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放晴了。空气清新湿润，迎面有徐徐的微风吹来，不时会有一颗两颗残留在树枝上的水珠被它摇落，滴在脸上身上，一阵惬意的感觉。马路两边的田野葱茏翠绿，生机盎然，几只花喜鹊在那里叽叽喳喳，一会飞到地垄上，一会落在树杈上，它们也是愉悦的。路面干干净净，在没有人踩过的地方清洁得让人只想跑过去打个滚。路上依旧没有车辆，更是看不见行人，我骑在车上，身心都如同天上游走的白云，飘然，自在。
一路上我心里什么都不想，既不想昨天的事，也不想明天的事，不想在路上停留，也不急于回家。路还长着呢，要按我现在的速度，三个小时也回不了山那。
我就这样晕晕乎乎地走着。
就在来到一段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路段时，我忽然听见一个异常的声音，像是知了的叫声，应该是知了在远处的叫声，不是很响，可是仔细一听，那声音就在我的身后。我跳下车来寻找，那声音竟然是来自我的自行车！低下头去再看，发现我的后车轮轮胎上扎着一个蒺藜。不好，别是扎了轮胎吧，我心里一惊。怎么不是，那声音就是从有蒺藜的地方冒出来的！我一时没了主意，想了半天，决定把它拔出来。这一拔不要紧，就在蒺藜离开轮胎的同时我听见噗地一声响，我没来得及离开的手被吹了一股凉气，定眼看时，轮胎彻底瘪了下来。这可怎么办？修车也得找个有人的地方啊。我站在那里向四周看看，除了那些在风中摇头晃脑的庄稼，一个人也没有，顿时心里生出一种悲凉。没办法，只能推着车子走了，好在车上也没带多少行李，担心就担心这样走下去，时间长了那轮胎会被碾坏。
骑在车上的时候不感觉热，可推着车子走了没几步就开始出汗，不一会已经是大汗淋漓了。好像这天气也专门同我做对似的，天空中一丝云彩也不见了，太阳开始发威，那风也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幸亏路基的两旁零零星星长着一些杨树，走得累了我会躲到树荫下稍事休息。
走了大约一个小时，我看见路边有个村子，我想这下有救了。可我进去一打听，别说是修车的，这个村里拥有自行车的人家都不多。不过那几个在阴凉里坐着的老爷爷老奶奶心底很善良的，见我着一身汗水说我肯定渴了，让我到他们家里喝水去。我也不再讲什么客套，就跟着一个老奶奶去了她家里，一口气喝了三大碗。我问老奶奶这水多少钱一碗，她笑着说没听说过喝水收钱的事。
“收钱？”一位老爷爷说，“哪有这样的规矩？人不能一辈子都在家里，谁都有个出门的时候！”
我只好对他们表示感谢，心里更是充满了感激。
喝足了水，我的力气就又找回来了不少。看看天色快到中午了，我加快了步伐，不然天黑之前恐怕很难回到家。又匆匆走了一程，突然觉得肚子有点饿，回头看看货架上的蔬菜，除了茄子就是辣椒，没有一样是可以充饥的。我想了，先坚持着，真正到了万不得已，那茄子也许药不死人。
已经错过中午了，我赶到了红星人民公社的驻地，这里是回山那的必经之路，而且这里也有公共汽车通往市里。无论如何，总算是又近了一步。我心想。红星人民公社的主要街道就是这条公路，在路的两边有邮局银行还有饭店，就是没有修车铺。虽然很饿，可我并不急于吃饭，而且我手上没有粮票，也不可能从饭店里买出饭来。当地的人告诉我，这里原来有两个修车铺的，去年割资本主义尾巴时给割掉了一个，那是个人开的；另一个在农机厂门口，要拐下大道向南去，也不多远，一里多路的样子。我到了那里，果然找到了那个修车铺，没有三分钟车子就修好了。
当我返回公路，也就是那条大街的时候，我特别特别想吃饭，我已经饿的不行了。在没有修好自行车之前，我一心想着修车，自己暗下决心，只要能把车子修好，两顿饭不吃也行。可是车子刚刚修好我就变卦了，就饿得不行了，现在我只有一个心思，吃。我为自己的想法感到奇怪，人，为什么会是这样？尽管我知道自己身上没有了粮票，饥饿还是把我推进了饭店，当时我没有什么更高的主意，就想着，他们若是不卖给我饭，那我就吃点菜可以吧？总比饿着强！
走进饭店的时候，饭店的工作人员快下班了。我先去点菜，两毛钱一个芹菜炒肉，四毛钱一个辣炒肥肠，本来我想要点猪头肉什么的，能撑住肚皮的，可惜他们没有。倒是看我点菜大方，服务员冰冷的脸稍微暖和点，我趁机问他是否可以卖给我点饭，馒头米饭，只要是粮食做的就行。
“你要多少？”没等我回答，服务员接着说，“至少买一斤，加八分钱，算是粮票。”
“好好好。那就给我来一斤馒头。”我有盘算，馒头吃不了可以兜着走，若是米饭吃不了就很难办。
菜要先付钱，他们才给做的，饭是现成的，也得先付钱。付过钱后，自己得待在“取菜口”和“取饭口”等着，服务员喊一嗓子：十一号的饭！那十一号就得快去接过来。若是服务员喊：九号的菜！九号便跑得屁颠屁颠的上来迎。
餐厅里的人不多，连我这个没吃的才五个。有两个人看上去是一起的，正脸对着脸在同一张桌上喝酒；另外两个每人占一张桌子，各吃各的。奇怪的是那个年轻人，他站在桌子旁边吃，没有用筷子。他桌上的东西七零八落，像是其它桌上汇集过去的，但是可吃的东西并不多，他用手捡那些可以吃的饭菜往嘴里填。在他身上挂着两件衣服，之所以称之为挂着，是因为那件背心和裤子已经破烂到惨不忍睹的地步，上面不仅有洞，更多的地方已经成了丝缕，我相信你一定见过脱捻的线团，破旧的麻袋这一类的东西。我在市区的饭店里和马路旁边见过这样的乞讨者，但是眼前这一位显然不如市区里的那些家伙脏。他脚上踏着一双本地少见的拖鞋，头发浓密超长，已经遮住了他眼睛。他一边吃，一边打量着另外两个餐桌，大概是想让他们赶紧离开，并且尽量能剩下一点食物。就在他扭头的一刹那，我看见了他的面目，这一下着实让我吃了一惊。
“锤头！”我下意识地喊出了他的名字，声音很大。
锤头是我初中的同学，跟漏子是一个人民公社的，属于另一个生产大队，初一的第一个学期我俩还是同桌。他没有读完初中，初二第一个学期他还在上课，寒假过后他就再也没有到学校去过。听漏子等一帮和他同路上学的同学说，是因为锤头的爸爸杀了人。
锤头有个大爷解放战争的时候参加了解放军，在解放江南随大军南下的途中投靠了国民党，后来去了台湾。因此，尽管锤头家庭出身是贫农，可是有了这个大爷，他和他的家人的成分就不是那么纯洁了，个头也就不如同村的社员们高了。锤头爸爸杀人的情节很复杂，国庆知道这个案件，好像还对我提起过。事情的梗概是生产大队的民兵连长看上了锤头妈妈，多次到锤头家骚扰调戏，从来不把锤头爸爸看在眼里。一天就在他又一次来到锤头家，对锤头妈妈非礼的时候，正巧被锤头爸爸撞上了。锤头爸爸早就对这个专横跋扈的民兵连长恨之入骨，一气之下就把他杀了。本来就是有问题的家庭，有污点的身份，又杀了民兵连长，还有什么好说的呢？锤头母子再也没法在村子里生活下去了。锤头爸爸被枪毙以后，锤头妈妈就带着锤头逃回了娘家。娘家也不是他们安身立命的地方，那里没有他们的户口，没有他们的房子，也没有他们的口粮，没办法，锤头的妈妈就改嫁了。改嫁后的母子仍旧被人看不起，尤其是锤头，三天两头被后爹打骂。当然，后面的一些事情是漏子给补充的，国庆知道的没有这么多。
“哦，是徐建军嘛。”果然是锤头！
可是他没有惊喜的神情，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也许我进门的时候他就看见了我？我暗自思忖。
“操！真是你呀！”我走到他的面前，抓住他的肩膀晃了晃。
“不是我是谁。”锤头说，一点也没有同学的亲热劲。
“你，你怎么在这里吃这些？”我的同情心快让我落泪了。
“唉，我不吃这些又能吃什么？”锤头说着，又低下头去继续吃，“我又不像你，那么有钱，那么阔。”
“别吃这个了！”我拦下他，“等一下咱俩一起吃。我因为没带粮票，就多买了一些菜！然后他们照顾我，还多买了饭。”
锤头终于停了下来。这时候服务员喊我，饭菜都齐了。我找了一张干净的餐桌把饭菜端上，碗筷拿来，又搬来方凳让锤头坐下。本来我想让他洗洗手的，看他那个没精打采的样子，也就不提了。
“你在这里一等，我就回来。”我说。
进门锁车的时候，我看见饭店的隔壁就是供销社，我跑到那里花九毛钱买了一瓶白酒，一盒香烟，一盒火柴。没想到我回来的时候锤头已经洗过手了，他看着我手里的酒和烟说道：
“嗯？你喝酒？”
“不是遇上你了嘛！”我一边拿来酒杯斟酒一边说，“老同学好长时间不见了，怎么也得喝点啊。”
“你让我吃饭我就吃，不让我吃我就走。可是，这酒，我不喝。”锤头的声音不大，但是很坚决，没有商量的余地，“我发过誓，只要我活着，酒和烟一律不沾。”
肯定一个人死了以后也不能沾了。但是，我不敢跟他开玩笑。
“那你就开始吃饭吧。”我说。
我知道拗不过他，于是自己斟上一杯慢慢喝起来。他吃饭的样子十分酣畅，一口馒头一口菜，一口菜一口馒头，就跟刮旋风似的。我一杯酒还没喝完呢，他就停下了，把筷子放到一边，意思是吃饱了。我担心他是因为我吃得慢，为了给我留着才停下的，就劝他再吃，一定要吃饱，不够的话我可以再卖。
“饱了。我又不做假。”这时候锤头的眼里有些亮光了。
“这段时间你去哪了？”我想知道他目前的情况。
“台湾。”他说。
“你说什么？”其实我听见了，但是我怀疑自己的耳朵，不敢相信他说的就是那两个字。在那个时候，谁能去台湾，怎么去台湾，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
“我去台湾了，可惜没到地方。”他的语气很平静。
锤头真是去台湾了。他说他辍学之后就到生产队劳动，目的就是为了挣工分，自食其力，从而堵住继父天天骂他“杀人犯的崽子，白吃白喝的懒虫”的那张嘴。可是，当他参加集体劳动的时候，他看到的是全体社员异样的眼神，听见了更多的骂声，他不仅仅是杀人犯的小崽子，还是国民党的小崽子，甚至有人说他们母子是国民党派到他们村里的特务。开始他是愤怒的，但是渐渐地锤头学会了思考，找到了问题的所在。他发现，这一切一切的根源都来自他的大爷——那个国民党的军人。如果不是他，锤头一家就不会被人看不起，就不会低人一等，民兵连长也就不敢来调戏锤头妈妈，锤头爸爸自然也就不会杀人，当然也就不会有后来的锤头妈妈改嫁，更不会有锤头被人打骂成了家常便饭。是，就是锤头大爷造成了这一切！
“那时候，共产党就要解放全国了，就要胜利了，他为什么当了叛徒，投靠了国民党？为什么？我不明白！”锤头愤愤地说。
我也不明白，就说：“这事得问你大爷。”
“我就是要问问他，我就是要找到他，问问他为什么！”锤头用拳头砸着桌子。
锤头毕竟是有些力气了，就在他愤懑到极点的时候，那个继父又来骂他，他就像一头发疯的狮子一样，两眼通红，呼吸发颤，冲上前去把那个家伙摔倒在地。打那以后，他的继父虽然表面上再也不敢说什么，可是对锤头妈妈的折磨变本加厉。锤头看出来了，他要救妈妈，也要救自己。
他有了一个大胆的计划。
从此，锤头每天晚上跑到村外的一个水库里练习游泳。他练习蛙泳，练习仰泳，练习一切能在水里生存的本领，他要把自己锻炼到一口气能游二十公里的程度，潜水能保证在水下待十分钟以上，而且能够战胜狂风巨浪。他仔细研究过地图了，金门岛现在由国民党军占领着，只要到了金门岛他就可以去台湾，而金门岛离大陆最近的距离只有十来公里。他要游过去，到台湾去，去找到他那个该死的大爷，当面问他为什么叛变，为什么要把他自己的亲弟弟——锤头的爸爸害成了这样，为什么要把他的亲侄子锤头害成了这样，为什么把锤头的一家都给害了！
连续练了几个月，锤头感觉练得差不多了，就悄悄告别了妈妈，偷偷启程，从山那市火车站扒上了南下的火车，到了厦门。一路上，他几经碾转，风餐露宿，大多数时间靠乞讨为生，偶尔碰见一位好心人给点吃的，就当是改善生活了。在厦门，经当地人的指点，锤头来到了胡里山炮台，据说这里距离金门最近，天气晴朗的时候肉眼都可以看见金门岛了，只是游过去的话要选择双日，因为单日是要打炮的，就算游过去了恐怕性命也难保。锤头观察好了地形，决定了从哪里下水，然后就隐蔽起来，等到天黑的时候行动。可是那几天天气异常恶劣，不是狂风暴雨就是狂涛巨浪，锤头根本无法下海。
大约等了两个星期，锤头终于迎来了一个风平浪静的好日子，于是他就下水了。在摆脱了陆地的巡逻之后，他还要需要机智地躲过解放军海军在水面上的巡逻，并且要把握住下海之前确定好的方向，就是那一片隐隐约约的灯光。锤头扑腾了好长一段时间，感觉上应该是快过半的里程了，他看见有两艘船迎面驶来。四周是黑乎乎的海水和黑乎乎的空气，锤头分不清是解放军的舰船还是国民党军的，但是他知道，不管是谁的，只要被他们发现，他的这次行动就全泡汤了。于是他做了一次深呼吸，潜下水去，在水里他能听见船上的发动机发出的噗噗声，等那个声音走远了，他才浮出水面。接下来锤头又游了好长时间，终于看见前面有灯光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了。快了，快了，他心里念叨着，奋力向前划去。其实灯光离海岸还是很远的，就在锤头又游了一阵后，一道手电的光芒照射过来，有人招呼他说：
“喂，干什么的？上来！”
那是一个岛，锤头看清了，心里不由地一阵高兴。他想，终于到了。他游到岸边的时候，岸上的人伸出手来拉了锤头一把，几乎是把他从水里提了出来。
“是国军吗？”锤头很激动。
拉他的人并不回答，待他上得岸来，只是狠狠地一脚把他踹倒在地上。这时候锤头看清了，是三个持枪的人，一个解放军，两个民兵。
第二天锤头被送进了学习班，一个星期后又被送到了一个国营茶场，强迫劳动，上山采茶。在茶场里他认识了几个和他一样想偷渡的人，经过交流之后他才知道自己在海里游了一圈又回到大陆的原因：那是因为一个人的双臂其臂力的大小是不一样的，游的时间长了自然会出现偏差，游错了方向。当然，在短途游泳或者是白天游泳的时候，你都会不自觉地调整这种偏差的，但是在夜里长时间游泳时就很容易兜圈子。后来锤头分析，那次潜泳，就是遇到那两艘船时做的那次潜泳对改变他的方向也有重大影响，因为他从水下出来的时候，已经是头晕目眩，辨不清东西南北了。
“这么说，你现在是刚刚回到山那？”我问。
“回来几天了。”锤头说，“在茶场里强制劳动一个月后，他们给了点路费，把我强行推上了北上的火车。”
“那，你准备到哪里去？”我为他担心。
“我哪里也不去。”锤头的眼神是忧郁的，目光含混不清，“我得继续练习游泳，我一定要登上台湾岛！”
饭店的工作人员已经回来准备上晚班了，餐厅里只剩下了我和锤头，饭菜已经吃光，酒还剩下好多。我担心一会吃饭的人会多起来，再说天色也不早了，我还得赶回山那去，我就把兜里所有的钱，大概有三块多点全部掏出来塞给了锤头。
“就这么多了，你拿着，算是我对你的支持。”我嘴上说着，心里直打鼓。不是我在乎那些钱，我是担心这样做会不会给我带来麻烦，因为毕竟锤头要去的是台湾，而不是北京上海或者广州。
锤头犹豫了一下，还是把钱接了过去。
“我会记住你的，徐建军，你够朋友！”锤头说着，眼里闪着泪花，“大恩不言谢，我会回来的，回来看你。”
“别说那么多，谁让咱俩是同学来着。”我说。“回头见，祝你成功！”
锤头走的时候头也没有回，就一直向西去了。夕阳很大，红了，像一个硕大的洞口，锤头一直走了进去。我看见他变的越来越小，最后就消失在那一片火红之中。
从那次分手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锤头。后来我打听漏子，漏子说好像在哪里见过他一面，也就是我和他在饭店相遇后不久。从此，锤头信息渺茫。
十几年后，锤头大爷的尸骨在淮海战场附近被找到了，那是一个偏僻的地方。人们从那个不是很完整的墓碑上发现了他职务，解放军某部副排长。
我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对爸爸妈妈撒了谎，说钱都花光了，也记不清是怎么花的，反正是修自行车了，下饭店了。他们没有责怪我什么，只是爸爸闻到了我身上的酒气，敲打我说，这东西尽量少喝，最好是不喝。关于这个警示后来爸爸又重复过多次，每次我都认真听了，可我的酒量还是渐长。
第二天早晨，我想起漏子娘给我做的那个笔套，便拿出来装钢笔试试，打开一看，里面放着我给她的那五元钱和十斤粮票！不用说，一定是漏子干的。
“哎呀呀，这个漏子，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我咬牙切齿地说。
