动至少可以上溯到春秋时代。当时谜语称为廋辞。《国语·晋》曾载有：“有秦客廋辞于朝，大夫莫之能对也。”元代周密著《齐东野语》解释说：“古之所谓廋辞，即今之隐语，而俗所谓谜。”谜语至魏晋而大盛。《世说新语》曾记载曹操和杨修过曹娥碑，见碑上题有“黄绢幼妇，外孙韰臼”的字样，杨修首先猜出谜底：“黄绢，色丝也，于字为‘绝’；幼，少女也，于字为‘妙’；外孙，女（之）子也，于字为‘好’；韰臼，受辛也，于字为‘受辛’（古辞字），所谓‘绝妙好辞’。”这种字之离合，为汉字所特有，可谓举世无双，更为千古文人所雅好。刘勰在他的《文心雕龙》中专辟《谐隐》一章，可见当时隐语、猜谜之盛。刘勰指出楚威王、齐威王都是“性好隐语”，并说汉代还有专门记载隐语的《隐书》十八篇（今佚）。刘勰认为隐语有两种：一种是“遁辞以隐意”，即用隐约的言辞来暗藏某种意义，以说明不好直说的事；另一种是“谲譬以指事”，用曲折的譬喻来暗示某件事。二者都有猜谜的性质。刘勰认为所谓“谜”，就是用改头换面的说法来迷惑对方，有的是离文拆字，有的是刻画事物形状而不说破（“谜也者，回互其辞，使昏迷也。或体目文字，或图像物品”）。刘勰从他的正统文学观念出发，认为隐语都应有寓意，起讽喻作用，他把那些缺少寓意，起不了讽喻作用的隐语特称为“谜”，认为这种“谜”只能“为童稚之戏谑”。因此，他把谜语归入小说一类，只承认它的扩大视野的作用：“文辞之有谐隐，譬九流之有小说，盖稗官所采，以广视听。”
其实，猜谜活动之历数千年而不衰，除了“以广视听”外，更重要的还是因为它机智、幽默，不难欣赏，也不难创作，不仅能益人智慧，而且能给人娱乐。正是因为这些独特之处，它才能始终生机蓬勃，在雅文化和俗文化中都广为流传。
大体说来，从形式上看中国的谜语有两种：一种是以隐喻、形似、暗示或描写其特征，或取其谐音等方法做出谜面，以猜射事物；另一种则着重于文字意义，谜底或为一个字、一句诗、一种名称；这种谜通常将谜面贴于节日花灯之上，以供射，特称“灯谜”，当然，灯谜也有以事物为谜底的。人们把书法、水墨画、京剧、灯谜合称中国艺术“四绝”，实在很有道理。遗憾的是，也许是由于正统文学观念，也许是由于瞧不起小物事，这一雅俗共赏、人人喜好、代代创新的中国一绝，却还远未引起应有的重视。在世界谜语创作的脉络中，深入研究中国谜语的特色和意义固然谈不上，就连资料的钩沉和系统整理也还差得很远。赵首成、邵滨军二位卓有远见，在完成《新时期灯谜佳作集》之后，又合力编纂《古今优秀灯谜鉴赏辞典》，不仅蒐集达三千余则，而且附有简明分析和评点，实是难得之创举。相信这部《辞典》能在已嫌泛滥的《辞典》之潮中，独树一帜，乘风破浪，让历史记下自己的功勋。
从中国文化走出去想到林语堂
1938年，林语堂用英文写的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生活的艺术》一书出版，引起轰动，成为美国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且持续时间长达52个星期。后来，此书在美国重印了40余次，并被译成十多种不同的语言，包括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丹麦、瑞典、西班牙、荷兰等语，直到今天它的影响力仍然不衰。林语堂1935年写的《吾国与吾民》也深受美国读者喜爱。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作家赛珍珠说：“长期以来，我就希望他们中的某个人可以为我们所有的人写一本有关他们自己的中国的书，一本真正的书，渗透着中国人基本精神的书。”而《吾国与吾民》正是她所期待的那一本。她评价说：“我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最真实、最深刻、最完备、最重要的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更值得称道的是，它是由一位中国人写的，一位现代的中国人，他的根基深深地扎在过去，他丰硕的果实却结在今天。”
七十余年过去了。中国的经济地位、文化实力无疑大大超过了20世纪30年代，但是，为什么直到今天还不曾出现一本和林语堂以上两本书在国外的影响可以媲美的中国人自己写的书呢？我想这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是林语堂对中国文化有深刻广泛的了解和热爱，能够捕捉到中国文化的神髓，并以简约的形式传达给西方读者。林语堂虽然没有陈寅恪、钱锺书那样的家学渊源，文化根底（他出生于一个基督教牧师家庭，后来进入上海著名的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但他勤于学习，努力实践。他不仅用英文写了《中国的智慧》《孔子的智慧》和《老子的智慧》等综合性介绍，而且直接将中国文化名著译成英文，如陶渊明的《古文小品》、苏东坡的《东坡诗文选》、沈复的《浮生六记》、郑板桥的《板桥家书》、刘鹗的《老残游记》等。
其次，他的家庭背景和经历使他比较容易理解西方读者的文化趣味和内在需求，因此有可能针对他们的兴趣爱好，对中国文化给予准确、到位和贴切的解释。他总是把外国读者置于朋友的地位，将心比心，尊重不同文化的差异，而不是向他们灌输、宣传，更不是向他们炫耀什么软实力！
再次，林语堂以平和的心态、自由的精神、杰出的文学才能，从容自若，娓娓道来。在选题方面，不论题目，大至宇宙，小至苍蝇，都可以成为其描写对象，做到了“有容乃大”，易于读者接受。他创造了一种所谓“娓语文体”，与启蒙文体的高调、傲慢、急躁形成尖锐的对立。
更重要的是，他的一切出发点都基于坚定的跨文化思想的考虑。这也许与他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比较文学的经历有关。1919年，他曾获得半额奖学金，离开清华大学去哈佛比较文学系学习；与他同学的有吴宓和梅光迪等，林语堂深受他们的影响。他始终认为理想的生活应该是中西互补的，既要“努力工作”，又要“尽情享受”，而且这二者相互交融，不可分离。林语堂说：“人生永远有两方面，工作与消遣，事业与游戏，应酬与燕居，守礼与陶情，拘泥与放逸，谨慎与潇洒。其原因在于人之心灵总是一张一弛，若海之有潮汐，音之有节奏，天之有晴雨，时之有寒暑，日之有晦明。宇宙之生律无不基于此循环起伏之理，所以生活是富有曲线的”，也就是多样的。30年代，著名的文化人往往会在自己40岁生日时，对自己过往的人生作一些回顾和小结，写下一段人生感言。1934林语堂40岁，他也写了《我的话·杂说》五则联语，既总结过去，也树立了今后的人生准则。其内容如下：
道理参透是幽默，性灵解脱有文章。
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
对面只有知心友，两旁俱无碍目人。
胸中自有青山在，何必随人看桃花？
领现在可行之乐，补平生未读之书。
这说明他宽容通达的人生观和独立思考，以及汇通东西文化的宽阔视野。林语堂的一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创造了至今无人企及的中西跨文化流通的实绩。
关于月亮的传说和欣赏
世界各地都有说不尽的关于月亮的诗文和民间传说。月亮永远是人类欢欣时分享快乐的伴侣，也是忧愁时诉说痛苦的对象。但是，不同文化却对月亮有不同的描述，他们对月亮的欣赏角度和欣赏方式也往往是各不相同的。
在中国文化中，月亮首先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孤独的象征。千百年前，一个美丽的少女，吃了长生不死的灵药，她感到身轻如羽毛，一直飞升到月亮之中。在那里，她永远美丽年轻，陪伴她的只有玉兔和吴刚。玉兔永远重复着捣药的动作，年轻力壮的吴刚则被罚砍树，砍断了又重新长上，年复一年，永无休止。总之，时间消逝了，不再有发展，空间也固定了，不再有变化。然而这个名叫嫦娥的少女却并不快乐，她非常寂寞，正如一首诗中所写的：“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在中国诗歌中，月亮总是被作为永恒和孤独的象征，而与人世的烦扰和生命的短暂相映照。李白最著名的一首《把酒问月》诗是这样写的：
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
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
今天的人不可能看到古时的月亮，相对于宇宙来说，人生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瞬间，然而月亮却因它的永恒，可以照耀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们。千百年来，人类对于这一人生短暂和宇宙永恒的矛盾完全无能为力。我们读李白的诗时，会想起在不同时间和我们共存于同一个月亮之下的李白，正如李白写诗时会想起也曾和他一样赏月、在他之前的古人。正是这种无法解除的、共同的苦恼和无奈，通过月亮这一永恒的中介，将“前不见”的古人和“后不见”的来者联结在一起，使他们产生了超越时间的沟通和共鸣，达到了某种意义上的永恒。李白终其一生，总是把他对永恒的追求和月亮联系在一起。他的另一首诗《月下独酌》写道：“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在深夜绝对的孤独中，他只有永恒的月亮和自己的影子做伴。虽然三者之间也曾有过快乐的交会，但那只是短暂的瞬间：“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李白所向往的是永远超越人间之情，和他所钟爱的月亮相会于遥远的星空银河之上，即这首诗的结尾所说：“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传说李白死于“江中捞月”。他于醉中跃进江里，想要拥抱明月，他为明月献出生命，也就回归于永恒。
日本文学也有大量关于月亮的描写，但日本人好像很少把月亮看作超越和永恒的象征，相反，他们往往倾向于把月亮看作和自己一样的、亲密的伴侣，有时甚至把月亮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而对它充满爱怜。例如13世纪的道元禅师（1200—1253）曾经写道：“冬月拨云相伴随，更怜风雪浸月身”。有“月亮诗人”之美称的明惠上人（1173—1232）写了许多有关月亮的诗，特别是那首带有一个长序的和歌《冬月相伴随》最能说明这一点。《序》是这样写的：
元仁元年（1224）十二月十二日晚，天阴月暗，我进花宫殿坐禅，乃至夜半，禅毕，我自峰房回到下房，月亮从云缝间露出，月光洒满雪地。山谷里传来阵阵狼嗥，但因有月亮陪伴，我丝毫不觉害怕。我进下房，后复出，月亮又躲进云中，等到听见夜半钟声，重登峰房时，月亮又拨云而出，送我上路。当我来到峰顶，步入禅堂时，月亮又躲入云中，似要隐藏到对面山峰后，莫非月亮有意暗中与我做伴？步入峰顶禅堂时，但见月儿斜隐山头。
这时，他写了两句诗：
山头月落我随前，夜夜愿陪尔共眠。
接着，他又写道：
禅毕偶尔睁眼，但见残月余辉映入窗前。我在暗处观赏，心境清澈，仿佛与月光浑然相融。
最后，他写出了最为脍炙人口的两句诗：
心境无翳光灿灿，明月疑我是蟾光。
日本著名作家川端康成在他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中，引录了这首诗，并分析说：
这首诗是坦率、纯真、忠实地向月亮倾吐衷肠的31个字韵，与其说他是所谓“与月为伴”，莫如说他是“与月相亲”，亲密到把看月的我变为月，被我看的月变为我，而没入大自然之中，同大自然融为一体。所以残月才会把黎明前坐在昏暗的禅堂里思索参禅的我的那种“清澈心境”的光误认为是月亮本身的光了。
川端康成还指出，这首和歌是明惠进入山上的禅堂，思索着宗教、哲学的心和月亮之间，微妙地相互呼应，交织一起而吟咏出来的，它是“对大自然，也是对人间的一种温暖、深邃、体贴入微的歌颂，是对日本人亲切慈祥的内心的赞美”。明惠的诗和川端康成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与李白的诗完全不同的观赏月亮的视角和意境。
希腊神话中的月神塞勒涅（Selene）也是一位美丽的女神。她身长翅膀，头戴金冠，每天乘着由一对白马牵引的闪闪发光的月车，在天空奔驰，最后，隐没在俄刻阿诺斯（Aceanus）河里。在希腊女诗人萨福的笔下，塞勒涅是一个美丽的少女，手执火炬，身后伴随着群星。月神爱上了美少年恩底弥翁（Endymion），恩底弥翁是一个生命短暂的凡人，因为塞勒涅爱他，神就使他青春永驻，但他必须长睡不醒。月神每天乘车从天空经过，来到她的情人熟睡的山洞，和这个甜睡中的美少年接吻一次。神话中说，正是由于这种无望的爱情，月神的面容才显得如此苍白。在这个神话中，美少年恩底弥翁得到了永恒，他付出的代价是无知无觉，和嫦娥一样远离人世。人类总想摆脱时间，追求永恒，其结果往往是悲剧性的；即使他们成功了，他们得到的永恒也不是幸福，而是成为异类，永远孤独。塞勒涅和嫦娥的故事都说明了这一点。希腊月神和希腊神话中的其他神一样，都是有爱，有恨，有嫉妒，精神上过着类似于凡人的世俗生活。
西方现代诗歌关于月亮的描写往往也赋有更多人间气息。下面是法国诗人波特莱尔的一首《月之愁》：
今晚，月亮做梦有更多的懒意；
像美女躺在许多垫子的上面，
一只手漫不经心地，轻柔地
抚弄乳房的轮廓，在入睡之前。
她的背光滑如缎，雪崩般绵软，
弥留之际，陷入了长久的痴愣，
她的眼在白色的幻象上留恋
那些幻象花开般向蓝天上升。
有时，她闲适无力，就向着地球
让一串串眼泪悄悄地流呀流，
一位虔诚的诗人，睡眠的仇敌，
把这苍白的泪水捧在手掌上，
好像乳白石的碎片虹光闪亮，
放进他那太阳看不见的心里。
《恶之花·忧郁和理想》
这样来描写月亮，在东方人看来，多少有一点儿亵渎。波特莱尔的月亮不像李白的月亮那样富于玄学意味，也不像明惠禅师的月亮那样，人与自然浑然合为一体。在波特莱尔笔下，月亮是一个独立的客体，它将苍白的泪水一串串流向大地，流到诗人的心里；在月下想象和沉思的诗人也是一个独立的主体。在另一首波特莱尔的诗《月的恩惠》中，诗人幻想着月亮来到了自己的身边：
月亮轻步走下了云梯，
毫无声息地穿过窗门的玻璃；
于是她带着母亲的柔软的温和，
俯伏在你上面，
将她的颜色留在你的脸上。
在这首诗中，月亮是独立的客体，又是诗中行动的主体，人和自然的关系无论多么亲密，始终是独立的二元。这也许正说明了东方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与西方传统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的不同。
总之，三位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的诗人用不同的方式，欣赏和描写月亮，却同样给予我们美好的艺术享受。如果我们只能用一种方式欣赏月亮，岂不是我们的重大损失？无论排除哪一种方式，都不能使我们对欣赏月亮的艺术情趣得到圆满的拥有。我想用不同文化的人们对于月亮的欣赏作为例子来说明不同文化可以通过一种中介达到互相理解和认识。诗和传说中的月亮就是这样一种中介，它可以使不同文化的人们欣赏并拥有另一种文化，而得到在本民族文化中不能得到的艺术享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